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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大船何日过三峡?(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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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船何日过三峡?(九)   
金唢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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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大船何日过三峡?(九) (1256 reads)      时间: 2011-12-20 周二, 上午7:51

作者:金唢呐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大船何日过三峡?(九)


金唢呐


唐德刚对毛时代的评价有道理但不准确

第四,唐德刚在不同文章里评价了毛时代和毛泽东本人,概括起来有下面三小条:
1、毛时代就制度层面而言,是“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

2、就毛执政二十八年的政绩而言,以五七年为界,由五七年前完全正确,到五七年以后的完全错误,堪比“汉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贤的乱政”,而且“不但搞得死人数千万,文物财产被他破坏得无法补偿。最糟的还是他把整个中国弄到廉耻丧尽,是非全无,几乎到了万劫不复的绝境,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复也。”

3、就毛本人的能力而言,是夺权有方,弄权有术,治国无能,“我们隔洋观火的海外史家,包括小可和李敖‘总统’在内,也曾笑过他,‘只会打天下,而不会治天下。’”

我对唐德刚论述的看法是:第1条完全不同意;第3条完全同意;第2条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下面就把不同意的理由说一下。

先说第1条。首先需要说明什么是制度转型。所谓转型的含义,就是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转变。这样看来,1949年红色政权的建立完全可以看做一场转型,若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还不算“转型”,那神马才算转型泥?楞把这说成是“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就更有点搞笑了。因为实在看不出1949年以后的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以及“日常家庭生活、婚丧制度、财产制度……”,与“传统帝制”有什么相似之处?毛时代对人们财产的剥夺、对于民间社会的摧毁以及对于私人生活的极度控制,绝不是“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帝制”能望其项背的。“传统帝制”从来没有让农民失去迁徙的自由,更没有农民饿死也不准到其他地方逃荒要饭。

再说第2条,唐德刚五七年以前毛主席“完全正确”的说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不说别的,光是1951年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清水里洗三遍,血水里泡三遍,碱水里煮三遍”,就看不出正确在何处。但唐德刚以五七年为界我认为是对的,只不过五七年之前应该是“部分正确”而不是“完全正确”,五七年以后确实是“完全错误”。1949-1956年年,毛主席干的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1957-1976年,毛主席抛开苏联模式,甩开膀子大干“毛式社会主义”。所以,唐德刚说的57年前后的区别,实际上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和“毛式社会主义”的不同。

自毛主席在1949发表“一边倒”的宣言后,中国不仅从苏联得到了大量的物质援助,而且治国模式也几乎是完全照搬苏联的(严格说从二三十年代的“中华苏维埃”就开始了),当时家喻户晓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毛本人也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也就是说,前八年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按现在的说法,毛主席是个“性情中人”,擅长演奏狂想曲,所以后二十年踢开苏联开始干自己独创的毛式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羡慕去吧”。

我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系列中曾说过,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特点是血腥和僵化,缺乏动力,所以不能长期运转。邪恶固然邪恶,但目的明确,方法简单实用,靠着二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毕竟还能运转起来,在短期内甚至是高效的。而且斯大林并没有把知识分子作为重点收拾对象,反智色彩不重。像五八年“小高炉炼牛屎铁”、文革毁党建党之类的蠢事,基本跟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无缘。

比如说为了高速发展重工业,以高积累与残酷剥夺农民的办法集聚资金,是斯大林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原则和特点。为此斯大林提出了“贡税论”,即国家利用对价格市场的垄断,扩大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强迫农民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缴纳的“贡税”,为工业化积累足够的资金(这是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24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的翻版)。苏联的农民因此被剥夺了土地、耕畜、农具,被组织成缴纳“贡税”的劳动军;被置于各种刑法、法规的约束下,在包括机器拖拉机站在内的各级机关、各种机构的严密监控下劳动。集体化运动的几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据不完全统计也在400—500万人。但是,不得不承认,苏联的重工业确实在短期内取得了快速的增长。

五七年以前中国大干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虽然也干了不少错事甚至坏事,但蠢事确实干的不多。毛泽东由于知识结构和能力所限,他老人家脑子里只能产生《桃花源记》这类的“略图”,根本无法照此施工。所以开始干社会主义的时候,只好实行拿来主义,按苏联设计的图纸施工。具体说,就是“以俄为师”:按照列宁的方式建党建军,按斯大林的方式搞建设。客观说,这种按图施工确实还取得了不少成果。那时毛主席虚怀若谷,确实做到了“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毛主席语录》)。比如当时的普及识字教育、推广新接生法、建立工厂学校医院等,都是我所说的“部分正确”的政绩。最重要的是在苏联人帮助下,中国建立了各种“体系”,包括工业、教育、医疗卫生、公检法等体系。看看东北就知道,都说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其实都是日本和苏联打下的底子。除了大庆油田,那些建设成果都跟毛主席没什么关系。中苏决裂后开始还靠着惯性按苏联模式继续运行了几年,后来就完全开始任着自己的性子胡闹了。

1956年以后毛主席居然也看出了斯大林模式的“僵化”,决定不再使用老大哥为自己设计蓝图,开始搞自己擅长的痞子运动,就是以发动群众“继续革命”作为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而且连时间都很具体,就是“七八年折腾一次”,力保红色社会可以像永动机般地不停运转,铁打的江山万世不竭。毛另起炉灶的结果,就是干出了一桩桩贻笑千古的蠢事,而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差,“最后把八亿人民,都整到家破人亡的绝境;古老民族也被他弄到了人相食,和亡国灭种的边缘,自成五千年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特殊阶段。”

唐德刚其实也看到了毛主席踢开苏联另搞一套的做法,但他和我的观点不完全一样,他认为毛的问题是“学习无对象、效仿无目标”所致。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毛氏这记虎头蛇尾的政权,大陆上的中共党史家,曾说他:‘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我们隔洋观火的海外史家,包括小可和李敖‘总统’在内,也曾笑过他,‘只会打天下,而不会治天下。’但是我们海内外两造,都未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毛泽东何以不能治天下?这点倒要稍加解释。”

“‘自古帝王多无赖’,老实说,毛公雄才大略,他真要做起皇帝来,必是一位顶瓜瓜的‘开国之君’,不下于刘邦、刘秀、赵匡胤、朱元璋也。不特毛如此,纵是袁世凯、蒋中正,乃至我的朋友李宗仁(我就曾当面恭维过他),都可做一阵好皇帝,而做不好总统、主席,何也?因为做皇帝,我们已有三千年老样板、老经验、老社会、老底子,你有本领打了天下,南面称孤,依照老样板、老经验来,虽阿斗、溥仪,也可照本宣科也。”

“在袁、蒋、毛、李那个去古未远的时代,‘打天下’也远比‘治天下’容易。因为打天下只是无赖打无赖,封建残余打封建残余,都有老套路可循。治天下就难了。老样板没有了。‘依样画葫芦’,也没个葫芦做样子了。你要做总统、做主席,你得向洋人取经;美国式、英国式、法国式、俄国式、苏联式、日本式,你学得再像模象样,你没他那个洋社会、洋底子,也是要画虎不成,画出狗来的。人家有人家的传统,我们有我们的包袱,政治制度,哪可以乱搬?”


我认为毛主席放弃学习苏联,并不是没办法“依样画葫芦”,而是不愿意“依样画葫芦”,这恐怕还是与毛本人的爱折腾的孙悟空性格有关。让毛主席老老实实搞经济建设、坐下来弄财政预算,恐怕比让他蹲监狱还难受。我至今认为,苏联与中国的国情很多地方都很像,如落后农业国、大一统情结等,马列设计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不搞则已,搞的话苏联模式便是最高境界。斯大林式社会主义问题出在制度本身,而毛式社会主义有制度上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毛主席本人的恣意妄为所致。

至于老唐把毛时代形容成“汉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贤的乱政”我觉得有歧视残障人士的嫌疑,不能因为人家裤裆里缺点东西就肆意糟蹋人家。“汉末十常侍”那段历史我不太熟悉,但“明末魏忠贤”多少知道一些。本来古代史官和近现代历史学家对宦官的就有偏见,我印象里除了郑和因为下南洋“扬我国威”而受到正面评价外,其余的好像没一个好东西。即使如此,魏忠贤的罪名不过两条:一是迫害持不同政见和派别的知识分子(即东林党人,实际上是官僚集团),二是建生祠搞个人崇拜。前者最多相当于搞了一次超迷你型(super mini)反右,满打满算收拾了几百人,连个五七年的零头都够不上;而建生祠搞个人崇拜那点事儿手笔之小、规模之微,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儿戏,这在毛时代要被人笑掉大牙的。这两条无论哪一条都不及毛主席的万分之一,纯粹是“纳米巫见宇宙巫”。

毛主席光是反右、大跃进和文革这三件事儿,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永远是无人能超越的高山,汉末十常侍和明末魏忠贤只有“仰止”的份儿。反右按官方的说法是定了55万右派,文革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叶帅和耀邦不一样,那可是素来以稳重缜密著称,绝不是乱讲话的主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曾送他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表扬他能在历史的“大关节”处是非分明,这么看来叶帅的话还是可信的。

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饿死了多少人没有定论,张戎说七千万,袁隆平说三千四百万,毛左大佬李明瑞说两千两百万。官方从不明确表态,王顾左右而言他,让你猜哑谜。唯一官方提供的证据就是在新修党史《二卷》中写了这么一句:“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1960年与1959年相比,中国人口净减少1000万。”(《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用的也是这个数据)。自1950年后,中国人口每年都是增加的,看看“三年困难时期”到底死了多少人,只能根据自己的数学知识,列各种公式计算去。不过最保守估计的数字怎么也有三千万吧,能让饥荒从东北到广东、蔓延全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饿死几千万,而且发生这在20世纪60年代的和平时期,这也绝对称得上是人间奇迹。“汉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贤的乱政”有这等本事吗?

说起这事儿来有时也感到挺悲凉的,党和政府连到底死了几千万人这么大个事儿都不给个明确的交代,直到今天国人只能从各种文献里找点线索猜哑谜,21世纪的“公民”做到这份儿上真是悲哀。我以前说过,现在觉得不让研究人员做实验造假感到太不公平,有一次研究生答辩,在摘要里他的每组动物数是n=15,正文里面小白鼠是20只,我还质问人家,弄得人家下不来台,支支吾吾说是笔误,其实谁都知道是造假。现在想想看,我真是TMD多此一举,少几只耗子算个屁事儿!

现代人物和事件与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类比的时候,我觉得应该遵照我党“实事求是”的原则谨慎行事,让事实说话。事实上老魏与毛主席没什么可比性。魏忠贤并不是像唐德刚说毛那样“二十年中,除整人杀人之外,未做一件历史家可以大书特书的善政”。连官方认可的百度都说“魏忠贤由于与控制舆论的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而使他的坏处被无限放大了。其实,魏忠贤在事关国家、袁崇焕和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很讲原则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19376.htm )明朝灭亡前,崇祯在听到太监曹化淳说的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之后,终于领会到了皇兄明熹宗临死前强调魏太监“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所在。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祯命人厚葬魏忠贤,墓址选在了魏忠贤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云寺。

至于老魏广为后人诟病的私生活和人品,其实也有不少夸张的成分,一个太监能贪污腐败到哪儿去。最主要的还不是魏忠贤生前干了多少坏事,而是没有留下像毛主席那种“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复”的宝贵遗产,老魏“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人死万事皆空,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连个当少将的后代也没留下。


【未完待续】

作者:金唢呐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上一次由金唢呐于2011-12-21 周三, 上午8:55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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