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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红卫兵陈小鲁口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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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红卫兵陈小鲁口述 -- LS - (22185 Byte) 2011-9-18 周日, 上午6:43 (1572 reads) |
LS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26
文章: 284
经验值: 2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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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几分钟，我们的后续部队占领了山头，鬼子刚快到山顶，一顿子弹打下来，美国鬼子就又下去了。就是这么一点点时间，否则，如果是美国人占了山头，我们在山底下，那不知道死多少人才能夺回来。多有戏剧性，但这就是真事。
这些英雄和老兵都很有特点。我对他们都很尊重，听这些经历，就是传统教育呀。
◇ 一死何须万岁泪
部队都是搞正面教育，就是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二月逆流”的事是团政委亲自传达的。传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家的事。毛主席讲得很严厉，但是政委在我们连传达，就比较委婉，讲得轻描淡写：“‘二月逆流’嘛，就是几个老同志犯错误，也不是什么大错误，就是发发牢骚，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所以就放炮嘛。”“这些老同志经过革命锻炼，还是能够改正错误的。毛主席说了嘛，‘他们说一说也是可以的’”。
后来，１９７１年传达“庐山会议”〔９〕，当时有个“二陈合流”的说法。政委传达的时候就说了一句：“陈老总爱放炮，他跟陈伯达不一样，他一点火就着。”据说别的部队传达，这两次讲得都比较严厉。我这人容易安于现状，即使在“监管”期间，觉得能够到部队锻炼，内心感觉也挺好。我也没有提心吊胆，因为我自信没犯什么事。当时我最关心的还是父亲，当时规定不让我通信，只能在报上看父亲活动的报道。终于在１９７１年五一节，他又上天安门了。这是大好消息，我就放心了。批就批吧，能出来，那就说明他没倒。
突然有一天，连长告我：军区首长通知，让你赶快回家。等我到了北京，因为一直被隔绝，三年未通音信，我都不知道家是不是还在中南海？我就先去中南海的小南门，报了名字，问：我们家还在这儿吗？他们说，你父亲还在老地方住，你还走西门。这样，我到了西门，我父亲的秘书出来接我，说，哎呀，指导员回来了。我说，什么指导员？他说，听说你都当了指导员了嘛。我说，没有啊，你看我的军衣，两个兜儿啊〔１０〕。
后来听父亲讲，才知道是怎么回事。１９７１年初开批陈整风会的时候，父亲见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就问了一句，“陈司令啊，我一个儿子还在你那儿当兵呢，怎么样啊？”“哎，表现很好啊，现在已经提干部了，当指导员了。”“他三年没有消息了，没有回过家。”“哎，我立刻让他回家。”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让我回家。实际上我探亲的时候，父亲已经发现是癌症了，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动的手术。他想见见我。
我回来以后，跟父亲讲起当时我们团传达“二月逆流”的问题和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他挺受感动。但是，我大哥他们带给他的消息，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负面的多。后来，父亲跟母亲讲了一句话：“小鲁可能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不跟我们讲，他怕我们伤心。”我当时对父亲，确实是只讲比较好听的。不过实际上，我们部队批“二月逆流”，态度也确实很好，我也是非常受感动。
后来父亲又见到陈锡联，说，我儿子回来了，谢谢你啊。不过他还是战士嘛，没有提干部呀。陈锡联反应快，连忙说，噢，还没提？报告我已经批了啊，可能还需要一些手续。他回去打电话就问军里，陈小鲁的工作，你们怎么考虑的？就不能好好安排一下？怎么搞的？这样，不久就给我提了排长，一两个月后就当了副指导员，等于是陈锡联下了命令的。
不久，林彪就出事了。“十一”以后，一个排长收到家信。他把信给我看了，信里说：“你还不赶快回来？你们国防部长都跑了！”这是我最早得到的关于“９•１３”事件的消息。我们３９军是四野的主力部队，号称林彪的“三只虎”之一。当时我有一个思想疙瘩没有解开，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反毛泽东？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实际上，以前“四野”的干部可能都有所疑虑，但是不敢说。最后说他是因为等不及了，想“抢班夺权”。但是这还是不足以服人。
也就是那时候，对毛主席的怀疑，也慢慢大了。父亲去世时，毛主席去参加了追悼会，当时毛主席哭了。对此我很感动，但也有点儿想法。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因为林彪事件一出，大家很明确了嘛，林彪才是你信任的人啊。
我当时写了一首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何须万岁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这个牢骚诗我没敢发表。“何须万岁泪”，当时太那个什么了，所以改成“何须万人泪”了。后来，赵朴初去看我母亲，也看了我的诗。朴老说，这个诗写得不错，但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叫“何须”呢？我说，那就改成“难得”吧。他说好，就改成“难得万人泪”。后来这首诗就改成了“一死难得万人泪”。
◇ 部队生活
我真正接触工农兵，就是在部队这个时候。当时觉得部队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特别在危急时刻，都能够顶得上。有一次辽河决堤了，我们团去堵口子。平常干活的时候，当兵的扛着锹在水里干，当官的都是指指划划、溜溜达达的。但抗洪救险最后堵口子的时候，军长亲自来了。军长往前一站，师长、团长在旁边陪着。营长以下的，全部一个人扛一个麻包，干部带头上。我想，连长平常那么神气，真到了关键时刻，营长带头，然后连长，再后面才是我们小兵，挺有意思。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才是部队战斗力的真正体现，说动就动得起来。
再有那时我们跟老百姓的关系，绝对比现在好。遵守群众纪律，我们走到哪儿，都是“缸满地光”。另外比较强调官兵平等，我就给新兵洗过衣服，做思想工作什么的，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跑官儿”的。那时候部队整体比较单纯，也还有点民主。１９６８年１２月份，部队搞整党。那些“后进战士”“讲评”指导员，真是很厉害。我们指导员当时在营口“支左”，连长主持整党，指导员也得回来听战士讲评。全连都坐在地窨子里头，一个平常老泡病号的“后进战士”说，指导员平常要我们讲自己的思想，都讲得很好，我就想问他一下子：为什么他到营口，要搽雪花膏？为什么在盘锦就不搽？这是什么思想啊？“你知道不，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讲的一针见血，指导员脸红耳赤，说不出来话。
我当了团里的干部以后，政委就跟我讲，你表现很好，就是对部队管教不严。我说，我可能是在北京看的事儿多了，觉得这些事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他说，我也认为你是这样。但是你想，我们团里有什么大事啊？这个小事你都不管，这个部队就不叫部队了嘛。政委讲了以后，我注意了许多，但在实际中，我还是经常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针处理问题。
当时，有一个干部闹家庭纠纷，女方怀疑他有外遇什么的，闹翻了，就告到军里，说他反“中央文革”。上面把这问题交给我处理。我觉得，文革后期大家对文革有不满情绪很正常。我对女方说，你们打架，有些事情也不能乱告状。我问你：他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她说有两年了。我又问：那你怎么现在才告他呀？这些事绝对不能轻易上纲上线的，后来调解调解就算了。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排长路过北京，把所见所闻到处乱说，结果把他追查出来了。我找他谈话，我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说的那些东西啊，就说你是听来的，不要说是你自己看到的。传谣能把你怎么样啊？
部队里工作都是讲按资排辈的。我是年轻干部，我当团政治处主任的时候，我原来的指导员、我的入党介绍人，反过来给我当干事。当时，我们团的连级干部，最老的有１９４５年入伍的，比我出生还早。营职干部普遍是５０年代入伍的。我在政治处当副主任时，正主任姓杨，是６４年的兵，我是６８年的兵。我们当时的老教导员，１９５６年的兵，到我们那儿开会什么的，我就提前在门口等着。来了以后，让进来坐下，我就说，教导员啊，现在有一些什么事儿，找你来请教请教。可是我们主任呢，教导员进来，他屁股都不抬。所以军政治部、师组织部来调查的时候，教导员就讲，杨主任不行。你看陈小鲁，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呢，我们到那儿，他都出门迎着我们，非常客气，非常谦虚，而且他能力挺强的。其实，有些主意可能就是教导员给我出的，可是他说陈小鲁什么事都办得挺好。
我当时当了团的干部，我就跟他们说，我当团政治处主任，不见得我比你们就高多少，我是有机遇，我们老爷子或者领导关注什么的，这不等于我的水平比你们高。我就是这个想法，可能和我的秉性相关，但是充分表示了对老领导的尊重。
后来军区组织部长来考察我，考察完专门跟我谈话。他说，我们在军区调查这么多年轻干部，像你这么反映好的，没有。他说，不但战士说你好，干部说你好，关键是老同志都说你好，这就非常难得。你的老上级、你的营长、你的老连长，都说你好，一般的青年干部做不到这点。军长也跟我说，沈阳军区１９７６年对全军区的青年干部做调查，你是表现最好的。所有老干部都说你好。
◇ 道不同不相与谋
我是１９７５年结的婚。我跟粟裕的二儿子粟寒生很熟。１９７１年我父亲去世之前，我第一次探家，寒生也从部队探家。他可能有意，约我出去玩儿时，把他妹妹也带着一起去了。我当时没意识到这点，可能她看完我以后，觉得还挺满意。后来寒生就给我讲了，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我结婚前后，老邓重新出来工作了，大家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没多久又开始“批邓”。当时对毛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我们在部队比较闭塞，总是听说毛主席身体很好，没有这些小道消息。我后来听说，毛参加我父亲葬礼以后，感冒了，后来得了心脏病。但是当时毛主席在我们心中，确实是“神人”的形象，从来没往这上面想过。总理去世后，老岳父跟我讲，总理去世了，今后斗争更加复杂，你们也要做准备。老邓当时已经下台靠边站了。这时忧虑的是，“四人帮”今后是不是会比较得势了。结果，华国锋上台，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不是王洪文、江青上台。但是我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确实需要考虑，作为团政治处主任，我将来在部队怎么办？
沈阳军区当时比较左，毛远新是政委。我们那个团是“学习小靳庄”典型。沈阳军区对抓典型挺重视的，搞大批判、搞文艺演出，后来还有“批邓”什么的。我那时候是团政治处主任，副团级，２８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这些事情都归我管，但是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就接受不了，干不下去了。我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我调动一下？他说，当兵，还是要从部队提拔。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野战军的团级干部，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在那儿干。但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表明了我的意思。
我老岳父一下就理解了，他找了伍修权〔１１〕。伍修权就让总参二部给我下了调令。下调令以后，军长找我谈话，说你干嘛要离开呢？到总部有什么好处？你这么好的基础，怎么说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去当参谋，就会老死在部里，你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位置将来就是你的，没几年了。这些话语重心长，我都知道，可是我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就说，老岳父身体不好，我爱人也来不了，家庭问题没法解决。
我回到北京，关系已经到总参了，但是还没报到上班。这时毛主席刚刚去世，我感到后面有戏看了。记得有次和几个朋友聊天，我说，要“动外科手术”了。那段时间，我并没有接触高层，也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不过我当时有这个感觉，觉得当时那个局面不会再僵持下去，要最后见分晓了。没几天，“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老岳父跟我讲：“你看，着什么急呀？你要不着急，现在不就好了吗？”他意思是说，你应该还在野战军，因为已经有基础了。当然，谁也想不到会那么快翻盘。
◇ 我眼中的领导人
文革一页翻过去４０多年了，当时我对中央的一些人和事，还有些影影绰绰的印象。
江青得势以后，使我们对毛本身也有看法了。江青是他的老婆啊，这就有点问题了，跟共产党的规矩不一样。像我母亲，她１９３８年参加革命，最后是１４级干部，级别很低。为什么呢？我父亲压着她。这是传统，我很理解。邓颖超，那么老的资格，不显山不露水，就是个中央委员。为什么？总理不让。江青这么张扬，“中央文革”和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是什么关系呀？她凭什么指手画脚呀？到后来，打击面越来越大，把“联动”的小孩子都抓起来了。当年“陈谢大军”时，谢富治是陈赓的老战友，结果谢把小涯子〔１２〕都抓起来了。小涯子才几岁呀？小学六年级。他们怎么这么做呀？这是当时很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对江青，无非就是对她的言论、她的一些作为，以及那种嚣张态度的不满。我们以前学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焦裕禄是什么样的形象？你那个是什么形象？我们觉得不满，因为这和党的传统不一样。另外，我们历来强调“团结干部”，现在这么多干部被打倒。对江青的怀疑是逐渐产生的，她的很多东西是和我们党的传统相违背的。
林彪跟我父亲交往不多。他那个人比较孤僻，工于心计，对事情他都有自己的想法。现在有种说法，认为“文革”有三次大的路线斗争。第一次是“一月革命”时，省市一级的领导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用“一月革命”的方式，全部打倒、夺了权；第二次是“二月逆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打成“逆流”， 受批判，靠边站了。第三次是以林彪、陈伯达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也可以说是老干部的一部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抵制文化大革命，攻四人帮，打张春桥。前两次的案子都翻过来了，如果林彪不跑，这第三次应该也就翻过来了。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前两次整老干部，林彪都站在老干部的对立面，支持了文化大革命，是既得利益派。所以前面这两拨老干部，对他就不满意。最后他跑了，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就“万劫不复”了。
现在看“５７１工程纪要”，越来越明确。确实有很多东西，林彪不知道。另外，“５７１工程纪要”当时是传达到基层每一个人的。“纪要”提出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指向当时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文革”的那些弊病。它用的论据，当时讲都是“右派”言论，现在看是正确的。后来批判“四人帮”，用的无非也是这么一套东西。所以，现在“５７１工程纪要”反而变成“绝密文件”，不能外传了。
我小的时候和总理接触多一点，他见到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比较亲切的。我还跟总理打过乒乓球。有的时候，总理也来我们家这边看看，我近距离接触总理，包括以后他送我走，实际上就有四次。我们都是很尊重他的，总理说什么，我们就去办。
总理那个人，比较平和，脑瓜特别好使。总理知道我，而且还知道得很多，有些事他都记得住，还知道我得过肝炎。他让我去东北的时候，还问道，你不是得过肝炎吗，好了没有？如果没好，可以换个地方，换个方式。他日理万机，还记得我得过肝炎，这是多小的一件事，真是有心人呀。
１９７１年５月我回家探亲，总理知道了，让我去西花厅。总理见了我就说：你表现不错，我们过去有约定，你也确实没给家里写信。后来沈阳军区打报告，说这个人怎么办，能不能参军？入党？提干？我给他们的答复就是，为什么不能参军？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只要表现好，都可以。他还问我，去了部队以后，是怎么想的。我们没谈政治问题。这和我跟父亲一样，父子之间也没有政治方面的交流。就是谈谈原则，自己管自己，自己努力。
总理去世的时候我比较悲痛。他去世那天，我正好在探家回部队的路上。火车途经唐山车站，停车１０分钟，我在站台上突然听到新闻报道：周恩来总理去世。我拿上行李就下了车，赶快回到北京。我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仪式，遗体告别。十里长街送总理，我也去了，一直送到八宝山。那天人真多，我很震动。我那时总觉得总理去世以后，好像国家缺了主心骨，有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文革前期，我对总理没有质疑。现在知道他也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对，他做的许多事都是违心的。当然了，责备他也是可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文化革命那样一个形势下，毛主席又那种态度，谁又能怎样？一直到今天，我都能理解他的做法。他处理这个事、那个事，也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对抗毛泽东，那为什么非要强调总理应当去对抗毛泽东呢？
◇ 文革遗产
中国革命最大的遗产，建国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这是两笔最大的遗产，我是主张进行认真研究的。十年动乱，把我们体制上所有的弊病全都暴露出来了，但没人总结，所以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还在走老路。本来从共和国的角度也好，从共产党的角度也好，都应该通过文化革命得到新生，但现在是有所改进，但没有得到新生，还是保留很多旧体制的东西，一直到现在阻碍着发展，而且矛盾越来越大。
文革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苏联有“大清洗”，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必然产生这个。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搞文革有“合理性”。文化革命没有合理性，但是它是“必然”要来的，是共产党走到这一段必然要犯的错误。因为它里面有专制的、从封建社会下来的传统。在毛主席，还有我父亲他们身上，都带有封建的烙印。
就文革本身而言，毛主席还是有他的追求，就是追求他的“毛式的共产主义”。且不论它目的的对错，但他为了这个目标，不择手段这点起码是不对的。比如说薄老这个“叛徒”问题。在延安时，为这个问题，薄老跟毛主席谈过８个小时。“七大”的时候，毛主席提出，要薄一波当中央候补委员，党内当时就有不同看法。为此，刘少奇、张闻天都讲过话，意思是说这是中央让他做的，填自首书是“履行手续”，不是变节。包括安子文等，他们都写了自首书，都跟毛主席谈过。所以，毛主席对此是了然于心的。我很反对他这种出了问题就从头算账的做法。这些已经有结论的事情，不能再重新算账。但是，为了把别人搞臭、搞倒，就从头算。从批彭罗陆杨，到批刘、批邓，到批林，都是这么算账的。那人家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提刘少奇当第一副主席呀？为什么你让林彪当接班人呀，为什么又让邓小平当副主席呀？所以我觉得搞政治不能不择手段。现在管理社会，一个政党，一定要讲手段，讲过程，都要经得起推敲。实用主义的做法，就是以丧失原则来实现目标。这造成了一代人的思想扭曲。
我父亲对党内斗争，他是主张“和为贵”。所以毛老爷子对我父亲恼火，老说他“折衷主义”，“和稀泥”。但是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毛主席种下的因。这样就造成党内的民主作风被破坏，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就越来越少。领导人喜欢什么，就讲什么。有些“左派”提出，难道这些冤案都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他们说得对，这些冤案当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很多人也参与了制造这些冤案。但是主要责任是谁呀？根子是谁呀？使这种思想方法、斗争手段主导党内和社会的提倡者、支持者，是谁啊？是毛主席。要是否认这点，那共产党就没有任何进步。
严格来讲，共产党的这些错误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也不是全部是哪个个人的原因。比如说全推到毛泽东身上也不行，他只是个代表而已。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四人帮”，都推到林彪身上。共产党如果真正走民主法制道路，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体制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不解决是不可能的。
我曾提出一个“共产党光谱学说”，就是说，共产党是个“光谱”，由七色组成，从深蓝到红。这个光谱的左边是江青“四人帮”，中间有谁，右边可能有谁谁。所有这些合起来，才是白光，太阳光——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文革前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阶级”要颠覆共产党政权，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刘少奇也好、彭德怀也好，是代表国民党。你说刘少奇搞修正主义，他代表谁？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一个派别，或者是他个人的、或者是一批人的想法。反过来，你说江青夺权是为复辟资本主义？说她代表了资产阶级？肯定是胡说八道，这只是党内不同意见间的一种斗争。可这些问题，我们当时并不理解。
所谓共产党的“光谱学”，就是这样：没有左，就没有右。这是毛主席讲的。实际上，大家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目标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说，我上台就是要把天下弄乱。所以，“运动就是一切”，你只能在道路上做选择。道路上的选择就是党内斗争的主要内容。文革前后的权力更迭，都体现在这个“光谱”上。
恩格斯有个观点，认为社会的运动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如果这儿有一个力，那儿有一个力，它们合起来，合力就是它们的对角线。这对我非常有启发。就是说，毛泽东有这么一条路线，他的“力臂”很长，那么整个运动轨迹就偏向他。但是还有千千万万的干部，每个人想法也不尽相同，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跟他一样，在另外一个问题上跟他不一样。毛的力在这个方向，而你的力在那个方向，所以社会永远不会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去做，只不过有时候比较偏向他一点。那么毛泽东一死，他的“力臂”没有了，老邓的“力臂”大起来了，就从原来偏左，到现在开始偏右一点。但是实际上，大的方向，都是朝那个方向走。
毛主席搞文化革命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他的动机恐怕还不全是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力，江青可能带有以权谋私的部分。反过来说，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就没有以权谋私的成分？所以我认为，文化革命也好，所谓的政治也好，就是党内斗争，就是党内不同路线的斗争。刘少奇有一套想治国富强的方法，毛泽东有一套方法，江青可能有一套方法，赵紫阳有一套方法，邓也有一套方法，陈云有一套方法……每个人都有一套方法。合起来，交织斗争，就变成了共产党的轨迹。合起来，从左到右，就是共产党的光谱学。
（未完待续）
注释：
１．读chua，篮球进篮的象声词。
２．林彪之子，文革中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３．陈毅长子，后任对外友协会长。
４．指北京市的第四、第六和第八中学。
５．指文革初期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黑帮”。
６．指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四人的“反党集团”。
７．彭真夫人。
８．指谭震林副总理。
９．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１０．当时士兵的军上衣两个口袋，排长以上干部的军上衣四个口袋。
１１．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情报部部长
１２．陈赓大将之子陈知涯的小名。
作者：L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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