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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转帖]萧功秦:戊戌变法的再反省—兼论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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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转帖]萧功秦:戊戌变法的再反省—兼论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   
沧浪之水






加入时间: 2005/03/01
文章: 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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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转帖]萧功秦:戊戌变法的再反省—兼论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 (579 reads)      时间: 2011-5-02 周一, 上午11:03
作者：沧浪之水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戊戌变法的再反省
—兼论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
萧功秦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以皇帝的权威合法性为基础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推进体制更新的变革运动。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近so年的i8s8年，中国才终于真正获得了一次来之不易的变革机会.然而，这场变革却以失败的悲剧告终。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着眼于从保守派的顽固抵制来探求这次变法失败的原因，本文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这场传统专制政体下变革运动的客观制约条件是什么?变法运动的失败，在多大程度上与变法者本身的不成熟及与他们所作出的激进主义政治选择的失误有关?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进而分析戊戌变法派人士的政治激进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产生的文化根探。清末现代化的体制性创新阶段
我们可以把清末现代化大体上划分为两大阶段，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为第一阶段，从此后的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为第二阶段。
以洋务运动为中心的前一阶段可以称之为“政策创新”阶段，其基本特点是，清政权利用现存的“祖制”作为推行变革的手段，统治精英内部在价值观念与利益分配方面的矛盾冲突并不严重。而在以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为标志的后一阶段，可以称之为“体制创新”阶段。推进变革的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由于传统体制的任滞性与专制政治与文化的强大惰性，局部政策调整远不足以解决民族生存危机，推进更大规模的制度创新是摆脱危机和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必由之路。为使这种制度创新得以实现，就必须对传统的政治运作程序、官僚制度、政治参与的固有方式、社会进行动员的方式等等进行变革。
就戊戌变法运动而言，这种体制创新面临哪些基本矛盾与间题呢?
戊戌变法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它引发政治认同危机与政治冲突的可能性较之洋务运动更大.第一，它涉及到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祖制”进行变动。第二，由于外患日迫，这种体制创新必须在相对有限的时期内取得效果.这样，就在两个方面产生远比过去更为激烈而尖锐的矛盾冲突.首先，是新旧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冲突。人们对于变革的心理承受力和接受力，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间题.大幅度的变革对人们传统观念价值的冲击比前
一阶段的政策创新强烈得多.其次，是体制创新所引发的利益冲突。由于权贵与官徐群体的既得利益受到挑战，变革者不但面临意识形态保守派的反抗，同时也面临权贵官徐势力的反抗.变革派面对的致命危险是，以上两类反对势力形成反对变革的政治同盟，这种政治同盟拥有雄厚资源，足以扼杀羽毛未丰的新生改革力量。
第二方面的困难是，戊戌变法是在更为严峻的危机形势刺激下引发的，这就使变革者焦虑、愤激等主观情绪，更容易支配变革者的政治选择。另外，民族危机深化所造成的变革有可能引起社会整合的困难。这样，改革者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性之间就会出现脱节.这种脱节，又会使官徐体制内部人数众多的支持渐进改革的温和派，与主张更为激进改革的变法主流派之间产生分歧与矛盾，并有可能使前者加入反对派的阵营。这就使矛盾冲突进步加剧，改革的难度增加.
因此.变法运动存在着两种前途.一种是，变法派精英能够积极争取温和派的支持，并在改革初期尽量减少对官旅既得利益的明显冲击.使之保待中立.通免保守派与既得利益者之间构成反对改革的政治同盟在充分利用现存休制提供的权力运作条件的情况下，逐步地实现改革者所期望的日标另，另一种种前景则是，由于变法者没有采取合理的战略与策略，使保守派、既得利益甚至相当一部分改革温和派结合为反对变法的政治同盟改革就会在在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失败.事实表明.戊戌变法正是沿着第二种前景发展并导致最终失败的.
下面，我们将从戊戌变法的战略与策略角度，对这场变革进行分析
。
改革的有利因素:政治共识在官绅阶层中出现

应该指出的是，甲产战争以后的中国确实存在着-系列有利于变法的条件。
首先，相对于清末新政时期而言，戊戌变法时期的清政权仍然具有相对充分的政治资源与政治效能，来有效地实施对全国的控制并自上而下地推行各种政令措施.
其次，甲午战争以后，由于马关条约的签定，德国对胶州湾的强占，在中国统治精英与士绅中业已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他们在通过更大幅度、更为迅速的进一步的变革以拯救民族这一点上.形成过去所没有的新的共识。最能说明这一事实的例子是，参加强学会的，不
但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青年知识精英人物，而且还有袁没凯、聂士成这样的新军将领.身任军机大臣或地方督抚要职的高层官僚，如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也都成为强学会的会员和赞助人.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以保守著称的人士也出现态度上的变化，徐桐奏请调湖广总张之洞入京主持全国的改革，连于荫霖这样极端保守的人士也认为.“徐图而渐更之的“不立其名”的变法也还是可取的。新的共识，无疑是体制创新的有利因素.
然而.就中国当时的最高权力格局与中国传统官僚体制的特点而言.进一步更大幅度的体制创新却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它们构成变革集团必须认真看待的前提和制约条件。

慈禧与光绪:最高
权力资源分配的二元化格局

自光绪皇帝于1889年(光绪十二年)亲政到戊戌变法时期.最高权力结构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组合，那就是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共同分享皇权的合法性.
造成这一最高权力结构“二元化”的历史原因，是自同治初年以来慈禧太后就执掌了最高权力，并在数十年中组织起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僚班底，这样，她就在广大官僚的簇拥中，形成至高的权威.
其次，光绪皇帝本人并不是嫡传的皇位继承人.他之所以能成为皇帝也是由慈禧太后选定的。这位亲政后的皇帝，必须以听从太后的意志作为对这种恩赐的还报.而太后也以这种还报视为当然的权利。
另外，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个性与心理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对于最高权力的运作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慈禧太后精明强干.在政治角逐的长期斗一争中具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她具有强烈的权势欲，具有一种要求他人对自己绝对服从的家长制人格.
光绪皇帝则在个性气质上是一个较为文弱而且也较为缺乏主见的人，就政治智慧与意志能力而言，他至多只能属于“中主’这样的水平，心地较为单纯，较少心计.
太后与皇帝在性格上的巨大反差.与光绪从小在慈禧严格管束下长大的生活径历.使慈禧太后在心理上对光绪皇帝具有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威摄力和控制力.这种特殊的权力关系，使光绪皇帝并不具有一个在位皇帝所应拥有的正常权力地位。这一事实本身就应是为皇帝设计改革策略的变法派应该充以充分考虑的基本前提.
必须指出的是.慈摘并非是变法不可逾越的障碍.不应该被简单地划归保守派之列.早在同治初年，她就对洋务运动给以积极支持.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同样给她以巨大的刺激和震憾.使她对进步加大变革幅度也持较过去更为积极的态度.正如一些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像发布
“明定国是诏”这样的政治大事，如果没有慈禧同意.是不可思议的.变法开始.慈禧对康有为似乎也并无恶感，她甚至还为康有为奏折中表现出来的一片热忱和胆量所感动.随后她“命总署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
然而.慈蓓认为，变法必须是有限度的，她反对像日本那样的“更衣冠、易正朔”，认为这样做会得罪祖宗，因而是断不可行的。这种情况表明.太后属于那种并不反对有限变法的既得利益者类型.
这种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与两位最高执政者之间的潜在的紧张和矛盾.是推行变革重要的制约性因素.由于传统专制政体下的制度创新必须以最高权力中心的指令与自上而下的权威合法性作为基础，各级臣僚与政治精英们在认定效忠对象时，就面临着两难局面，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倾向、价值观与个人的既得利益，在皇帝与太后两个最高权威之间，选择和认定自己的效忠对象.改革派可以以光绪皇帝为权威合法性的正统.而保守派与对激进改革不满的权贵们则可以从太后那里获得保护与支持.双方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认定自己的政治效忠选择是
合法化的、光明正大的.
传统专制政治是一种高度封闭性的政治，这就增加了戊戌变法时期的青年改革者们对权力格局判断的困难.也形响到他们作出合乎实际的决策.事实上，当这些变法派人士后来惊异地发现，恰恰是他们力图排斥的慈禧太后才掌握着远比光绪皇帝更大的权势时.他们的败
势已经无可挽回.
综上所述，由于慈禧对皇帝具有事实上的至高权威，年青的皇帝无法逾越太后这道巨大的权威屏障.去独立从事一番改革事业.
在这种皇权二元化的条件下，是不是就注定改革必然失败?显然不能得出这种过于简单化的结论.
在光绪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抵制和排斥太后所拥有的最高权威的条件下.在太后并没有构成对改革的障碍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安抚太后，并缓和两者之何的矛盾，在太后可能容忍的范围内从事变法.防止两极化的态势，至少在初期阶段.是使变法运动取得顺利进展的必要条件.

传统官僚政体条件下的体制创新的“适度性”

除了上述清王朝最高权力中枢特殊的历史条件是改革者必须充分考虑的制约因素外，传统政治体制本身的特点，则是制定改革战略必须考虑的更为重要的因素.
美国学者亨廷倾在对后发展国家的改革进行比较时指出.如果传统政体原来已经拥有了一个大规模的官僚制度，改革官僚体制的问题就会相当困难.他认为，集权化的官僚帝国.如俄国、中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就比日本那种封建性的分封制的改革.远为困难得多.在分封制的情况下.从事现代化变革的具有传统权威合法性的君主，可以从社会中直接地、大批地引用新人，来充实自己另起炉灶的新的政治中心，而无须顾忌传统贵族的意见。然而.在集权的官僚政体条件下.君主固然可以提拔少数个人，但却不可能变更整个官僚阶级，否则就会引起原有的官僚势力的剧烈反抗.亨廷顿还指出，在传统官官僚体制下的改革派皇帝也只有采取缓进的方式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过于激烈和过于迅速的行动，常常会导致潜在的反对者转变为积极的反对者。
传统集权政体的变革之所以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除了前面所指出的旧体制对新式官僚的容纳程度受到结构上的极大限制之外，还因为广大的传统官僚接受的是保守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训练，他们是按照传统的成就标准，就中国而言，是按照官学化的儒家标准和科举取士的方式，从社会中选拔出来的。维护这种传统价值和相应的价值观念，不但是他们维持自己的信仰所必须，而且也是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所必须。推进变革事业的决策者，必须正视这一事实。
这就意味着，改革精英切忌公开地全面地对传统价值与意识形态宣战或与之决裂，而只能在传统规范所能容忍的限度内，推进变革措施。
由此可见，传统官僚集权政体下的变革面临着复杂的矛盾和严重的困难，一方面，改革精英集团迫于外部深重的危机，不得不加大变革的速度和幅度，他们必须在相对有限的时间内，以卓有成效的改革来避免外部危机的深化，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渐进的较为平缓的方式，必须使这种改革的幅度不致于越出某种限度，以避免内部矛盾的激化，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内部政治认同上的分裂和冲突的激化，使改革得以成功。
传统君主政治下改革成功的条件是相当苛刻的，改革者总是面临着两难选择。如何掌握改革合适的“度”，是一门真正的高超的艺术。改革者所需要的政治判断力、智慧、技巧，正如一位研究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也许更胜过历史对于一个成功的革命者所提出的要求。
正因为如此，那种仅仅根据一个改革者与传统价值观念决裂的彻底精神、道德勇气和胆量来作为判断其历史地位高下的看法和标准，显然是浅陋的。因为这种泛道德主义的观念和标准无助于理性地认识历史上改革成败的真正原因。

“费边式”的改革战略对专制政体下变革的意义

在分析戊戌变法以前，引述亨廷顿对土耳其现代化之父基马尔取得成功的改革战略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亨廷顿把这种被他称之为“费边式的战略”概括为以下这些方面.
首先，基马尔不是把改革所要求解决的所有间题同时提出，并一起解决，而是相反，他谨慎地把一个一个的问题分开，这样就能避免保守的反对者联手对付他的机会.他在每一个具体的改革措施上，得到相当数量的人，甚至多数人的支持。
其次，基马尔的改革次序，是从可以取得最大多数人支持的间题上开始，然后逐步移向可能遭遇到最大阻力的问题上去.这种先易后难战略成功的秘密就在于，改革决策者可以从较容易着手进行改革的成功中，获得新的威望资源，并运用这种资源来支持下一步更为艰巨的改革动作。
第三，基马尔在推进某一项具体改革措施时，经常暗示已经到此为止，并无继续向前推进的意图，而不是把全部计划和盘托出，因为这样只会徒然使“愚昧者和反动者“得到毒害国家的把柄。当推进某一项变革的条件一旦成热，又采取闪电式的战略，迅速地加以推行，使反对者来不及积聚力量来阻止改革。亨廷顿把这种具有高度政治技巧和智慧的改革方式称之为“费边式的改革战略”，这种方式把宏观上的渐进与微观上的激进别具匠心地结合在一起。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传统官僚集权制的国家，土耳其早期现代化改革为什么能在基马尔的主持下取得相当的成功?
这是因为基马尔所采取的改革战略，成功地解决了前面所提到的传统集权官僚制国家所特有的严重矛盾，其战略的基本特点是，充分地利用传统的权威合法性来引导变革过程，在每项改革措施推出时，支持他的力量总是大于反对他的力量。就是说，从整体上看，保守派或格守传统秩序的人是大多数，主张变革的处于少数地位，而在局部的每一个具体改革间题上，改革精英又可以运用自己已经执掌的权力资源，使自己的变革措施得到相当人数的支持，并不致引起危及变革的重大阻力。集权官僚体制下的变革成功是相当困难的，但又决不是不可能的。
基马尔在土耳其早期现代化变革过程中取得的成功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事例。
进入戊戌变法时期的中国清王朝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时中国清王朝已经拥有一位有改革导向的青年皇帝，有着迫使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走向变革的日益严重的外部危机，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广大士绅官僚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更能理解变革对于本民族生存的重要意义，一批具有世界知识与国际视野的青年政治精英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并在社会上和上层政治圈中引起注意。中国新的改革者们能否以成熟的政治智慧来应付改革提出的各种问题，并充分地重视中国改革的各种政治与社会的制约条件，无疑决定中国这次改革的历史命运，也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前途。

戊戌变法人士的求变心态的基本特征

大体上，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的激进改革观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首先，他们认为改革必须是急剧而迅速的，快刀斩乱麻的.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的话来说，那就是，“外衅日迫，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至”。他进而认为，在这种极度危急的情况下，“皇上与诸臣，虽欲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因此，只有急剧的、快速的改革才能使中国起死回生，一切渐进的、缓和的变革，已经是“远水不救近火”，无济于事.杨深秀所说的改革就是“死中求生”“救火追亡犹恐不及”，最清楚地体现了这种求变心态。
这种变革心态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与传统的“断裂性”。戊戌变法派人士认为，变法必须是全面的“大变”，而不是部分的或局部的“小变”。最能表达这种心态的是康有为在呈光绪皇帝第五份奏书中所说的“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造成这种与传统“断裂”的“全变论”的一个重要原因，用康有为的话来说，乃是因为他们认定，旧体制是“千孔百疮”的“朽木粪墙”，而且，旧体制又是一个整体，要变动就必须全变，因为“举其一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康有为对光绪皇帝曾用过这样的比喻:“誉如一殿，材既坏败，势将倾复，若小小弥缝，风雨既至，终至倾压，必须拆而更筑，乃可托庇。因此，对于旧制度，必须“尽弃旧习，别立堂构”，尽管他们也多少认识到，要做到“更筑新基”，在方法上仍须作出“全局统算”，但康有为向光绪皇帝建议“统筹全局”的目的，是为了“全变之”。
第三个特点是，他们从泛道德主义的立场，主张“新与旧”之间的“水火不容性”，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妥协的可能.在他们看来，既然“旧物”已经被证明没有存在的价值，那么，顽固地坚持保守旧物，只能是出于道德上的邪恶与腐败.他们把新旧之争，归结为“正邪之争”。
同时，他们把“老臣”与“小臣”简单地归类到“保守”与“改革”的两叉分类的框架中去.康有为在光绪召见时就提出，以资格迁转取得高位的老臣，无论从年龄、精力还是从对新知识的了解与掌握上，均不能胜任改革大任，因此，他认为“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不吝爵赏。其旧人且姑听之”。[9]康有为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并非所有的老臣都反对变法，而且，老臣所具有的在传统官僚集权体制下从事政治运作的丰富经验，恰恰是少壮派新进官员所缺乏的。而这种经验对于在旧体制下取得改革的成功又是至关重要的。
维新派人士的求变心态的第四个特点.是对激进变法的简单化的乐观预期。这些改革者一方面对中国危机的前景充满了焦虑，另一方面又对改革的前景充满了一种不成熟的乐观心态。康有为在受光绪皇帝召见时称:“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康氏还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认为，与日本相比，中国有更为有利的条件，首先，中国是“广土众民”，十倍于日本.其次，中国的皇帝“乾纲独揽”，“号令如雷霆”，“无封建之诸侯，更无大将军之为霸主”.因此，皇帝只须下定决心，自上而下地发号施令，四海以内就不存在反抗这种由皇帝发出的改革圣旨的力量。他还认为，由于中国与日本在民俗文化方面相近，只要以日本为借鉴，中国的改革也就“易如反掌”。“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之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养成之，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那么，其结果将是，“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康有为变法战略的四个方面错误

如前所述，在君主集权制条件下进行改革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少数先进的改革精英与多数相对保守的官僚的对峙。这一事实就决定了改革的策划者在改革伊始阶段，必须尽可能地在多数人能够赞同、理解或持中立态度的领域进行变革，以尽可能地减少改革的阻力。其次，改革派在羽毛尚未丰满的情况下，必须以渐进的方式来建立权力基础，并力求在改革一开始就使当时最高权势者慈禧太后保持至少是中立的态度，而决不能激化两宫之间原已存在的矛盾。
然而，康有为等改革派却在一系列重大战略间题上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
一先声夺人的改革声势
与土耳其的基马尔相反，戊戌变法一开始，康有为就把改革的通盘计划公开于世，并把矛头公开地明确地直指他所认为的政敌与传统的官僚体制。当军机处诸大臣问及应如何变法时，康有为首先主张“宜变法律，官制为先”的基本原则。当时李鸿章问道:“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废乎?”康有为明确表示:“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以尽去，变当改之，新政乃可推行。”这无疑是在变法派在政治上站稳之前就公开向以六部为中枢的传统官僚体制宣战，并以撤除六部作为改革必须达到的目标。
甚至当康有为奉召请训，荣禄问其如何改革时，康有为竟回答:“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惊世骇俗而又极不策略的言论，只能引起以荣禄为代表的反对派的忌恨，从而增加变法的阻力。
其次，这种“先声夺人”还表现在康有为向光绪皇帝建议，以“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作为变法的第一步计划。然而，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把皇帝从变法过程的仲裁者的至高地位，推向改革派一边。这就使改革派与对立派的矛盾日益发展的情况出现时，皇帝本人将由于其明确的政治倾向性，而失去足够的政治回旋余地。
康有为还主张，建立以改革派集中的“对策所”和“制度局”作为改革的核心，而不是对现存的军机处与总理衙门进行不动声色的渐进的改造。这种公然另起炉灶的做法，实际上是把传统体制内核心地位的官员视为政治上必须加以排斥的对象，并使传统官僚中的核心人物产生对立与誓惧心理。这些潜在的反对者将会因为自己的原有利益受到“新进人士”的公然威胁，而向保守派方向靠近。
二.“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
当变法派取得皇帝信任并开始推进改革时，他们不是采取步步为营、突破一点、逐步扩大战果的渐进方式，而是主张“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在这种变法战略的影响下，光绪皇帝在103天的时间内，发布了二三百条涉及选拔人才、农工商业、裁汰官员、废除科举、财政经济、法律制度、文化教育、军事国防几乎所有方面的上谕。这些措施之间彼此既不配合，又无后续准备，这种毫无章法的、不顾实施条件与后果的做法，只能使变法停留在形式上，而且，这种表面上的大刀阔斧，使众多在改革中受到影响的人们，越来越聚集于反对者一边。尤其像科举制度改革这种涉及全国数以百万计士绅前途的大举措，变法策划者们要求在当年就把全国的生童试改为策论考试，连准备的时间也没有，这对历经数十年寒窗之苦的一般人士来说，实在是过于苛求，人们难以对这种变动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与思想上的准备，当时据称就有直隶士绅出于怨忿而扬言准备对康有为行刺。
三.对传统中心象征的挑战
康有为以《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来重塑孔子。他认为，古文经是刘歆为了王莽篡政而伪造的，这样，他就把二干年来近20个王朝崇奉的礼乐尊严，数百万士大夫的信条，斥为分文不值的“伪说”。他的主观意愿，是为改革寻找意识形态上的根据。康有为力图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办法，来强调孔子的进化性、平等性、兼爱性与世界大同精神，以现代性的价值观的要求，从实际政治来进行变法的动员。从表面上看，康有为把孔子的幽灵请出来作为改革合法性的基础，这种对孔子的改造的政治战略似乎是高睹远瞩，然而，他的考证，就当时的学术水平而言，也是相当粗劣的而且牵强附会的。因为他对实际上的孔子并没有真正的兴趣，而又缺乏史料上的精审工夫。连当时的著名经学家皮锡瑞，这位对变法一直抱同情与支持的态度的人士，也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从学理上说“武断太过”。[13〕后来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康有为)以好博好异之
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
康有为作为一个思想家，固然有权利去发表任何他认为更为正确的观点或理论，那怕这种观点在当时是何等的惊世骇俗，但作为一个在传统体制内部进行改革的政治家，这种做法是一种致命的错误，一种与良好动机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的书生式的迁腐。
这是因为，首先，深受列强挑战威胁的中国士大夫，并非是从孔子的“现代化”观念中来取得变法必要性的认识的，而是从活生生的现实危机的压力刺激下获得这种认识的，人们未必先要从康有为的“三世说”中来认可变法的必要性，然后才会下定变法的决心。可以说，康有为的“三世说”在政治策略上是“画蛇添足”。
其次，康有为所发起的这场意识形态的挑战，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已经取得的改革共识方面，转移到在当时根本无法形成共识的意识形态的不同解释的“正邪”之争上来，其结果是，在已经取得共识的方面，不能团结广大精英阶层，反而在最容易引起不同观念纷争与情绪化反应的意识形态领域，挑起新的争端。由于当时绝大多数士绅精英均无法接受康有为对孔子的新的解释，这就使康有为反而因自己的节外生枝而陷于孤立的境地。事实上对此问题的“冷处理”就更为合适。
四.孤立与排斥太后的政治战略
康有为政治战略上最严重的失策是拒绝采取翁同龢“调和两宫”的主张，他在召对时就主张“尊君权之道，非去太后不可”。这种政治战略的前提是错误的。首先，如前所述，太后在变法问题上并非极端保守，她同意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变革。其次，太后对光绪皇帝所具有的权威性及其在群臣中享有的权势，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这些变法派的政治推论的致命错误是，既然太后已经归政于皇帝，皇帝就应拥有相应的实权。一旦他们认为皇上并不拥有这种相应的权力，就把排斥太后作为改革的目标。
事实上，在当时这种做法就遭到变法派内部不少人的反对。王照就曾指出:“外人或误以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若奉之以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他在给皇上的第一份奏折中就提出这一点，并屡次向康有为提议。但康有为坚执“挟此抑彼”之策，把慈禧太后视为“不可造就之物”来加以排斥，其政治后果是，太后与荣禄由于利益与共而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研究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人们总是找出许多客观不利条件来为这场变法主持者辩解。例如，作为变法最高决策者的光绪皇帝本人没有实权;而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过于保守，广大官僚对改革没有给予积极的支持与同情;保守派势力的强大，军权没有掌握在变法派手中，在关键时刻袁世凯的告密，等等。然而，要想使改革取得成功，以上所有这些客观因素，作为变法的制约因素，恰恰是考虑问题与作出政治选择的前提与基础。而不是反过来，把改革没有取得成功归咎于这些前提。

激进求变心态产生的原因

产生戊戌变法人士激进心态的最重要原因，乃是因为这些变法者是以主观上感受到的民族危机感的强度，作为变革所应具有的幅度、深度与速度的基本依据，变革者较少甚至根本不考虑变革是否应受其它现实条件与因素的约束。变革者所要求的改革的强度，与他们的危机感的强度成正比，而不是与现实环境对这种改革的承受条件成正比。人们注意的仅仅是改革相对于危机而言的“必要性”，而不是改革相对于客观环境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这种激进心态又与中国传统专制官僚体制的结构性矛盾有关。由于中国传统体制吸纳有志变革的知识精英的渠道历来就是极其狭隘的，改革者在精神上心理上长期以来就深受压抑，并充满一种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愤世嫉俗感，一种与整体官僚体制相对抗的悲愤之情与孤芳自赏的心态。
在这些中国最早的变法派人士既无法通过正常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又无法以正常的方式来疏导自己压抑感的情况下，一旦由于机遇的青睐而获得年青皇帝的特殊知遇之恩，这就使得长期受到压抑的求变心态，如同鼓足气的皮球，以高度情绪化的、极为尤奋激烈的方式表现和宣泄出来。这就是张容批评康有为时所指出的.乘积弊之后.狭至锐之气，举一切法而更张之”.
而且.由于保守派与传统官僚对于新生的变革派从来没有采取过平和宽容的态度，这就使得深受压抑而一朝得势的戊戌变法派对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用张謇的话来说.同样是“有垢骂而无商吸.有愈气而无条理”.同样缺乏容人之量，其结果只能增加保守派方面同样情绪化的反弹.改革过程就必然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日趋两极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专制社会中的保守主义者与变革者，在政洽思维中往往使用的是同一种“深层句法”。
至于变法派人士形成简单化的乐观预期的原因.固然与变革者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难以对西方文化的复杂性与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长期历史有切实而具体的了解有关，但这一点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变法派人士会认为，中国面临如此积重难返的问题。只须改革三年就可以达到日本要花30年才能达到的成果?
造成戊戌变法人士这种过于简单的乐观预言的更重要原因，乃是因为他们心理上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情结.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乐观的大言高论起到了一种平衡这种长期受到压抑的焦虑心理的心理防御作用.它实际上也是变革者内心渴望摆脱挫折感的深层愿望的心理投射。

从戊戌变法看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特征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些戊戌变法志士是具有相当强烈的宗教信念的人，由这样一批笃信佛理的近代士大夫知识分子充任了中国变革的先锋人物，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
首先，在如此保守、僵固的文化氛围中，正是这种“先知”式的宗教家式的人物所体现的慷慨激昂与精神感召力，才能冲破这个民族的闭塞、长期专制政治压抑而形成的精神萎缩与文化惰性。

在这些变法者中，康有为的宗教心态是最为典型而且突出的.正是康有为所焕发的佛子式的献身热忱，勇往直前、不畏艰险、刚健果决的气概，以及他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的自信与乐观.使他对年轻的皇帝、对他的崇拜者与同志拥有一种超凡的魅力.用梁启超的说法，他那种“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我仆从”的自信.“盖受用于佛学也”.康有为的讲演，“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在这个“士风极坏.惟利禄是慕”的氛围中，正是康有为式的当头棒喝.才足以具有打破顽固、保守与平庸的文化冲击力.
然而，这种宗教情怀却在现世变革中具有“两面刃”的特点，基于宗教情怀的自信，反过来也阻碍了变革者在政治实践中的世俗理性(Secular reason)的发展。世俗理性要求人们摆脱信条对人们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约束.客观求实地、冷静地去认识改革所面临的症结、困难与问题、并通过政治策略技巧来解决.换言之.康有为身上的宗教气质阻碍了他在政治实践中以求实的眼光来判断问题，一旦这种宗教心与康有为执拗鲠倔的个性相结合.其政治后果就更为严重.
关于这一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他的从弟康广仁劝他在严峻的局势面前应考虑暂时退却.以保存实力时.他却以“孔子之圣，知其不可而为之”表明自己的“义不能退”，在他看来、一个“知难而为”“勇往直前”与“锲而不舍”的变法者是无须计较实际后果的。康广仁曾告诫他，“舍身于事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然阿兄生平所志所学……他日之事业正多”，而康有为却回答，‘生死自有天命”他还例举了当年路经华德里时.只差着半寸，险些被一块飞砖击中而大难不死的往事，以此来证明，，“今境也似飞砖视之。但行吾心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计也”。
梁启超说康有为“出世太早”，他超越时人，而不适于致性文化”的概念来进一步研究这种心态与传统文化的现时。他的理想是如此高远，以致“动辄得咎，举国皆敌”，就是为什么梁启超说他“大刀阔斧，开辟事业”而又“自今未有一成者”的原因。正如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位英国外交官一针见血地指出，康有为“极富于幻想”，“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正因为如此，“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他的建议不是被忽视，便是惹起反抗”。由这样一个理想家、“宗教家”来充任中国改革决策与实行的大任，既是这个时代与文化的自然结果，也恰恰是这场变法运动的不幸。
其次，让我们进一步来分析这种激进心态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
在戊戌变法派身上，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两叉分类、强烈而执着的“道德优越感”与不知通过妥协的方式渐进逼近目标的态度。例如，在“明定国是诏”发布之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康有为反复强调的是“新旧水火不容”，改革与保守“势不两立”，他屡屡痛斥守旧派，他 建议光绪皇帝排斥太后，“速奋乾断”，以震耸人心的手段来清除异己，“诛杀近卫大臣”。他们过激的改革措施引起反对派的激烈反弹，这又反过来进一步激化了他们挺而走险的冒险态度。凡此种种言论、献策、措施，决不能简单 地看作是康有为等人士的个性缺陷或缺乏政治经验所 致，人们更应看到，传统的政治文化对中国早期变革者们的深刻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他们对待反对派的态度上，而且也表现在他们在失败之后，对失败原因的解释上。在康有为看来，既然他们的动机与意图是纯正的，那么，失败的责任就不应由他们来承担，而只能由“邪恶的”反对者来承担。这一点，康有为表现得特别突出，他在事后从来没有承认自己在变法过程中有任何过失。以致梁启超在1902年与康有为由于政见分歧而发生争执时，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尖锐地批评这位老师一辈子从来没有听取过别人的任何劝告，而总是一意孤行。在变法派内部，康广仁、王小航这些人十都劝说过他，然而却没能影响过他。在康有为看来，只要意图纯正，行为自然也是正确的，如果失败那只能是由于敌手过于强大，由于中国人太愚昧，由于天意或其它种种因素，而所有这些均与他无关。

这里，我们可以借用西方学者政治研究中提出的“极致性文化”的概念来进一步研究这种心态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极致性文化(Consummatory Culture)与工具性文化相对应。工具性文化在追求终极性目标时，允许中间性目标的存在，在迫求目标实现时，允许多样化的手段与途径。
而中国以官学化的儒家为基础的传统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强调的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而这种“道”又是“不可须臾离者也”。这种非此即彼的价值观与思维模式，具有“极致性文化”的基本特质，并对受这种文化熏陶的变革派士大夫有着不自觉的深层的影响。
这里所指的“极致性文化”，其基本特点是把目标与手段均视为道德上的不可分离的整体。它否认从现实状 态向理想状态的进步，应允许存在若干并不完美的中间 阶段。在这种思维方式与价值观支配下，人们习惯于对问题与选择作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善即恶的两叉分类。 渐进、宽容、妥协、多元性存在的价值与权利，异质体之间的互补性，在极致性文化中都不具有合法性。当政治精英认定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与理想是动机正 义与愿望良善的，那么，凡是不同意自己政见的反对派， 就必然被理解为“出于道德上的邪恶与堕落”。这种在政治领域中道德优越感与道德独断论，进而 又在逻辑上自然产生不宽容、不妥协的斗争心态。因为， 既然政治上持不同意见的人一士或反对派已被归结为道德上的“邪恶者”，对于邪恶者，就只有采取排斥、斗争与消灭的方式来对待.而对方所作出的任何反弹，也只能从邪 恶者之反对正义与光明来解释。正因为如此，极致主义文 化下的政治观，本身就孕含着流于极端的不妥协的斗争倾向. 可以说，“极致性文化”是一种最不利于推进改革的 政治文化，改革过程特别需要在现存体制不发生根本性 变动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团结大多数人群，尽可能地利 用现体制内的共识资源与传统权威合法性，使改革过程的权力与利益再分配所引起的震动减少到最低程度。改革的要点恰恰在于，在缺少共识的地方尽可能多地寻找共识，在不同的个人、利益团体与政治势力之间，求同存异;改革需要不断地在各种力量之间寻求妥协、讨价还价，而不是你死我活，有你无我。改革者最重要的品质并不是个人道德上的完善无疵与动机纯洁，而是对行为效果的预测与重视。改革需要把复杂的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渐进地、分阶段地、逐步地解决，中介性过程的存在则是必然的，而所有这一切，恰恰是极致性的政治文化所难以提供的。
当中国最需要它的政治精英运用智慧与能力来进行改革时，传统文化中那些极致性文化因素，却激活了早期中国改革精英中最不利于改革而最有利于革命的因素。

结语

也许，人们会认为，上述对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的分析过于严苛，人们会提出，难道生活在当今的中国人，不应该对在专制统治压迫下最早出现的改革者们抱有更多一些的同情与敬意吗?难道他们的行动不正体现了20世纪的历史潮流与进步的方向吗?难道他们的缺点
还值得近一个世纪之后的后人作过多的抨击与指斥吗?
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对戊戌变法的失败与研究恰恰是倾注了太多的道德同情与辩解。而这种同情与辩解，又正是由于人们不自觉地受到了传统的“意图伦理”思维模式与评价尺度的影响的缘故。换言之，当一个不自觉地生活在传统“极致性文化”的阴影之中的当代中国人，对受同一种文化心态影响的作古者的过失进行评估时，往往会“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
对于一个生活于新的变革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不应再简单地继续把这些改革先驱者们视为诗化的审美的对象，而应该进一步去发掘他们的历史对于当代人从事的变革事业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注释:
C1]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230页，辽宁教育
出版社，1988年。
C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31页，
苏继祖:“戊戌朝变纪闻”。
[3]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三章，上海译文
出版社，1989年。
[4]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三章，上海译文
出版社，1989年。
C5]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三章，上海译文
出版社，ls8s年，参见该书第六章。
Cs]《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折”，
第15页，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
[7]《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5页，“康南海年谱自编”。
[8]《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5页，“康南海年谱自编”。第
二册，第175-178页，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
[9]《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5页，“康南海年谱自编”。第
二册，第175-178页，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
[10]《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5页，“康南海年谱自编”。
第二册，第175-178页，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
第二册，第4页，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
[11]《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5页，“康南海年谱自编”。
第二册，第175-178页，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
第二册，第4页，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
[12]《戊戌变法》第4册，第332页，曹孟其:“说林”。
[13]《戊戌变法》第4册，第332页，曹孟其:“说林”。第
191页，“皮锡瑞年谱”。
[14]《戊戌变法》第四册，第70页，梁启超:“康广仁传”。
[15]《戊戌变法》第四册，第70页，梁启超:“康广仁传”。
第36页，梁启超:“康有为传”。
[16]《戊戌变法》第三册，第527页，《戊戌政变旁记》。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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