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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门外胡说日本、台湾与俄罗斯的隐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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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外胡说日本、台湾与俄罗斯的隐性文明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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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门外胡说日本、台湾与俄罗斯的隐性文明 (1389 reads)      时间: 2010-9-11 周六, 上午1:51

作者:芦笛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门外胡说日本、台湾与俄罗斯的隐性文明


芦笛


我在《文明真空》中说,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必须与该国的隐性文明相匹配。若是该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包括构建价值观与运转机制)与本土隐性文明相冲突,则那社会制度必然会被本土隐性文明修改得面目全非,以达到两者之间的和谐。在这个工作完成前,社会将处于持续动乱中。因此,要想从西方引入民主制度,必先改造中国本土的烂污隐性文明,否则移植物无法存活。

这其实一点都不费解,早说过无数次了。民主是绅士的游戏,无论是狭义的民主制度,还是法治,要能运转,全靠全民合作,其主观基础,是两个已经成了全民行动本能的坚定信条:

第一个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教导:“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民一致认识到,所谓“零和博弈”(亦即一方所得等于一方所失,双方加起来的净收入等于零),乃是世上最蠢笨的博弈方式,到头来谁都没好果子吃。因此,千万不要指望全面压倒对方,而要争取“双赢”。若是双赢不可得,那就愿赌服输,等下次再翻本。

第二,规则高于一切,程序重于内容,形式高于实质。法治国家大到宪法,小到交通规则之所以能起作用,全靠社会成员把它们视为高于一切、不容忤犯的权威,而这权威主要还是人民的主动尊崇使然、不是靠镇压机构的威慑建立起来的。若是全民都藐视那权威,盼望的都是一有机会就违反它,那契约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世上最蠢的事,就是为了占小便宜扭曲规则甚至撕毁规则。一旦做了这种蠢事,则规则立即化为乌有,而国家也就成了乱邦危邦,所有的人都要吃尽苦头。

您说这两条,有哪条不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潜在的价值观完全相反?两千年来,有哪个统治集团不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实行“赢家通吃,不服者一律铁拳伺候”的“狼羊律”?中国人刻下最热衷的“利益博弈”,又有哪一种不是零和博弈?毛泽东之所以被人民世世代代视为智慧化身,难道不就是因为他从不按规矩出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尔反尔,对同志发动突然袭击,“有神鬼莫测之机”?张良、陈平等人的“奇计”,又有哪个不是这种痞子博弈?

在这种全民皆痞的情况下,您要将绅士的游戏引进去,即使不立即引出大乱,也只会把无所不为的痞子选上去当国,使得逆向淘汰达到顶峰。我党深陷于其中的死套子,我看是怎么也解不开的。

评论《零八宪章》那阵子,我就把话说得朗如天日了。我指出,今天老百姓根本没有任何造反可能,威胁全民安全的,是构成了最大潜在乱源的中共,盖中共到现在仍然是个毫无规矩的土匪山寨,仍然以“力强者胜”的丛林法则解决权力斗争,以非法手段做翻政敌。要杜绝这个隐患,唯一的出路是效法西方,将党内的权力斗争公开化,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但这是不可能的。例如假定胡锦涛同意在党内实行西式民主,由党代会货真价实地选举中央,大家也宣誓服从游戏规则,但最终某位毛派野心家当选,小胡落选。当选者上台后脸一变,喝令将小胡拿下,从此恢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一切党内资产阶级实行无情镇压。那又该怎么办?不满现状的始作俑者只会作法自毙,谁也不敢作这出头椽子。

因此,只要权力的存亡与政客生命的存亡紧连在一起,中国就绝无实行民主政改的可能。大家要认清这个基本国情,停止一厢情愿地做梦。小温家的宝贝(the Babe of the Wen’s)不过是为了给历史留个记录,嘴痒嚷嚷上几声罢了,成人们勿要会错了意。

其实中国实行不了民主制度,我看是福不是祸。已经说过了,若是中国明天实行民主,出个米洛舍维奇绝对是必然的。若方应看、安魂曲、胡安宁一类匪类被选上去,那还得了?边疆少数民族还有活路么?立即就要“边庭流血成海水”。现在国人都让钱烧得神志不清,而共党这几十年的“爱国主义”宣传更是埋下了炸毁国家的核地雷。就连白痴也知道开发利用这无比雄厚的民意资源。若是朱成虎将军出来竞选,我敢担保他一定选上,到时他若兑现“核爆台湾”、“核爆东京”的竞选诺言,那又该怎么办?

因此,要我说啊,眼下这“太平盛世”,大概也就是咱们配得上的最佳生活方式了吧。Anything better than that, we simply do not deserve. 这种生活方式的唯一缺陷,便是执政党内讧始终是悬挂在全民头上的核达摩克利斯之剑。但上面已经说了,这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指望哪个明君敢舍命施恩,实在超出了人类的本性。国人可做的,也就是及时行乐。毕竟,这不过是从长远来看才能发现的隐忧,眼下尚无立即爆炸的征兆。

这话我也知道太丧气,因此有人来信问我,怎么解释日本和台湾的外来制度与本土隐性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写那文章之前,我已经想过这俩最明显的反例,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无论是对台湾还是对日本,我都毫无了解。我大概只能说,日本的隐性文明未必构成了外来显性价值观无法克服的障碍,而台湾虽然或许解决了和平转移政权的问题,但未必是什么文明国家,别听龙应台那小女生胡吹大气。

先说日本。首先,日本的民主是被占领军强行注入的。即使麦克阿瑟在日本实行了好几年的“训政”,日本人民的民主觉悟仍然颇低。麦克阿瑟被杜鲁门炒了鱿鱼时,日人如中雷劈,全民惶惶不可终日,盖在倭人心目中,麦帅便是幕府时代的将军,被他们崇拜如天神。《朝日新闻》说:“我们感到好像失去了一位慈祥的、受人爱戴的父亲。”《每日新闻》则说:“他的罢官,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令人震惊的事件。”[1]

为什么震惊?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想像,一个威名赫赫、身拥重兵的战神,居然能被一个密苏里州出来的破产零售商杜鲁门一纸命令便解了职。麦克阿瑟离开东京飞回美国那一天,从美军总部到羽田机场长达12英里的道路上,密密麻麻地排满了日本人,挥动着美国国旗与日本国旗,举着“我们爱您,麦克阿瑟”和“我们感激将军”的横幅[2],比“十里长街送总理”壮观多了。此前此后许多天,日本报纸都在热烈讨论,纷纷宣称这是日本学习民主的最好机会,日本人应该从此事件中学会民主操作,云云。

而这就是日本与中国的一个重大隐性文明区别──日本人特别善于学习,毫无妄自尊大之心,而且颇有眼力,知道什么才是值得学习的精华。而中国人则绝无此种能力。两国在近代对外来文明冲击的应变速度与方式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另一个重大隐性文明区别是,日本人的集体主义与中国人的是两回事。中国人的所谓“集体主义”,并不是“舍己为人”的利他主义,也不是团队精神,而是极度的自私。它的主要价值认定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应该把少数人扔出去喂狼”。而这所谓“集体利益”只能由君主来解释并代表(在乱世则由更可怕的暴民多数解释与代表)。这种价值认定,构成了专制制度的民意基础。

日本人的集体主义主要是强调个人的自律,其原则似乎是“不要给他人添麻烦”。因此,日本人当然也能接受“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把少数人扔出去喂狼”,不然他们也不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并哺育出那么多神风特攻队的疯子来了。但即使在此,他们仍然与中国人有本质不同:国人同意把少数人扔出去喂狼,那“少数人”并不包括自己,而日本人可是愿意自己挺身而出去喂狼的。

或许就是这种出发点的不同,日本人的集体主义更体现了对他人的体谅与尊重,因此,它特别强调和谐,避免把自己的意志粗暴地加在他人头上。因此,日本人的集体主义并不像中国那样,并不必然造出独裁者来。在麦帅强制注入民主前,日本虽然是专制国家,却不是独裁国家,而是实行所谓“鰯文化”,也就是一伙人商量着办事。即使是在军国主义时代,也找不到一个大独裁者。而这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想像的。

我想,大概就是这些因素,使得日本人的集体主义跟中国和苏联都不相似,因而其隐性文明蕴涵的民族性格、心态与反应定式都与两国不一样,并不对外来显性文明构成顽强的抵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什么原生文明。日本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向外学习的历史,因此本土的隐性文明具有很高的可塑性。

再说台湾。台湾与大陆不同的是,台湾没像大陆那样,由万恶的毛共三十年如一日,以仇恨立国,将烂污隐性文明放大强化到了极致,把邪恶的反文明反人类的价值观当成国教,用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强制性注入国民心田,有意把全民训练为什么烂污事体都做得出来的土匪加政客,在后三十年又以钱为纲,用金钱高效腐蚀消解残存的人性。因此,台湾人的隐性文明并没有大陆人的那么烂污。此其一。

其二,国民党公开的最终目标是实行民主宪政,因此,它不敢否定“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不敢否定“普世价值观”,只能用“戒严”一类非常手段,名不正言不顺地搞专制。民间社会仍然保留下来了,传统道德未像大陆那样,遭到坚决、彻底、全部、干净的毁灭。社会烂污度不如大陆万分之一。此外,国府剥夺的主要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并不累及其他权利。当社会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之后,社会变成了工商式契约社会,也就获得了转为政治上的契约社会的基础。所有这些,再加上在国际上被大陆挤兑到走投无路(因此台湾人应该每人都给大陆人写封感谢信),便最终引出了台湾的和平转型。

但窃以为,姓龙的那位小女生在北大的胡吹实在太无水平(当然可能有一定文学水平,但毫无思想价值)。“礼义廉耻”的陈腐洗脑什么鸟用处都没有,比起来还没有咱们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动听。倒是中华民国一直保留下来的公民课更有意义。我记得连唐好色那种不学无术之辈,在芦区答网友都还把当年的童子功使了出来,解释了几个最基本的政治概念。这些其实都没有太大意思,最主要的还是,台湾的社会环境从未被中共系统改造为赏恶罚善、实行逆向淘汰的烂污环境。

即使如此,我并不认为台湾是什么文明国家,不要以为民主国家是“无差别境界”。我在旧作里里说过了,同是民主国家,有高阶与低阶之分,区别它们的“阶级”的标志,是国民是否普遍具有人道主义情怀。不幸的是,国人常常不知道这点。老金说德国人在欧洲人中种族主义观念比较严重,受到钱文军先生的质疑。我丝毫不懂踢足球的事──我本人坚决赞同李中堂的主张,那种抢球的不体面粗活,应该让进城的民工去干──但我本人在德国的感觉则与老金说的完全一致。我去过欧洲几个国家,印象最差的就是德国,印象最好的是瑞典。瑞典人毫无种族歧视观念,论人道主义情怀,大概没哪个国家可与之相比。只是那个国家比较好色,对儿童成长不利,或许是因为该国的冬天太长吧:)

德国的种族歧视观念严重,恐怕因素很多,一是过去纳粹的隐性文明不曾清除干净,二是德国人因为过去迫害过犹太人,全民族负罪感很强烈,因此过去对在该国寻求政治避难者的法律规定最松弛,导致大批经济难民特别是土耳其人潮水般涌入。那些人素质照例很低,引起族群矛盾,自然为种族歧视思想滋生制造了温床。再一个问题则恐怕是前东德的影响。因为治国的基本思路非常相似,如今新纳粹最猖獗的国家,都是前共党国家。东德从未如西德那样,全面清算过纳粹的罪恶遗产,因此难免影响到统一后的联邦德国。当然,这问题应该由师爷先生来讲。我胡说一气,有不懂装懂之嫌。勿过,本文从头到尾都有此嫌──德国我好歹还去过,日本台湾则至今无缘访问,却敢胡勒一气,所以正是老金说的“虱多不痒,债多不愁”。

扯远了,还是说台湾人吧。我觉得,台湾人似乎缺乏西方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中国人一般势利,专门欺压弱势群体。这我已经在《真空》文中讲过了。烂台商们在国内可能规规矩矩,在大陆就TMD胡作非为,其凶残似乎并不亚于党神话里的刘文彩、黄世仁。建议姓龙的那位小女生去向逼反福建船员、逼反泰国劳工、歧视东南亚来的“外籍新娘”、迫使雇员接二连三跳楼的大班們宣讲文明。

我对台湾人的印象,还是活跃在网上的台湾人搞烂的。我发现,这些同志哪怕到了西方,仍然没有什么文明素养。例如洪哲胜老先生在美国度过了他大部分生命,可至今似乎还是个民主盲。在他看来,台湾的民主转型,其实也就是咱们的“解放”。民进党的历史使命,不是与国民党共存共荣,化解族群隔阂,促进全民团结,而是要消灭“外来政权残余”;葡萄皮网友(当然他没有出国)则完全是其反面,此人夜读《红岩》泪流满面,感动得一塌糊涂,竟然因此坚决支持急统,甚至声称即使是武力统一也是应该的,哪怕中共的导弹落在他家屋顶上也在所不惜(当然这句话是我替他加上的,不过此乃逻辑结论);唐好色网友貌似开明,然而一开口竟然会有一种毛共气息,令人百思不解。首先是他什么屁事都能政治化,像煞了共匪的政治指导员。谁敢说中医有效,谁就是中了毛毒,相信崇拜巫术,必须“灵魂深处闹革命”,坚决和毛共划清界限(他竟然以为毛泽东宣传迷信,其实台湾人才真是迷信到不可救药,我认识的一位博士生亲口对我说算命就是准,而托毛的福,绝大部分中国识字分子都是无神论者,恰与他愚蠢而又自作聪明的想像相反)。连我写篇《江阿姨的样板戏》,他都大义凛然地谴责我歌颂毛共,说那相当于“戈培尔叔叔的党歌”。哪怕是在我暴怒如狂、跳踉大骂之后,他仍然无法放弃冒充政治指导员的入骨爱好,动不动就甩出政治帽子来,悍然指责胡棋源网友抨击国内道德溃烂是“老掉牙的唱衰”,类似地,王维洛指出三峡水库的设计缺陷也是“唱衰”。

这些恶心表现,让我不能不怀疑,毛泽东疾病,到底是不是一种基因携带的民族特有的遗传病?要不为何台湾番薯与芋仔们也会表现出这种症候来?什么郎咸平就更不用说了。我那侄孙匪首胡安宁开的海盗网站导读上,就高挂着那烂仔讴歌列宁帝国主义论之英明的烂文章。这还不说,郎咸平那些吹豁了边的牛逼,就连大陆人也未必有那厚脸皮吹出来吧?出了这么多烂仔的国家,还配称为文明国家么?

当然这可能是以偏概全,记得本网站有位大陆网友到台湾去打工,人家就曾跟帖告诉我,台湾人的素质很不错。当然,他是与大陆作对比。我深信,论平均水平,若与大陆人相比,随便哪个烂国家的人都能算天仙。君不见在隔壁芦区转帖的报告世博会真相的精彩文字里,连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姑娘们都对中国人民低下的素质倍感失望与震惊:

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2799469

所以,我的门外感觉是,台湾或许是处于低级阶段的民主国家,但仍然不是文明国家,人民仍然普遍缺乏人道主义情怀,识字分子哪怕是高级识字分子诸如唐好色之流,仍然缺乏起码的文明觉悟。当然,中国能到这水准已经是阿弥陀佛了。但这不大可能,理由已如前述,而台湾人没有咱们那些特有的难题。即使是在强盛时期,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在弱化之后就更不用说了,何况还有个窝里反的党主席李登辉。

最后想说的是俄罗斯。比起日本来,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更像俄罗斯的,区别只在于人家类似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为了国家强大,国民普遍愿意做被扔出去喂狼的那个倒楣蛋。而中国人只在嘴上爱国。即使如此,两国人民相似之处仍然很多,甚至连思维方式都有共通处。因为这篇文章写到这儿已经太长,我干脆把《野蛮的俄罗斯》中的一段引在下面:

【这结果便是“主权民主论”的出笼。它是克里姆林宫的意识形态专家、普京的顶级助手苏尔科夫提出的,他本人给出的“主权民主”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在其中政治权力及其权威与决定都由一个多样化的俄罗斯民族决定和控制,以实现为全体公民、社会集团与各民族共享的物质福利、自由与公正,由形成这个政治生活的人民决定和控制。”[3]

剥去漂亮包装,他的意思是,俄国人民的政治生活是不是民主的,得由俄国人民自己决定,轮不到他人置喙。换言之,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属于一个国家的主权。其实也就是我党说的“主权高于人权”。尽管措辞略有不同,两者都是对“普世价值观”的抵抗,而且抵抗方式一模一样,都是把民主自由置于国家主权范围内。

饶有兴趣的是他对主权民主论的论证,他说:

“很明显,俄罗斯文化意识是整体的和直觉的,与机械论和还原论相反。在我们智识与文化实践中,综合压倒了分析,理想主义压倒了实用主义,想像压倒了逻辑,直觉压倒了推理,一般压倒特殊。这当然不是说俄国人缺乏分析思维能力,而西方人缺乏直觉,这儿的问题是比例多少。这么说吧:俄国人更感兴趣的是闹钟指示的时间,而不是它的设计蓝图。

因此,我们的文化的中心是感受整体而不是操作特殊,是集中而不是分散。我们将这个假定视为公理,用它去界定真实的政治参数。

在我看来,这一基本现实,赋予俄国政治实践至少三个突出的特点:首先,通过集中权力来实现政治完整性的愿望;其次,将政治斗争目标理想化;第三,将政治机构个人化。所有这些现象同样存在于其他政治文化中,但它们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的存在超过了平均水平。”[4]

这些思维方式特点其实为一切原始民族共有,中国人的这些特征似乎较俄国人更突出──咱们根本就没有逻辑推理能力,有的只是直觉与想像,只是咱们不知道那是幼稚思维的特点,要把这所谓“整体思维”吹为某种中国人特有的智力优势而已。但在我看来,不管苏尔科夫的政治目的如何,此说确为实事求是之论。民主是西式思维产物,能否用于不习惯于西式思维的民族尚在未定之天。更何况无论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分权与抗衡,还是确保个人自由,都与沙文主义格格不入。因此,俄国人最可能实行的,还是“沙文民主”。】

记得老马有次说:“演绎法通向民主,归纳法通向专制。”(记不得是否如此,若有误,请老马纠正)这当然是足尺加三的屁话──哪怕是中学生也该知道自然科学定律全是使用归纳法总结出来的。但看了苏尔科夫这些屁话后,我一直在想,所谓“整体思维”乃是人类幼稚时期的通病,东西方概莫能外,而专制制度也确实是幼稚人类的通病,东西方概莫能外。所谓“还原论”则是人类成熟的标志,只有欧洲这个特例。与此同时发生的是现代民主国家在欧洲诞生。这两个现象平行出现,难道是偶然的?此后,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首倡反智主义的“整体思维辩证法”,由此迎来了专制程度最高的极权社会,这又是否与思维方式的逆转有相干?

很明显,要回答这些问题,超出了我这80年代工科线性脑壳的能力,就留给有兴趣的同志去琢磨吧。

最后说一声:我又要去整理旧作《毛泽东论》去了。我最恨整理旧作,每次都要诱发我的忧郁症,不得不停顿下来。这次虽然没有查文献来源的苦楚,却是把原来零碎的文章整理成一部系统的专著,其苦头更TMD大。前些天我又因此堕入抑郁,成天什么都不干,只想永远扔下这烂活计。但看来还是不行,我是不可救药的信念型老帮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早已深深刻在我的骨头上了。而写完这本书以及《“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乃是我死前必须尽到的责任。写完之后,我也就可瞑目长逝了。因此,我虽然刑期到本月20日结束,但我恐怕直到年底都不会再回来,要去发愤把那书弄出来。如果无法出版,我就制成PDF文本放在网上。

另外,胡安宁侄孙,我不跟你两个吵了(四川话)。我骂你骂成这样,保本有余,无论你以后是否嘴里还不干不净地捎带上我,我都不再与你计较了。不能不承认,不管怎样无赖无耻(最后骂一声),你还是有点气度的,居然把我那《天鹅之歌》挂在导读栏中,而里面赫然就有“匪首胡安宁”字样。令我颇为佩服。


[1] 转引自:约翰托兰着,孟庆龙等译:《漫长的战斗》,471页,中国社会群众出版社,1992年。
[2] 同上,474页
[3] 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будущего, http://www.expert.ru/printissues/expert/2006/43/nacionalizaciya_buduschego/
[4] 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 Рус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Взгляд из утопии,http://www.viperson.ru/wind.php?ID=322805&so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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