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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黄帝内经》中的“五行”理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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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细说《黄帝内经》中的“五行”理论（1） (468 reads) 时间: 2010-8-30 周一, 下午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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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拙作《黄帝内经与爱因斯坦·神秘的五》

1.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尚书•洪范》

《尚书》是现存中国典籍中最古老的一部，里面收录了上至唐尧、下至西周两千年间的大量史料，其中包括多位远古领袖的演讲和许多远古的政府文件。《尚书》中十分重视“五”这个数，例如将亲属关系划分为父、母、兄、弟、子五类，称为“五典”；将美德划分为义、慈、友、恭、孝五类，称为“五教”；将官爵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称为“五礼” ；刑法分为额头刻字、割鼻子、砍脚、阉割、死刑五种，称为“五刑”；另外还有五品、五器、五服、五宅……

从《尚书》开始，对“五”的推崇就一直贯穿在先秦百家的哲学理论中。为什么远
古之人对“五”这个数字如此重视？如果我们按照古人认知世界的方式会发现自然界确实有许多事物与“五”有关：

天上可以用肉眼看见的行星有五颗，因此占星学中有岁星、荧惑、镇星、太白、辰星五星（即木、火、土、金、水五星）；

绘画时任何颜色都可以用红黄蓝三原色调配而成，再加入黑白二色以调配色彩的深浅，因此所有的颜色都可以用青、赤、黄、白、黑五色表达；

对味蕾产生刺激的物质有四类：糖类产生甜味，酸类产生酸味，盐类产生咸味，生物碱产生苦味，同时当舌头的痛觉神经受到刺激时就会产生辣味，因此味道有甘、辛、咸、酸、苦五味；

解剖学中，由肋骨包围的重要器官有心、肝、脾、肺、肾五个，所以人体有五脏……

再加上人手指头恰有五个，这些神秘的巧合一定会使远古的哲学家们认为“五”是天地间一个神圣的数字，认为“五”是万物构成的基础，《黄帝内经》中就十分强调任何事物都可以划分为五大类，在《灵枢•邪客》中说：

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

对“五”崇拜思想影响下，先秦时期天子、诸侯大多按照“五”这个数设置行政制度和安排祭祀活动，如《礼记》记载周代礼制中最高级别的官员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五个；《周礼》记载周代的行政级别都按照州、党、族、闾、比五级设置，祭祀的牲畜专用牛、鸡、羊、狗、猪五种……

到了战国时期，齐国哲学家邹衍将远古哲学对“五”的崇拜推向了极致，依照《尚书》中“五行”的概念，提出天地间万物都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构成，把天文、地理、社会、人体各领域的事物都按照“取象比类”的方法划分为五大类，并且认为万物都之间都存在相互促进或者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维持着相互间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关系可以用五行间的“生”与“克”两种作用进行分析研究。

那么五行间的生克关系是什么呢？右图用箭头表示出了五行的生克，也可以用这样一种形象的方式来帮助理解：水的浇灌使草木生长，草木燃烧产生火焰，火燃尽后生成土灰，矿土经过提炼可以得到金铁，金铁器物放在室外最容易聚集露水——这就是五行相生的关系。水可以浇灭火焰，火可以融化金属，金属刀斧可以砍断树木，树木可以扎根于坚硬的土壤中，土可以筑坝阻挡河水——这就是五行相克的关系。

对“五”的崇拜必然影响到医学理论的构建，在战国的《管子》《礼记》《吕氏春秋》等书中，已经将“五脏”视为人体最重要的器官，并通过五脏的五行属性将人体与天地万物联系在一起，《黄帝内经》则沿着这条思路进行了更深入的理论探索，综合各种解剖学知识、临床经验以及术数理论，详细划分了人体各种器官的五行属性，构建了一套囊括人体及天地万类的宏大理论体系。

《黄帝内经》是流传到今日典籍中保留五行学说最完整的一部，而且其理论至今还在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因此《黄帝内经》就成为了代表五行文化最权威的经典，下面这个表格概括了《黄帝内经》中万物与五行的对应关系，这些内容也是后世中医理论的关键组成部分，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逐步解析这个表格的主要内容。

万物五行属性

五行木火土金水
数字八七五九六
天文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
地理东南中西北
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寅卯巳午辰未戌丑申酉亥子
四时春夏长夏* 秋东
气候风热湿燥寒
五音角徵宫商羽
五色青赤黄白黑
五嗅臊焦香腥腐
五味酸苦甘辛咸
五畜犬羊牛鸡猪
五谷麦黍稷稻豆
五菜韭葵薤葱藿
五果李杏枣桃栗
五脏所藏魂神意魄志（精）
五脏肝心脾肺肾
六腑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
肢体筋脉肉皮毛骨、髓
九窍眼舌口鼻耳，二阴
五脏之华爪面唇皮毛头发
人体精华血神水谷气精
五声呼笑歌哭呻
情绪怒喜思悲忧恐
分泌物泪汗唾涕涎与溺
*长夏为夏秋之交，按《黄帝内经》记载，土也对应于每个季节的最后十八天。

2. 脾生隔，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管子》

前面两章的讨论中，我们看到《黄帝内经》把 “神”——也即人的精神意识以及人体新陈代谢的调节机制——视为人体的主宰，是决定人体是否健康、疾病能否治愈的最关键要素。在先秦 “‘五’崇拜”的影响下，古代医学家自然也会尝试将“神”这个变化莫测的东西分解为五个要素来研究，于是我们看到《黄帝内经》用“神、魂、魄、意、志” （或者用“精、神、魂、魄、意”）来代表“神”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同时可以推测，古代医家相信“神”虽然无形，但却有有形器官在承担它的功能，而五脏是古代医学中重要的人体器官，于是“五脏”在医学理论中就脱离了它们的解剖功能，抽象为代表人的精神意识以及人体调节机制的五个符号。

《黄帝内经》认为“神”主宰着“形”的运动变化，以五脏为核心的理论框架非常具体的体现了这一观念。《黄帝内经》将人体各种组织器官以及各种功能划分为五大“系统”，每个系统都受到五脏主宰，上述表格从“五脏”至“五液”十行概括了五大系统的划分方式，可以看到人体重要的组织器官与五脏都有着一一对应关系，这套理论成为了后世医学的核心内容，深深融入到了医生们的临床实践之中。

如构成四肢的主要组织有皮肤、肌肉、筋腱、血脉、骨骼，它们分别从属于肺、脾、肝、心、肾，按照这种对应关系，如果肌肉发生疾病，如重症肌无力（中医称为“痿症”），由于“脾主肉”就应该首先考虑从脾论治；如果钙质流失导致骨骼疏松，由于“肾主骨”就应该考虑补“肾”。再如从人的“七窍”与五脏有一一对应关系，“目”对应于“肝”，因此无论近视、远视还是白内障、角膜炎等等，都不应该绕过“肝”进行治疗；“鼻”对应于“肺”，因此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鼻炎，都需要考虑从肺论治。

各种组织器官被划分为五大系统，这使很多看似互不相关的生理现象在理论上发生了紧密联系——或者说组织器官间发生着某种神秘的“超距”作用，如泌尿系统与耳系在解剖生理上并无直接关联，但二者在中医理论中都属于“肾”，如果患者出现尿频尿急且同时出现听力下降，医生会很自然的把两个现象联系在一起，会考虑采用治疗“肾”的疗法；如果患者发生“腱鞘炎”（在中医中“腱鞘”属于“筋”的范围），同时病人伴有目赤眼痛的症状，由于“目”与“筋”都属于“肝”，医生就有可能考虑从“肝”着手治疗。

组织器官与五脏对应的理论，使得这样的医学哲学观深深扎根于医学理论之中：人体所有组织器官之间都存在复杂的关联，考察疾病时不应该隔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而应该放眼人体的大环境去诊治疾病。这种整体观念无疑与“还原论”指导下形成的西方医学在思想方法上有着根本区别，这也是中医在“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医学挑战之下能够“我自巍然不动”的重要原因。

那么这样一套组织器官与五脏对应的理论是怎样构建起来的呢？从它的内容不难看出，解剖知识、临床经验及术数原理在理论的构建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如胆与肝、肾与膀胱、鼻与肺、心与脉等等很可能直接来自于解剖，他们在解剖上都有直接关联。而肝开窍于目、肾开窍于耳、脾主肉、肺与大肠相表里等等，则很可能来自于临床总结，如《黄帝内经》中记载过一条古训：“诸痿独取阳明”，即瘫痿的疾病都应该针灸足阳明胃经进行治疗，这是从长期临床实践中摸索出的治疗经验，由于痿病与肌肉有直接关系，而阳明又由脾胃所主，加之长期消化功能不正常的人，常会出现四肢困倦无力、身体消瘦、肌肉松弛等症状，古代医家就有可能在归纳这些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得出“脾主肉”的结论；再如《黄帝内经》中，胁痛、脉弦、善怒等是“肝病”的典型表现，在临床上，具有这些症状的患者经常会出现视物昏花或者目赤肿痛的症状，于是古代医家就有可能归纳得出“肝主目”的结论。

当然，《黄帝内经》成书以前医学经历过一个极漫长的发展过程，而那时的医学观念、诊疗手段与今天有很大差异，要用今人观念去揣测这套理论的实践基础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例如战国时的《管子》与《文子》两书中分别有“脾生隔，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和“肝主目，肾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胆主口”的记载，这与《黄帝内经》理论有很大差异，并且有证据表明《黄帝内经》与《管子》《文子》等书中的医学理论是有渊源关系的，那么战国这些医学理论的实践基础是什么？它们如何演变为《黄帝内经》中的形式？今日已经根本无从考证了。

但可以肯定，五脏与组织器官对应关系的理论，大部分内容来自于实践中的观察，来自于对临床经验的总结，只不过在汉代崇尚“天人感应”、盛行谶纬之术的文化范式中，医家理论家们也就习惯于将零星发现的医学规律纳入到解释天地变化的术数体系之中，并让其具有简约而对称的结构，这样的理论就具有了容易被人们认同的真理形式。或者说，如果医家不把临床发现术数化，就难以融入当时的文化范式，难以被其他人接受。

这个将医学规律纳入术数体系的过程，使得医学家们不得不“削足适履”，将许多重要的临床规律排除到理论框架之外。如在实际的中医临床中，耳病与“肝”“肾”的关系都很密切，从经络理论来说“肝”与“胆”相表里，而“足少阳胆经”对耳的功能有重要影响，因此要说“肝开窍于耳”并没有问题，但既然“肝”已经开窍于“目”了，为了满足形式上的需要，医学理论家就不得不将“肝”与“耳”的关系“削”除到五脏理论框架之外。再如《黄帝内经》中有过“心开窍于耳”、“心开窍于目”的论述，但既然“耳”和“目”安排给了“肾”和“肝”，为了满足形式上的对称性也就不得不将其“削”去，只留下 “心开窍于舌”的理论。

这个“削足适履”的过程，一方面使某些重要的临床规律被排除在理论框架之外，容易被后世医家忽视、遗忘。另一方面，那些在实践中发现的医学规律被纳入到术数体系以后，它们就容易脱离原先的实践基础，被上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规律，从而远远超越它们原先的适用范围，甚至会误导临床治疗——来自实践的医学规律被无限神圣化，其实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以后 “五行理论”“五脏学说”遭到无数诟病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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