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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行”在哪里?(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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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唢呐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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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6/19
文章: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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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华文明“行”在哪里?(7)
金唢呐
按照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蒋庆教授的说法，中国若想长治久安，绝不能搞民主宪政，而是一定要搞“王道政治”。在蒋庆看来，不要说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连讲究心性之学的民国和台湾新儒家也都走上了邪路，中国近代吃亏就是由于没搞王道政治，不然的话早已是人间天堂。“‘王道政治’就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下面都是他的原话：
“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出现了偏差，即中国所有的政治思潮都把民主作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中国在今后的政治发展上不应再以民主政治作为发展目标（不管是西方式的真正民主还是某某主义的民主或者儒家的民主），而应回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以代表中国文化理想的王道政治作为发展目标，这样才能既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国情要求，又符合人类追求永恒秩序与天人和谐的心灵要求。”
另外，他们和本区敬爱的特首一样，非常关注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我印象里老芦好像多次提到，至少在提到“非遗传的专制”时说过）。如康晓光就认为毛时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在这个前提下，我党是合法的：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有自己的合法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为它提供合法性论证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谁认识了呢？马克思！马克思认识到了这种规律。马克思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指出社会发展要经历五个阶段，一步步地、必然地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必然要埋葬资产阶级。但是单靠无产阶级自己还不行，还要有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来领导才行。这样一来，这种学说就把共产党的领导权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确定下来。”
而老邓只有靠政绩来赢得被统治者的认同：
“中国改革的最大压力来自经济领域。面对西方的示范压力，执政者需要在经济发展方面作出像样的成绩，才能给被统治者一个交代，才能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经过二三十年的冷战，一个“共识”被逐渐接受，这就是市场经济能够比计划经济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所以，邓小平的改革，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当然，他也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化改革，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而持续二十多年的惊人的高速增长，也确实为共产党提供了“政绩合法性”，为中国的政治稳定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但现在，出现了贪污腐败、分配不公、高房价等问题，光靠“政绩合法性”不行了，需要“王道”“仁政”。如蒋庆教授就认为，过去为什么社会稳定，就是因为搞了“王道政治”，近代以来中国动乱，不是“丢了两把刀子”，也不是放松了“二杆子”，而是丢了“王道政治”这个镇山法宝。因为不搞“王道政治”，政权就失去了合法性：“中国近百年来政治动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则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此一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政治权力就不会获得合法的统治权威，中国的政治秩序就不可能长治久安，而随时都处在动乱的边缘。”“中国人的政治理想不是民主，而是王道。王道不是中国专制时代的政治形式，而是中国人的政治理想。”
“儒家的王道政治就是要全面而完整地解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建构起一个长期稳定合谐的政治秩序”。具体说蒋庆谈到了“三重合法性”：
第一重谓“天”，即超越合法性，又叫神圣合法性。任何政治秩序，必须有一个超越神圣的价值源头，政治秩序才能合法。儒家则通过大一统的思想建立超越合法性。大一统确立的政治秩序超越合法性是防止国家社会动荡的治乱之道，所有稳定和谐长治久安的政治秩序都必须建立在大一统所确立的超越合法性之上。
第二重谓“地”，即文化合法性，又叫历史传统的合法性，是指任何政治秩序或政治权力均不能背离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若政治秩序或政治权力背离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不具有历史文化的正当性，因而就不合法；
第三重谓“人”，即民意合法性，又叫法理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秩序必须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得到人心的广泛支持。一个政治权力获得人心民意的广泛支持就合法，否则就不合法。
蒋教授看来，民主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人心民意”一家独大，缺乏制约。而人民经常是自私而短视而缺乏道德的，“考虑得最多的是自己当下的切身利益，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油盐柴米酱醋茶”，“只剩下赤裸裸的欲望而不再有未来的希望与生命的激情”，所以“政治走向平庸化、人欲化，政府变成了公司，政治领袖变成了董事经理，政治统治变成了合同契约，一切都可以用金钱利益来衡量，昔日政治中的理想追求与崇高人格已不再可能。”而蒋庆认为他的“王道政治”是“三个代表”：“代表了天道、历史与民意，能够最大限度地把统治的权力变成统治的权利，把国民的服从变为应尽的义务”。
其实，新儒家想法是好的或是比较好的，可惜在当今社会没有任何可行性，这不是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就拿解决生态平衡来说，确实当今世界存在着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人口爆炸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古代确实也没有，但这绝不是因为古人有什么超人的智慧，而是生产力低下、科技落后，根本无法制造酸雨、破坏臭氧层，不饿死就不错了，何来人口爆炸？古代每次战争结束都会出现一个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原因之一就是砍掉了大量吃饭的脑袋。我前一段去农村感受也很深刻，80年代以前人们也没什么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意识，但老百姓手里的家伙是斧头、手锯，忙活半天砍不了几棵树，现在可不得了，化几百元买个电锯，几天就是光秃秃一座山！
用儒家学说解决政治问题也是一样，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要比古代复杂的多，而且又是一个开放体系，远不是靠着《论语》《资治通鉴》就可以知天下的。若是仅仅坐而论道、义卖点公羊家学说便也罢了，组织些少年儿童摇头晃脑地“诵经”、“读典”，可笑固然可笑，但学习“孔融让梨”总比学习刘文学的故事要强。要命的是人家大陆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蒋庆教授还偏偏不知藏拙，提出了具体的构想，“在制度层面落实吾国古圣先贤确立的‘政治权力三重合法性制衡’的理想，结合西方的三权分立，搞‘三院制’”。此构思极具无厘头搞笑功能，简直可以砸相声演员的饭碗，给人的感觉是本来就弱智的脑袋又被驴狠狠的踢了一脚，下面是他的具体政权框架和人事安排：
“王道政治在‘治道’上实行议会制，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实行三院制，每一院分别代表一重合法性。三院可分为‘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
“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人员产生上蒋庆教授是这样安排的：“‘通儒院’由推举与委派产生，‘庶民院’由普选与功能团体选举产生，‘国体院’由世袭与指定产生。” 具体说就是：
‘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制，可不到位，委派代表主持院事；议员来源有两个途径：一、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二、国家成立通儒学院，专门培养精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之儒士，经过政治实习和考核，委派到国家、省、市、县级议会任议员。其议员产生之规则制度可效仿吾国古代之‘荐举制’与‘科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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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评：若去年季羡林先生还在世的时候，这议长肯定是季老无疑；“可不到位”又保证了博士生照样带，革命生产两不误。现在季老已仙逝，我看东海一枭先生倒是合适人选，大儒绝对够格，至于当前“儒教”是否“公推”就不得而知了。而且这政策若真实行，各大学中文系就要改名为“通儒学院”，报名火爆，我们学校那帮中文系教授非乐疯不可。
“‘庶民院’议长议员则按西方民主政治议会产生的规则与程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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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评：本坛大部分网友为理工医农专业，只好奔着“庶民院”去了。只是不知道“西方民主政治议会产生的规则与程序”跟“通儒院”的“公推”有什么区别没有？还是像西方那样到处拜票？这可有悖《春秋》精神。
上面两条尽管荒谬，毕竟还有可操作性，最难办的还是“国体院”，蒋大教授“余思十余年”后是这样安排的：
“‘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国体院’议员由吾国历代君主后裔产生（即依《春秋》‘存二王后’的原则）；由历代圣贤后裔与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产生（即依‘礼三本’圣贤为文化之本而报之的原则）；由社会贤达产生，（即依《春秋》‘选举’原则--选贤举能的原则）；由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产生（即依《春秋》‘通三统’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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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三统”落实起来倒没什么困难，“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在当今人大政协中都是现成的，直接把关系转到“国体院”就行了。可这“存二王后”、“礼三本”落实起来可不得了，“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圣贤后裔与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少说得有几千万，光是号称百子千孙的文王，其后裔少说也有几百万吧，那姓孔姓孟的个个都是“圣贤后裔”。诸位网友也帮我留心一下，看看“历代君主”和“历代圣贤”中有没有姓金的，咱也弄个“国体院”议员干干。
蒋庆教授三院之间的互相制衡是通过这样的运作方式实现的：
“三院中每一院都拥有实质性的权力，法案必须三院同时通过才能颁行，最高行政长官也必须由三院共同同意才能产生。如果一个法案由‘庶民院’提出有利于民众，但违背天道，‘通儒院’不同意则不能成为法律，如关于单性家庭合法化的提案；反之，一个法案由‘通儒院’提出有利于天道，但不符合民意，‘庶民院’不同意也不能成为法律，如西方绿党许多保护生态的提案过于激进与超前。再如一个法案由‘庶民院’提出符合民意，但不符合历史文化传统，‘国体院’不通过也不能成为法律，如关于全民公投改变国号、国语、国教的提案和分裂国家领土的提案。由于三院制中每一院都具有通过法案与决定最高行政长官的实质性权力，‘三重合法性’在‘治道’层面得到了制衡，每一重合法性都不可能独大，因而都不可能排斥其他合法性而通过具体制度安排主宰控制政治过程。也就是说，每一重合法性都可以在与其他合法性制衡的制度安排中恰当地、受约束地实现自身，同时又取得其他合法性的认可而不侵害其他合法性。”
袁伟时先生给蒋教授的“三院制”概括了一句话：“中国要回到政教合一的体制，由儒教的‘大儒’、‘贤儒’加上血统高贵的前贤后裔集体君临天下，保留对国家一切大事的否决权和决定权，需知在三院中他们笃定支配了国体院和通儒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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