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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中共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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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中共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 -- 看客101 - (11611 Byte) 2010-3-03 周三, 下午3:12 (336 reads) |
看客101
加入时间: 2009/09/11 文章: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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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看客101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二、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
2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而在美国,2006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1%。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三分之一就是33%,也比我国高一倍。
既然标榜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61%,我们也应当占到。前年我们是60%就是36000亿,而不是6000亿元。有了上规模的全民福利,失业农民工、失业工人、低收入者和贫困农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见影地缓解。
据2007年4月5日南方某媒体报导,湖北的一对农民夫妻因负担不起万余元的医疗费投长江自尽。不久,福建的一对农民夫妻也因1859元的医疗费,在闽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悲剧。这两起事件代表性的反映出包括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底层人民悲惨的生存境况。外电评论:触目惊心的现实,宣告当局所鼓吹的农村合作医疗阶段性的失败。其条件之苛刻和保额之低,不具备社会保障功能。就像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一样,这是中国当局为应付舆论和国际社会所搞得世界级形象工程。18
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真实反映了该国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到底信奉什么?到底是人民的政府,还是特权阶层的政府,看看财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6万亿财政收入怎么切割?是先切下60%留给人民,再安排其它支出?还是倒过来?拿官员用车来说,10年前开支3000亿元,说要试点改革,试点了10年,车更多了,现在的开支是5000亿元了。我们对官员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个狠劲。意大利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公车私用。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 · 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年2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13个月徒刑。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狱中服刑。19 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费了,减刑七个月,但公车私用就犯法,还得判半年。共产党这也能,那也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就是管不住公务车。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不能再搞形象工程,必须动真的了。如果立下规矩,形成传统,用在百姓工资福利方面的财政开支占到60%,那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那才有真正的和谐社会。人民会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第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制企业要落实实名股份制。
必须从理论上统一认识,公民没有股权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是公有制经济,是打着公有制旗号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大骗局。名为公有制、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一较真,一落实,实际上蜕化成一种“官有制”。在这种体制下就产生了前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那样的官员。作为中国第一大企业的掌门人,他自命为“共和国长子”,贪污2个亿,生活极尽奢华,每日挥霍4万元,他每月的交际费是200万元。公然说:“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从贪污劣迹、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来观察,他都是个权贵集团的典型人物。
我非常赞赏陈志武先生的主张,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的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20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是非常好的政策,但需要落实。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就是落实十七大的政策主张,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建议从2008年国企总资产的42.55万亿元 21 中划出20万亿为公民权益基金,分期分批地进行股权改革,将股票分发给约 4亿城镇居民。
第一批发给国有企事业单位在职和退休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正处级(含)以下的党政干部,每人5万元股票。未分地的农民工享受城镇工人同等待遇。
第二批发给党政机关在职和离退休正处级(含)以下干部,教育文化机关在职和退休副教授(含)、副研究员以下人员,每人5万元股票。
第三批发给在役和复转的军队正团级(含)以下官兵,每人5万元股票。
第四批发给未参加过工作的城镇居民,每人3万元股票。
地方副市级(原地委专区一级副职,含)、军队副师级以上干部暂不参加全民所有制股权改革,以缩小中高级干部与广大群众的收入差距。
经过国企股权制度改革,城镇居民每个家庭有了二三十万元的固定资产,每年可有三五千元的红利收入,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会真正找到当家做主的感觉。
将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形式量化给个人,资本主义美国又走在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面。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在1968年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带来了一笔巨大的公共财富。在公众的推动下,1977年议会设立阿拉斯加州的资源权益基金,全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政府建立经营石油和天然气的企业,企业的收入给所有阿拉斯加州居民发放等额的现金分红。1982年,全州40多万居民每人都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从那时起直到2005年,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4年给全州公民分红了。22美国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做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事情。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理应比美国做得更好。
实行这三项新政,将从根本上改善广大工农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重建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重建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如果胡锦涛、温家宝有胆略、有魄力实行之,他们就占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在中共执政史上做出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贡献。他们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局,改变形象,得到13亿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的内需马上会出现汪洋大海般的市场,漂亮地、稳当地渡过世界经济危机。“胡温新政”将要与“罗斯福新政”一样青史留名,胡锦涛、温家宝会成为中国的罗斯福。
这种改变利益格局的大兴大革,必然会遇到城乡权贵集团的强烈抵抗。胡温如果下决心挽救党、挽救国家,要制定一个团结多数干部的政策,向社会公布,这是消解权贵集团的关键性一着。除买官卖官者坚决打击外,由于经济政策界限不清渎职者,说清问题一律宽大处理。子女打着父母的名义在社会得到的好处,要和他们父母本人划开。一位CEO,他掌控的资产与他贪污的资产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容易混淆但必须分清的概念。只要他们不化公为私,不向国外和境外转移财产,守护好、经营好所掌控的资产,一律宽大处理,承认他们的经营能力,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各级领导干部,只要把自己和家庭问题说清楚,带头执行阳光法案,拥护和执行三项新政,一律团结使用。
三项新政必须在公开、透明,接受群众和媒体监督的情况下实施。要防止权贵集团在推行新政中谋私,防止各级领导人成为权贵集团的工具,办法只有一条:民主。落实宪法第35条,把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给公民社会,开放报禁,给群众结社自由,执行三大新政的中央及地方领导人和人民的结合才有互动的途径和纽带,才具有可操作性,这是推行新政的关键。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强化取决于新政的得人心和支持新政的社会力量的强大。推行新政的领导人对这一点要看明白,想清楚。作为一名老军人,以我对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和素质的了解,这支军队人民子弟兵的本质没有变,他们在抗洪、抗震救灾中为黎民百姓的献身精神证明了这一点。在关键时刻,他们会站在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一边的,绝不会去为权贵集团看家护院。
赵紫阳生前提出对权贵资本主义必须有一种政策来进行遏制,三大新政就是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和平地化解权贵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最好的办法。赵紫阳用“遏制”这个词,而不用“打倒”、“消灭”一类的词,表现了他主张用解决党内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
权贵集团应该看明白,想清楚,三大新政不动你们先富的这一块,不动由于政策界限不清,你们半合法、半非法得到的财富,将来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弄清是非解决问题,条件是你们不能反对、抗拒新政,一反对就由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了,谁跳出来反对,先解决谁的问题。我建议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希望达到赵紫阳设想的结局:“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23
但是,买官卖官这一块要从严,这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要以毒蛇噬手壮士断腕的精神,把买官卖官分子从党和政府的机体中剥离出去。一个镇长10万,一个县医院院长30万,这个风不刹住,这一条潜规则不破,这样的人不清除,党就死定了。
重新建党建政,向民主化转型
胡温如果做了前述三件大事,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会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在党的威信极大地提高中,就可以放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用不着顾虑普选,多少个党出来竞选,多数选民还是会投共产党的票。随着报禁、党禁的开放,贪污腐败会得到根治,这是一种自然的良性互动。在全民皆大欢喜的政治气氛中,妥善解决重新评毛、为“**”平反、为“**功”平反等问题,实现全民大和解。在民主宪政中,党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绩,像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连选连任,出现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当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赢得大选的信心。无论在朝在野,这个在转型中新生的政党都是民主宪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中国共产党还清历史旧债,卸掉了历史包袱,必须改变党的名称,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入了党做了官的,许多人成了贪官。追求入党的人们,很多是为了做官发财。共产党这个名称,已经完全失去了道义的含量。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吸引了全国追求解放的民众和要求进步的青年。建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要坚决清理开除腐败分子。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共产党的名称在理论上也失去了根据。邓小平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我支持邓公的意见。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与空想社会主义告别,与暴力社会主义告别,与封建社会主义告别,与权贵社会主义告别,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在党的改造过程中,可以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保留一个左翼政党,对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保持社会利益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有好处。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只有像毛派这样的在野党才能对执政党起监督和制衡作用。要相信毛派会进步成熟起来,使自己在民主宪政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即使有了上台执政的机会,也不会胡来;如果真的胡来,很快会被选民抛弃。赵紫阳曾提出建立反对党的问题。这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建设。有了反对党,执政党发生重大错误时,才有替补队员,不会出现不管犯多大错误还得让它执政下去的无可奈何状态。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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