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BC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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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ABC60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威權主義的非永久性
Authoritarian Impermanence
作者 :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打印此文 告訴好友2010-01-27 2:00 AM
Andrew J. Nathan is Class of 1919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He coedited The Tiananmen Papers (2001), coau- thored China’s New Rulers (2002), and coedited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2008).
2009年《Journal of Democracy》7月刊（天安門事件以來的中國專刊）
譯者推特ID︰Freeman7777
世界上威權主義政體的類型肯定要比民主政體來的多，盡管後者吸引了我們學術界如此多的注意力。威權主義的體制與我們相伴的時間要更久，統治了更多的人民，並 且就我們所知可能在將來也要比民主的體制統治更多的人民。不應該對這些情況感到驚訝如果你考量到威權主義是民主政體這樣一種被狹隘定義的政體類型（為了擁 有實權的最高職位進行自由的政治競爭），歷史上來講它是新出現的，並且通常是不穩固的政體的剩余種類。作為一種剩余種類，威權主義涵蓋的範圍必然是廣闊 的，並且包含了許多不同亞型的政體（subtypes of regimes）。1
關于這類的政權是如何保持住權力的以及它們是如何改變 的這方面的疑問過去一直都在吸引著那些極權主義，法團主義、軍事統治、官僚制威權主義以及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者。但是這類研究主題在1990年代初期的時 候隨著民主的歷史性勝利似乎是不再時興了。確定的是，中國的政權仍然握有實權，但它似乎又是正在進行自由化的；較小的共產主義國家是不常見的；並且君主制 以及神權統治似乎正在枯萎當中。
但是歷史保留了它的狡黠，不是黑格爾式的透過盲目的人類行動來達成歷史目的論的方式，而是後現代式的以一 個具有諷刺意味的事件的逆轉來回應了我們的詮釋。天安門事件二十年之後，中國的威權主義的韌性仍然使我們吃驚著。在1998年和2003年對中國民主的希望做出探詢之後，《民主雜志》決定再次進行總結。2在這期的專題中我們考慮了政權的前景是否因為快速的經濟增長以及多極化，社會動蕩，一個興起的中產階級 以及互聯網上的新自由而已經有所改變了。
如果不是文章篇幅有限，我們還可以問問西方教育以及文化，環境退化，政治腐敗以及漢民族民族主 義，少數民族民族主義、全球經濟危機，以及其他不間斷地測試中國公共秩序總體框架的大型因素的影響︰前面幾頁說明豐富了我們對于作為一個仍然很少被理解的 新類型的中國威權主義體系的認識，這是一個國家主義中又有著企業家精神，政治壟斷中又有著個人自由，人治化權力運作中又有著司法程序，鎮壓中又帶著回應 （responsiveness），政策一致中又帶著分權化的彈性，雖然進行信息控制卻又已經產生了一個媒體圈。該體制二十年來一直保持強大不是通過扼殺 變動，而是通過孕育它來達成的，不是通過保持體制一塵不變反而是通過塑造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以及國家結構去滿足新需求。今日的體制提升了能干的領導人， 以一種有序的方式進行政治接班，產生了有效率的公共政策，並且吸收了大眾的支持。也許掌握這些動態將有助于刺激對于比較威權主義體制 （comparative authoritarian systems）進行分析的研究復活。
未來的陰影
但是和所有當代的非民 主體制不一樣的地方在于，中國的體制也擁有一種與生俱來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事實就是另一種形式的，經由一致同意（common consent）產生的政府要更為具有合法性。盡管該政權宣稱一種中國特色的民主是建立在它為人民服務以及統治是合乎人民利益這些事情之上的，盡管中國的 大部分公民今天還是接受這樣的宣稱，3該政權承認，並且所有人都知道，它的權威從未順從于大眾的意見並且它也從來沒有意圖想要那樣做。從這個意義上講，這 種政體被打上了權宜之計的烙印，是一種臨時性的和過渡性的需要以滿足時間上的緊迫性。而民主制度，相反，常常引起失望和沮喪，但他們沒有面對比他們有更好 聲譽的任何其他政體形式。5威權主義政體在這個意義上來講並不是永遠會持續下去的。就他們的多樣性以及長久性來講，他們都生活在未來的陰影底下，對于存在 的挑戰是易受傷害的，而這是成熟的民主體制並不要去面對的。我們已經習慣于戲劇性的，具有明確準繩的朝向民主政體的轉型。這是到目前為止保持了一個低姿態 以求避免鎮壓的中國律師、上訪者、博客作者和記者，以及更廣泛圈子中的民間社會組織以及宗教團體所組成的維權運動的希望。他們希望，這一政權將變得陷入到 為維護其統治它已經創造出來的諸如法院和新聞媒體這樣的安全閥式機構的邏輯里。（真這麼操作的話）黨接著就會發現它自身被迫要去與一個平等的強勢的民間社 會共存，中國將變成一個民主國家而不需要一個迎接變革的戲劇性時刻。可以稱它是一種新類型的轉型，不是崩潰（舊體制完全解體）、解脫 （extrication，，轉型發生時既有政體的規則被廢止，但是威權統治者仍有機會參與協商下台的談判條件），或（執政黨與反對派之間或公開或私下達 成的）協議（pact），而是平順轉型（segue，意思是轉型前後的體制有延續性，不需要劇烈變動）。
中共在頑抗那樣的景象到來。它的 領導人從天安門事件中學到的最大教訓就是拒絕與社會的平等對話。正如支持鎮壓的前總理李鵬在他與支持對話的總書記趙紫陽在危機期間所辯論的那樣，去允許示 威學生去“與黨和政府平等的進行談判”將會“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及否定整個社會主義體制”。6隨後在東歐和甦聯所發生事件確認了中共領導層的看法。7 這個政權願意去以任何方式進行改變只要有助于它掌握權力，但是它不願意去放松對于自主的政治勢力的禁止。政權改變，如果它來的話，它更可能是通過某種程度 的破裂發生才導致的。但是中國的轉型將不會和甦聯的轉型相似。中國並沒有處在一個它無法承受的軍備競賽之中。它也沒有與美國進行一個安全領域的過度競爭。 它的少數民族人口僅佔它總人口比例的5%-6%，並沒有像甦聯般超過了半數。它也不是一個加盟共和國式的聯邦國家，加盟共和國是有權從中脫離出去的。
中國的轉型也不會與台灣的轉型類似。8中國政府並沒有必要去納入以前所排除在外的多數族群。它不會去允許形成一個有組織的反對派或在競爭性選舉中訓練人民。這個國家也不像台灣那般如此的依靠美國。
中國未來最有可能的轉型方式仍然將是天安門事件那樣的模式，有著下面三個要素一起作用才產生的︰1）不滿現狀的公民所構成的強勁的多元性（在1989年是由 于通貨膨脹和腐敗，在未來很可能是因為失業以及環境災難或某種形式的國家恥辱）；2）一次向分散化的各種社會勢力發出了信號的催化性事件，告訴他們︰改變 的時機現在已經到來；3）領導層的分裂(不管是由于性格差異，權力斗爭，武裝警察以及軍隊的不確定支持，或意識形態的分野) 使得來自最高層的反應變得不確定或虛弱並且允許挑戰迅速增長。
只有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政權才認為自身是脆弱的，這從它所做出的大量去防止以 上三個因素冒出來的努力上得到了證實。它力求去保護公眾免于受到經濟不穩定的影響，在主要的社會群體中收買合法性，控制壞消息，取締動員，分化以及鎮壓反 對派，監控民間社會，控制互聯網和手機之類的聯絡工具，加強警察和準軍事力量，總之，就是去使它自己的內部分化不讓公眾發現因而使他們認為社會動員的機會 結構仍然是沒有希望的。截至目前為止，這類努力在對國際經濟危機對于中國工人的影響方面是成功的。分散的回到了他們所來自的農村地區並且得到了由政府刺激 計劃所產生的工作，農民工一直沒有向政府發動挑戰，並且現政權成功的抑制了08憲章的影響力，08憲章擁有最為廣泛的支持基礎並且是自天安門事件以來對其 統治原則所進行的挑戰中在智識層面做得最為精致的一次。
但是潛在危機的要素可以在任何時間結伴而至。如果人們設想中國的體制面臨到諸如美 國、英國和日本最近所經歷到的那些遭遇︰不成功的戰爭，暴跌的經濟，不受歡迎的領導人，挑剔的媒體，在文化認同上深度分化之類的各式各樣問題，很難想象中 國的體制會存續下去就好比想象成熟的民主國家會崩潰那樣。使這類政府的危機避免成為政權的危機的做法是公開化異議的文化，強健的法治，在回應公眾不滿時有 制度上的能力去更換領導人而不需要去變更整個體制。中國假如在1989年選擇了其他的路徑，它今天可能已經擁有了這類穩定化的特點。沒有這些作為，威權主 義的政權將不斷上演像是一組雜技演員在走鋼絲的戲碼，在避免所有危機的同時使它的動作合在一起是毫無瑕疵的。今日，我們的撰稿人證明了，現政權正努力去做 到這樣的事情。但是它無法承擔滑倒的代價。
NOTES
1. Amos Perlmutter, Modern Authoritarianism: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2000).
2. “Will China Democratize?” Journal of Democracy 9 (January 1998): 3–64; and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January 2003): 5–81.
3. Tianjian Shi, “China: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in Yun-han Chu, Larry Diamond, Andrew J. Nathan, and Doh Chull Shin, eds.,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209–37.
4. See, for example, “Zhonggong zhongyang guanyu jiaqiang dang de zhizheng neng-
li jianshe de jueding” (“Resolution on enhancing the governing capacity of the CCP”),
19 September 2004.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9/26/content_2024232.htm.
5. Yun-han Chu, Larry Diamond, Andrew J. Nathan, and Doh Chull Shin, “Asia’s
Challenged Democracies,” Washington Quarterly 32 (January 2009): 143–57.
6. Zhang Liang, compiler, 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eds., The Tiananmen Paper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1), 118.
7.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8. Bruce Gilley and Larry Diamon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Taiwan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2008).
轉自《譯者》http://yyyyiiii.blogspot.com/2010/01/blog-post_2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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