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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坐实我的共奴身份的文字：《野蛮的俄罗斯》的修改稿之一章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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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一篇坐实我的共奴身份的文字：《野蛮的俄罗斯》的修改稿之一章 (936 reads) 时间: 2010-1-25 周一, 上午5:49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四、俄国在近代的改革

如上所述，俄国的传统社会结构非常原始落后，但因为它地理上邻近欧洲先进国家，所以从西方断续地有限地引入了先进文化。这就构成了外来先进文明与本土生活方式的冲突。在这点上，它表现出了与其它后进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许多相似性，其持续的社会动乱乃是“西化不遂”引出来的：先知先觉们察觉到了本土生活方式的野蛮与原始，试图从西方引入先进的生活方式来取代它，而这努力势必引来旧有的落后野蛮传统的强烈抵抗。俄国表现出来的这种“西化引起的持续社会痉挛”，在落后国家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有日本是独一无二的例外。迟至今日，俄国和中国都还处在这种痉挛之中，似乎还看不到它的终结。

有趣的是，新与旧、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缠斗，常常表现为“改良”与“革命”的搏斗。革命家们似乎比改良家们更激进，但那不过是表面包装。在本质上，革命家常常代表着腐恶传统的暴烈反扑。俄国近代的骚乱的实质就是如此。

从前文对俄国基本社会结构的介绍中，现代读者不难看出，农奴制度与村社制度，乃是妨碍了社会进步的两个主要障碍。从道义上来说，两者都剥夺了人民的基本人权特别是自由创业权；从功利的意义上来说，两者都剥夺了大多数人民的创业自由，压制了私有制的全面出现，从而严重压制了经济的发展活力，使得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贫穷与困顿之中。

这种原始生活方式最大的优点，是为一个孤立系统提供高度的稳定性，正是陆放翁所谓“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但若处在一个开放系统中，它立即就要因与其它制度比较而出现生存危机。因此，俄国在近代遇到的挑战与危机，与中国非常之相似，而它的命运更是与中国相像到极点——两者都是统治者改革找死。不改革，则无法与西方强国竞争；一改革，则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把魔鬼从胆瓶中放出来，直接造成了专制君主的速死。它们留给后人的教训，便是令人丧气的“不改革可以苟活，改革则导致速死”。之所以出现这种两难，恰是因为貌似激进的革命思潮风靡了浅薄知青所致。

现代人应能看出，俄国要进步，就必须完成西欧先进国家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完成了的社会改革，解放农奴，解散村社，全面引入土地私有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基础。这就是俄国社会进化应有的大趋势。符合这个大趋势的，就叫进步；反对这个大趋势的，就叫反动。有趣的是，在这个艰难的社会进化过程中，统治者反而扮演了进步角色，而革命乱党恰恰是反动的。

前文已经介绍过，俄国近代的改革，是亚历山大二世启动的。在登基前，亚历山大二世就曾到欧洲考察过，知道俄国与欧洲强国的巨大差距。1853-1856年，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俄国与土耳其、英法等国开战，是为“克里米亚战争”。战争使得俄国体制的弱点暴露无遗，因而直接启动了亚历山大二世的内政改革。他不但将工业引入俄国，启动了俄国的工业化，而且还察觉，农奴制度与资本主义不兼容，俄国若要富强，就必须走资，而要走资，就必须解放农奴。在这点上，这位改革皇帝的决心可谓前无古人——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都知道农奴制度的落后，但都不敢动那俄罗斯的命脉，亚历山大二世却毅然动了，于1861年发布了农奴解放命令。

关于这场改革，西方至今各说不一，争议颇大。国内学者秦晖教授似乎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但我认为责之过苛。改革必然都是不彻底的，必然有着各种弊端，只能看其大致走向是否符合国家进步的大方向。我个人认为，无论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还是斯托雷平的改革，都是俄国走资的前提。不进行这两场改革，则俄国根本无望走上资本主义的康庄大道，迅速富强起来。俄国和晚清的区别是，俄国不改革也能苟安下去，只是不能如意争霸世界，而晚清不改革就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更有主动精神，更值得肯定。

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方案是，让农奴既获得人身自由，又能得到一份土地。这设想本身倒很周全，盖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是给农奴以自由，却不为他们提供生活手段，则解放的农奴只会饿死。如果要把地主的土地强行分给他们，则不但侵犯了私人产权，还要引来贵族的强烈反抗，很可能引发大规模骚乱，到最后谁也没好处。因此，他的方案是，农奴无条件地获得公民权，变成自由人，从此可以自由安排婚姻大事，购置产业，有权去做买卖，等等，不必再把一生交给党安排，这就是说，农民不必交赎身费，就能从领主的财产免费变成自由人。这严格说来也是国家对私产的侵犯，不过是一种人道的侵犯。

但被解放的农奴要获得一份地产，就必须靠自己买了。买的方法是，农奴个人交1/4的地价，由国家代付3/4。国家代付的款项，由农民以纳税方式，在49年内还本付息赔清。被解放的农奴被组织入村社，实行连环保。他们自己花钱买来的土地属于村社。但他们可以将自己的份地卖给村社，到城里去打工。

以上规定适用于私有农奴，亦即原来给领主种地的农奴，不适用于领主的家奴（所谓household serf），也就是那些不种地为领主干家务的仆人。他们得到的只是自由身，却无权分到土地。1866年，为国家所有（也就是为沙皇所有）的农奴也得到了解放，他们分的地要比私有农奴的好得多，盖没有地主捣鬼。

这方案的设计初衷是好的。但如同一切改革一样，它必然要被既得利益集团钻空子而发生流弊。这流弊便是，地主当然只会把坏地卖给农民，把好地留给自己。而且，他们怕农民成了自耕农后便不租种自己的土地，于是在卖地时便有意使得农民的地与自己的地犬牙交错，迫使农民为了耕作方便，不能不向地主租地，好让自己的土地能连在一起。沙皇的农奴则没有这种特殊问题，因此得到了较好的待遇。而最糟的则是那些不种地的家奴，他们得到的只是自由身，却没有养活自己的生产资料。

许多人把这场改革视为地主对农民的赤裸裸的掠夺。我认为不是那么简单，事实上地主也没得到什么好处。这场改革的特点，是它得罪了所有的人。亚历山大二世以为他这方案面面俱到，能同时获得地主与农奴的感激，结果是两面不讨好。从地主那边来说，改革使得他失去了大量土地，换来的只是国家支付的一堆债券（国家不用现金而是以国债方式作偿还手段）。当他卖出那债券时，常常发现它们已经大幅度贬值了。为了维持原有的奢侈生活方式，地主便被迫出卖土地以弥补亏空。

从被解放的农奴那边看来，他获得的自由只是一种发财的潜在可能（potential），并非实惠，而对习惯于作奴隶的人而言，实惠重于空洞的机会。更何况为了这抽象空洞的自由，被解放的农奴必须缴纳沉重税收，以偿还地价。那地价明显估计过高，因此常常使得农民在卖出谷物纳税后两手空空。于是农民们当然要怨声载道，油然而生“今不如昔”之感，觉得过去当农奴种的地比现在的还多还好，收入还高，解放倒把他们弄穷了。

因此，改革反而激起了广大农民与地主对政府的不满，骚乱时有发生。更严重的是，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开明政策打破了身份制度的藩篱，使得许多平民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他解除了报刊审查，又使得青年学生有机会读到过去无法看到的自由主义的读物，于是便哺育出了一批平民革命分子，恐怖主义的祖宗。这些人的蠢动，逆转了俄国的进步过程。亚历山大二世本来已下定决心实行宪政，却被民粹党人暗杀在大街上。那其实也是他自己找死。杀手投掷的第一个炸弹只是炸伤了他的卫兵，他不赶快逃跑，却下车去察看卫兵伤势，以示欧洲君主的胆量。哪知恐怖分子安排的是连环杀手，一击不中再来一击，于是老亚就被第二个炸弹炸上了西天。宪政也随着他的死亡烟消云散。

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最大弊病还是：它没有触动村社，反而把解放的农奴组织在村社中。土地并不是直接分给每个农户，而是先分给村社，再由村社把土地均分给被解放的农奴耕作。谁都想得出来，在这种背时体制下个体农户会有什么积极性——反正土地要定期重新均分，谁会愿意投入资金改良土壤，增加产量？村中一切大事，包括该轮种什么农作物，何时播种，何时收获等等，都由村社会议的长老们根据古老的习惯决定，个体农户还能有什么创新措施？这种背时制度与后来的共产制度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共穷主义。而且，村社把农民捆死在一个封闭的中世纪原始世界中，使得市场经济无可能产生，农民既不可能通过良性兼并土地变成资本家，也不可能因破产而流入城市去做无产阶级。要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当然必须打破这实行了几百年的大锅饭制度。

斯托雷平的改革就是瞄准着这大锅饭而去的。他出任首相时，俄国刚刚爆发过革命，全国动荡不安。老斯认识到 “发展才是硬道理”，俄国的进步只能靠经济繁荣实现。因此，他一面加强对革命乱党的监控与镇压，一面采取了若干自由化措施以刺激经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比老邓高明的地方是，他认识到，俄国的发展只能靠中产阶级的发育与壮大，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

1907年六月间，斯托雷平解散了第二届杜马（国家议会），推出了新的选举法，极大地降低了贫民和少数民族的选票份量，增加了贵族们对国策的影响力。这向右转的政治改革，降低了民意机构的代表性，在今日看来似乎是反动的，然而却使得俄国从1905年的革命后的骚乱中摆脱出来，恢复了秩序。根据新的选举法选出的第三届国家杜马变得更加保守，或许是过于保守，因为它在一系列政策上甚至比政府还要右。第四届杜马的总体政治倾向也与第三届差不多。斯托雷平的政治改革，在那个特殊的动荡时代，似乎可以视为旨在恢复秩序的权宜之计。然而因此选出来的国会却与左倾的知识界发生了背离。作为民意机构，它缺乏全面的代表性，因而也就不曾如英国革命时代的议会一样，在百姓心目中拥有足够的威信，这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斯托雷平最大胆而又最有远见卓识的改革，还是旨在解散村社、将西式私有制引入俄国农村的土地改革，其精神便是“允许土地私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规定，村社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在法律上属于使用者所有，因此农民有权退出村社，独家经营，农民银行必须扶持这些试图脱离村社单干的农民。1911年，也就是他被暗杀的那一年，政府还进一步公布了土地规划条例，规定凡进行土地规划的地方，村社份地均自动变为私产。斯托雷平的指望是，农民富裕起来后，便会变成现行制度的热心支持者。出于类似考虑，他还在城市试图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为此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权力。

如同一切具有远见卓识的改革一般，斯托雷平的土改引来了愚民的不满，大多数农民都害怕失去村社提供的安全感，更不愿意外人到他们的村庄去买土地。到 1914 年，只有10 %的村社解散了。即使如此，改革也迅速创造了经济繁荣。从1907 到1914年，俄国经济一直在持续地快速增长，而且出现了质变：以农村合作社、民间银行等等为代表的民间资本开始出现。到1914年，俄国的钢铁产量达到了法国与奥匈帝国的水平，俄国的经济成长率在当时名列世界前茅。尽管俄国仍然有大量外债，但它在GNP（那阵子还没使用GDP）中的比例逐年降低，外贸处于顺差。据前苏联异议学者的研究，苏联后来的经济增长率从未达到那个时期的水平。

正因为此，改革使得列宁极度恐慌。他生怕改革成功使得俄国能避免暴力革命。许多德国政客也担心，俄国的成功的经济改革若再进行几十年，则德国在欧陆的霸主地位将会因之动摇。有的历史学家因而怀疑，德国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就是想抢在俄国富强起来前将之击败。在我看来，这种猜疑毫无证据，乃是阴谋论思维定式。

秦晖教授引用斯托雷平本人的语录“助强凌弱”，认为那是“肮脏的进步”，是国家对农民的赤裸裸的掠夺。我不这么看。斯托雷平确实说过那话，但他的原意是要打破大锅饭，意思是国家必须扶持有能力的人先富起来。为了鼓励农民的创业精神，他规定农业银行必须向那些退社单干的农民发放他们能够支付的贷款，鼓励他们创办大规模的现代农场，在农村引入纯粹的经济合作体——合作社，以取代村社那种宗教政治经济合为一体的原始怪物。他还提倡发展农业教育，引进新的农业技术。最主要的还是，他废除了被解放的农奴欠下的国家代偿债务，使得农民从不堪承受的重税下解放出来。将这些改革措施视为类似朱镕基实行的“改制”那种由权贵对普罗大众的赤裸裸地抢夺，我认为有失公平。这两者之间实在没什么可比性。斯托雷平要比邓小平、朱镕基等同志高得多。两者之间似乎不是个简单類比的关系。

斯托雷平改革虽然引出了迅速的经济繁荣，但他触犯了俄国的命根：村社那个均穷主义（亦即一般所说的“共产主义”）象征，于是便走上了亚历山大二世的道路，在基辅歌剧院身中两枪。凶手伯格洛夫（Дмитр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огров）既是社会革命党人，又是沙俄秘密警察局特务。这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在俄国那种国家，改革派必然两面不是人。而俄国与中国之下流，正在于它们都容不得和平改革，要“一步到位”，最后闹出个空前横暴专制的极权制度来，从此天下太平，万籁俱寂。

为什么社会革命党人要暗杀斯托雷平那位富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家？这是因为革命乱党的价值观是颠倒的，和中国人一样，“不患寡而患不均”似乎也是俄国革命乱党的信仰。因此，他们把原始公有制视为正义象征，把私有制视为万恶之源，因为村社实行原始共穷主义，在他们眼中便成了民族瑰宝，而一切试图破坏这民族瑰宝的改革家自然就成了他们的死敌。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勃兴，更加助长了俄国革命乱党的价值观颠倒现象。马克思把私有制谴责为万恶之源，认定资本主义必将为实行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这在俄国革命乱党看来，不啻为他们的村社制度赐福——本是一种原始落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突然间却可以用一种最新的“科学理论”来加以美化式诠读。在与恩格斯的辩论中，特卡乔夫把这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认为，俄国比西方先进国家更接近社会革命，那是因为它虽然没有无产阶级，但同样也没有资产阶级，人民在传统上就是共产主义者，而在本能上则是革命者。恩格斯虽然把这种论调斥为幼稚可笑，但也不得不承认俄国即将发生革命。这种荒谬辩论，最能说明革命乱党颠倒的价值观：在他们看来，革命危机将临不是社会病入膏肓的表征，反而成了某种值得夸耀的社会或国民的优越性！

所以，西欧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兴，给前资本主义国家诸如俄国和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认识混乱，颠倒了这些国家浅薄知青们的价值观，使得他们反把本国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成了优越性，因而闹出毛泽东所谓“先进的东方，落后的西方”的笑话来。这便是俄国为何有那么多社会主义革命家。他们都觉得俄国国情与欧洲不同，早已在农村实行了集体化。因此，俄国可以不走西方的老路，跳过资本主义这个阶段，直接进入“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主张为当时许多革命政党共有，并不光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严格说来，参与二月革命的那些革命乱党中，还真找不出右派来。就连被十月革命推翻的临时政府的首脑克伦斯基，也是一个相当激进的社会革命党人。

总而言之，在革命前的俄国，形形色色的革命愤青占据了俄国识字分子的主流，总的政治光谱严重偏红。虽然革命乱党的具体政治主张各不相同，例如马克思主义政党主张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而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农民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主张土地国有化，而社会革命党人主张土地社会化，亦即为村社共有，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倾倒则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各自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实现手段互不相同。社会革命乱党主张使用暗杀一类的恐怖手段，而布尔什维克党人主张有组织的恐怖。窃以为，只有在这整体泛红的政治光谱下考察俄国革命，才能得到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看出俄国和其它落后国家中发生的骚乱的共同性。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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