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之水
加入时间: 2005/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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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沧浪之水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重新评价蒋介石
林蔚 文 田呈莲 译
一本好的蒋介石传记终于出版了。蒋介石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一个被误解最深、挖苦最多的人。他通过1925-1929年的北伐战争统一了中国，之后十年，也被称为"南京十年"，是中国经济与制度大发展的十年，也是中国最为自由的十年，而这一切却被1937年的日军侵华战争所打断。为了反击日军，蒋介石政府进行了顽强抵抗，而这一抵抗在一些人看来是中国20世纪最为辉煌的时刻。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冒险发动了试图消灭对手共产党的战争，结果一败涂地。他撤退到台湾，在那里推行铁腕统治，直到1975年去世，享年87岁。（相关链接：陈之岳，委员长：蒋介石和近代中国的奋斗；书评：蒋介石最后的胜利）
蒋的中国追随者对他极其忠诚，而他在西方也不乏朋友--其中包括美国《时代周刊》的发行人亨利·卢斯，但是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对于他的评价总是反面居多。只要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被看做是解决中国弊病的唯一途径--而这正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中期那些在政治、媒体以及学术上占主导地位的人所持有的观点-蒋的形象就是反面的。他反共，通过操纵权力妨碍那些能够更好利用它的人，他自以为有更好的办法重建中国，直到1950年，一直把更有办法的共产党人堵在建国大业的门外。
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共产主义的真正代价，蒋和他曾经统治过的中国也越来越难被一笔勾销。在最近20年里，中国自身也正在对社会主义中国前的历史进行重新认识。比如，大家只要看一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片《建国大业》里所描绘的给人好感的蒋介石以及那些具有个人魅力的国民党军官和官员，就可以发现，这与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们所持的"卑鄙小人"的标准形象大相径庭。
现供职于哈佛大学的陶涵（Jay Taylor）曾是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事务的外交官，已经出版了好几部著作，其中非常出色的一部就是关于蒋介石唯一的儿子蒋经国的传记。《蒋委员长》这本书（外国人对于蒋的"委员长"这一称呼众所周知，但是中国人却不怎么知晓）因为其规模庞大而取材众多。书的一部分素材来自于蒋自己的日记，这为该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准确的时间和事实框架。它还取材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档案，这些资料使我们了解莫斯科对于蒋介石事业的兴衰是多么关键。此外，该书还参照了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一些回忆录和访谈，这使得陶涵能够突破传统的历史学传记模式而提供一部更为可信的著作。
从某种程度上讲，对蒋介石的负面评价来源于一个人，那就是美国上将约瑟夫·W·史迪威，他当年被罗斯福派去给蒋做参谋总长，可是不久就开始鄙视他。这位外号"醋坛子乔"的史迪威把中国的领袖称作是"微不足道的人"（the peanut）,而且认为蒋是一个既缺乏智慧又没有能力的国家领导人，在抵抗日本方面也是一个失败主义者。陶涵在书中指出史迪威也是一个蹩脚的战略家。比如，现有的资料充分证明美国这位四星上将严重低估了在缅甸的日军的实力，由于他的错误判断，成千上万个士兵被派往雨林参加计划不周的密支那战役，而蒋所坚持的以防御为主的策略是显然更为谨慎，也会有取得更好的效果。但是，直到自己的晚年，（史迪威于1944年被召回，于1946年逝世），史迪威仍然对他的中国老战友恶语相向，毫不掩饰。比如，《纽约人》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战时对他的采访曾产生很大影响。他的抱怨也为另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芭芭拉·塔奇曼所著、于1970年出版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提供了素材。
另外一个反蒋的根源是由乔治·C·马歇尔将军领导的美国斡旋后中国和平的失败。蒋的国民党政府和毛泽东的共产党政府不能组成联合政府的原因很多。陶涵指出，原因之一个是马歇尔对依赖美国政府提供援助的蒋介石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他对从莫斯科那里得到充分援助的共产党却束手无策。事实上，马歇尔从未充分认清形势，其他人也是同样。在中国以教育工作者身份呆了几十年并且讲一口流利汉语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认为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联系是"脆弱的和微不足道的。"
事实远非如此。中国20世纪的前期历史见证了俄罗斯和日本试图影响中国的博弈，它们都想通过资金、影响力、合作以及武力征服扩展各自在中国的利益。自30年代起，日本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或许陶涵最大的贡献是使人们对苏联如何在关键时刻对蒋（和毛泽东）的事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蒋一开始是作为孙中山的信徒而实现他的权力崛起的。孙中山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创立了国民党。1923年，蒋介石在苏联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与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进行磋商、寻求合作。1924年6月，当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演讲时，蒋就站在他旁边。蒋后来成了黄埔军校的校长。黄埔军校是后来战无不胜的国民党军队的摇篮，而学校的成立依赖于苏联馈赠的270万元的开张费和每个月10万元的津贴，苏联同时还提供了武器。"1924年10月7日，第一批运送的8000支苏联步枪抵达，之后又运来了15000支枪、机关枪和大炮。"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和苏联的资助成为蒋剿灭北洋军阀取胜的关键，并使蒋得以在20年代末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政府。
然而，莫斯科不单单支持蒋。苏联人还给中国共产党提供帮助。斯大林意识到当时共产党力量薄弱，无法掌权，也不能够与让他担心的日本的军事武装抗衡。斯大林最初的想法是利用力量较小的共产党来影响甚至是控制相对庞大的国民党，或者是在共和国内部建立一个不大的"红色中国"。
1933年6月2日，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提出了购买一架能够飞抵共产党根据地并提供补给飞机的计划，该架飞机将由一位美国飞行员驾驶。11月2日，莫斯科指示上海要购买"重型飞机、防毒面具和药品"，并询问购买需要支付美元还是墨西哥银元。11月14日，上海共产国际代表报告已经收到了300万墨西哥银元，并提出再要25万美元。
苏联提供的资金和武器壮大了毛泽东的共产党的力量，就像苏联曾经资助过孙中山和蒋的国民党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双方开始交恶，蒋针对存在农村建立了根据地并形成"国中之国"的的共产党发起了一系列围剿运动。1934年的最后一次围剿十分成功，共产党不得不突破国民党的防线，撤退到西北地区。如果当时共产党口袋里没有莫斯科提供的墨西哥银元并用其维持撤退中的军费支出，并贿赂地方军阀"高抬贵手"，这次成功的撤离，也就是所谓的"长征"，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当毛泽东的队伍最终到达位于西北边陲的宝安时，他告诉他的部下他的目标就是要不断扩大共产党的控制范围，实现与俄罗斯和蒙古的接壤。
许多日本人都想要入侵苏联，但是斯大林知道如果牵制日本的话，他需要蒋和他的部队，这也就是1936年当蒋被绑架时他进行果断干预的原因。毛泽东知道并支持绑架蒋介石的计划，日本当时正在不断向华北推进。斯大林知道，如果没有蒋，中国将陷入群龙无首、无法抵制日本侵略的境地。毛泽东马上就听从了斯大林的意见，蒋介石获释。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斯大林通过新疆对中国军队提供陆路补给。到了南京战役时，涂有中国标志的苏联飞机以及苏联的飞行员都参与到了阻击日本人的战斗中。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蒋就难以维系。起初，他在苏联的支持下掌权；这时，在苏联的支持下，他挺过了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
抗日战争结束后，斯大林重打算盘，因为日本人不再构成威胁。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苏联军队占领了东北。斯大林想把富饶又具有战略地位的中国东北地区占为己有，这是蒋绝对不会答应的。在中国的共产党现在可以象东欧的共产党一样协助把所在国变成苏联东德那样的苏联附庸国。苏联于是提供铁路和飞机运输协助把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输送到满洲去建造一个"红色中国"，同时拒绝和拖延蒋派军进入东北的要求。蒋急忙在外交上作出让步，希望至少能够与中共共同占领满洲。
蒋以为他已经获得了苏联的默许，于是把最为精锐的部队投入试图把共产党赶出满洲的战役中，这是蒋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尽管一开始他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正如陶涵在其书中所指出，这场战役迟早会以蒋的失利而告终。斯大林是不会允许蒋在那里取胜的。苏联的物质和后勤支持通过边境的铁路（所有的铁路线均在中共的控制之中）、空运甚至是通过北朝鲜的铁路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中共的部队，仅从北朝鲜发运的物资车皮就有一千辆。
在当时甚至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这些事情仍知之甚少。直到苏联的档案将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公之于众之前，很多外国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自给自足的，主要归因于贫苦农民的大力支持。社会理论家巴林顿·摩尔在1966年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一次农民的解放运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苏联最后一次进入中国历史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初期，彼时距离蒋撤离到台湾已经很久了（陶涵对于这一时期有详细描述）。当时美国为了寻求与苏联的力量平衡，开始与中国政府进行沟通。通过引用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陶涵对当时的绝密外交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注脚。华盛顿政府为了对当时的盟友蒋隐瞒其行为和目的大费周章，但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总理周恩来一直在向蒋提供中美接触的信息，他们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内战时期。
我不得不遗憾地说，这部由哈佛最富盛名的贝尔纳普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也有一些缺憾。一个好的编辑是不应当允许这些错误出现的。书中有很多拼写错误，比如将苏联打败日军的关键性一战"诺门坎战役"的名字写错了，同样令人惋惜的是在拼音翻译方面出拼了一些错误。比如把台湾政务院总理郝伯村和驻美大使沈昌焕的名字也给写错了。
但是这些非同小可的错误并不能使人们产生重要的误解。该书的主线没有因为冗长和繁琐的出版程序而消失。此书树立了一个新的基线，以后的历史学家再写蒋介石必须以此书为基准。陶涵的书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是一部非常好看的书。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它也是一个从根本上改变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方式的符号。
《委员长：蒋介石和近代中国的奋斗》
作者：陶涵
出版商：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出版社（马萨诸塞州，剑桥）
页数：722+12页，硬装
定价：35美元
委员长：蒋介石和近代中国的奋斗
前美国外交官、哈佛学者陶涵出版蒋介石传，全面平反「最后的幸存者」，肯定蒋对台湾民主政治创造的条件。虽然「小骂大捧」颇多溢美，而且也有不少史实瑕疵，但依然是本巨细靡遗的上乘传记。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和中共革命（造反）成功，在红旗招展中建立政权；蒋介石和国民党仓皇撤退台湾，在风雨飘摇中巩固复兴基地。从此，「毛泽东研究」即成为西方的一支显学，毛的传记多如过江之鲫，从哈佛校园到非洲荒野，从拉丁美洲到巴黎塞纳-马恩省河左岸，没有人不知道毛（Mao）。毛泽东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名的中国人，其在世界上的知名度远超过孔子和孙中山。
反观比毛泽东还早搞革命并领导中国抗日胜利的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内战失败以后，被国际舆论讥为「政治难民」，处境维艰，角色尴尬。这位曾十度出现《时代》（Time）周刊封面（斯大林亦十次）的不屈老兵，变成一个被遗忘的老人。西方有关蒋介石的著作，可谓寥若晨星；拥有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华裔学者陆培涌（陆品清，Pichon P.Y.Loh，一九二八年生，上海人）于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之溃败》、《蒋介石的思想信仰》和《蒋介石早年的人格及政治研究》等英文论著，为西方学界的「蒋介石研究」开辟了道路，但后继者很少。
曾在中国驻足多年的美籍英国作家白英（Robert Payne）写过《蒋介石》；柯洛吉（Brian Crozier）和前香港《大公报》资深媒体人周榆瑞多年前合撰过《失去中国的人》；前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总编辑范比(Jonathan Fenby)二零零三年出版《蒋介石传》，只写到一九四九年。这些通俗著作皆不能令人满意。
过去一段长时间，西方对毛的评论褒多于贬，最近几年则贬多于褒；对蒋的看法，一九四九年后有贬无褒；二、三十年来，由于台湾在经济、教育、文化、生活水平和政党政治的卓著表现，举世瞩目，西方媒体和学界出现了为蒋平反的趋势，褒远多于贬。
新近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陶涵（Jay Taylor）撰写、哈佛出版的《委员长：蒋介石和近代中国的奋斗》（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全书七百二十二页，定价美金三十五元），即是一本全面平反蒋介石的著作。今年七十余岁的陶涵，毕业于田纳西州纳希维尔范德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即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的母校），并在安娜堡（Ann Arbor）密西根大学获远东研究硕士。一九五七年起当外交官，足迹遍及台湾、香港、北京和非洲。
出版过蒋经国传
六十年代初，在台中美国国务院华语学校学过两年中文，后来在台北美国大使馆做二等秘书，专门负责撰写政情报告及分析；亦曾任职香港美国总领事馆。八十年代初，中美建交后，出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政治参事；后调任白宫国家安全会议担任中国问题专家。陶涵于二零零零年出版五百二十页的蒋经国传，英文名为《委员长之子：蒋经国及中国与台湾的革命》（哈佛出版），对小蒋正面评价远多于负面批评。陶涵说他用三年时间写蒋经国传，以五年岁月撰蒋介石传。
世界近代史上被西方媒体和政界称为Generalissiom（最高统帅、大元帅、委员长）的军政首脑，除了蒋介石，另外一个即是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生于一八九二年，卒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较蒋晚死七个多月）。截至目前为止，陶涵这部传记可说是所有蒋介石的中英文传记中，最完整、最全面、最详尽的一部，从蒋出生写到马英九和国民党从陈水扁和民进党手中夺回政权。陶涵在找数据和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两岸及美日俄的第一手史料，其中包括蒋家后人捐给史丹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一九五四以前）；作者并访问了两岸史学工作者，其中尤以得到多年来遍查海外各大档案馆民国名人日记、档案与口述历史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之助甚多。
台湾学者陈永发、陈立文、陈存恭、陈鹏仁、朱浤源、邵铭煜、张淑雅等，及追随老蒋多年的秦孝仪、熊丸医生、钱复、俞国华、郝柏村、楚崧秋和蒋家后人，都是陶涵访谈的对象。事实上，陶涵于九十年代末撰写蒋经国传时即已访问过蒋氏父子身边的一些幕僚和部属（如李焕、马英九等），而其中不少素材，在蒋介石传中又拿出来「反刍」。
陶涵说他以前对蒋介石的印象深受伊罗生（Harold Isaacs）的《中国革命之悲剧》和葛拉姆? 裴克(Graham Peck)、芭芭拉? 塔克曼(Barbara Tuchman)等人的著作的影响。而他本人过去一直认为蒋是个蛮横的独裁者、把大陆输给毛泽东的失败军头，亦认为蒋除了诚实之外，甚少可取之处；容忍部下贪污，没有真正的原则和思想，成就甚微。六十年代初，陶涵在美国驻台湾大使馆任职期间，曾和蒋握过两、三次手，令他印象最深的是，蒋的手很小，握起来没有力气，陶涵在书中至少三次提到此事。蒋介石于四十年代中和来华调停国共冲突的马歇尔将军握手时，亦发现马帅的握手软弱无力。
一九七五年四月，蒋介石以八十七岁高龄辞世时，陶涵正以美国国务院中国科官员身分在中国大陆旅行。他听到蒋去世的消息，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及至二十多年后撰写蒋经国，始对老蒋有进一步认识。当哈佛出版社约请他在蒋经国传之后写蒋介石传时，他想了很久才答应下来。经过五年的研究、访问和旅行，他开始了解到老蒋是个极其矛盾的人物：他是一个现代新儒家，但他支持女权，并和蒋夫人的同性恋外甥女孔令伟相处至为融洽；他是个坚决的民族主义者，痛恨西方列强侮辱中国，但他的孙辈全是混血儿（章孝慈、章孝严是例外）；他的领袖特质(charisma)并不显著，和他同时代的人亦不喜欢他，但他的决心、勇气和廉洁，使他间或受到全民拥戴；他是个抑制型的人，但他却有慑人的威严；他显得沉着庄重，但无幽默感；他脾气暴烈，但容易微笑，有时亦会痛哭失声。
陶涵说，每当中国遭遇外患，蒋介石为了国家的生存﹑团结他个人的统治，他会使用残暴的手段；在日记中，蒋有时会像得了多疑偏执狂的人那样怒吼；不过，蒋在危机中常保持镇定和分析能力。他虽在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遭到大挫败，却为台湾日后发展成生龙活虎的民主政治而铺路。陶涵称颂蒋介石是个「最后的幸存者」（ultimate survivor），意思是说他一生历经艰难险阻和横逆，却能在宝岛不屈不挠以终。陶涵强调，蒋介石的最大愿望是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主权独立；因此，内战末期国军兵败如山倒之际，蒋断然拒绝国民党军政要员所提「画江而治」、与中共南北对峙的建议。陶涵认为，蒋撤守台湾的目的，即是避免在大陆形成两个中国的局面。而在五十年代台海危机期间，蒋拒绝美国提出放弃金门、马祖的主张，即因金马仍与大陆连成一线；如放弃金马，则台湾将与大陆无任何形式上与实质上的连系。
相信两岸密使的说法
陶涵并接受过去一直盛传不止的两岸秘密接触的说法。曾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的王冀对陶涵说，他在一九九四年访问大陆时，曾主管中共情报与安全业务的人大委员长乔石告诉他，五十年代台海危机时，蒋介石曾托人（据称是曹聚仁）向周恩来传达一项讯息：中共如不停止炮轰金门，则他将照美国人的意思去做（即放弃金马），中共果然停止炮击。陶涵说，七十年代初，基辛格秘访北京时，周恩来曾告诉他这件事。陶涵又说，基辛格与尼克逊和中共会谈内容，蒋介石均很清楚，他的消息来源据说是周恩来。过去谣传担任过两岸密使的人，除老报人曹聚仁之外，还有宋宜山等人；香港英文《南华早报》亦曾于一九九六年三月报道，蒋介石、蒋经国、陈诚曾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和周恩来、张治中、罗青长密会于某一小岛。前国民党文工会副主任、「刘少康办公室」成员之一的魏萼最近透露，一九八八年邓小平曾亲口对他说：「蒋经国曾经托人带话给我！」不过，邓未说是何人带话。但亦有人表示，两岸密使的传言不可尽信；陶涵轻信人言，而未加以求证。
细读蒋介石传全书正文与附注，可以看出陶涵对英文数据运用得很好；由于作者中文程度有限，对中文资料的掌握则远逊，而他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误解与不熟，则令人颇感意外。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多半还算中肯、客观，亦能以史料与史实支持其说法。对蒋的打压异议分子和反对派，以及对一九四七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的镇压，作者亦提出犀利批评。但对蒋的溢美之辞，则所在多有，予人有「小骂大捧」之嫌（史家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和他在其它论蒋的文章里，亦对蒋采「小骂大捧」立场）。尤其是近几年民进党「去蒋化」、「去中国化」(李登辉首倡)以及大陆朝野对两蒋的正面看法，为两蒋说好话的声音响彻云霄；而在《蒋介石日记》面世后，更出现不少海内外学者对日记作过度解读的现象。
陶涵的蒋传主要是写给西方英文读者看的，对蒋的一些事迹及其身边人物写得颇为详细，如对蒋的爱将、黄埔一期杜聿明（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岳父）的抗日与内战经历着墨不少，不知西方读者是否有兴趣？全书在史实说明和解释上虽无明显错误，但一些不可原谅的小错和瑕疵不少（英译名字拼错亦多），而损及本书的权威性与可信度；亦会使华人读者质疑作者是否真正熟悉国共关系史和台湾近三十年政治史，以及一些人物的背景？同时，华人读者更会觉得作者对两岸近代史似乎有点隔阂。
这些不该弄错的史实包括：抗战时担任兵工署长、在台湾做过十年国防部长的俞大维，是浙江绍兴人（母亲则是曾国藩孙女），不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而俞氏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哈佛大学数理逻辑博士，后在柏林大学研究，并未负笈牛津。陶涵可能把负责抗战迁川事宜的俞飞鹏误为俞大维。俞飞鹏是浙江奉化人，当时担任交通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长（见原书一五二页）。杜聿明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徐蚌会战）溃败后被俘，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获释，被中共关了近十一年，而不是被关二十五年（见原书第四百页）；和杜聿明同时获释的有宋希濂、王耀武、曾扩情、陈长捷、邱行湘、郑庭笈、卢浚泉、杨伯涛、周振强等十名将领和末代皇帝溥仪共十一人，他们是第一批获释的「战俘」。
陶涵所述李敖两次入狱原因与被拘地点亦均与事实不符。陶涵说，李敖第一次因《文星》杂志事件被送到绿岛；第二次是因彭明敏事件而入狱（见原书五四四页）。陶涵根据彼得?穆迪（Peter R.Moody）的《台湾政治变迁》（一九九二出版）、《远东经济评论》（出版日期误植为一九三一年）以及钱复的访谈写成李敖坐牢这一段。事实上，李敖从未在绿岛坐牢，一九七一年被捕后，先在台北市博爱路警总保安处关了近一年；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移送景美军法看守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再移至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获释，总共坐牢五年八个月，罪名与彭明敏逃亡海外有关及协助台独。
李敖说他出狱时获得一张《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开释证明书》，其实他未去过绿岛。李敖第二次坐牢与前《文星》发行人萧孟能的财务官司有关，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进土城看守所，一九八二年二月十日出狱。陶涵只需访问李敖或参看《李敖回忆录》（商周一九九七年出版），即不会错得太离谱。
陶涵强调，抗战期间没有一个将领及大单位倒戈日本和傀儡政权（见原书五九零页），此话并不尽然，被蒋介石枪毙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呢？国共内战多少国民党将领（包括黄埔「天子门生」）投共？这又如何解释？而蒋介石在内战三大战役（辽渖、徐蚌、平津）中的颟顸指挥，尤令人摇首浩叹！
陶涵在书中屡次提到蒋介石为台湾的民主政治创造条件。比较符合事实的说法，应是老蒋为台湾的安全与安定打下基础；老蒋时代台湾虽已实施地方自治，但台湾人的政治地位与权力仍微不足道，即连台湾省主席都不让台湾人做，而由高级将领轮番做庄。五、六十年代大肆制造白色恐怖的情治头子兼幕后黑手蒋经国（前台北市长高玉树对陶涵说过类似的话），在儿子不成才和大势所趋之下，幡然成为台湾民主政治的推手，即使是个「不情愿的」（reluctant）推手，却也使他在历史上留名，并让千万台湾人能感受到他的政治遗泽。对老蒋而言，台湾只是他暂时栖息之地，也是他枕戈待旦准备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而台湾人的作用充其量也只是为国军补充兵员。真正把台湾人当成自己的同胞来看待的，乃是蒋经国。
从这个角度来看，近年来中外学界和媒体对蒋介石的大量称颂及涌泉溢美，在相当程度上，是把他和毛泽东、李登辉、陈水扁相比的结果。毛的倒行逆施令人发指，李代表了狭隘的台湾民族主义，陈则凸现了最低层次的滑头政客的嘴脸。同时，学界和媒体亦利用历史争论逐渐沉淀之际，出面弥补过去对老蒋的刻意忽视和长期酷评。心直口快的前台湾监察院院长王作荣尝形容蒋经国是「斯大林加上包青天」，而陶涵则称蒋介石是个「极其矛盾的人」，可见蒋氏父子同具错综复杂的多重人格。荷兰史学大师彼得?戈耶尔（Pieter Geyl）说过：「历史是一场永不休止的辩论」（History is an argument without end），对两蒋（特别是老蒋）的功过，显然也会「永不休止的辩论」下去。
为历史人物立传最难
这本蒋介石传是一部巨细靡遗的传记。叙事容易，为历史人物立传最难。十七世纪英国「护国主」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对为他画像的画师说：「画我须是我」（Paint me as I am）。何况要为一个「去古未远」而又极具争议性的蒋介石作传，赋予历史生命，不隐恶，不虚美，良非易事。
陶涵的新着是一部上乘的传记。蒋介石的棺木虽已盖上，然距「定论」之日犹远，仍有待更多的中外史家秉笔直书，为蒋介石画出一幅生动而又真实的画像。
书评：蒋介石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被认为是20世纪最受世人唾弃的领导者之一， 他被称为“花生将军”、“兑换支票将军”。二战时期,他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在中国境内对日军抵抗不力，曾一度使得盟军困境重重。他领导的政府因腐败与残暴浪费了来自美国的数十亿美金的援助，并使中国人民置于共产党的掌控之下。他客死他乡，到死仍然是一个迷途的暴君，沦落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至少传统历史是如此看待的。
然而，陶涵的传记作品--《委员长：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向几代美国人已经熟知的历史提出了挑战。结合了一些新近公之于研究的档案资料--包括蒋介石四十年来的日记以及苏联时期的文件，这部作品彻底摧毁了人们以往所持有的观点。这是一部极具分量而又颇具争议的传记。
陶涵曾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任美国驻香港的外交官，他从不认为蒋介石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统治者。相反，他认为蒋是一个目光远大、高度自律、英明谨慎的战略家，曾多次预见重大地缘政治事件，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能逆转不利局面。他在最高领导层活跃了五十余年，对世界格局的变革所做出的贡献在整个20世纪无人可以望其项背。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尽管蒋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不仅奠定了台湾日后繁荣的基础，同时也为使台湾过渡为华语世界唯一（亚洲为数不多之一）的民主实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大陆和台湾关系充满变数与转机的微妙时期，这本书的出现显得尤为及时。一种新的亲密关系正日益得到巩固：贸易协定的签署；两岸直航的开放；大陆游客纷纷涌向宝岛。两岸甚至正在讨论签署和平条约。因此，该书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关于中国的未来，谁的预见最终得到了实现？是蒋介石关于一个生活更加自由的民族的梦想, 还是毛泽东的由共产党领导的一个革命性的乌托邦构想？
陶涵在书中揭示了很多有趣的细节，例如蒋在1949年失败之后与周恩来长达数十年的秘密通信。陶涵在该书中提到, 毛曾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那里收到过指示以及装满墨西哥银元的箱子，而且他认为要不是这些银元，传说中的万里长征绝不可能成功。他认为说蒋的整个军事生涯全是悲惨的失败而无胜利不过是对事实的扭曲， 他试图解释在冷战期间的韩战和越战期间蒋与美国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蒋曾竭力警告约翰逊不要卷入越战。陶涵还叙述了20世纪70年代美中关系缓和时期的一些轶闻细节、美国政府最终承认新中国, 以及蒋介石如何掩饰他对尼克松总统的厌恶情绪。
在该书中，蒋介石逐步凸显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而不是一贯被人们剪贴在硬纸板上的小丑。这位中国国家领导人有着痛苦的灵魂--时而痛哭流涕、时而慷慨激昂，通过意志的力量克服个人私欲而领导他的人民摆脱殖民压迫和道德沦丧，去建立了一个强大和统一的国家。
蒋介石是一个乡村盐商的儿子，由母亲一人抚养长大，然而他日后却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1925年，德高望重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蒋夺得政权。1927年，他发起了一场清洗共产党的血腥运动，引发数十年的国内冲突。不久以后，他与孙中山夫人的妹妹宋美龄结婚。宋美龄出身于上海的一个名门望族，本身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物。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试图在控制日本陆军力量的同时实施“剿共”，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与毛联合抗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蒋曾预言日本会以美国为攻击目标），他加入盟军。二战结束后，他继续“剿共”，战败后退居台湾，那时的台湾被称作“福尔摩沙”。
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里，蒋在台湾实行专制统治，与此同时,作为冷战时期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亲密的同盟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75年蒋去世后，他的儿子蒋经国继承父业(陶涵在他另一部颇受推崇的著作里对蒋经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台湾进入民主政治的繁荣时期。
蒋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个残暴、腐败、无能的军事独裁者，毫不关心民生，坐等别人与日本侵略者抗争而为日后与共产党作战保留实力。他对中国、台湾或20世纪的世界历史所作出的贡献寥寥无几。显然，他认为回应此类指控不但会自我贬低，而且是徒劳的，并且这一姿态将毫无疑问地将他引向自我殉道。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位美国朋友劝蒋夫人站出来反驳针对她及她丈夫的一些“恶意宣传”。在反思丈夫及自己的观点后，她回答道:“你越是抗议，你的敌人得到的援助和安慰就越多，……时机成熟之时，真相自然会大白于天下。”
蒋夫人心里有着怎样的时间期限我们并不清楚，但是蒋宋家族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们长期以来却一直相信,他们与蒋介石政府成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由国际左翼分子精心设计的妖魔化运动的牺牲品。到了七十年代，美国也抛弃了蒋转而寻求新中国的支持以对抗苏联。
尽管陶涵重新研究了为多数人所接受的观点，但是他的书并不是为了要引发争论而著。他从传统的观点入手讲述蒋介石的故事，随着故事的延伸而对蒋先生越来越同情。不过，他并没有去掩饰蒋介石在大陆和台湾所采取的最为恶劣的压迫民众的细节。该书的确对蒋介石的一些问题仅仅是一笔带过，比如蒋对腐败的容忍以及在妻子的配合下对“援华集团”的纵容，助长了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的甚嚣尘上。但是，这些问题在对战争及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的十分细致的描述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瑕疵。
长期以来，这位国民党领导人被看作是“强盗”、“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而陶涵对蒋介石名誉的恢复则反映了时下在中国发生的一种类似现象--尽管是非官方的。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人们普遍认为蒋是一个爱国者，他对现代中国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尽管可能没有刻意承认，但是中国政府领导人已经将台湾视为一个更加繁荣、自由的社会的模型。中国摈弃了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人们认为他30多年的领导有许多过失。甚至一些主流学者也认为，如果1949年取得胜利的是蒋介石，中国的发展或许会更好。也许蒋才是最终的胜利者，因为显然当今的中国更接近于蒋的构想而不是毛的。
作者：沧浪之水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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