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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上海印象（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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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唢呐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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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6/19
文章: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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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大上海印象（上）
金唢呐
小爱给我发了单子，让我写一篇新年贺词，献给芦区的大小卢瑟，而且还定下调子，必须要有可乐之处，否则便要打回重写。“知单一到便为难”，这大过年的可是愁坏了我。胡诌乱侃倒还不是我的弱项，可正经写什么“搞笑版新年贺词”就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真写出来一定是非俗既傻。看到断章师爷谈上海小吃惹得那么多人兴奋，我也把当年第一次到上海的见闻说给大家，看能不能勾起中老帮菜一点幸福的回忆，让小帮菜也羡慕羡慕咱当年的幸福生活。
我第一次去上海七十年代中期。那年代，对于俺们那嘎达小地方的东北银来说，上海是个“老大老大”的地方，而且和北京、天津这类大城市不一样，除了“大”以外，更让外地人羡慕、让本地人骄傲的是上海的“洋”。只要从上海出来的，都不同凡响，人便是吕布，马就是赤兔，连东西都透着精致和洋气。当年的“大背头”、“鸡腿裤”、“马桶包”都是从上海开始流行的。女孩更不用说，什么衣服给上海姑娘穿上去气质就是不同，不会给人一种“鲜格格”、“十三点兮兮”的感觉，吸引了不少像我一样的北方青年。上海人对大上海的情结更是不得了，那时的上海户口可比现在的美国绿卡值钱多了，当时有句话“宁可上海扫马路，不到外地当干部”。甚至不要说到外地，就连离开市中心都舍不得，当时浦东还没有开发，人们都不愿意去，在住房那么紧张的情况下还发出这样的口号：“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过去中央直属研究机关的“臭老九”，操一口吴侬软语的绝不是少数，文革期间的政治核心四人帮里的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是上海人，那江阿姨虽然是山东大汉的后代，但从年轻时就在上海厮混，年轻时那几起风流事都是在上海干的。后来样板戏很多也是在上海搞起来的，和上海渊源很深，至少和王张姚之间用上海话交流应该毫无障碍。我那时还没有学习芦选，胆气不足，只要听见对方一句“阿拉桑海宁”（我是上海人）就会立马肃然起敬，自觉矮了对方三分，说起话来也要斟酌词句，生怕露怯，让人在背后鄙视地说自己“乡气”（即“老土”）。
毛主席之所以会蹬掉山妹子贺子珍而选中上海文艺青年江青，看重的恐怕还是江青身上的那种“洋味”，毕竟是从大城市来的，还不是北平那种土地方，是从“十里洋场”出来的。子珍同志再怎么年轻、漂亮也不过是个山沟里的“辣妹子”，怎能骚得过江阿姨，发起嗲来怎么能是江阿姨的对手。况且人家还在文艺圈混过，随便哼几句“夜来香”还不就把主席拿下？所以，最后子珍同志“顾全大局”到苏联养病去，也是历史的必然。
倒是改革开放头十几年，上海人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一降再降。“桑海宁”做白领的不少，但多是中高级职员，操上海话的公司老总不多见，远不如东北大碴子。究其原因，我看主要是上海受洋场影响太深，干什么事还多少讲点规矩，不敢一味胡来，阻碍了上海的发展。一个具体例子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假冒伪劣产品最少的就是上海。当今中国是乱世英雄的天下，跟过去的洋行里混饭完全是两回事儿，最重要的是“气魄”。虽然上海还有些杜月笙、黄金荣留下的底子，但那些旧式帮会规矩太多，还讲究个“盗亦有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根本不能适应今天的坑蒙拐骗的需要。至少“四零五零买断工龄”之类的事情，无论青红帮还是袍哥大爷，谁都没办法出面摆平。
到了八十年代末，给我的印象是如果谁说自己是三代“桑海宁”，难免让人怀疑现在正在下岗拿着低保。我那时遇到的几个“桑海宁”都是这样，亮明上海身份后还要补充一句，自己祖籍并不是上海，是父亲跟着陈毅南下时留在了上海。而很多在上海居住的北方人，即使不会讲吴侬软语也不再会受到嘲笑。九十年代开始，随着浦东的开发，尤其是随着“上海要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口号深入人心，“桑海宁”的行情好像又见大涨。
我第一次去上海是和我们厂里的业务员一起去的，说是要买些零件，托运邮寄都太慢，不如多去个人一起背回来算了。那个业务员是个“老转”（过去对转业军人的称呼），在部队干过司务长，走过很多地方，各地的风土人情、方言土语说起来如数家珍，还能说几句上海话，在我们面前处处摆出一副见多识广老江湖的架势。这老小子去别处出差不积极，可一说去上海就眼睛发光，这次神秘地告诉我，“让你个小赤佬开开眼”。
去之前，我们先去购买些见面礼，那时物资匮乏，拉关系套近乎用的见面礼，不过是花上十几块钱，买上一斤红枣，两盒阿胶，三条牛鞭，给对方工厂的供销科的同志们进补。那时红枣市面上没得卖，只有中药店里有配药用的干货，所以我是跑了好几家中药店才凑够。后来到了上海才知道，上海中药店买红枣是要中医院处方的，敢情在俺们这嘎达，红枣是OTC（Over The Counter，非处方药），到了人家上海就成了处方药，这可能也是中国最早的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概念吧。
上海人，甚至很多南方人如两广云贵川人，对中医中药的认识和北方人不一样。很多北方人虽然也信中医，但都认为中药是治病的，用中药“补”、“调”的意识远不像南方人那么强烈。现在也是一样，富裕起来的“桑海宁”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开始养成了冬天吃“膏方”的习惯。这“冬令进补，上山打虎”的说法虽然古已有之，但不过是少数病人才用。现在倒好，一到秋末，不管有病没病，都忙着去医院排队熬膏方了，现在这月份，正是抱着个大罐子，“大勺吃膏方”时候。
现在的“上海膏方”成了中医膏方领域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品类。过去“滋补强身”、“益寿延年”的传统膏方用料不外乎人参、鹿茸等药材，而现在“上海膏方”一说就是集进补、调理、治疗、康复、养生等于一体，“有病治病，无病健身”，还弄了个“上海名医专病膏方节”，开方专家阵容强大，国家级省市级名老中医，上海各大三甲医院中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在上海流传百年以上的6大著名中医流派的嫡系传人等，均来一显身手，那捞钱速度，绝对比印制伪钞来得快。今年的行情不知道，以前据说是平均开一张方子一百元，买够一冬天吃的膏方一千元。在当今上海，花个一千一百元补一冬天，还算个事儿呀。去年还有人要给我送上海膏方，我婉拒后告诉人家，对俺们那嘎达的东北银来说，杀猪菜补劲更大，送一罐膏方不如拎半扇排骨。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还接着说70年代中期大上海留给我的印象。我们师徒两人一路说笑来到了上海，在工厂供销科把红枣、阿胶、牛鞭奉上，果然对方大悦，态度马上变得积极热情起来，使我们很顺利地办了各种手续，交了支票，扛上我们需要的零件返回“招待所”。把东西草草捆绑后就塞到了床底下，匆匆坐上公交车，师徒两人到四处“开眼”去了。
小地方人进大上海，免不了会有刘姥姥进大观园、阿Q进城的感慨和举动。令人羡慕之余，大上海也有让人不解甚至看不上眼的地方。比方北方人说“喝白酒”，而上海人却说“吃老酒”（而且要把“吃”发“切”的音），把黄酒加热并放入姜丝，倒“八分”满，慢斟细酌，不闹不劝，而不是像北方人那样，把酒杯倒得要溢出来才算热情，喝的时候也要仰头直往下灌，所谓“感情深，一口闷”。尽管南北喝法不同，但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是“吃老酒”而不是“喝老酒”？莫非往下灌这黄汤时还要咀嚼么？
另外，见面打招呼的问候语也和俺们北方人不同：“吃了吗？”，“吃了”。“吃的什么饭？”，“烙饼卷大葱！”这是北方人之间的对话。上海人却不这么说，不问“吃的什么饭？”，而要问“吃的什么菜？”。以后和上海人接触多了才知道，上海人主食就是米饭，可以一天三顿的那么吃而永不厌烦。所以，问“吃的什么饭”等于是废话，大家食谱的区别只是“菜”不同。而北方的面食可以有面条、馒头、包子、饺子、烙饼、烧饼等多种花样，必须弄清楚。
还有徐家汇教堂。我去上海之前和尚庙、尼姑庵和道观倒是见过不少，基督小教堂也见过几个，称得上雄伟的大教堂就见过哈尔滨的索菲亚大教堂，那是拜占庭风格的东正教教堂，俗称“洋葱头”，号称远东第一。到上海看到徐家汇的天主教大教堂是哥特建筑风格，文革期间，教堂当做封资修里面的“资”被红卫兵砸烂，钟楼尖顶被拆毁，整座教堂的彩色玻璃窗被砸碎，我去的时候是上海市果品杂货公司的仓库。
其实基督教在中国没过几天好日子，先是被洪秀全胡乱糟蹋，按“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天王洪日”的排列顺序把自己变成了“神”，成为天父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稣的胞弟、奉天承运的人间君主。以后义和团杀洋人、二毛子也主要是传教士和教徒。解放后各地的基督教开始经历“不破不立”的过程，先是“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让教徒们揭露基督教如何“披着宗教的外衣，干着非法的勾当”，然后“立”：开始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各地的教堂也都成了三自爱国会所在地。
现在中国开始有了部分宗教自由，教徒倒是不少，但五花八门，因为政府有个严格的规定，绝不许外国传教士传教。我以前说的农村里由办红白喜事的唢呐班子组成唱诗班的事情，现在也依然存在。上海徐家汇还是最正规的，不过也揉进了不少中国因素，像新安装的彩色玻璃上面画的都是凤凰的图案，莫非隐喻耶稣复活就是浴血重生、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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