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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自律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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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文明与自律 (1371 reads) 时间: 2009-12-09 周三, 下午8:40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文明与自律

芦笛

老金为咱们详细介绍了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末了说，像瑞典那种福利国家要顺利运转，离不开公民的高度自律。学徒网友因问道：瑞典人民的自律传统是哪儿来的？会不会是维京海盗当年出海抢劫，长期生活在船上那狭窄的空间里，养成了自律的习惯？老金答得很妙，他说，索马里海盗再折腾也折腾不出民主社会主义来，笑死我了。

学徒网友那猜测显然不成立，盖维京人出外抢劫，许多都就此不再回去了，在外国定居，留在瑞典的人未必祖上是海盗。而该国地广人稀，面积大约相当于美国加州，人才有几百万，生存空间要比别国大多了。所以，看来瑞典人的自律性并不能用坐船出海来解释。

其实英国人与德国人的自律性都很强，后者尤甚。已经在旧作里说过了，德国人给我留下的一个强烈印象，就是他们特别守纪律。过街时红灯若亮着，哪怕根本没车，人家也绝不会跨上横道线。这点连英国人都做不到。但同样是欧洲人，意大利人就差得多。意大利交通之混乱，我看与国内也无甚差别。在英国地铁隧道中，你只能听到脚步声，无人大声喧哗，而意大利地铁隧道里与中国也差不多，喧嚣得跟闹市一样。

这自律性就反映了法治的水平。记得fatfatbear网友曾说，同样是法治国家，其社会秩序也未必一样。确实如此，意大利也是法治国家，然而大概只能算低阶法治水平，社会治安一塌糊涂。而日本大概是最高级的法治国家，社会治安全球第一。据即兴网友发表的访问东京观感，顾客进商店购货可以把提包什么的扔在商店外的架子上，自管进去逛商店就是，绝无遗失之虞。这在英美的小镇大概还行，在大城市则绝无可能。

我不知道这些国家的公民为何会表现出不同的自律性，但这现象似乎提示了国民的自律性与法治水平成正相关。换言之，国民的自律性是建立国家法治的主观必要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真正的法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而建立法治又是建立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

这问题恰处在“制度决定论”者的视野外。不少人认为，中国的问题就只是个社会制度问题。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主要矛盾”，一旦建立民主制度，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谁要提倡自律精神，强调它的重要，谁就要被讥为“专制思维”，一厢情愿地指望独裁者发善心，作圣人，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问题是，中国早就在1912年建立过民主制度了。那民主制度之所以流产，正是因为政客们缺乏自律性，不愿自觉遵守游戏规则。带头捣乱破坏的就是孙中山，三天两头莫名其妙地搅局，自己不按规则玩游戏，也不许他人玩。为了大借款与宋教仁案，莫名其妙就发动武装暴乱，反倒是先总统袁公百般忍让，真正做到了仁至义尽，依法解决无效才用兵平叛。老袁死后，段祺瑞接任国务院总理，开头也百般忍让，顾全大局，答应了南方的若干无理要求，诸如废除《民三约法》，恢复早已不符国情的《临时约法》等。再造共和后，他还是想按规矩来，可只因为国会已被张勋解散，他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孙大炮就再次莫名其妙地搅局，发动所谓“护法战争”的武装暴乱，使得南北从此分裂，再难弥合。这便是张鸣教授说的，按规矩办事则寸步难行，使出拳头来则一路顺风。在此强大的负筛选场内，民主游戏根本无法玩下去，最后胜出的当然是“人至痞则无敌”的超级流氓无赖。

这就是中国的悲剧，也是国家为何堕落到毛共掌权的最低点。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不断堕落史。这堕落的原因，就是形成了“自律者自取灭亡，乱来者青云直上”的逆向淘汰机制。于是老袁老段成了大众声讨的军阀，而老孙老毛成了万民景仰的伟人，而国家也就丧失了建立法治的希望，只能是个潜在的乱邦危邦——前面已经说了，全民的高度自律性是建立法治的前提，如果自律性在国民心目中成了愚蠢的表现，那还能有什么建立文明秩序的希望？

假设国民党人像英国光荣革命时的辉格党人一样，在辛亥革命胜利后知道自律，与立宪党人和保皇党人咸与维新，共存共荣，安于当合法的反对派，通过合法手段去争取掌权，不要去践踏法纪发动武装叛乱，反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灰溜溜逃出国去，使得老袁失去强大的抗衡势力，那他又怎么会因权势空前膨胀而被诱惑到去作皇帝？而如果老袁有三分英国皇家的自律性，不为一时的假象迷惑，而是听了袁克文的劝告：“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那国家又怎会轻易解体？

读英国史，最打动我的就是双方的自律性。从专制社会平滑进化到民主社会的漫长过程中，英国人民迈出了不知多少细碎的步子，每一步都需要各方的高度自律。这在我看来完全是一种奇迹，在国人看来简直就不可思议。

例如在光荣革命中，率军胜利进入伦敦、赶走詹姆斯二世的威廉三世，若是不愿意自己的权力受到约束，拒绝接受议会提出的《权利法案》，而要作个大权在握的征服者，那英国还能完成民主转型的关键一步么？他可是带来了4万军队，在英国那蕞尔小国里那阵子算是大军了。这在国人眼里看来完全是“天与不取，反受其咎”。然而他却心甘情愿地做蠢人，不去干扰国会选举，接受《权利法案》的束缚，诸如“国王不得干预法律，不得单方面建立新法庭或充当法官，不得干扰国会选举”，“未经国会同意，国王不得征收新税，不得在和平时代组建常备军，非战时不得用军队镇压人民” ，“国会的言论与辩论自由以及议程，不得在国会之外的任何法庭或地点被弹劾或质疑”。有哪个中国君王愿做这种空头君主？那可是1689年的事，乃是咱们的康熙年间啊！

当然，威廉不是英国人，是荷兰来的强龙，被他赶走的地头蛇詹姆斯二世在英国国内不乏支持者，随时有卷土重来的可能。他因地位不稳，暂时接受这条款，“勉从虎穴暂栖身”，也是可能的。然而他在地位稳固了、詹姆斯二世复辟的危险消除了之后，何不“随机应变信如神”，恃强毁约涅？这在中国是必然发生的事，何以在英国却竟然没有发生？

我在《英国民主政治简介》中介绍过，无论是国王还是上院的权力，都是一点点被下院以“滴水穿石”的方式剥蚀了的。这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无论哪方不自律，这过程都不可能发生。正如即兴网友在其访日观感中说的那样：所有逛东京商店的顾客，只要有一个人不自律，拿走了别人留在门外的东西，那风俗就再也无法保存下来。这是一个正反馈的瀑布过程：若是第一个不自律者能自肥而不受惩罚，则要不了很长时间，所有的人都会丧失自律精神，而这就是国内发生的事：假货能让人发大财，所以大家一窝蜂去造假。一旦蔚成风气，那就很难逆转了。

我之所以反对暴力革命，就是因为它造成一种强大的逆向筛选场，谁“书生气十足”谁吃亏，最后筛选出来的都是道德品质败坏、丝毫不知自律的超级流氓。

托洛茨基本是仅次于列宁的副统帅，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红军的创建人。列宁在他的政治遗嘱中说：“托洛茨基同志……不仅表现了出众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能干的人……。”正因为此，更因为他恃才傲物，引起了同志们的嫉恨，因此在列宁逝世后便成了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三驾马车”的倾轧对象。

据俄国学者拉辛斯基介绍，在双方摊牌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力主将老托开除出政治局，斯大林却反对这么做，提出只削去老托的兵权。他老奸巨猾，知道得一步步来，不能把老托一步逼死，以防他狗急跳墙。于是托洛茨基便给解除了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托洛茨基的部下对他建议，趁他还掌握兵权，马上派兵把三驾马车当成革命的叛徒抓起来。托洛茨基考虑了整整一夜。三驾马车刺探到这消息，陷入恐慌中。斯大林先是一言不发地坐在屋角抽烟，后来就不见了。季诺维也夫吓得进入歇斯底里状态，派人到处找老斯都找不到。

到天亮时，托洛茨基对部下说，他不能这么干。一个革命者最大的罪行，就是变成波拿巴主义者（亦即咱们说的枪指挥党的军阀）。如果他诉诸人民或军队，必将造出一个拿破仑，那会毁了党。

次日早晨，眼见托洛茨基束手待毙，斯大林又突然出现了。他的行动非常迅速，指派伏龙芝作了军事部长，改编清洗了军队。被拔掉毒牙的托洛茨基从此王小二过年，每下愈况。他按革命教义自律的结果，是先被驱逐出国，后被斯大林派出的特工在墨西哥以“巨斧劈开天灵盖”（引自《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原诗为：“从前了却冤家债，你爱之时我不爱。若重与你做夫妻，怕你巨斧劈开天灵盖。”乃是我平生最爱的杰作。托洛茨基被特工梅尔卡德尔用登山用的冰镐劈开颅骨，使得他无比自豪的脑浆流了出来——这是某些西方传记作者不很厚道的话）。

这就是典型的逆向筛选，自律精神就是这样丧失的。此前其实早就有过先例了：尼古拉二世的弟弟米海尔大公让国，最后让契卡特务绑架到郊外去秘密枪决了，尸骨至今无处寻觅。这种烂事一再发生之后，要全社会建立自律精神未免难矣乎哉。

我想，这或许就是上述那些国家具有自律传统的缘故吧。有如说国民的自律传统是有意建立起来的，不如说是它是未经反复破坏而存留下来的。因为英国历史上没有出过咱们那么多精通“三十六计”龟孙子兵法的烂仔政客和野心家，所以尽管国会决定的法案必须经过国王批准才能生效成为法律，然而300多年来，王室却尊重传统，乐于作橡皮图章，从未动用这理论上的权力，否决过议会报上来的法案。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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