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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學文：塵埃落定看書展——中共主賓國的2009法蘭克福書展（完整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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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學文：塵埃落定看書展——中共主賓國的2009法蘭克福書展（完整版上） -- 躋驁 - (8921 Byte) 2009-11-26 周四, 下午12:40 (539 reads)

躋驁

加入时间: 2009/09/21
文章: 67

经验值: 4916

标题: 還學文：塵埃落定看書展——中共主賓國的2009法蘭克福書展（完整版下） (131 reads) 时间: 2009-11-26 周四, 下午12:46

作者：躋驁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事情正在起變化——顛覆後的書展

顛覆後的書展，一言以蔽之，變化。變化在一切方面迅速地發生：展方在變，顯著而果斷地；中國官方在變，靜悄悄地；德國的民眾和社會在變，深刻而積極地。

經過「世界與中國」討論會前後幾乎是滅頂之災，書展迅速轉彎，轉得果斷、徹底。書展負責人博斯在開幕式上明確表示，書展一如既往地支持對話促進交流，秉持明確的原則——言論自由的權利，為一切方面提供平等開放的對話平台。為主賓國舉辦的各項活動面向一切中國人：官方的中國人、批評政府的異議的中國人、少數群族的中國人、非政府組織和機搆的中國人。書展履行了它的諾言，異議的中國人貝嶺、戴晴正式受邀出席開幕式，而且還有中國政府絕不見容的世界維族大會主席熱比婭也受邀訪展。一個月前，媒體轟擊之下的博斯還得狼狽地向中方道歉，換得他們返回會場。此刻，書展、毋寧說是德國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媒體、民眾和政府，展現了它們的力量。書展負責人主持人博斯充滿信心：書展不是聯合國，雖然我們無能解決問題，但是我們能夠不回避沖突。

熱比婭一行維人參觀了第六館中國的展位，平安無恙！中國官方畢竟不得不面對現實了，出乎意料地迅速收斂了最初的蠻橫。中國官方在變，悄悄地變，變得安靜了。在看過一個月前討論會上中國代表團的退場和梅兆榮的頤指氣使，面對梅克爾總理開幕上直陳自由文字對獨裁統治的威脅與瓦解時，德國的媒體與公眾驚異地發現，貴賓席上的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竟無反應，在過後的幾天中居然也沒有再發生任何事情。

這是最生動的進與退、得與失的辯證法。對德方而言，在顛覆之前是退與失，在顛覆之後是進與得；對中國官方而言，在顛覆之前是進而失，在顛覆之後則是退而得——至少在國際社會上不再繼續丟臉。

然而，顛覆後最深刻最重要的變化是讀者的變化，是德國民眾的變化。顛覆驚動了讀者、觀眾和社會，他們睜開了眼睛，以好奇的心靈，以審視的目光，認真地去觀察一個真實的中國。與其他展館相比，第六館的中國展位顯然安靜而冷清，因為那裡沒有黨國控制之外的自由言論與交流。第五館外交部和波爾基金會的論壇舉辦了多場中國主題討論，吸引了許多聽眾。我經過那裡的時候，正是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于建嶸在論證「我們政權」的強大與穩定，接下來是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與海外詩人楊煉的對談，聽眾特別多。看到座中的中國面孔，他們會主動和你交談，與你交流個人的中國經驗、自己對中國問題的看法。觀眾的目光不再僅僅集中在官方中國那裡，他們在尋找和傾聽另一種的中國人的聲音，異議中國人的聲音，流亡中國人的聲音。正因如此，第三館《法蘭克福匯報》大展台斜對面《大紀元時報》窄小的展位，它陳列的圖書和報紙，那裡作家平台的演講和討論，不斷地吸引著許多關心中國的讀者駐足流連。

顛覆之後，再想操縱和導向德國民眾的中國觀，無論是對哪一方——中國官方還是德國政治和社會中被收買的獲利集團，都不那麼容易了。

◆ 書展上三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亮點

10月15日下午，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女士來到《大紀元時報》的展位上，表達她對對抗共產黨獨裁的獨立媒體和流亡的中國異議作家的支持：如果我能通過任何一種形式為你們提供任何一種支援的話，如果我的獲獎能夠為你們提供一種保護的話，我將非常高興。聞者動容。這位十六七歲就走上反抗極權之路的縴弱而瘦小的女作家理解反抗的艱難：我能夠想象你們為此付出怎樣的代價，為此承擔怎樣的風險。希望你們的付出能夠得到回報。希望不久能偶出現一個來自內部或外部的強制的力量，改變中國的人權狀況。她尖銳地批評，如今世界令人遺憾地仍然對專制政權採取讓步、容忍，並且極力尋求妥協的態度。

書展上還有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君特•格拉斯。十年前這位譽滿世界的小說《鐵皮鼓》的作者榮獲諾貝爾文學獎，2006年七十九歲之際他在新書《剝洋蔥》（《Beim Häuten der Zwiebel》）中透露17歲時曾加入希特勒沖鋒隊。面對公眾，他辯解六十年前自己還少不經事。一樣的年紀，他的諾貝爾文學獎同仁米勒女士已經加入反對運動了。為什么頂著共和國道德權威的桂冠卻一直隱瞞了這段歷史？他沒有回答，面對批評卻抱怨待遇不公。格拉斯不僅是左派知識分子，還是黨派知識分子。二十年前柏林牆倒塌的時候，盡管他的著名社會民主黨人朋友、前德國總理勃蘭特「彼此相屬的，要在一起成長」的名言，他堅持反對兩德統一。他戰士般地指責書展開幕式上梅克爾總理對言論自由的堅持是對書展主賓國居高臨下，紳士般地體諒一個鉗制言論自由的政府，對他那些因此而受難的年輕的中國同行卻未置一詞。他們會把他儲存在記憶裡，一種與那個剝奪他們表達自由的政府分不開的記憶裡。

2000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認為「真誠是作家的本領，真實是作家的價值」。他談到自由不是無邊的胡思亂想，而是建立在一個對真實的、確認的價值上的自由。當他接受《大紀元時報》展位記者採訪時，得知道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勒已造訪了《大紀元時報》在書展的展位，並且表示希望此舉能對敢于揭露共產專制真相的獨立媒體和華人異議作家的有所幫助，聽到這一消息，高行健先生笑了。他很喜歡看大紀元，笑著說：「大紀元，我看到了，覺得挺好，我認為文章寫得很好，很有深度。繼續辦下去」！

◆ 中國項目負責人里普根沒有避開的收獲

今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以顛覆始，始于里普根——書展國際中心主任、中國項目負責人，是他為書展先是邀請後又撤邀了戴晴和貝嶺兩位非官方個人，而這兩個客人又不期而至。不料又以顛覆終，又是終于里普根。他在閉幕招待會前通知兩位：接外交部通知，會上不安排他們講話。事情曝光到媒體，里普根被書展解聘，立即生效，理由是，涉及書展主賓國中國與他「持續的協調困擾」。

他被解聘，引起不少人同情，認為他是做了替罪羊，先是他的雇主——書展或者說博斯——的替罪羊，後也是他雇主——外交部——的替罪羊，外交部也是書展的主辦人之一，書展國際中心隸屬外交部。

里普根真是在夾縫中進退兩難？他的老板書展負責人博斯在9月10日新聞發布會後立即公開表示：當然不能有附加條件。在德國，一切合法的都是允許的，就是說，每個人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在書展上也是如此。法蘭克福不是可以控制公眾與言論的地方。里普根何來壓力非在最后一刻再去排擠非官方的中國人士？帶著這個疑問，我去尋找不見于正式場合的里普根的意見。

在兩位非官方人士戴晴、貝嶺受邀又被撤邀出席書展前奏討論會的內幕曝光後，德意志電台當即（9月10日）當即釆訪了里普根，稱之為項目主任的辯護。（http://www.dradio.de/dkultur/sendungen/thema/1031989/）。姑且不談里普根堅持書展沒有邀請兩位非官方人士因此並無撤邀之說的矛盾不實之詞，而視之為這類情況下常見的「正當」防衛。令人瞠目結舌的是，他對這個顯然的錯誤理直氣壯的政治辯護！不錯，壓力是來自中方，而且十分蠻橫，里普根告訴記者，「我們的合作者、即組織委員會、書展的中國客人強硬表明，我們絕不要在法蘭克福看見這兩個人，他們來，我們就撤」。而他，不言而喻地接受了中國官方的壓力，施加到兩位非官方人士的身上，曉諭他們「不要因為他們的參加使討論會流產，他們還是不來的好，否則要擔太大的責任」。姑且繼續把它視為里普根的正常防衛，不過撤邀一事是確有其證了。里普根先生不適可而止，再一步就跨得太過了，「討論會的目的是和我們的合作者、中國官方對話，而不是什么人權、言論自由的問題，……中方明確表示，這兩個人的出現會損害這種會談」。可這是書展組織的活動，是公開的討論會，不是秘密的外交會談！里普根可能不知道孔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至理名言，「秩序」可是在德國人的血液里觀念，他難道不清楚，他是書展項目的負責人，不是外交部的官員？！不能全身而退，他怪不得別人。

書展閉幕式招待會取消戴貝兩人的發言，幾乎是書展前奏討論會邀、退二人的重演。這種重演是冒險的，而里普根卻完全沒有意識到，因為他沒有認真感受書展一個月以來的變化，拒絕面對兩個非官方中國人作為平等的有尊嚴的個人。這種重演注定不會有好結果。在先的事故有書展頂著，有博斯出來道歉。閉幕招待會的事故發生在外交部的名義下，卻沒有人出來為他頂住了，他必須自己承當。被解聘的理由，與他「持續的協調困擾」不是沒有道理的，里普根再一次觸犯了書展安身立命的底線 —— 言論自由，損害了好不容易修復的書展的形象。這一次書展失去了耐心。

如果有機會，里普根可能會繼續重復類似的錯誤。解聘之後，像一個月前一樣，他又不斷地重復，書展沒有請戴貝兩人在閉幕招待會上講話，那不過是他們夢筆生花的想象力。如此，里普根先生通知兩人取消發言，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也許，這是有里普根先生躲不開的宿命。

◆ 漢學家顧彬對流亡詩人貝嶺 —— 惡狠狠的怨

回顧本年法蘭克福書展，不能不提到波恩大學的漢學教授顧彬(Wolfgang Kubin)。書展前前后后，顧彬教授一直不遺余力地攻擊和傷害貝嶺和流亡的異議知識分子，大有不置死地不罷休的勁頭，但是在捍衛他學院生涯安身立命的基本價值上，卻幾無聲響。

顧彬對貝嶺個人、對中國異議知識分子綿綿不休的怨恨，并不始于今日，幾年以前，他就在撰文攻擊他們（見《21世紀中國文學的地位》,http://www.jintian.net/pinglun/kubin2.html），說貝嶺2000年回中國因印刷發行《傾向》雜志被捕經美國著名女作家蘇珊•桑塔格呼吁營救出獄被驅逐出境，是故意—故意觸犯當局禁令，是自找—為了名與利的好處。中國政府的禁令對顧彬先生天經地義，「熟悉大陸的人都知道，如果得不到許可，任是甚麼人都不得公開舉行有外國記者參加的新聞發布會。……但是，這是一場公開的國際新聞發布會，單單是這個事實，也仍然是對當局公開的冒犯」。中國政府為甚麼可以禁止言論、結社和集會的自由，為甚麼不從就要被捕，這正當嗎？顧彬教授當然不質問政府。團結工會在波蘭，七七憲章在捷克，星期一游行在萊比錫，甚麼時候對自由的追求不是對專制的有意的冒犯呢？作為一個與東歐比鄰的西方知識分子，這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對中國政府，這種態度不是始于幾年以前，而是長久以來一直曖昧；不是顧彬教授個人，而是德國漢學家基本如此。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他們面對中國政府自覺地噤聲，也從中國政府得到了所企求的回報—到中國訪問、交流、罵人——當然不罵政府，而八九年以來一直堅持公開批評態度的德國已故馬漢茂教授卻為此付出代價——中國政府一直拒絕他入境，作為一個漢學家而不能去中國，他痛苦、他抑郁，他為此付出了生命。

幾年之後，在今年法蘭克福書展「世界與中國」討論會之後，顧彬先生不甘寂寞又跳出來攻擊貝嶺，甚至揚言這種所謂的異議人士與他們所謂的迫害者正手拉手地合作呢。他明白這不是事實，心里不踏實，所以才繞道瑞士《新蘇黎世報》，投一短信，半遮半掩地放冷箭。作為魯迅的翻譯者，他也許不記得先生說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而「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于『論爭』」的話。10月15日書展中給德國公視三台的採訪(http://209.85.135.132 /search?q=cache:D5nFsDy6JDcJ:www.wdr3.de/mosaik/details/artikel/wdr-3- mosaik-13.html+frankrurter+Buchmesse+2009+Kubin&cd=24&hl=de& ct=clnk&gl=de&client=opera)中，顧彬先生再提攻擊中國異議作家的話題：我不明白，為甚麼中國官方非得要打擊那些表演不可，……您說的那個人我就不提名了，——顯然，他不敢明擔誹謗的責任——他不是文學家更不算異議人士，我了解他的情況，他是在演戲。許多在我們這里自稱為異議人士的，根本就不是，進入九十年代，他們全都回到了中國，在那里生活、教書、掙錢、享受，甚至同意當局查禁自己的作品，只有大詩人北島一個例外。聽到這裡，我不禁失笑了。顧彬認識的流亡人士不幸都放棄和投降了，但貝嶺沒有、高行健也沒有，可顧彬不認他們，以他們為敵，因為他們保持異議。

◆ 顧彬對官方 —— 急不擇言的護

與對流亡的、異議的、非官方的個人無顧忌的傷害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顧彬教授對中國官方的態度，不僅無一字不恭，而且迎合中國官方的肆無忌憚，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力。記者請顧彬教授談談中國的審查制度，他告訴德國聽眾，「不是文革時代了，今天中國沒有人因為寫和寫甚麼而進監獄」。在中國，受不受禁制、進不進監獄要看寫甚麼；不碰當局的禁，順政府的意，還得獎呢。顧彬教授有些話在德國「不允許」說——毋寧是沒人要聽，無處刊登—，可以到中國說。中國政府不僅給他自由，還給他獎勵—中國出版政府獎（2007）。然而中國政府因為言論寫作捕人入獄是不爭的事實，例如胡佳、例如黃琦、例如譚作人……，因為他們觸犯並且是「有意」觸犯了政府的禁忌。這顧彬教授可能沒有看到，卻不能沒有聽到，他總不能說所有這些被捕入獄的人都是自己在演戲吧？！關于寫作自由和出版自由，顧彬教授認為，今天在中國「人們可以想說甚麼說甚麼，想寫甚麼寫甚麼」，至于出版審查，「是出版社決定，出甚麼書、不出甚麼書。出了問題，是出版社的，不是作者的。……一般是接到上邊的電話，被告知甚麼題目禁談，哪些字眼禁用」。可如果上邊一個電話就可以槍斃一部作品，關閉一個出版社，何談出版自由、寫作自由，何談甚麼「想寫甚麼寫甚麼」？！顧彬教授連基本的邏輯一致性都不要了。

◆ 顧彬對北島 —— 自憐的愛

是教授的EQ出了問題，還是IQ出了問題？看來兩者兼而有之。顧彬先生的觀察能力、判斷能力以及他的學術信譽—獨立于政治、利益以及個人好惡—都不能不受到質疑了。

顧彬詬病流亡海外的異議作家，說他們進入九十年代都放棄異議回國去教書、賺錢、享受和投降了，除了北島一個例外。這不單是一個錯誤的論斷，而且是謊言。八九後進入九十年代，是異議作家流亡而不是投降的開始。這種時間上的錯置，與顧彬這一代漢學家特別鐘愛八十年代有關。而北島在他那裡幸為例外，不是因為他堅持流亡，也不是因為他拒絕投降。北島1994年試圖回國，因為拒絕承諾當局的附加條件而被拒之門外。但2000之後幾乎年年回國：2001經特殊渠道短期回國，2002年經政府獲准回國，返美后即宣佈退出「中國人權」—中國政府黑名單上的反動組織。2003再度回國並在國內出版詩集，2004年在官方頂級文學雜志《收獲》上開辟專欄，2006年被政府准許回國定居工作，2008年應聘香港中文大學，有傳是北島此前爭取到清華大學執教未果。北島如上諸種歸國之舉的內情外界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則無須猜測，政府的「批」「準」不會是無緣無故的，不會是沒有條件的。北島回國的這些事情顧彬可能不全知，卻不可能全不知。如此說來，北島才正是他所不齒、所痛罵的偽異議者。然而，北島是他的資源，是他捧的角，是他的所愛，他常年努力為北島角逐諾貝爾文學獎。把北島從他詛咒的偽異議者類中例外出來，顯然是個謊言，是一種自戀、不能明言卻又捨不得、丟不掉的自戀的反射，是授人以柄、無「理」且無「智」的笑柄。當然，無知與傲慢之下人是不懂得臉紅的，而失去了臉紅的能力，甚麼事情就都可能發生。

貝嶺認為，顧賓明顯的在撒謊，根本沒有學者風范，他才是兩邊通吃的人。顧賓「他知道我回中國去定居，他在北京也見過我，而且他知道我被送到監獄裡面，這怎麼可能是一個中共跟我雙方的協議呢？我回到中國當然是自願的，沒有人強迫我，後來我是被遣送出境的，從監獄裡面，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怎麼可能是他說的那樣？所以說他說的是謊言。」「讓我感覺他根本沒有一個學者的風范」，「而且他這些年和中國政府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在這種情況下，他才是兩邊通吃的人，怎麼可能他突然變成了一個好像是中國政府的抗議者？這是很荒誕的」。

◆ 顧彬學術上 —— 捉襟見肘

顧彬教授「理」「智」上更致命的問題，還在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學術」判斷上。採訪中談到他喜愛的兩位中國當代小說家莫言和余華，顧彬大膽放言：他們是中國的先鋒派、卡夫卡的後繼。八十年代寫了不少短篇，後來返回中國傳統敘事手法，幾百年的時間跨度、上百人的情節場景，……。

對中國當代文學我僅偶有關注，偶有所知，但漢學家顧彬如此天方夜譚，卻是始料未及。僅以莫言為例，他是大眾熟悉而喜聞樂見的作家，其作品與余華是明顯不同的類型，《紅高粱》對《活著》，無須贅言。漢學教授顧彬竟然能把二者等量齊觀！《紅高粱》1986年刊出，2001年《檀香刑》問世。有中文評論認為，莫言自八十年代中即以鄉土作品崛起。其寫作風格素以大膽見稱，主題常以夸張的、荒誕化的意像呈現，小說中充滿進攻型的、汁液橫流的語言。從《紅高粱》到《檀香刑》他創作風格的變化，是對民間文化形態從不純熟到純熟，不存在一個從「西方」的魔幻到本土的民間的選擇轉換。這兩本書碰巧我看過，對莫言小說敘事的這一評論是中肯的。張藝謀的電影《紅高粱》可以視為對莫言小說敘事的直觀詮釋：炫目而刺激的色彩，強烈而攻擊性的對比，高度緊張的戲劇性沖突……莫言與先鋒派無關，和卡夫卡更扯不上。二十世紀初出現的先鋒派，以摩登、超前、極端為基本特徵，看看超現實主義或是達達派的繪畫，它們完全顛覆了當時代人對造型藝術的傳統審美方式，那是先鋒派。莫言小說的奇異在其情節，在其語言……，就是不在其敘事方式，他的敘事方式顯然是民間的、傳統的，大眾喜聞樂見的。卡夫卡則以其敘事文字的高度簡潔、極度精確而非抒情性見稱，與莫言那種夸張渲泄、「汁液橫流」的語言之對立再極端不過了。這是常識，不必是漢學教授也該知道。

為甚麼權威漢學家會發生這種貽笑大方的錯誤呢？原因至少來自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這一代權威漢學家不能面對漢學研究與交流的正常化。在採訪中，我注意到，顧彬教授屢屢提到「八十年代」：「八十年代」那些如今的偽異議者還曾異議，「八十年代」中國的文學還不是垃圾，……。

對于顧彬這一代漢學家，「八十年代」是他們的黃金時代。他們在八十年代取得教授位，可以在社會發揮影響。「八十年代」，在官方的渠道之下，西方漢學界自 1949年以來終于開始有了與中國、中國作家和學者甚至是個人的交流。而對于中國的作家學者，漢學家幾乎是他們在西方社會打開通路——訪問、演講、研究、出書——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必經之途。換句話說，不僅中國的作家學者，而且當代中國文學，中國文學的話語權都壟斷在西方漢學家手里。在開放與封閉社會的不對等交流中，這種不對稱無法避免。那時，西方漢學家們對中國文學的判斷不會受到質疑，不是因為它們正確，而是質疑的可能性尚未形成——在另一邊還沒有一個開放的社會，一個對等的學術界。八十年開始，德國漢學家們享受著——花獨秀的特權，卻沒有感「覺」到它—沒有自覺意識到這種交流——交接而不對流——的貧困。二十年來情況在變化，更多的開放、更多直接的國際交流。對中國學者作家個人這意味著漸少的依賴性、漸多的自主性和日趨平等的交流；對德國的漢學家則意味著，漸少的特權——交流的掌控與話語上權的獨占——，漸多的交流正常化——平等的與對等的。他們不再那么被捧為神明，像在其他學科一樣，他們要學習和習慣面對質疑與接受批評。但優遇慣了，改變是困難的。採訪中談到當前中國文學和作家的商業化現象，顧彬憤慨地表示他絕不能原諒這些向錢看的作家。聽來讓人忍俊不禁。中國這種文化與學術商業化的現象是他研究的對象，他可以分析批評；但他的原諒與否，無論對于這種現象還是對于他的研究都毫無意義。這樣一種態度反映了對交流正常化威脅的一種頑強的心理抗拒。然而，毋寧順應時代的變化而改變和調整自己，面對並接受交流的正常化；死抱著正在逝去的八十年奉送的那種不可能長久的特權與優越感不放，只能使自己變得可悲、顯得可笑。

對交流正常化另一種形式的抵抗反映為靠攏官方。這些年顧彬益發地尖銳極端，敢說敢罵，但他狂批濫罵的目標卻是高度精確，它可以是當今中國文學的整體，可以是他能容忍的作家個人，就不是中國官方，它的意識形態、它的言論控制、它的出版檢查。這就是為甚麼批評與叫罵，他還是能常來常往于中國，還是官方中國最受歡迎的西方漢學家，還受到中國政府的獎勵。堤內損失堤外補，正常交流帶來的損失到非正常的交流那里去補。顧彬教授正義聲討中國文人放棄、投降、賺錢時，應當哪怕是偶爾也想到自己。

對于中國文學的誤判—無論是中國現代文學是垃圾，還是關于莫言與余華的小說敘事——的另一個原因，則是漢學家本身訓練與學養的不足——部分地根源于德國漢學教育體制本身，例如德國漢學系學生的碩士、博士論文不用中文撰寫。像顧彬這一代的德國漢學家，少有人能把漢語作為工作語言使用——口語，不能用中文作學術討論；文字，不能用漢語寫作。想想看，學習德國文學的中國留學生在中國、在德國要用德文閱讀文獻和撰寫論文，他們為此所要完成的德文語言訓練，是這一代漢學家對于中文語言所不具備的。如何能期待他們理解、研究和判斷那種文字的作品呢？這種語言能力的基本缺欠縮水其漢學研究品質則是不言而喻的了。此外，與英國、美國、法國、荷蘭……所有這些語言文學的研究領域不同，顧彬這一代漢學家迄今為止還不曾遭遇旗鼓相當的學術挑戰與競爭，即他們還沒有面對一個正常的和有品質的學術界，他們的漢學基本上還是在自說自話，坐井觀天。上個世紀前葉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先生的話「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表達的是有底氣有實力的心願。當年的國際漢學界面對的是像陳寅恪、陳衡哲、陳垣、董作賓、傅斯年……這樣的大學者，對于漢學是要有一點真學問的。而顧彬這一代漢學家從不過是中國當代時事、從一點「八十年代」起家的。孔子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因為無知，顧彬教授才有那種幾乎漫畫式的傲慢，那些信口開河的不知所云。

此時，我腦子裡又跳出魯迅先生給年輕人的忠告，「問甚麼荊棘塞途的老路，尋甚麼烏煙瘴氣的導師」。◇

作者：躋驁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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