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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藏区的男性资源枯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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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藏区的男性资源枯竭 -- 马悲鸣 - (3181 Byte) 2009-9-20 周日, 上午10:55 (944 reads) |
偷著樂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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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5 文章: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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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偷著樂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嗎﹖
達賴喇嘛從1991年起一貫反復聲稱﹕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32)。“西藏流亡政府”還在《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裡開列了明細表(時間範圍是1949年到1979年)﹕
死亡原因 衛藏 康區 安多 總計
獄中折磨 93560 64877 14784 173221
被槍決 28267 32266 96225 156758
死於戰場 143253 240410 49042 432705
死於飢餓 131072 89916 121980 342970
被逼自殺 3375 3952 1675 9002
批鬥致死 27951 48840 15940 92731
總計 427478 480261 299648 1207387
據“西藏流亡政府”解釋﹐這裡的“衛藏”指西藏自治區中西部﹐“康區”指西藏自治區的昌都地區﹑四川西部﹑甘肅南部和雲南北部﹐“安多”大致指青海省(33)。
中共在30年裡殺死﹑鬥死﹑逼死﹑關死﹑餓死了120萬藏人﹐這確實是駭人聽聞的罪行。這個數字經西方媒體大量引用﹐在西方激起了公憤﹐有人甚至把它與希特勒殺猶太人相提並論(34)﹐無怪乎西方人幾乎一邊倒地同情達賴喇嘛與西藏獨立。然而當我把中共統治下的藏族人口增長速度與同期中國人口增長速度加以比較時﹐卻產生了懷疑。
據1950年11月3日噶廈政府要求聯合國“制止中國侵略”的呼籲信稱﹐當時藏族人口不足三百萬(其原文是﹕a weak and peace loving people, hardly exceeding 3 million)(35)。這個數字不可能是當時噶廈政府實際控制區(大致上相當於今日的西藏自治區)的人口數字﹐而是當時全體藏族的人口數字。當時噶廈政府實際控制區的人口據戈茨坦說是“至少一百萬”(這個數字包括昌都地區)(36)﹐據國民黨政府內務部1947年估計是一百萬(37)﹐據噶廈政府自己1953年上報中國政府的數字是一百萬(這個數字不包括昌都地區)(38)。到了1987年9月21日﹐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演講時稱藏族人口六百萬(39)。由此可見﹐藏族人口在中共統治的頭37年中翻了一番還多。
又據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報告《生存與發展》﹐中國人口1949年為5.4億﹐1987年為10.8億﹐從1949年到1987年自然增長率年均1.834%(40)。由此推算出1986年中國人口為10.6億﹐可見中國人口在中共統治的頭37年中只增長了96%﹐比藏族人口同期增長率低了至少四個百分點。
中共1949年建政以後消滅(殺死﹑鬥死﹑逼死﹑關死﹑餓死)了多少中國人(絕大多數為漢人)﹖丁抒研究大飢荒的專著《人禍----“大躍進”與大飢荒》根據中國政府近年來公佈的六十年代的人口統計數字估算﹐三年大飢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3500萬人﹐很可能與4000萬“相去不遠”(41)。叢進的《曲折發展的歲月》說﹕“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的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金輝說﹕“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4040萬。”又據《歷史不再徘徊》估計﹕“低限值也在4000萬人”(42)。我現在假設在中共統治下共餓死4500萬人。被中共殺死﹑鬥死﹑逼死﹑關死的人數沒有可靠的統計。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時估計﹐文革中各種形式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200萬(43)。文革是中共殘害人民最大最久的一次運動﹐幾乎家家有人挨整﹐毛澤東統治中國27年﹐文革就佔了十年。中共殺人第二多的運動當數五十年代初與土改同時進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據勞改專家吳弘達考證﹐由毛澤東起草的以中共中央名義於1951年5月16日簽發的《中共中央關於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的通知》以及這次會議的文件說﹕“關於殺反革命的數字﹐必須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內﹐在農村中﹐一般不應超過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城市中殺反革命﹐一般應低於人口的千分之一﹐以千分之零點五為適宜。”吳根據當時中國人口(5億多)﹐推算出實際殺人數在50萬到100萬(44)﹐我取100萬。在鎮反運動中有更多的人被判刑﹐其中許多人死於勞改﹐還有許多人(包括其家屬)自殺﹐假設也有100萬﹐則鎮反死了200萬人。中共整人第三多的運動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共打了55萬右派﹐加上準右派﹐共約100萬人(45)。名義上對右派不開殺戒﹐但許多人(包括其家屬)自殺﹐許多人死於勞改﹑勞教或其他形式的折磨﹐假設有50萬人死於非命。此外還有“三反五反”﹑“反右傾”﹑“六四”等運動﹐假設也死了50萬人﹐則共計500萬人。我現在將這個數字翻一番﹐即中共殺﹑逼﹑關死了1000萬人﹐加上餓死的4500萬﹐就是5500萬。
由此可見﹐中國人口在失去其1949年基數的10%(5.5千萬比5.4億)的情況下﹐在中共統治的頭37年中增加了96%﹔而藏族人口在失去其1951年基數的40%強(120萬比不足300萬)的情況下﹐在頭37年中增加了至少100%。由此可以近似地算出﹐在中共統治的頭37年中﹐中國人口實際增加了1.19倍﹐即從4.85億(5.4億--0.55億)增加到10.6億﹔而藏族人口實際增加了2.33倍﹐即從180萬(300萬--120萬)增加到600萬。換言之﹐在中共統治的頭37年中﹐藏族人口的實際增長率是中國人口的實際增長率的1.96倍﹐幾乎高了整整一倍。無論從世界人口史看﹐還是從醫學上﹑生理上看﹐這都是驚人的奇跡。(按中國人口包括藏族人口﹐但藏族人口僅佔中國人口的0.5%﹐所以藏族人口增長率對中國人口增長率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如將藏族由於自然條件特別嚴酷因而在歷史上人均壽命就比漢族短得多(見第一章引戈倫夫的話)的因素考慮進去﹐這個奇跡就更加驚人。
對於這個奇跡﹐可能的解釋只有兩個﹕要麼是中共在消滅了120萬藏人以後﹐給予剩下的藏人以極其優厚的生活﹑醫療條件﹐使他們能以兩倍於漢人的速度高速增長﹐想必達賴喇嘛都不會接受這樣的解釋﹔要麼是中共並未消滅那麼多藏人﹐所以藏人能以高於中國人口平均增長率的速度增長﹐這也證明中共對藏族的迫害還不如對漢族的迫害嚴重。
1998年5月3日我在紐約“《天葬》討論會”上說了上述意思﹐當時在場的藏獨人士阿沛晉美後來說﹕“按人口比例來算﹐這個數據(指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引者)太高了﹐我對這個數字始終是有保留的。我個人估計﹐整個藏區----包括西藏三地區(即“大西藏”----引者)﹐大概有三﹑四十萬人(被中共消滅----引者)。(46)”
那麼中共究竟消滅了多少藏人呢﹖估計應低於被中共消滅的1949年中國人口基數的比例(10%)﹐所以藏人在中共統治下仍然能以高於中國人口平均增長率的速度增長。既然1950年底藏族人口“不足300萬”﹐那麼被中共消滅的藏人應不足30萬。考慮到藏人由於自然原因在歷史上壽命就比漢人短得多﹐估計此數低於20萬。當然中共殺死(其中大部分當死於平叛戰場)﹑鬥死﹑逼死﹑關死﹑餓死不足20萬藏人也是滔天罪行。須知據張蔭棠估算﹐西藏人口自乾隆初年到光緒年間的170餘年內﹐也只減少了80萬(47)。不過不足20萬離達賴喇嘛所說的120萬究竟相去甚遠。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難道為了西藏獨立﹐可以違背佛教的“妄語戒”﹐將事實誇大五倍以上﹖無怪乎戈茨坦認為﹐達賴喇嘛對於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與“種族絕滅”的攻擊“常常誇大其辭﹐遠離事實”(48)。
我在1953年3月號《北京之春》上對“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提出質疑(49)後﹐有個漢族女人在1998年3月15日當面向達賴喇嘛轉達了我的疑問﹐她說﹕“另外一漢人對西藏流亡政府說的中共統治西藏以來有一百多萬藏人遭到殺害這個數字表示懷疑。”達賴喇嘛回答道﹕
關於有120萬藏人遭殺害的說法﹐這裡有兩個前提﹐第一是這些人不完全是在戰場上打死的﹔第二﹐不是說某一個年限﹐比如說某一年殺死了一百多萬人。
這個數字是從中國軍隊進入西藏﹐1983年以前﹐這一期間﹐由於中國人進入的原因而死亡的藏人人口數字。這個數字中包括戰死的可能有20萬人左右﹐還有許多人死在獄中﹐比如說達賴喇嘛的醫生﹐他被關進監獄時﹐一同被關押的大約百餘人﹐活著回來的不過十幾人而已﹐其他很多人是餓死的。由於飢荒﹐安多那一片大約是在1959年期間發生大飢荒﹐大批的藏人餓死﹐今天所謂的“西藏自治區”是在1966年﹑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大批的人餓死﹐像這樣的情況一直到1983年﹑84年為止。還有許多人是經受不起侮辱虐待﹐自殺了。
我們通過調查﹐是很多人來報告﹐說我們地區有多少村莊﹑多少家庭﹐有多少多少人死了﹐他們是怎麼死的。我們收到很多材料和數字﹐把這些數字統計起來﹐就形成了這種大約有120萬西藏人死去的推算。這是中國人進入西藏以後﹐到1983年為止﹐這幾十年來﹐由於各種受迫害的原因死去的人口統計數字。
我們西藏流亡政府在這本書裡有有關的統計數字﹐可能上報來的統計數字有一些重疊﹐例如某一件事情﹐有兩個人來報告﹐因此重疊了。像這樣的事情是技術性的﹐難免的(50)。
達賴喇嘛說“中共消滅120萬藏人”的時間範圍是中共進藏到1983年﹐而“西藏流亡政府”發佈的《用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卻說其時間範圍是1949年到1979年﹐我們應該相信哪一個呢﹖不管時間範圍如何﹐“中共消滅120萬藏人”都是彌天大謊。時至今日﹐達賴喇嘛仍然罔顧妄語戒﹐堅持這樣的彌天大謊。這也難怪﹐他作為“人權鬥士”的世界聲譽就是建立在“中國消滅了120萬藏人”等彌天大謊之上的。如果他承認這是謊言﹐他就會在全世界面前聲譽掃地。
如前所述﹐西藏的叛亂起因於中共企圖廢除農奴制﹑解放農奴與奴隸﹑實行孫中山說的“耕者有其田”。這本是與法國大革命﹑林肯解放黑奴﹑麥克阿瑟二戰後在日本進行的土地改革及蔣介石在台灣進行的土地改革一樣合乎歷史潮流﹑尊重人權﹑申張正義﹑實現社會公正的行為。不幸的是﹐中共一開始就在西藏外圍採用了法國革命式的暴力方式﹐從而激起了美國南方奴隸主式的叛亂。在平叛民改中﹐中共又濫殺﹑濫關﹑濫鬥無辜或不該殺﹑關﹑鬥的人﹐同時又企圖消滅客觀上確實與叛亂及農奴制糾纏在一起的﹑但被藏人包括農奴與奴隸視為命根子的喇嘛教﹐這就是李澤厚所說的“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的二律背反問題”(51)。中共的平叛民改本是為了把最基本的人權----人身自由交還給農奴和奴隸﹐結果侵犯了農奴主﹑喇嘛和部分受農奴主蒙蔽﹑脅迫或完全無辜的農奴與奴隸的人權﹐這真是個難解的怪圈與悖論。然而法國大革命與美國南北戰爭不也殺死了許多王室成員(包括國王與王后)﹑貴族﹑保王黨人﹑教士﹑革命黨人﹑市民﹑奴隸主以及受其蒙蔽﹑脅迫或完全無辜的平民﹑農奴與奴隸嗎﹖“歷史本就在這種悲劇性矛盾中行進”(52)。
撇開手段﹐單看結果﹐平叛民改至少做了兩件好事﹕一是給農奴與奴隸以人身自由﹐這是比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更為基本的人權﹔二是在西藏做到了耕(牧)者有其地(牧場與畜生)﹐從而不僅實現了社會公正﹐還解放了生產力。舊西藏的農奴制使農奴沒有任何生產積極性﹐他們在主人的自營地上怠工偷懶﹐甚至故意破壞﹔或者大量逃亡﹐致使部分莊園土地荒蕪﹑無人耕種。而老實耕種的農奴則不堪重負﹐未老先死。阿沛阿旺晉美說﹕“記得在四十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談過西藏舊社會的危機。大家均認為照老樣子下去﹐用不了多久﹐農奴死光了﹐貴族也活不成﹐整個社會就將毀滅。因此﹐民主改革不僅解放了農奴﹐解放了生產力﹐同時也拯救了整個西藏。(53)”連艾夫唐也不得不承認﹕“叛亂後的最初幾年﹐農業生產大幅度提高。(54)”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天天都在攻擊中共﹐但他們從來不敢攻擊廢除農奴制﹑解放農奴與土地改革本身﹔反而假惺惺地標榜他們本來也打算作這樣的改革﹐可見中共的改革確實是合乎歷史潮流的事情。
作者:偷著樂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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