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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分享] 急用先学:推荐陈志武《金融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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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分享] 急用先学:推荐陈志武《金融的逻辑》   
所跟贴 (附录5) 《金融的逻辑》: 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 -- 英明 - (23191 Byte) 2009-8-26 周三, 下午11:08 (141 reads)
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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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附录4) 《金融的逻辑》: 为什么国有银行上市不能培植创新文化? (106 reads)      时间: 2009-8-26 周三, 下午11:10

作者:英明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为什么国有银行上市不能培植创新文化?(1)

在新股上市停顿一年多之后,现在终于重新启动。特别是加上即将完成的股改,中国股市应该比以前更像一个市场。遗憾的是,新股上市的机会仍然像以前一样,优先甚至只对国有大企业开放。刚刚完成的中国银行A股上市,融资200亿元,这当然给中国股民和机构投资者带来一份激动。接下来,工行还要再破纪录,计划在 A股融资400多亿元,并且是A+H股同步同价上市。这些天文数字的融资量的确说明中国股市的融资潜力很大。上市也为银行等少数几个还没有改制的国有垄断行业提供了一个改变经营模式、提高效率的途径。

不过,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到目前中国股市还是一个基本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市场,这不仅迫使证券监管部门和司法、执法权力机构继续对上市公司的违规违法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使它们无法作为独立的裁判和执法者出现在证券市场上,国家作为大股东有太多的相关利益;而且从根本上使中国股市无法在激励创新、鼓励创业方面起到实质性作用。只要股市还不对民营企业真正开放,培植中国的创新文化要么是一句空话,要么就只能继续依赖香港和美国的资本市场。

中行工行上市和携程百度上市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中国银行A股上市从许多方面讲都产生极大的震动。第一,由于上证综合指数的特殊计算方法,中行占该指数的权重高达20%,其价格波动对整个上证指数影响巨大,上市当天,中行股价跳空高开就使上证指数上涨73点。其次,随着7月5日中行的上市,一场盼望已久的新股发行重新启动的盛宴终于到来,让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反倒有一种新的失落感。再者,对于流通市值才一万多亿元的A股市场来说,200亿元的融资占整个股市近2%。等工行上市一完成,两家银行的融资额将达到整个市值的6%以上。对任何股市来说,这当然是极大的事件。

但是坦率的讲,这些国有企业的上市盛宴实在没什么令人激动的。当然,这是整个银行业改制过程中必要的举措,对中国经济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这些上市故事本身更多反映的是中国股市乃至中国经济的畸形。本来,这种大公司的上市应该同时向我们带来许多传奇式的个人创业故事、个人或团队创新精神,带来一个个活生生的财富故事,以此通过媒体的放大效应激发整个中国社会的创新激情和创业文化。但是,中行、工行、中石化的上市不会带来这些,对社会来说,它们更是抽象的故事。

相比之下,2004年的盛大上市,2005年的分众传媒、百度以及尚德的上市,这些不只是一个个单一事件,而是在每个公司的背后还有一个或者多个个人化的创业故事,陈天桥、江南春、李彦宏、施正荣,还有百度另外六位亿万富翁和一百多位千万美元富翁,还有当年搜狐的张朝阳、携程的沈南鹏、新希望的刘永好,等等。这些人都不仅年轻,而且就像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不一定有特殊的家庭背景,他们的成功也不一定靠特殊关系。看到他们的故事,我们每个年轻人甚至长者都可以有一种“我也可以像他那样创业!”的反应,创业文化和创新精神在美国就是这样来的,只不过他们在过去150年里已有了千千万万个这样的激发创新的公司上市故事。如果许多读者能像我一样幸运,也能有机会亲自与他们这些创业者面对面交谈,你也会像我一样不得不欣赏、崇敬他们的创业才华与创新激情。这些私人起家的企业,不只是一些成功的非人格化的公司法人,而且是代表中国未来的真实个人。

为什么国有银行上市不能培植创新文化?(2)

可是,这些激动人心的上市故事不是来自中国股市,而是来自纳斯达克市场和香港联交所。当国内股市基本只对国有企业开放时,中石化、中国银行、工行上市当然也轰动,但背后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创业故事,不会带动未来中国的任何精神,不管是创业精神,还是创新精神。

也谈凯雷收购徐工

实际上,中国股市基本只对国有企业开放的负作用还不止于此,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金融资源还继续被低效配置,钱还是重点用来帮助不断产生亏损的国有企业和制造呆坏账的国有银行,而不是被投放到产生更多就业机会、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另外,这也迫使中国民营企业无法融到足够资金参与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竞标,使国有企业的股权差不多只能卖给外资。换言之,“中国企业卖给外资”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制度与体制问题所造成的代价的具体表现。

以时下炒得沸沸扬扬的凯雷收购徐工案为例,许多人把民营企业不能收购徐工的问题提到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的层面上来谈,这当然大可不必。其实,大家都清楚,在大型国企改制中民营企业之所以难以唱主角,除了一些政策歧视外,也是因中国金融市场对民企不开放所致。像徐工这样的国企规模较大,民企必须在外部融资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参与竞价。虽然中国人存在银行的钱很多,股市现在也有再融资的机会,但由于银行贷款和股市融资机会都为国企服务,民企无法融到这些钱,所以他们难以参与国企重组过程中的竞争。因此,在本国金融不发达、融资体系对民企歧视的情况下,外资差不多是可行的主要选择。这不是民族主义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政策问题。

从表面上看,中国在1978年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重新崛起,似乎使过去100年里没完没了的战争、政治运动、国家垄断金融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代价顿时烟消云散,可实际上没那么快,也没那么容易。从工业技术角度看,本来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使中国的现代工业化进程不亚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但 1911年后的革命与多年内战,再加上从1930年代开始加快的经济国有化运动,此后的抗日战争和内战,1966年开始的文革,这一系列的战争和政治运动令中国痛失良机,中断了宝贵的工业化进程。而1978年前的80、90年恰恰是世界工业技术,特别是汽车和电子类技术突飞猛进的年代,但中国却在忙着那些战争和运动。

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上,从中国第一个现代股份制公司——轮船招商局——的股份于1872年公开交易开始,到1950年证券市场全面停止时,中国已经有过长达78年的证券市场发展经验,在上海、天津等城市已培植了相当规模的证券公司与其它金融中介,金融从业人员数量已不少,并发展出了运作得有条不紊的各类证券和金融行业自律公会。但是,这些金融发展在1950年到1980年代之间则完全停止,完全丢失积累了 78年的证券经验与知识。虽然在1990年后重新恢复证券市场的发展,但中国的证券市场和银行业到今天还完全由国家垄断,使它们难以显出这些市场应有的本性。结果是,一方面中国的证券市场与银行基本只为国企服务,另一方面在有钱的投资者和需要资本的企业间仍然有多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因此,在过去100年、特别是过去50年中国在工业技术和证券技术上丧失的发展机会、耽误的发展时间,这些都是有代价的。遗憾的是,这些代价不能自然消失,而是要今天的中国社会来一一付出。为还清这些代价,其付出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说,由于中国自己的资本市场不发达,所以国企改制时基本只能靠出售股权给外资,因为外资能找到大量资本;为了赶上现代技术,中国企业不得不靠进口核心部件、进口核心生产设备,等等;或者,干脆以市场换技术。这些都是在具体为过去的战争和政治运动的代价埋单,也是为过去几十年的国有企业制度、为国家垄断金融埋单。过去的代价自身是不会凭空消失的。

当然,中国也可以选择什么都由自己慢慢发展出来,比如,资本市场靠自主发展,核心技术也靠自主发展,要等多少年就等多少年。但,那样会使中国经济长久无竞争力、长久落后,长久处于不安全状态之中。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与品牌反而能缩短中国建设竞争力的时间。直接引进已经成为发展的捷径。

为了激发未来中国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文化,也为了减少未来发生像凯雷收购徐工这样的争议,我们现在应该做的首先是把国内股市、国内金融业对民营企业真正全面开放,让民营企业也能像中国银行、工商银行那样在A股上市,让A股市场也产生出一个个搜狐、携程、分众、百度、尚德这样的故事,民营企业家也应该能像国企那样从银行融资,也能进入金融业。如果20年后的中国证券市场还是由国有垄断并主要为国企服务,那么那时的中国经济还会过分依赖外资。

为什么消费驱动模式不会改变?(1)

2005年,大卫·拉普卡从耶鲁大学读完MBA,在康州的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找到工作,年薪12万美元。他知道,他未来的收入和财富前景很好,今后的年收入会更高。只是他当下的现金财富非常有限。小时候,他立志要自立,要靠自己的收入养活自己,以此换得最大化的个人空间。读大学时,为了减少学费给父母的负担,他借了学生助学贷款3万美元,读MBA时再借了3万美元助学贷款。所以,到2005年又开始工作时,大卫共欠债6万,但是,那时,他必须要买辆车,这又要花2万美元,同时,他又刚刚跟多年的女朋友结婚,要花17万美元买栋房子。

大卫的确感到经济压力,让他极为痛苦的是,他知道此后的收入会很多,特别是到他退休时财富会最多,可是,他现在28岁,正是成家立业最需要钱的时候,而此时偏偏最没有现金,还负债!好在有按揭贷款银行,他算了一下,如果再借钱买车、买房子,他会累计欠债25万美元,如果按30年分期付款,当时的利息是5.5%,这样,未来的月供是1800美元左右。这样算下来,还不错,因为他未来月收入一万美元,去掉纳税以及保险、退休金等之后,还能拿到手的有6 千多美元,也就是说,债务月供只占可支配收入不到三分之一,他还有4千多美元做其它开支。事过3年,到今天,大卫的年收入已超过20万美元,有一个女儿,还在等第二个。

大卫的故事在美国当然很典型,也是美国靠借贷推动消费、再靠消费推动增长的经济模式之最好的典范,有钱家庭出身的人如此,劳动阶层出身的人也如此。这种模式之所以在美国社会如此根深蒂固,是由人一辈子的收入轨道所决定的,年轻力壮时最没钱,到年老退休时钱最多,而花钱消费的年龄轨道又正好与此相悖,所以,信贷市场的发展就是为了帮助人们纠正这两种轨道的矛盾。按揭贷款衍生证券市场的深化,最终就是最大化借贷资金的供给,同时最小化借贷的利息成本。

现在,次贷危机引发了几乎是全面的金融危机,正在挑战大卫、甚至整个美国社会的生活方式,挑战这种借贷消费支撑的经济模式,挑战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这种模式的未来会如何?将要终结吗?如果是终结,其替代模式又是什么?

借贷消费的起源

就像我们熟悉的传统中国社会一样,19世纪末之前的美国社会也不知道上面介绍到的大卫的生活方式,经济学家当时也没听说过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更不熟悉以借贷消费带动增长的模式。这不奇怪,因为在那之前,以借贷支持消费的必要性不高。

原因是,一直到19世纪末之前,人类还没有完全解决好基本的温饱问题,所能生产的东西还不够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因此,20世纪之前的经济都是生产驱动型的。就像我女儿多次去过湖南农村老家后,对我感慨说,“你家乡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基本生存和简单精神空间之外的世界,他们早晨清早起来去为生存而生产,忙碌一天下来,吃过饭,到晚上很早又睡觉,他们自己这一代如此,到了下一代还是重复着如此,生存就是为了能多工作一天,多工作一天就是为了简单地多生存一天,每天这样重复,每代这样重复。”以前的美国社会也差不多像传统中国农村一样,生产决定一切,一切也差不多都围绕着生产。所以,毫不奇怪,工业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是让人们走出简单的温饱挑战。

为什么消费驱动模式不会改变?(2)

事实上,1780年左右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到19世纪中期,技术革新主要是围绕纺织的机械化、规模化生产,围绕提高每个工人每天的生产率,接下来的火车技术发展是围绕如何把商品跨地区运输,让各地能最大限度地互通有无。

也就是说,在基本的生存需要还没满足的时候,当然还顾不上去通过发展金融刺激新的消费需求的出现、刺激非基本生存的消费增长。那时候,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几乎没有消费信贷业务,平时,老百姓当然偶尔要借钱,以解决临时出现的资金需要,但基本是在亲戚、教会、朋友网络间相互帮助,正规金融的介入还不成规模。

缝纫机是第一个进入美国家庭的工业革命产品,或说是第一个家庭“大件”,那发生在1850年代,这一大件开启了消费信贷的历史。在那之前,美国家庭只有一些木制家具、一些金属餐具等,但没有所谓的现代工业品,更没有今天熟悉的电冰箱、电烤箱、微波炉、电扇、电视、汽车、电脑等等,这些都是20世纪的事。——起初,只有少数有钱家庭能买得起缝纫机这样的奢侈消费品,到1855年左右,一台缝纫机要65到150美元,而普通家庭的年收入才500美元左右。

之所以缝纫机是美国借贷消费模式的起点,是因为一台缝纫机的价格相当于普通家庭年收入的七分之一有余。到了1855年时,当时最大的缝纫机公司 ——I.M. Singer 公司发现其销售很难再增长。 原因是,那时候,做妻子的一般都不工作,虽然缝纫机能把家庭主妇手工做衣服的时间大大减少,一件衬衣原来要花一天半才能做好,有了机器后只需不到两小时,但让妻子节省时间后,她把时间做什么用呢?一般家庭就不愿意花那么多钱去买进一件工业革命的东西。

1856年,I.M. Singer公司的市场营销总监Edward Clark想出一招:“我们为什么不让美国家庭先用上缝纫机,然后分期付款呢?” (见Lendol Caldor, 《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 a cultural history of consumer credit》,1999年,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第164页)最初,首付款是5美元,然后,每月再付3至5美元,到付完为止。他的这种金融创新今天看来当然很简单,但这么简单的想法,执行之后,使该公司到1876年时共销售了26万多台缝纫机,远超过所有其它缝纫机公司的总和!

同一时期,钢琴制造公司也按照分期付款的金融手段促销,让本来只有富有家庭才能享受的钢琴,能够进入许多中等收入家庭,让他们的子女也能从小学习弹钢琴。

就这样,简单的金融创新不仅把更多的“大件”带进普通美国家庭,而且也降低了高收入跟中低收入家庭的差别,使那些大件不再是富人独有的。

借贷消费模式的巩固

1850年时,美国人只有2%左右的收入花在耐用消费品上。随着分期付款模式的推广,信贷消费日益被接受,到1880年,已有11%的个人收入花在耐用家用制造品上。从那以后,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增长速度每年达到4.7%,远高于耐用工业品的增长速度。(见Lendol Caldor, 《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 a cultural history of consumer credit》,1999年,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第167页)

美国经济增长由生产驱动到由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发生在1880至1920年代间。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原因是经过100年的工业革命,人们的收入已增加不少,消费需求自然会上升,消费占经济的比重当然要上升;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到那时,规模化的工业生产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开动机器就能生产很多东西、很多产品,已经成为事实,工业产能开始过剩,到了“你要多少,我就能生产多少!”的地步,于是,生产已不再是经济增长的瓶颈,消费需求才是瓶颈,就完全像今天的中国经济所处的状况一样!

为什么消费驱动模式不会改变?(3)

问题是如何促进、推动消费增长?当然,最好是收入都增加。但是,在收入增长相对较慢的情况下,有什么方式松解消费的瓶颈呢?

这就又回到分期付款或说按揭贷款上。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私人汽车。即使在今天,除了房子以外,汽车仍然是多数个人最大的“大件”(另外,对有些人,还有私人飞机、游艇等等)。汽车按揭贷款是从根本上完成美国经济向借贷消费模式转型的一件大事。

在私人轿车面世的初期,从1899至1909年间,每辆车的价格从1559美元上升到1719美元(见Lendol Caldor, 《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 a cultural history of consumer credit》,第185页)。而当时一般工人的年收入才800美元左右,私人汽车主要是有钱人的消费品。1908年,福特公司推出简易型“Model T”汽车,定价850美元,其目标是让千千万万个普通美国人都能买得起自己的车。 这么低的价,的确让福特汽车的销量大增。但, 其价格还是高于一般家庭的年收入。 靠现金购买只能把市场扩大到一定的规模。

1913年,一个叫L.F. Weaver的人在旧金山成立美国第一家汽车按揭贷款公司, 专门向普通大众提供汽车消费贷款,买车者只需付四分之一的预付款,剩下的分期付。这个行业此后快速发展,1917年美国有几十家汽车按揭贷款公司,到1922年时有近一千家,到1925年则上升到近1700家(见Lendol Caldor, 《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 a cultural history of consumer credit》,第192页)。

这中间有一段富有启示的经历是,1916年,一个叫Edward Rumely的财务顾问向福特公司创始人递交一份很长的报告,建议福特公司自办一家汽车按揭贷款公司,专门为其汽车经纪商和顾客提供低息贷款,以此保证其市场份额能上升。他说,“或许是由于人的本性,更多人愿意先买车、后分期付款,而不愿意等到有足够多现金时,才一次付清买车。” 可是,福特回答说, “我们的车非付现金不卖!”

不过,通用汽车公司的老总不觉得借钱花有什么不好,那只不过是把未来的收入预支到今天,你未来的收入和今天的收入,不都是你的收入吗?加上通用汽车的车价一般是福特的两倍左右,按揭贷款所提供的分期付款安排对通用汽车尤其效果更显著。1919年,通用汽车成立自己的汽车按揭贷款公司,专门为其汽车的销售服务。

结果如何?1921年,福特公司仍然最大,其汽车市场份额为56%。可是,到1926年,它的龙头地位让给了通用汽车公司。虽然两年后,福特公司也推出自己的汽车按揭贷款公司,但已经晚了。自那以后,福特永远做了老二。

到1920年代末,借贷消费、“先买后付”已普及到美国各种耐用品、甚至非耐用品市场。像通用汽车那种靠“信贷促销”制胜的策略,在各个行业竞争中,被广泛使用,谁不提供“先买后付”,谁就会被击败。

1910年,全美国的分期付款消费信贷总额只有5亿美元。到1929年已上升到70亿美元(见Lendol Caldor, 《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 a cultural history of consumer credit》,第201页)。1930年那一年中,70%左右的新汽车、85%的家具、 75%的洗碗机、 65%的吸尘器、75%的收放机都是靠分期付款卖出的。借贷消费就这样在美国社会扎根了。

为什么消费驱动模式不会改变?(4)

为什么分周、分月或分季付款在现代社会中是更合适的金融安排呢?我们前面谈到大卫.拉普卡的故事时,说到他未来年收入很多而今天没现金,所以,他要靠金融产品帮他跨时间转移收入。此外,也因工业革命改变了个人收入跟时间季节的关系。以前,农业社会时期,“青黄不接”是常事,秋收时期粮食多、收入多,但在春夏时期则没有,而且往往吃不饱,所以,农业社会的借贷,往往是春夏季节借入,秋收时节还出,是两点式的支付安排。

可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化,让大家都变成工薪阶层,按月获得工资收入,工资不一定高,但,每个月的收入基本等同。为了适应这种变革了的新方式,针对个人的金融借贷支付安排也应该是“次数多、金额小”,月供最理想,与月薪相呼应。于是,很自然地,以分期多次付款为特色的贷款安排就普及开来。

借贷消费不道德吗?

美国经济向借贷消费增长模式的转型并非没有争议。事实上,美国以基督教为主,教会最初极力反对借贷消费。19世纪中,一种普遍的看法是:那些借钱消费的人一定是自我约束力太差,道德境界欠缺,因为他们是这么贪图享受,以至于今天的收入用完还不够,还要透支未来。

就像中国社会一样,美国社会历来对借钱投资、借钱经商,都能接受,因为这些投资是赚钱,是用钱赚钱,所以,付利息投资、借钱投资不是贪图享受,而是进取向上。可是,如果是借钱消费,那不能接受,因为那是在把钱花在吃喝、花在享受上,而吃喝和享受又不能创造价值,是纯粹的付出。

随着借贷消费越来越流行,19世纪末就有许多美国人呼吁抑制消费欲望,警告人们不要被贪婪所淹没,被债务拖得不可自拔。“借贷消费是恶魔”!美国当时的主流文化对借债消费看得那么负面,以至于即使自己借钱消费,也害怕别人知道,怕别人小看自己。在1926年,一项民意测验发现,尽管有近一半人认为分期付款消费“蛮好”,但被抽样的人当中,每四人中有三人说“我的邻居借贷消费得太过份了”!也就是说,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分期付款消费不是坏事,但是对别人借钱花费的态度还是很负面的。而另一项民意测验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赞同分期付款消费,剩下的都持否定态度。

尽管借贷消费到1926年时在美国已经很普遍,但社会舆论对这种做法继续很负面。因此,在伦理上,借贷消费面对一场社会文化挑战,就好像今天中国年轻人借钱消费,也被社会普遍责备一样。

1927年,美国社会对负债消费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变得普遍认可。主要原因是,这年,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主任E.R.A. Seligman出版了两卷研究著作,《分期付款销售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stallment Selling)。他的第一个论点是,不存在什么“生产性信贷”和“消费性借贷”的本质差别,因为“消费也是生产”,没有什么只进不出的消费。他说,表面看,好像个人消费是把钱享受掉了,好像没有产出什么东西,但实际上,人的消费开支也是一种生产性投资,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因为如果个人住房舒适、开的车好、穿的正装潇洒,那么他工作得会更卖力、更勤奋,能做成的生意、能创造的价值也会多。亦即,个人消费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他的第二论点是,根据对大量个人借贷消费数据的研究分析,他并没有发现借贷消费使人堕落的证据。恰恰相反,正因为分期付款消费后,大卫每个月有月供,表面看这给他压力、使他日子难过,让他成了“房奴”、“车奴”,但实际上,那些分期付款消费的人反而因为定期要交的月供,使自己变得更有财务纪律,自律能力强。

Seligman教授的研究著作为借贷消费正名。1927年后,分期付款消费不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了,而是被社会广泛接受。到今天,大卫也好,其他人也好,不通过按揭贷款买房、买车、买家用大件,那反倒是让人觉得不正常了。

从学理上讲,你今天买下房子、汽车,不只是今天、今年从中得到好处,而且只要你还住在其中、在开着车,今后每年都从中得到好处,那么,今后当然应该每年为其付费。这种分期付款的安排对于理顺个人收入流程跟消费流程的关系,不愧为精妙之作。

借贷消费模式还会继续

过去几年,住房按揭贷款市场走过头了,出现太多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结果造成今天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还在蔓延,对美国和世界的负面冲击还需要一段时期才能消化。尽管这次危机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但是,美国自19世纪末演变而来的、靠借贷消费带动的增长模式不会改变,其金融资本主义模式也不会终结,在质上不会变,只是在度上会有收缩。

道理在于上面讲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已足够完善,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已大大提高,不怎么费力即能满足物质消费需求。最终制约人类经济增长的不是生产能力不足,也不是投资不足,而是消费需求跟不上。除非从今以后每个人每天的食物需要、生存需要出现根本性的增加,一天不是只吃三顿饭而是十顿饭,一人不是只穿保温所需要的衣服而是天天穿100层衣服,否则,这些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消费继续是经济增长的瓶颈。

金融市场发展的目的之一是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等,来缓解人们因为在不同年龄时收入不均匀而导致的消费力不平衡问题。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各类基金等金融品种,其目的也在于安排好未来各种可能的需求,以减轻青年、壮年时期的存钱压力,从而促进消费。总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以及其它相关的金融发展,都是围绕着把人们从存钱压力中解放出来,进而释放消费动力。

这种借贷促进消费的发展模式不是美国专有的,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这样的模式。实际上,中国经济现在也要从投资驱动型的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型,否则,中国只能继续依赖制造业和出口市场。

作者:英明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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