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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转帖] 芦笛: “东海一枭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什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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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芦笛: “东海一枭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什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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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芦笛: “东海一枭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什么？(第1--4页) -- 若迷 - (17511 Byte) 2009-8-26 周三, 下午4:24 (321 reads)

若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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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芦笛: “东海一枭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什么？(第5--6页) (164 reads) 时间: 2009-8-26 周三, 下午4:27

作者：若迷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所以，张戎她母亲小产前腹痛如绞，请她父亲用小车把她送回家去，却被她父亲断然拒绝了。那倒不是因为她父亲天生心狠，而是因为他坚持“礼教”的原则。在他看来，张戎的母亲不具备坐小车的资格，当然就不该坐，否则就违反了神圣的“组织原则”。
类似地，改革开放之初，最先发起来的个体户大款们打破了毛共神圣的新礼教，靠财大气粗，住进了原来根本没资格住的高级宾馆，坐上了原来没资格坐的软卧，也在老干部、老工人之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懑。我自己就听见过许多这种抱怨，那跟溥仪发现他弟弟溥杰偷穿“明黄色”内衣而大发雷霆也差不多。

而这就是孔子的正义的愤怒。时至春秋，西周当初那套严格的身份制度完全被打破了，各国诸侯由自然人性支配，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中的猛兽。孔子拒绝接受这“礼崩乐坏”的无情现实，多次对那些僭越的行为发出了愤怒的指责：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在第一例中，季孙享用了只有天子才能享受的待遇，使用了八列舞女跳舞娱乐。在第二例中，这季孙放肆到竟然去祭祀诸侯才能祭祀的境内的泰山。在第三例中，季某的财富竟然超过了西周的功臣周公，而在第四例中，管仲身为相国，竟然和齐国国君一样，在家里使用了屏风以及同样的献酬礼节。

在孔子看来，这些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行，应该恢复西周的那套严格礼教规定，使得全民建立牢固的尊卑上下观念，知道敬重国君，他将实行礼教的政治目的说得明明白白：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可见实行礼治的目的是使得“民莫敢不敬”、“民莫敢不服”、“臣事君以忠”、“民易使也”，而使用刑罚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只能使“民免而无耻”──虽然不犯罪，但也没有羞耻心，只有使用礼治才能使人民“有耻且格”，也就是让人民建立对统治者有利的耻荣观：

“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所以，如果中国真要复兴这套把戏，大众最先要唾弃的就是“居下流而讪上”的东海先生。这里哪有一个字暗示过克己复礼“是儒家限制君权的一种努力”？！

孔子克己复礼的心事，完全被后儒理解了，孟子本人就作过连白痴都不会误解的解释：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这里说得明明白白，春秋乱世频频出现的臣弑君、子弑父引起了孔子的恐惧，他为此编篡了《春秋》，是为天子效劳，震慑潜在的乱臣贼子。

荀子更是说得直截了当：

“知夫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

管下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

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

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眾人徒，備官職，漸慶

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愿欲之舉在

是于也，故其賞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賞

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

也。若是則万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

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

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

司马迁也说得明明白白：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就连千年后的宋儒都没有误解，例如朱熹就说：

“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

这意思无非是说，德治和礼治才是治国的根本，因为它能用统治者的伦理道德去为百姓洗脑，使百姓在不知不觉之间“改恶从善”，这才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途径，而政令刑罚不过是辅助手段而已。

必须承认，这一套确实很高明，比主张严刑峻罚的法家高明多了，但两者的目的都是要臣民敬畏君主，区别只在于手段的软硬不同导致的效果不同而已，法家用的只是严刑峻罚的恐吓威慑，亦即革命的硬的那手；儒家主要用的是洗脑改造的革命的软的那手，辅以刑法威慑。这仍然是毛共的治国方针，而现代中国的形势倒有点像当年春秋战国时代：人欲横流，礼崩乐坏，使得我党彻底失去了洗脑的软的那手，只留下法家的狼牙棒。

这或许就是当代大儒东海先生应运而生，出来复兴儒教的时代需要所在吧？只是这位“大儒”的绝技乃是专把驴唇缝到马嘴上，竟然力破成说，连“克己复礼”都有本事说成是什么“限制君权”！强奸孔子不足奇，强奸到这种南辕北辙、彻底翻转君臣大义的地步，那就应该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了。

就是这种“动机先行，断章取义，蓄意吹捧”的作法，使得东海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奸他家至圣先师。我在旧作中引用了《论语乡党篇》中门人对孔子待人接物的忠实描绘，告诉大家孔丘乃是专制制度的卫道士，翻转运用东海的市侩毒骂来说，便是“丧家的专制制度的劲走狗”：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

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入公門，鞠躬

如也，如不容。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

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

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

东海先生在引用时故意略去“入公门”以后的文字，然后振振有词地质问：

“在不同的场合对待不同的人，态度神态都有所不同。在乡有在乡的样子，

在朝有在朝的样子，外交有外交的样子，开会有开会的样子，没有什么不对

呀？”

还说什么：

“‘君命召，不俟驾行矣。’是《乡党》中最受垢病的一章。如果国君召见，

孔子不等车马驾好就先步行走去了。似乎一付奴性十足的模样。其实这里指

的是孔子有官职在身的时候忠于职守、负责任、有时间观念的表现。要么不

干，要干就兢兢业业干好。孔子为了施行仁政、追求王道而跑官，故行藏出

处以道之能行与否为标准，强调在朝为官应‘以道事君’，对君主勿欺而犯、

直言而谏。孔子是怎样出仕、为何求官的，其出处去留表现得何等尊贵，一

枭在《跑官原有道，出仕岂为私》一文中已有介绍，不赘。”

这说明此人死也不会开窍。其实《乡党》之所以让现代人肉麻，还不是它暴露了孔子那副肉麻丑态──中国历史上专拍君王马屁的无耻小人还少么？多一个孔丘算什么？

问题恰在于孔子并非这种无耻小人。明眼人一望即知，《乡党》和《春秋》一正一反，相辅相成。《春秋》是贬刺那些不守礼法的乱臣贼子，从反面强调了君王那不容质疑的绝对权威，而《乡党》则是由孔子本人作个样子给大家看看，臣子应该如何严守旨在尊崇君王的礼法，从正面强调君王的绝对权威。孔子那些做作，并非“为私”而是“为公”──不是为了他自己干谒利禄，而是垂范千古，为千秋万代的臣子作崇君的表率，而正是这点才最让人痛恨。此所以我要说他是“丧家的专制制度的劲走狗”，那真是实至名归。

这点孔子自己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可惜东海先生就是有眼如盲看不见：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我已经在旧作中解释过了，孔子那些肉麻表演，即使在当时也倒了大众胃口，时人讥之为马屁精；孔子于是解释道：我不是拍马屁，是严格按照礼法服事君主。说到底，还是出自那“克己复礼”的政治纲领的要求，那目的就是前节已经讲过的，使得“民莫敢不敬”、“民莫敢不服”、“臣事君以忠”、“民易使也”、“民有耻且格”。

对此苦衷，古人一向看得明明白白。如上所述，孟子就直接指出了“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引起了“孔子惧，作《春秋》”。因此，孔子本人在《乡党篇》中作的“事君尽礼”的具体示范，和他编辑《春秋》的动机完全一致，就是被当时层出不穷的臣弑君、子弑父、强人崛起夺人之国的现实吓坏了，想用恢复礼教的迂腐办法“拨乱世反之正”，恢复维护绝对君权，而这番苦心确实被后儒理解了，才会出了那么多在乱世为了维护君臣大义冤枉送命的糊涂虫。

最可笑的是，宋儒明明在《乡党》总注中把这意思说得明明白白，而东海先生也竟然引用了：

“关于《乡党》的主题思想，朱熹《论语集注》作了总结：杨氏曰：‘圣人之所谓道者，不离乎日用之间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动一静，门人皆审视而详记之。’尹氏曰：‘甚矣孔门诸子之嗜学也！于圣人之容色言动，无不谨书而备录之，以贻后世。今读其书，即其事，宛然如圣人之在目也。虽然，圣人岂拘拘而为之者哉？盖盛德之至，动容周旋，自中乎礼耳。学者欲潜心于圣人，宜于此求焉。’”

这前面还有至关重要的一句话：“杨氏曰：‘圣人之所谓道者，不离乎日用之间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动一静，门人皆审视而详记之。’”这就是说，孔子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举措，都体现了他的 “道”。而尹氏更强调指出，学者必须严格进行思想改造，使得按礼法规定行事成为本能。这说明这些人完全明白孔门弟子把孔子的日常生活行为举止记录下来的苦心，那就是身体力行他的政治主张“道”和“礼”。

可就是这昭如日月的话语，东海先生就是看不见，您说，这位当代大儒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七、千年沉渣泛起

方今之世，类似春秋战国时代，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所以，如今国内什么蒋庆先生出来拨乱反正，我完全理解，这才是真正的孔教传人，也就是出自对礼崩乐坏的的恐惧，挺身出来“补天”，如同孟子那样：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如果东海先生是那种人，则那也不足为怪，奇是奇在此人竟然号称“民主自由斗士”！“民主大儒”这种类似“火热的冰”的怪物问世，而且竟然能在网上招摇撞骗多年，这一无情现实，构成了对国人智力的严峻拷问：热衷于谈论政治的许多现代中国人，到底有无能力理解中国文化遗产？到底有无能力理解包括民主理论和实践在内的西方文明？

从东海先生的答卷来看，这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东海现象”的出现，表明了自程朱开了滥觞后，由徐桐和毛泽东们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文化狂妄以及由此导致的积极反智主义已经成了国民的“集体无意识”，以致就连东海先生那样一个粗通文墨的人都能无师自通，无比娴熟地将这功夫使出来，竟然说什么：

“从政治角度理解儒学，芦笛的能力不仅离五四反儒健将们差得远，比起

文革批孔小将们来也有所不如，肆口妄言，不值识者一哂；至于儒学高明

圆融的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芦笛连它们的边都没摸著。如熊十力根

据孔子编创的《易经》所阐发的心物不二、体用不二、天人不二等观念，

致广大而尽精微，比起基教高设全知全能之上帝为一超越存在的宗教迷情，

比起西方形而上学‘第一因’说以及单一幼稚的唯物唯心论，高明先进到

不可以道里计。敢说出‘孔文盲再说也没什么鸟意思，反正如今除了专业

人士和沽名钓誉之徒，没谁去看那些烂玩意儿’诸如此类p话来，不仅文

盲，而且德盲心盲。可笑不自量！”

窃以为，没有什么比这段话更典型地代表一代又一代的那些抱残守缺的守旧派的井蛙心态了。而这种井蛙心态大发作，其实是国民自信心面临全面崩溃的曲折反映。从心理学来说，它是所谓的“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唯其如此，这才会在表观上以惊人的无知、浅薄、狂妄、傲慢、轻狂为醒目特征，正如徐桐大师在上世纪之初为咱们表演过的那样。

东海先生以绝对哲学盲、科学盲、国学盲之身，闹出第一惊天笑话来，愣把毫无哲学成分的孔子政治伦理学理论当成“哲学”，进而认为这就是什么了不得的“大智慧”，哪怕到了今天也能作为国民精神指南，这种无知导致的狂妄渊源有自。我早在旧作中指出了，那就是孔教堕落为程朱理学后出现的积极反智主义，朱熹把这点说得非常明白：

““三代之隆，其法浸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

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

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

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

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

过于大学而无实。其它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

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闲。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

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

矣！”

如我在近作中指出的，它就是毛泽东的“政治是灵魂，政治是统帅”的来源，也是他的“哲学狂妄”症病因何在，马列毛的一个通病，就是以为哲学是“万王之王”，“科学的科学”，一旦掌握了“真正的哲学”亦即所谓辩证唯物主义，也就“纲举目张”，抓住了牛鼻子，洞察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根本规律，能够以外行之身去胡乱领导内行，而就是这种无知导致的极度狂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难无从描述的巨大灾难，有如说毛中国是毁于邪恶，倒不如说是毁于大老粗的愚昧与狂妄。

如今东海先生鼓吹的根本不存在的孔教“大智慧”，不管他本人意识到了没有，本质上就是从程朱而徐桐再到毛泽东的千年沉渣泛起，完全是反文明、反智慧的逆流。

我早在《试论孔孟之道对人性认识的偏离和流弊》中指出，孔子“克己复礼”的政治学理论，即使用当时的眼光来看，在道义上也是反动的（虽则在功利上或许是必要的），盖他在理论上把“克己”的任务平均分摊给了“君臣父子”，而具体操作重点却极不公平地指向了“乱臣贼子”，完全是捧上压下的护院狗腿子。幸亏孟子出世，才改变了这种作法，认识到“君君”才是重中之重，把“克己”的思想改造主要当成了君臣的共同道德责任，并把“爱民”当成了“君君”的具体内容，由此增加了孔子学说中原来根本阙如的民本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内容，引出了由后世优秀儒生继承的“君君爱民”的宝贵传统。但宋儒却再度去捏软柿子，“克己”再次成了臣民的事，“君君”被“清流们”方便地忽略了，而且臣民的“克己”竟然蜕变为彻底违反人性的“存天理灭人欲”，由此引起了有宋以降的文明堕落，而这种禁欲自虐狂倾向到毛中国竟然达到最高峰，给全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因此，就原始儒家而言，唯有孟子给后人留下了最宝贵、最优秀的文化遗产，至今仍可借鉴，某些语录甚至可采入宪法（例如我曾建议应该把“民为贵，国家次之，党派为轻”、“党之视民如草芥，则民之视党如寇雠”等语写进宪法去），但从整体而言，整个儒教相对于西方文明是反动的，宋明理学尤其如此。中国要现代化，要成功融入世界先进文明，需要的不是不通村夫出来叫卖吹嘘陈年旧货，需要的是完成五四先贤的未竟大业，将西方先进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全面系统地引入中国。在这过程中作深入的文化比较研究，以便在充分照顾到国情民俗的前提下，建立能持久存活的新文明传统。

这就是我为何在本文第二节干脆说白了：方今之世，对草民而言，除了专业人士、文学家、艺术家们之外，不懂毫无用处的国学毫无关系，更非耻辱，但不懂西学则寸步难行。从政治上来说，百姓越不懂孔子那套“春秋大义”，便越利于中国顺利完成向民主社会的转型。

而对于真正有志于和平改造中国的政治家来说，儒教的唯一意义只在于起到反面提醒作用，告诉他们现代化中需要警惕什么传统陷阱和雷区。对这些人来说，特别需要掌握的，乃是最起码的现代文明常识特别是科学常识。否则就一定要像毛泽东那样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比较后毛时代的小知领袖们和毛时代文盲领袖的政绩，立刻就能看出这一点。如果毛当年不是在长沙第一师范如东海先生那样，所有的自然科学科目都是零蛋，毕生只会看线装书，则大跃进那千古闹剧也就不可能出台。

2006年9月12日－19日初稿

2007年1月23日改定

( “东海一枭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什么？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http://boxun.com/hero/2007/ludideboke/1_6.shtml

作者：若迷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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