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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关于未来中国走向的一点再思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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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关于未来中国走向的一点再思考(三)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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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关于未来中国走向的一点再思考(三) (1215 reads)      时间: 2009-8-22 周六, 上午11:58

作者:芦笛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三、前景展望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列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那其实就是坦承,所谓“人类最高智慧”辩证法其实没有预见能力,而偶然也未必是必然的表现。我非马列主义者,却也不是算命先生,因为我并非必然论者,深信偶然因素在历史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并不下于必然因素,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未来是unpredictable的。咱们虽然可以找出现实中决定未来发展趋势的必然因素,但据此作出的预言未必不会被偶然事件打破。我想,或许这就是老金观察到的“中国的事,难说”的原因吧。

那么,影响中国发展的必然因素有哪些?上文其实已经说了,这儿再结合它们对外来中国发展的作用加以检讨。

第一个必然因素就是权威逐代递减律。它决定了中国已无实质性政改的可能,统治集团还政于民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这儿所谓“实质性政改”,所谓“还政于民”,指的是统治集团将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恩赐给人民。它只可能自上而下地进行,亦即党魁以不容置疑的权威,强制推行一系列削减官僚集团权势的改革措施。不幸的是,权威逐代递减律决定了第三代、第四代领袖即使有心,也没有第一代雄主或传统帝王的权威,能压下官僚集团的反抗。因此,苏式极权制度具有强烈的自锁性质,钻进去就无法解套,只能维持,不能从根本上改建。

苏联的历史就昭示了这一点。要实行伤筋动骨的政治大手术,改建利益分配格局,唯一能胜任的领袖只有斯大林,连赫鲁晓夫那第二代领袖都没本事。老赫不过是做了点起码的经济改革,因为触犯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就被宫廷政变搞了下去。继任的勃列日涅夫吸取了教训,只当维持会长,绝不轻举妄动,因此得以隆隆统治,死在任上。待到戈尔巴乔夫想改革,又被保守派推翻,最终招致苏联解体。叶利钦虽在表面上取得了成功,但那其实是靠冲突双方都没有足够权威压住全局,党内严重分裂,全党全民处于高度的思想混乱之中,他才得以靠纯粹的个人意志与赌徒魄力侥幸胜出。那其实是险胜,并没有什么必然因素在内,缺乏可重复性。

苏联的教训为中共充分记取了,那就是,在一个极权国家中,如果领袖不具备能始终镇住全局的绝对权威,就贸然启动政治改革,那就很可能引出无法控制的雪崩反应,最后导致执政党垮台。老邓的高明也就在这点上。他知道改革只能在维持党天下的前提下进行,否则会失控。赵紫阳说,只有邓才有足够实力启动政治改革。我则觉得,即使是老邓出来作戈尔巴乔夫,凭他雄厚的实力、铁血性格与泼皮气质,虽然有可能压住全局,最终险胜,但也必然是险象环生。只有毛泽东那种第一代枭雄才能胜任这种重塑国家机器的大改革,。

老邓的跛足改革给后继党魁留下的教训,便是只能做勃列日涅夫,决不能做戈尔巴乔夫。这就是为何小胡转正时我出来告诉大家,他只会是个勃列日涅夫式庸主,绝无可能是安魂曲等人一厢情愿预言的戈尔巴乔夫。其实不管是谁上去都别无选择:作勃列日涅夫式的维持会长,则国家不会大乱,自己也能安富尊荣终老。作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家,则国家可能崩解,自己难免身死人手为天下笑。除非是圣人,谁愿意自杀?

所以,因为没有化解危机的机制,积重难返,那种烂污制度只能维持,不能改造,维持则能尽可能将动乱往后推,隆隆地统治下去,起码自己任上没问题,而改革则只能让动乱提前发作,连自己的平安都难保证。反正那是党天下,不是家天下,杰弗逊的“放狼难题”其实不能用在这里,盖那不是一个人按住恶狼,而是一代接一代地按,前任不会因为担忧后任被狼吃了,就去想出个和平放狼之计来并冒险推行,只会“击鼓传花”,只要定时炸弹不在自己手上爆炸就行。

当然,也不能说那种制度一点化解危机的能力都没有。如果弱势群体受损实在严重,怨气冲天,则我党会以冯驩代孟尝君烧毁借据的市恩方式来缓解民怨,也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消防的方式来解除燃眉之急。那原则是,只能由党扮演旧式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爷,居高临下地施恩,绝不容许弱势群体与权势集团平起平坐,靠平等谈判解决利害冲突。

如老金介绍的那样,这当然有效,尤其在政府变得极大富裕之后,市恩并非难事,因而能延长我党统治的隆隆性(应该是length,不能再是long, long,但反正是洋泾浜),但我仍然觉得那并非根本解决办法,再计入“尺蠖效应”,它的效果就更有限了。最大的问题还是政府永远是冲突的一方,无法如同西方民主政府那样扮演中立超脱的角色,因而始终是民怨的焦点。

权威逐代递减的另一效应已经在上文探讨过了,那就是它使得政局始终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这在太平年月倒不会显示出来,但国家经受重大震荡之时,我党内部就有可能爆发内讧,如苏联那样迅速垮掉。

第二个必然因素就是我说的逆规则的腐蚀效应。它彻底败坏了全民心术,使得国家完全成了个毫无起码规矩的土匪山寨, “狼羊律”成了事实上的国教, “讲力不讲理,用诈不用德”成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如果说权威逐代递减律取消了中共还政于民的可能,那么,逆规则对全民素质的败坏便取消了自下而上和平演变的可能。它决定了即使中共垮台,国家也不会有什么光明前途。这大概是中共统治造下的最大的孽。

这道理已经反复说过了。孟德斯鸠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这儿所谓“品德”,就是全民恪守游戏规则的基本德行。专制是痞子的游戏,玩的就是不守规则;民主是绅士的游戏,玩的就是规则。只要参加的任何一方不守规则,民主游戏就绝无可能玩下去。孙大炮之所以是戕贼民主的国贼,就是他带头以土匪暴力手段践踏共和游戏规则,使得枪杆子首次名正言顺地取代传统的“天命”,成了领袖合法性来源。这下流教义经过我党几十年的反复强化,便使得无耻践踏游戏规则成了国人心目中的大智慧,而恪守规则者却变成了东郭先生,被毒蛇咬死的农夫,甚至是宋襄公式的蠢猪。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去除了中共这个政治势力,让人民自己选择领袖,国人也缺乏必要的主观素质去组织一个健康的社会。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吴耐的设想太过于乐观。他的基本假定,是人们都是理性的,会顾及长远利益,避免只求眼前利益,干出伤害全民包括自己在内的蠢事来。这基本假定是从英国的和平演变模式中提取出来的,那在该国确实成立。可惜有如说英美模式是人类的常态,莫如说它是个例外,起码国人特别缺乏这种理性。

其实老狼那海盗分金博弈已经讲清了这个问题。这还不只是诸位提出的信息是否隔绝的问题,而是贪欲本身就与理智矛盾。如果海盗们有正常的理智,就该均分那100枚金币,然而每个人都想独占,因此最可能的结果还是自相残杀,最后全都死了,即使剩下个把幸存者,也没本事一人把船开回去,最后只会死在海上,于是谁也得不到那些钱,哪会如作者设想的那样文质彬彬地搞博弈,花尽心思智胜对方,而且从头到尾都严守游戏规则,哪怕最后只剩两个人,其中一个也会根据投票结果自行投海?说到底,人的理性并不是纯粹的,随时随地受到感情的干扰,冲动性决策是常态而非变态。对于某个民族来说,该民族的理性就更受传统心态与价值观的制约,而敢于并善于自伤似乎恰是敝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

咱们别的也不用说,看看毒食品事件就够了。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共产恶魔网友评论道:

“厚黑学并不是多么高深复杂的东西,只要大脑没有问题,谁都能掌握。大家都掌握了,大家都没有优势,最后导致全民交易成本最大化,并且出现了目前这种互相下毒的局面。卖奶粉的绝不喝奶粉,卖猪肉的绝不吃猪肉,卖蔬菜的只吃自家单独生产的无毒蔬菜。谁都觉得自己最聪明,自己占了便宜,其实大家都是厚黑学的受害者。”

这本来是粗浅的人类常识,可偏偏国人就是没有,您说到底是什么缘故?是不是咱们建立了民主制度,这些东西就能根除了?我看未必。如果西方也搞起这套来,那政府根本就没辙。哪怕法治再严明,司法机构也绝无可能镇压轰轰烈烈的全民战争。人家之所以不搞这套,我看还是出自理性导致的自我约束,知道并不光是我会骗人,人家也会骗我,如果大家都做假货坑人,必然要使得全民交易成本最大化,最后自己非但赚不到钱,还有被毒死毒残的风险。可国人偏偏就缺乏这点理性。您说怪不怪?

这还不是毛共统治的结果,咱们历来如此。当年李闯进攻北京,崇祯急招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关勤王,需要100万两饷银,国库里却只有40万。崇祯急得要死,动员官员们捐金助饷,大臣们立即争相哭穷,纷纷在门上贴“吉宅急售”,装出穷到活不下去必须卖房的可怜模样。皇帝无奈,只好请国丈周奎为皇亲国戚作个表率,带头捐赠十万两银子出来,但周国丈只肯拿出一万两来。皇帝要他捐两万,他宁死不捐。周皇后悄悄给了她爹五千两,却被他干没了两千,只捐出去三千。等到李闯破了城,刘宗敏将所有的降官拷夹起来,日日夜夜以毒刑“追赃”,光从周奎家就追出银子50多万两。

这就叫“望乡台上打莲花落”,乃是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要指望未来的商人们如当年英国的资产阶级那样,不走邪道走正道,不仅本阶级一致主动抵制诱人的潜规则,搞西式公平竞争,而且还能精诚团结,抵制官府的威胁利诱,逼迫官府停止以权力介入经济运作,只怕太脱离国情民俗了些。

第三个必然因素就是苏式极权制度彻底粉碎了原有的民间社会,使得社会“原子化”,所有的公民都成了一种“单体”,悉数编织入唯一的社会网络——党组织的操控网中。这种社会要向民主社会转型相当困难。而且,这种社会没有“水密舱”,只有万能的党作为唯一的船壳,一旦破裂就会很快沉没。到时吮吸我党狼奶长大的十几亿凶猛动物一下子失去约束给放出来,那情景当真不堪设想。

考虑到这些必然因素,我对未来中国前景的展望不能不涂上厚重的悲观色彩。总的感觉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社会没有实现向民主转型的可能,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民主恩赐,还是自下而上的和平民主革命乃至暴力革命,都没有发生可能。只要经济持续增长,我党就能稳住阵脚。但若经济增长减缓,则各地自发骚乱发生率可能会升高,但这并不会导致大局失控。能改变中国走向的,还是我党这个决定性因素。只要我党精诚团结,敢于并善于杀一儆百,则不管怎么乱,我党都能隆隆地统治下去。但因为中央权威已经极大弱化,所以始终有外因诱发大规模党内内讧的可能。若遇到严重影响全民生活水平的重大经济危机,这种风险就更高。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前景,但由于系统缺乏稳定机制,我党再太平统治四五十年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我党是否垮台,中国都不大可能顺利实现文明化,遑论民主转型。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一个脱离中国20多年的海外赤佬在万里之外的管窥蠡测,很可能是一片胡言。说错之处,还请国内大贤痛加修理。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我巴不得自己的悲观估计彻底落空。

【全文完】

作者:芦笛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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