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 阅读主题 - 芦笛：饥饿岁月（一）（二）──《黑崽子》摘译

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芦笛：饥饿岁月（一）（二）──《黑崽子》摘译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芦笛：饥饿岁月（一）（二）──《黑崽子》摘译

所跟贴

芦笛：饥饿岁月（一）（二）──《黑崽子》摘译 -- 若迷 - (8255 Byte) 2009-8-10 周一, 上午9:23 (646 reads)

若迷
[博客]
[个人文集]
警告次数: 1

性别: 性别:男

加入时间: 2008/05/16
文章: 3610

经验值: 164705

标题: 芦笛：《黑崽子》摘译：饥饿岁月（三）（四）（五） (182 reads) 时间: 2009-8-10 周一, 上午9:50

作者：若迷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饥饿岁月（三）

──《黑崽子》摘译

芦笛

可惜，那半只老鼠腿是我在大饥荒高潮中唯一吃到的肉。没等尖头实行他的伟大狩猎计划，这小子就进“康复院”去了。他在学校的大院里一头栽倒，半天没醒过来。本来平白无故地昏倒已是“司空见惯浑闲事”，我自己就不知晕倒过多少次，但一般都是一摔倒或刚要摔倒，黑晕就过去了。这小子却生具异秉，愣是躺地下不肯醒过来，吓得校医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在那儿他才醒过来，回来后就住进了学校里的“康复院”。

我上“康复院”去看他。那是个小四合院，原来是教师宿舍，现在改成了疗养院。学校把严重营养不良的学生收在里面，以“加强”他们的“营养”。

“哥儿们，不错吧？”尖头见我好奇地打量四周，便得意地吹嘘，“校医说我的情况属於最严重的，说我一步都不能乱走，得成天躺著。你看看，咱们班有谁还能比我严重？”

他心花怒放，眼睛又消失在肿胀的眼皮中，亮晃晃的脸庞如同银色的氢气球似的放著毫光。

听上去这小子倒象是雀屏中选了似的，让我羡慕死了。不过这成天躺著好像也没有什麽乐趣。这世上就是这样，要光荣就得受罪。你要是想当三好生，就别想在课堂上捣乱。

“你们吃什麽？”我问，这才是比“最严重”的荣誉更值得关心的大事。

“吃什麽？”他更得意了，满脸盛不下的笑容几乎要把浮肿的面颊挤出水来，“康── 复──饼！”他拉长了声音说，“还有小球藻饼──乾！”

我大咽馋涎。直到今天，我也弄不清楚那到底是“糠麸饼”，还是“康复饼”。这玩意儿我见过，据说是用糠和麦麸做的，黑乎乎的非常坚硬。用老百姓的话说是硬得能打死狗，而且从城墙上扔下来也摔不下一点渣来。但不管怎麽样，那可是固体食物，好歹有点斤两，不比那清灵灵的玉米面糊糊（注：抄袭自歌剧《刘胡兰》上的“清灵灵的水来蓝莹莹的天”），而且据报上介绍，里面的维生素什麽的比大米白面的还要高。可惜我只有眼福。

“康复饼！”我实在看不出这小子有哪点强过我的地方，配享受这种部级待遇，不就是昏过去半天没醒麽？“好吃吗？”

他的脸拉长了（如果一个肿如气球的脸还能拉长的话。反正是那麽个意思）：“好─呃 ─不怎麽太好吃。不过小球藻饼乾可好吃了，可惜一天就那麽两三片。”

我呸了一声，这小子在吹牛。康复饼我没吃过，小球藻“面包”，小球藻“饼乾”咱倒是有过体会的。当然，比起那“碗里的糊啊清悠悠，水肿啊盖满了头”来，那好歹是个能抓拿起来的东西，只是过后你的尿就成了绿色的，直让你怀疑腰子是否也给那染料染成了国防绿。

尖头看我识破了他的牛皮，赶紧抛出秘密武器来镇住我：“你吃过葡萄糖吗？没吃过吧？我就吃过！我告诉你吧：我在医院里躺著那会儿，大夫一走，我就把吊著的葡萄糖针水喝了半瓶。哎哟！真甜，甜死我了！甜死我了！”

这下我不能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整整两年，我没尝过一个糖分子，只是偶尔能吃一粒大人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糖精”，后来学化学才知道那是从煤里提炼出来的一种物质，跟糖毫无关系，也毫无营养，只是能引出甜的感觉而已。不过即使是那时也知道这玩意儿根本不能顶糖吃，你只能用它泡水喝，决不能含在嘴里，否则甜味立刻变成苦味。

不管怎麽说，我深信是“康复院”救了尖头的一条小命。我不知道“康复饼”的威力有多大，但他给送到那儿关了起来，从此饭票也就保住了。而且如果他的狩猎活动进行下去，迟早要给毒死，因为他曾告诉我他实在想试试蟑螂、蜘蛛那些野味尝起来究竟如何，是否也和蚂蚱一样香喷喷的。

上文提到的“小球藻饼乾”和“小球藻面包”是现代中国人的又一伟大发明，可惜李约瑟又没把它们收到他的书里去。要介绍它们，就得返回到饥荒刚起时，从头说起。

从饥荒一开始，我党就在殚精竭虑地舒解民难。一开头他们告诉大家：咱们之所以觉得饿，是因为吃得太多了。人的胃是个橡皮袋子，你吃的越多就绷得越大，也就越想吃。所以，为了不饿，必须吃得越少越好。可惜的是，这一伟大的科学发现和以前那个人类不需要睡觉、可以通宵通宵地工作的学说一样，没法被广大的无知愚民接受。此后，我党便再一次通过群众性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来解决问题。报上介绍，只要发挥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一斤大米就可以煮出十斤饭来。记得我们曾经去参观过一个创造了这种奇迹的食堂，那儿煮出来的米饭，一粒就有小拇指那麽粗。我记不住他们介绍的先进经验了，只恍惚记得似乎是加入大量的纯硷什麽的。

可惜没多久，便连有一斤大米的食堂都找不出来了。於是党便推广延安作风，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全校师生一齐动手，将篮球场、足球场以及教室前后的所有空地一律开成农田，种下了瓜、豆之类，再浇以厕所里舀出来的粪便。自有学校以来，除了在学校里大建土高炉之外，大概这能算是独一无二的光辉的一页。不过那一页也没有想象中的那麽臭。我就是从那会儿才知道：一个人只有吃正常的食物，排泄物才会有正常的恶臭。

遗憾的是，“瓜菜代”不是旦夕之间便能实现的。在庄稼成熟前，我们还是只有乾瞪眼。然而党是万能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报上又开始连篇累牍地介绍小球藻。根据那上面开出来的表格，这种奇特的植物的营养含量是牛肉的多少多少倍，猪肉的多少多少倍，又是鸡蛋的多少多少倍（具体数字记不住了），而且最神妙的是，这玩意儿如同神话里的魔术桌布，整个是无本生意：你只需要一个大玻璃罐子，在里面放满清水，扔点种进去，把玻璃罐放在阳光下晒著，两三天后小球藻就能长满罐。整个过程里根本就不需要施肥，然而长出来的藻类就是比牛肉还有营养。大概它们也跟著气功大师学会了“接地气”，把蛋白质什麽的从虚空中吸进了自身。

一夜之间，生物老师们变成了全校的明星。所有的老师们都死缠烂打地追著他们讨革命的种子，请教革命经验。我至今还记得摆在生物教研室门口作示范的那个大玻璃罐，里面确实是长了些绿油油的水藻。那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以后我见到里面有水草的金鱼缸就要想起它来。当时看了似乎也并不觉得那玩意真象报上说的那麽伟大，起码它没有牛肉或鸡蛋的外观。记得我还追著植物老师问青苔算不算小球藻，她却佯佯不睬，根本没体会到我的问题的重要意义──我家的後墙上长满了青苔，我早就在打那玩意儿的主意了，就等她说一声“OK”。

好东西都是难得的。我党发动的大养大吃小球藻的伟大的群众运动，在本质上似乎还不如尖头个人进行的狩猎活动。所以，虽然藻类食品没能象党指望的那样得到空前推广，比起珍贵的老鼠腿来，它终归还是要容易得到些。没等学校的“康复院”成立，我就尝到了家里人带回来的小球藻“面包”。除了塞饱肚子，它的主要作用是在泌尿系统执行了敬爱的江青同志的“要出绿”的指示。一开头我还给吓了一跳，不过后来也就见惯不惊了：自打母亲开始疯狂收购野菜，国防绿便成了尿液的正常颜色。

母亲的收购活动没能进行多久，因为农民再也不到城里来卖野菜了。於是母亲便响应 “自己动手”的号召，率领全家到郊外去找野菜。可惜目之所及，大地光光如水洗。要找野菜，比当年找废钢铁还困难。母亲不死心，便令我们每人各采了一大抱某种松树的松针（我不知道它的学名是什麽，但那据说是可食的）。回到家里，母亲把那松针剁碎舂细，混了点玉米面蒸成饼子。此时真是香气四溢，那松树的清香让你想起陶渊明的诗。

只是它吃起来可一点没有诗意，吞下去就跟吞把锉刀似的，进了食道就变成金刚砂，它走到身体的哪一部份你都了如指掌，过后你还得使出大牯牛的劲来才能把它原封不动地排出来。这个反面教训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一个人决不能不听党的话，党可从来没号召咱们去吃那玩意儿，人家号召咱们吃的是小球藻。也许小球藻没有尖头捕获的屎克螂的营养价值高，但它吞下去决不会变成金刚砂。

去探望了尖头后大约个把月，我也躺下了，不过是躺在家里。长期饥饿之下，人迟早要归璞返真，实行“否定之否定”，从饥饿进到不饿。那是一个逐渐的平滑的过程。开头你只是变得迟钝麻木，成天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以后就慢慢丧失了饥饿感，丧失了食欲，也丧失了对一切事物的兴趣。整个世界先从五彩片变成黑白片，然后就慢慢停下来，最终万籁俱寂。如今回首往事，我意识到，那其实是我的生命快要停摆的危急时刻。如果不是形势正从那时开始好转，无论是尖头，还是我，或是班上的许多孩子的小命恐怕都要保不住了。

【未完待续】

饥饿岁月（四）

──《黑崽子》摘译

芦笛

是母亲的金镯子救了我的命。她躲在屋里，用砖头把万恶的旧社会留下来的一只金镯子砸得不成形状，让谁也看不出来那曾是首饰，然后用假名在银行里把它当贵金属按重量卖了。不用说，这样做风险极大。即使首饰经过再教育脱胎换骨，那仍然是金子，而有金子的不是地主就是老财，去卖这种东西，如果让革命警惕性特别高的工作人员抓住了，便是无穷的政治麻烦。不过孩子已经奄奄一息，她再也顾不得许多了。

她拿换回来的钱从自由市场上买了一袋黄豆回来，在家里自己开起了豆腐坊。灌了两三天豆浆后，我就知道饿了。大约个把礼拜后，我就下了地，重新回到学校去喝我的玉米糊。回去后没多久，我就惊喜地发现开始有了点固体食物──霉红薯。

小学五年级的语文书上有一课是讲毛主席请农业劳模崔希彦同志吃饭的，记得伟大领袖说：“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人爱好，他让全国人民“闲时吃稀，忙时吃乾，杂以瓜豆芋头之类”。现在大约“闲时”过去了，所以咱们幸福地吃上了霉红薯。

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这麽亲切地体会到伟大领袖教导的英明：的确，霉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虽然霉的地方极苦，但闭住气把它吞下去就成了。一旦下了肚子，你就会真切地体会出液体和固体的本质差别。当然，那玩意儿的火力比糊糊还足，“团团烈火烧呀烧我心”烧得比液体燃料猛烈多了。但它不会随小便而消失，而且能在肠子里大量产气，让你的肚子胀得舒舒服服的。只是世上大约有个“热爱守恒定律”，规定了人一生付出的爱是一定量的。因为那时爱多了红薯，此后我一见到这玩意儿，胃就要冒大量酸酸的馋涎，比巴甫洛夫的狗还来劲。

最主要的，还是自由市场开始有东西卖了。自由市场是“三自一包”之一，是刘、邓为了挽救时局而忍痛牺牲“社会主义原则”而采取的权宜措施，也是五、六年后刘少奇的死罪之一。救活了人民反而被人民整死，这种怪事也只会在中国发生。咱们的社会主义每到破产之时就得请资本主义出来救命。这样的事邓公一生干了两次，每次都让老百姓恨得牙痒痒的。在弱智之邦，什麽都是颠倒的，犹如郭老才子说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这种不知好歹的民族，大约只配老毛收拾，让大家闲时喝糊糊，忙时飨以霉红薯。

一开头自由市场有自由而无市场，什麽都没卖的。慢慢地，东西就开始有了，后来连小吃摊子都出现了，只是所有的东西的价钱都是天文数字。我有一次曾见到一个小贩卖香烟。他那烟不是一盒盒地卖，也不是一枝枝地卖，而是一口口地卖，五毛钱（那是灾荒前一盒最好的香烟价）抽一口。不幸的是来了一个顾客，他大概练过令狐冲的“紫霞神功”，一口气就吸到了根。两人由吵到打，等到小贩捂著流血的鼻子从地下爬起来，定睛一看不觉捶胸大恸：他的货早让人趁乱抢光了。因为饥饿，社会治安也不及从前了。市场上最常见的景观之一，就是一个饿急了的人一把抓起一个馒头或包子，一边跑一边往嘴里大口大口地送。因为太虚弱跑不动，他马上就会给人抓住。然而不管旁人怎样拳打足踢（在中国，打小偷是人民的爱好。直到近年怯懦的人民给崛起的黑社会吓坏了，才忍痛放弃了这一高尚的娱乐活动），他都只顾忙著把手中的食物吞下去。

比起政府卖的东西来，自由市场的价钱是小菜一碟。实际上，是官家首先开始卖高价食物的。以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他们只改动了一个字，将高价食物称之为“高级点”、“高级糖”。我牢牢地记得，一盒上海出的“牛奶乳化糖”，大约有十粒劣质糖果，就要卖两块五。一盒芝麻酥，里面有五个直径略大于乒乓球的饼子，就要卖五块钱。与此同时，饭馆里也开始卖高级饭、高级菜，一碗面条就得三四元。而当时一个二级工（最常见的级别）的工资才三十多元钱。八十年代早期我见到李先念同志的讲话，他回顾这段历史时非常自豪，说是通过卖高级食物，国家成功地回笼了大量的货币。

不管怎样贵，那些食物可是真的面粉、真的糖做的，既不烧心，亦不产气，更不会随小便消失，而且高级菜中据说还有肉。虽然那肉魂大约需要阴阳眼才能看见，但“我在吃肉！”的想法的心理治疗作用，委实赛过精神原子弹。

於是，母亲的首饰便倾囊而出，连我也帮著她改造过若干。犹记我用起子把宝石从戒指、胸花上撬下来，放在砖头上一阵狠砸，那玩意儿却安然无恙，最后只有扔进阴沟了事。接受了再教育的首饰便当作贵金属卖出，再化作形形色色的“高级点”“高级糖”进入了我们的五脏庙。

也不是所有的食物都是高级的。如果你交粮票，饭馆里卖出来的饭菜就要“低级”得多。在大饥荒的高潮期，单位食堂根本就不发粮票给你。随著形势开始好转，每个人便能领到两三斤粮票（最初是半斤，以后逐渐增到三斤左右）。这当然不够用，然而自由市场上可以买到“高级”粮票。靠这“高级”粮票买到的“低级”饭菜仍然还是比不要粮票的高级饭菜“低级”。凭著这“高级”粮票，我们家便开始远征全城，挨个访问所有的饭馆。一旦发现某处卖的饭菜在预算范围内，我们便立刻加入那一字长蛇阵。世上最让人心碎的事，莫过于刚刚轮到你，人家却卖光了。和那比起来，失恋实在算不了什麽。

更经常的是在饭馆门口的守株待兔。一旦风闻某家饭店次日要卖好东西，我们便立刻回家搬上小凳子来，坐在门口三班倒地通宵守候。这差事天气暖和时倒没什麽，天寒地冻之时便是对革命意志的考验。不是所有的人都长了咱们的革命硬骨头，有的呶（上不下好）种坚持到半夜就受不了了，把凳子或是砖块留在革命队伍里，自己跑回去睡觉，以为那些代表会受到同志们的尊重。等到次日他们就只能无任沮丧地发现小凳子或砖块早给踢出了革命队伍。十多年后我学英语，学到“No pain，no gain”的谚语时，立即便想到了此事。的确，把没有感官的凳子或砖块与革命同志等同起来，完全是对大浪淘沙的排队事业的污辱。

就这样，我们活下来了。水肿逐渐消退，每天我都觉得比头天精神多了。这段时间，食堂里的饭也逐渐从“闲”到“忙”，固体逐渐取代了液体，分量似乎也比过去足了。我一生中从来没吃过那样花样繁多的食物：霉红薯、霉芋头、萝卜干、出芽的土豆、长虫的蚕豆（其中虫的总重远超过豆的残躯）…甚至还有青藏高原来的青稞！

这段时间也是我一生中唯一能够充分欣赏、全面体验、彻底享受进食正常食物的巨大快感的时期。至今我一闭眼，便能历历忆起在哪家饭馆享受过何种美味，所有的细节都深深地刻划在心灵深处：那食物上桌时在心头怦怦跃动的兴奋与期待，那端起碗来扑鼻而来、中人欲醉的饭香，那入口的第一筷食物骤然引发的从头到脚的麻酥酥、甜丝丝的触电般的快意……哦，我这一生从未吃过、今后也决不会再吃到那样的美味！道家说得太对了，幸福，只存在于比较之中。

最艰难的岁月熬过去后，学校又恢复了正常上课，但萧条仍在继续，一直要到1963年年底，粮食供应才恢复正常。在此以前，所有的东西都凭票供应（在饥荒前，只有粮、油、布是定量供应的）：糖、肥皂、火柴、香烟、酒、线、灯泡……物质匮乏是无所不包的，就连纸张都缺乏。饥荒前，我们家的孩子一张草稿纸总是要用两次，先用铅笔写，写满了再使钢笔写，这样就能给父母省下点开支。然而这新经济政策在饥荒时期根本就没法执行，那时的纸又黑又粗糙，铅笔写上去的字根本就看不见。有些大饥荒引起来的物质匮乏，后来一直就没恢复，一直迁延到改革开放。根据官方解释，物质匮乏反映了人民购买力的提高，是我们幸福生活的表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那时全都相信了这种解释。

大饥荒究竟夺去了多少人的性命，大概是永远也无法准确查清的事实。近年国内的研究者根据饥荒前后的人口普查资料，推导出死亡人数在三到四千万之间。不过，这个数字在国外遭到了某个超强智的、可以和你讨论一切问题的万能学者的嘲笑。然而在我这个超弱智的百无一能的非学者看来，支持他的论点的东西却不是更可靠的调查资料，似乎就只是那股不知从何而来的浩然之气而已（大概他也吃了霉红薯）。除了自身经历，我自己没有任何资格参加这场讨论。我所知道的，就是如果灾难再延续个把月，我大概就不会生存下来了。我那时还没有开始发育，定量粮是不成比例地高（一般市民每月只有24斤），真不知道没有任何定量供应的五六亿农民们是怎样逃出生天的。

【未完待续】

饥饿岁月（五）

──《黑崽子》摘译

芦笛

在官方，大饥荒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甚至就在最严峻的时刻，报纸上还是在欢呼“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只是当饥荒过去后，政府才承认过去的三年中“遇到了严重困难”。一开头，这“困难”的原因，据说是特大自然灾害连续三年袭击了全国。后来咱们和苏联老大哥破脸后，党又告诉人民，原来苏修也是罪魁祸首。他们逼著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刻还债，尽管那债务是我们为了援助兄弟的朝鲜人民而欠下的。苏修趁人之危，企图以逼债使我们屈服，然而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依靠人民公社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终于度过难关，赢得了伟大的胜利。据此，党的公报欢呼道：“过去三年充分证明了，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党，我们的国家不愧为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不愧为伟大的军队！”“总路线” （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称为“三面红旗”和“三大法宝”，写在教科书里，成为每个学生必须倒背如流的必考内容。

这种态度再鲜明不过地表现了红色皇帝和前任的本质区别。在过去，任何一场自然灾难，不管它是水、旱、蝗灾，还是地震瘟疫，哪怕是出了个彗星，皇帝都要栗栗危惧，减膳撤乐，并下“罪己诏”诏告全国，沉痛检查他自己失道寡德，以致天象示警，祸延黎民。

与此相反，毛告诉他的同志们：“我们决不下罪己诏，象某某某那样做，后患无穷。” 这儿的原则是永不认错，决不道歉，更不忏悔，不管你的胡作非为给民族带来了何等可怕的灾难。

这一高明的策略奇效如神。尽管饥荒是我自己的切身体验，我却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从未怀疑过党的英明伟大。由於新闻封锁，我以为我们遭受的只是局部灾害。虽然后来我知道了其实全国都一样“困难”，但那时饥饿已成记忆，痛苦正在淡忘。而且，我也和别人一样，以为是老天爷和全国人民过不去，却从未想到“百里不同天”，中国是如此广大的一个国家，地形地貌又如此复杂，一切自然灾害都只可能是局部的，更不会延续到三年之久（据国内最近披露的气象资料，那三年全国大部份地区其实是风调雨顺的）。

从那时起，无论是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还是我本人，都变成了最热心的气象学爱好者，密切注意天气的任何微小变化。以后数年中，当我们见到久旱后的第一滴甘霖或久雨后的第一线阳光之时，洋溢在心头的狂喜真是无法形容。

尽管如此，大饥荒的惨痛记忆还是刻在了每个过来人的心头，深刻到无法用谎言轻轻抹去。虽然中国是个为饥荒困扰了数千年的穷国，过去还真没谁吃过这样的苦头。中国幅员辽阔。在过去，饥民们总可以离开家园，到别的没遭灾的地区去乞讨谋生。然而在我们现代的全国性大灾难中，饥民们却上天无路，入地有门。人民没有封建时代享有的迁居自由。即使他们能逃离家乡，哀鸿遍于全国，他们又能上哪儿去投奔乐土，上哪儿去找个有口余粮的人乞讨？

於是，当农民“忆苦思甜”之时，他们就一定要回忆起这段恐怖岁月。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和七十年代早期，请老工人和老贫农忆苦思甜成了“阶级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忆苦会一般是请经过严格筛选的老工人或老贫农来，在会上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他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富有口才的演员，知道何时应该泣不成声，何时应该幸福地微笑，才能成功地唤起听众那强烈的同情与共鸣。可惜这种专业人士培养起来既不容易，自然也就并非随处可得，於是很多时候各单位便不得不找业余票友来顶上。在那种场合，那请来的贵宾就百分之百地是苦便忆，想起他一生吃过的最大的苦头，生动地讲述他或她在“饿饭年”的遭遇（直到我插队时，农民们还是管1960年或1961年叫“饿饭年”）。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忆苦思甜是在1963年。那时为了医治耳疾，我到南方的某个城市去“寄读”了半年。所在的学校到农村参加劳动时，班上的团支书决定带我们去“访贫问苦”。他从大队干部那里查到了马大爷根红苗正，旧社会是雇农，如今仍是村里最贫的农，於是便率领我们访问了他的家。他家里果然是穷到无上光荣的程度，用村里人的话来说是“用根长竹竿在屋里舞半天，都碰不上什麽家什。”

“马大爷，”团支书开始了，一边打开了放在膝盖上的笔记本，“你家（注：这是南方话，相当于“您”）解放前是干什麽的？”

“嗯，我是雇农，是土改时农会那些杂种给我定的成份。我租了沈老爷家的三亩水田，他家（注：南方话，“他”的尊称）在土改时给那些杂种毙了，唉，好人不长命，长命无好人。你家瞧，那个Ｘ巴农会里就冒得（注：“没有”之意）个好种，先是赵金财那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勾结了几个光棍，哄著工作队说他们是村里最穷的人。那倒不是假话，吃喝嫖赌再加上养野堂客（注：“野老婆”之意），哪还有什麽Ｘ巴钱！就这麽著当上了那个Ｘ巴农会的主席，弄了几条Ｘ巴枪半夜三更在村头打了两枪，装成是土匪来了，吓得我背著我妈和村里的人跑出几里地去，一夜都没敢回村。这几个杂种趁乱摸进沈老爷家去要钱要金子，给慢了一点就把他家的小指都剁下半截来。后来工作队把几个杂种五花大绑捆走了，另外弄了几个人在那个Ｘ巴农会里充门神。就是这几个杂种毙了沈老爷，说他家是恶霸地主。唉，你家说说这是麽子世道：抢人的不毙，挨抢的倒给毙了！……”

我那时刚过了听力关，马大爷那生动丰富的土话我只能明白个大概其，好在国骂都是大同小异的，他老人家对那些“杂种”的鄙视是决不会弄错的。这让我目瞪口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的地主和贫雇农们可不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听力问题的同学们更是震骇莫名。团支书赶快把话岔开：

“你家还是讲讲解放前受的苦……”

“苦？麽子苦？你家说麽子话！人家沈老爷对我们可好了，哪象大队干部那些杂种，动不动就跟你横眉立眼的，就象你借了他的谷子还了糠！前两天我跟队长那个杂种还大吵了一架……”

“给地主当长工一定很苦吧？你家肯定老是挨饿……”

“挨饿？撑死你！每到开镰前，他家就要把我们作田的个个请到家里去，八仙桌摆满院里院外，什麽好吃的都有：鸡、鸭、火腿、腊肉……收完租后他家又要请一次，还要一个个来跟我们作揖道谢，又是院里院外摆满好吃的：鸡、鸭、鱼、肉，唔，鸡、鸭、鱼、肉……”他越说声音越小，呆呆地望著空中不作声了，一边使劲地咽口水，核桃大的喉结便在筋筋绊绊的脖子上上下移动。

“那是地主施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我们的书记非常固执，一定要诱导出个理想的结果来，“一年就那麽一次……”

“小恩小惠？你家说麽子话！那为什麽那些杂种干部连小恩小惠都不给你？哼，还说人家沈老爷是恶霸，有哪个恶霸象那些杂种干部那麽恶霸？前两天我和队长……”

“马大爷，”书记赶快又打断了他，“还是讲讲旧社会的苦吧。平时你家一定是吃不饱穿不暖。你家肯定挨过饿，讲给我们听听吧，马大爷！”他几乎要乞求了。

“我当然挨过饿！哪个冒挨过饿？‘饿饭年’那年，哪个不是饿到趴墙？人死得就跟秋后的苍蝇一样，老赵家的二宝，春喜的堂客，李朝他爹他奶……哪个不是活活饿死的？可怜李朝他奶死前还说：‘李朝他爹，我别的不想，就只想暖暖地喝口小白菜汤…’她根本不晓得李朝他爹早就饿死了，只有李朝他妈在旁边抹眼泪，那堂客也就只剩口游气了，到麽子地方去找小白菜？……”

“是吗？”团支书精神暴长，两眼炯炯放光，彷佛一锹下去挖出了金矿。他奋笔疾书，“英雄”钢笔几乎要划破了笔记本，“‘小白菜汤’，好！这个狼心狗肺的狗地主，害死了这麽多人！马大爷，那是哪年的事？”

“哪一年？‘饿饭年’！”

“那是一九几几年？哦，那是民国几年？”

“麽子民国！那是大跃进后一年还是后两年的事！你家瞧，开头，那些疯杂种不准我们回家，说什麽要学张飞夜战麽子卵的马超，让我们连日连夜地作田。夜战，夜个卵战！哪个不是睡在田埂上！你只要看见远远的手电筒光，就是那些杂种来检查了，你就只要扯长脖子地吆牛，他们就想著你还在犁田，转过屁股就回家睡觉去了，根本不会过来看看，那些懒杂种！连大牯牛都要睡觉，那些穿裤子的畜生连这点事都懂不起！

后来他们又要我们深耕一米，也就是三尺来往深吧。一挖那麽深，水就冒出来了，田都变成了池子，还种麽子卵庄稼！那些杂种又说每亩要施一万斤肥，你家说说，哪个作田的听过这种事？那一万斤肥施下去，起码要把田垫得跟田埂一样平！这作田又不是在上面唱戏，你搭戏台干麽子？杂种们还真是搞了个麽子Ｘ巴实验田，硬是往里头倒了一万斤肥，又插了多少秧下去，密得就象堂客们纳鞋底，结果秧苗全挨肥料烧死了，麽子Ｘ巴都没长出来。你家猜人家怎麽办？杂种们让我们把几块田的谷子拔起来，栽到一块里头去。那谷子密得娃崽站在上面都压不弯，过后那些杂种就领著大脑袋们来参观，说所有的田里的谷子都长成那个样子！那些杂种！没一个是好作家（注：“作家”：庄稼汉之意），舔起屁眼来倒个个是行家里手！

以后又疯出麽子卵的土高炉来，杂种们抢走了我家的锅碗瓢盆，砸碎了塞进那个Ｘ巴炉子里去，全村的人男女分开，新结婚的堂客都见不了老公一面，编成麽子营连排，调到三十里外的王家山去大战钢铁。天天正事不干，围著一堆破炉子冒明冒夜地通宵通宵地疯，谷子烂在田里也冒得人管。到了第二年……”

他那生动的回忆就在这儿被咱们的书记粗暴地腰斩了，他满面溅朱，带著我们火速撤出了马大爷家。第二天班主任召集大家开了个会，郑重通知：根据公社提供的材料，所谓的“雇农”马某某其实是被镇压的恶霸地主沈某某的忠实走狗，是个蜕化变质的阶级异己分子。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大家必须在大风大浪中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类似的“阶级教育课”我后来又上过几次，但教师们都没能象第一位那样，能够长篇大论地讲演下去。最后一次教育是当工人时接受的，那位厂里请来的老贫农刚讲了个开头就给革委会副主任打断了。不过老人家挺固执的，坚持说他一点不累，不需要休息，然后就兴致勃勃地开始历数村里的谁谁是怎麽饿死的，直到机灵的电工切断了麦克风，才中止了他的反革命宣传。后来我到北京去念大学时，发现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都接受过类似的“阶级教育”，说明那决不是局部的现象。

大饥荒不仅夺去了数千万人民的性命，它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因为事实证明了彭元帅是对的，是毛错了，毛便自己觉得在党内丢了脸。而且，由於毛没有能力管理经济事务，他不得不让刘邓出来给他擦屁股。随著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刘邓的威望也在党内提高了。於是毛便开始既讨厌刘邓，又讨厌超出他的能力的经济事务。这种心情与他对苏共领袖赫鲁晓夫的私人仇恨结合在一起，便导致中国和原来的“老大哥”破脸。

毛对赫鲁晓夫的感情是忌恨混合著鄙视。他看不起赫氏，为这个平庸而易冲动的二流角色接替斯大林当了国际共运的领袖而怀恨在心。他觉得，如果中国的国力争气些，这把交椅就一定会落在他这个声名卓著的一流革命家手里。主要就是为此，他才发动了“大跃进”，想让中国的国力迅速接近或超过苏联，让他的美梦成真。

如今大饥荒不仅粉碎了毛的春梦，更加深了他的恐惧。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秘密谴责了斯大林。在毛眼中，那是背叛主子，也就是犯下了共产党人最忌讳、最不原谅的罪行。赫的“叛变”极大地震动了他，他第一次想到，在他死后，可能也会有人出来学赫的样背叛他。如今这种危险性变得更真实了，因为他完全清楚有多少人因为他的倒行逆施而丧生。为了防患于未然，他毅然决定与苏联翻脸，将后者谴责为叛徒。与此同时，他还放弃了在中国实行现代化的梦想，并禁止别人发这样的春梦。从现在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只有一个任务──挖出“中国的赫鲁晓夫”来。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将会看到他把全国拖进了什麽样的灾难，而那一切只不过是因为他下定决心，不怕死人，一定要用新的罪行来掩盖旧的罪恶罢了。

【全章完】

作者：若迷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显示文章: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所有的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Page generation time: 1.504907 seconds ] :: [ 27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