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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真相（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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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解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 -- 金唢呐 - (9156 Byte) 2009-6-17 周三, 上午9:13 (325 reads) |
金唢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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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6/19
文章: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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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6 徐毛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四方面军兵多粮足，一方面军有“中央”之名。虽说都是革命队伍，大方向完全一致，但实力原则在革命队伍也依然有效。
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此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撤出通南也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徐向前，1987：427─428）
双方都对分裂负有责任：“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制造分裂，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教条主义者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团结方针，对四方面军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徐向前，1987：429）聂荣臻也回忆说：“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告诉了张国焘，使张国焘起了歹心，认为中央红军不团结，他有机可乘。”（聂荣臻，1983：278）分裂的责任后来被坚决地划到失败者张国焘的头上。
当历史的真相已被改写得难以复原时，徐这种各打五十板的说法其实是很有倾向性的：“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徐向前，1987：429）
张的肃反把徐的妻子也杀掉了，两人在军事战略上也时有分歧，但张不得不用徐的军事才能，徐也过人的忍耐性，所以张、徐之间仍然保持着过得去的合作关系。一、四方面军分裂时，他不会舍弃自己的队伍跟中央红军走。“一方面，几年来自己与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徐向前，1987：453）
不过徐不是锋芒毕露的人。毛儿盖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和陈昌浩都同意毛向东发展的主张；1935年9月８日，张发电要陈、徐率右路军南下，中央方面反对，开会时，毛等拟好一份要张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并要陈、徐表态：
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徐向前，1987：447）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表态。陈、徐都同意北上，但陈显然愿意考虑南下作为另一种方案，所以次日张再次来电坚持己见时，陈就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而徐没有就南下与否表态，尽管事实上徐肯定不愿离开左路军单独北上，次日也和陈一道同意南下。善于利用矛盾的毛从中看到陈、徐的差异。10日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有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徐向前，1987：452）
毛找徐的动机显然是对他和张、陈的关系略有了解，想把他从张、陈那里分化一下，争取他的支持。他的态度没有令毛满意。
处在徐的位置，他的选择是最得体的。即使他想义无反顾地支持毛，也带不走队伍：“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只能悄悄地带走几个人。”（徐向前，1987：454）没有队伍，他对毛的支持也就没有多大价值，留下来反可制止了两军分裂后可能发生的冲突：
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听从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徐向前，1987：453）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成为徐后来的护身符，陈昌浩可能也正因此在1949年后还能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在张国焘遭到清算、陈昌浩自我消沉之后，徐成为四方面的代表。1940年徐重回延安，“总政治部的同志热情接待，……毛主席住杨家岭，很快接见了我。……过了不几天，中央机关通知我搬到王家坪大院去住。那里环境幽静，树木不少，朱德、叶剑英同志也住在那里。”（徐向前，1987：667）这不是偶然的，师哲记得：“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夕，徐向前同志被调回延安。……不久，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我把徐向前也请到枣园来住，并要我照顾好他的生活。朱德同志特别交代：‘生活待遇要和我们差不多，他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师哲，1995：301）
生活待遇差不多，但不可能再掌握一个方面军或一个战略区了。军人功勋和位置在其扩兵占地，是否有成就，则要看是否有机会。1937年整编时，四方面军的部队被编在刘伯承手下，徐屈居一二九师副师长；1938年率该师左纵队赴冀南独立发展，刚打出一片天下，即于1939年春被派往山东；山东纵队发展起来后，1940年5月调回延安参加整风；1942年5月任晋绥联防司令贺龙的副手；1943年春任抗大校长；1947年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始终没有开疆辟土、独立发展的机会。后来主要是从地方部队中建起了后来的与阎锡山较劲的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才在国共决战中争了一功。贺龙也是如此，延安保卫战以后，他的部队改由彭德怀率领。1949年，他率原由徐向前率领的第十八兵团挺进西南。徐、贺都是红军时代与朱毛同级的方面军领导人，后来实际上都成了兵团级领导人，并且都是带的同一兵团。
当徐局于一隅时，林彪正大显身手。据宋任穷回忆：“解放战争期间，按中央原来布署，由第二野战军进军中南，小平同志告诉我，湖南解放后中央考虑我任湖南省委书记。但林彪提出他在中南，中央遂改变决定，二野进军西南，并决定云南解放后由我任云南省委书记。林彪又提出要去云南。小平同志对我讲，二野可能不去云南了，准备安排我到四川工作。后来中央没有听林彪的，仍由二野入滇。林彪当时就企图多占地盘，其政治野心已露端倪。”（宋任穷：1996：22）革命成功，林彪功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施展的空间。
7 电报
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权威来源是毛泽东。“九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更加变本加厉；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军不可分开行动’。9月9日，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这样，局势便发展到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
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那个电报，立刻秘密地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报告。毛迅速抄下电文（1937年3月，毛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金冲及，1996：362—363）廖盖隆后来说：“我们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看到1937年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的会议纪录，毛主席在发言中说到，叶剑英同志把电报给他看，电报中有‘南下彻底展开党内斗争’这样的话。”（廖盖隆：1993）
徐向前有不同看法：由于９月８日右路军的主要领导曾致电张国焘，要其北上，张则于次日“复电我们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徐向前，1987：450）1982年，徐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等的访问，明确说：“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
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廖盖隆：1993）
当时主管四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过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廖盖隆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叶对此信的反应，据范硕后来说：“叶帅当时身体不大好，他考虑到此事不宜公开，回复说，还是免了吧。意思是历史问题自有公论，还是让别人去说吧。要照顾大局，以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为重，不宜激化矛盾。”（范硕：2002）“不宜公开”说明叶对此有难言之隐；“激化矛盾”云云又表明一、四方面军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也有不同说法。徐向前是当事人之一，发表此论时是仅次于叶剑英的军内元老，他的质疑是不能不认真回应的。范硕在1995年出版的《叶剑英传》中，引用多位领导人（主要是中央和一方面军的领导人）的讲话以肯定有这样一份电报，其中也包括徐向前1977年送给叶的贺诗“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已定”。
但是，表彰叶的“大事不糊涂”并不意味着认可有“电报”一事。在后来纪念叶的文章中，徐就完全不提出长征往事。七年之后，范硕在《关于长征“密电事件”的几个问题》一文再度论证有此“电报”，其证据主要是还是毛泽东以下中央和一方面军领导人的种种说法，似乎还不足以回答徐向前的质疑。看来，要搞清这个问题，重要是充分正视作为论争另一方的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的说法。
叶剑英一生有三大功劳，一是1927年向叶挺、贺龙报信，使南昌起义得已进行；二是长征中向毛泽东报信；三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中起了重要作用。当华国锋、汪东兴准备对“四人帮”采取措施之后，1976年9月24日，华派李先念去征求叶的意见，双方一拍即合。但华下台后，叶成为抓捕“四人帮”的主要决策者，很多发表的记述都与事实真相有出入。
1977年，李先念曾说：“去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这是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后来，《李先念文集》的编者们在收录这篇讲话时，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在文后加了一个注释，写成叶为主华为辅。只是在李先念大发脾气之后，才改写成以下文字：“ 注157 1976年10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杨继绳，1998：80—81）抓“四人帮”是极其秘密地进行的，似乎不可能像李先念说的那样是“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但李的脾气是有因而发的：作为主动者（华国锋）的沟通人，李也是这次抓捕行动的主角。
8 “党内斗争”与“危害”
毛泽东判断张国焘加害于中央的证据昌，张国焘在给陈昌浩的电报上，有“彻底展开党内斗争”一说。为什么“党内斗争”就等于“危害”？本来，党内斗争无非是思想斗争、路线斗争，但在激烈时期，党内斗争又会引发至残酷整肃直至肉体消灭，张国焘、毛泽东对此并不陌生，以至于毛一看到“彻底展开党内斗争”一语，就知道张要干什么了。
“危害”没有成功，但一、四方面军的斗争确实是展开了。原属于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在两军会师后调到四方面军任九军参谋长，没有受到四方面军将领的欢迎。1935年9月13日晚，“王树声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问题对我进行斗争”；次日，陈要调离九军，九军要他把九军的东西留下，“如狼似虎的一些传令兵汹汹然要这要那，声言奉命不准我带一点东西，只许只身去总部。当面交涉无效，写信给孙军长，回答找不着人。最后竟动手强搬东西，强拉所有马匹，由五军带来的马匹亦被没收。我当时实在难处，只好愤然舍弃所有东西人员，去总部请示办法。黄昏前后，才由总部去信将一些东西人员要回，但望远镜被抢去，骡子也被换了！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若说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说政见不同，需得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陈伯钧，1987：459—460）王树声副总指挥、孙玉清军长都是真正的革命者，王后来是十大将之一、国防部副部长；孙次年即壮烈牺牲。陈伯钧不懂得真正的革命同志之间，也会有残酷的斗争。
到延安后，轮到四方面军的将领难过了。1937年，刘伯承曾代表中央对西路军残存人员说：“张国焘是一枚毒药，投到井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喝了这口井的水，需要洗一洗。”（秦基伟，1996：96）因为这一洗，四方面军将领受到冷落。毛泽东1961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方面军搞的不对，抗大整的过分了。……我叫谭政在延安清查了一下一、四方面军的职务，调查结果，四方面军的同志统统当总务科长，就是没有做政治工作的，说他们文化很低，就是不信任他们。”（朱玉：1999：318）而且这一洗就是几十年。原南京军区空军司令聂风智因为顶着“张国焘的人”的帽子，被空军司令刘亚楼长期打入另册，经常受到无理指责。对此，“谭震林解决不了，邓子恢解决不了，连陈老总都解决不了。”（松植：1994：135）有一次，刘亚楼带着聂和南空政委余立金到机场为毛泽东送行，“他给毛主席介绍，说余立金是井冈山的。其实余根本不是井冈山的。又说我是四方面军的，是张国焘的部下，让人差点儿下不了台。”（松植，1994：307）
9 哪里是“中央主席”的料
张国焘在1935年10月15日的卓克基会议上宣布另立中央，当然没有合法的组织程序，但确实没有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列席会议的王维舟判断：“如果当时多数人都以正确的态度同张国焘斗争，就有可能使他的分裂不能得逞。”（王维舟，1982：105—106）原因或许是与会者对当时的中央不满：
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徐向前，1987：459）
这时与四主面军一起的有原属一方面军的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和罗炳辉的红十二军，究竟是哪一个“军的干部”讲得很激动，徐没有讲。张国焘则说：“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等行为不当。他们指出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但这次毛泽东等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示未通知他们，发言的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慨。”（张国焘，1981：272）
徐、张都这样说，肯定是有根据的。五军团对中央是有意见的。延安时期，各根据地分别召开座谈会，主要是检查对毛的态度，附带也就一些历史问题作出决议。“红五军团的座谈会开得很激烈，因为他们是宁都暴动的队伍，不被‘左’倾路线所信任，肃反时抓了不少人，当反革命错杀了，连总指挥季振同也被杀害，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赵博生、前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后政治部主任曾日山等军团领导相继牺牲，部队留下的人很少了。随西路军过黄河时基本打光了。会上，发言的人很激动，当有人拿出董振堂军团长被国民党杀害时头颅照片时，不少人嚎啕大哭。”（莫文骅，1996：414）
另据黄火青回忆，１２军军长罗炳辉及政委何长工是支持张国焘的。（黄火青，1995：113—120）何长工几十年后也承认：“出其无奈，被迫只好违反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饮恨随张国焘南下。”（何长工，1987：355）在张中焘拟定的名单中，罗炳辉是“中央委员”，何长工是“修补中委”。何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派到九军团接替蔡树藩任政委的，为什么了会“随张”，可能不仅仅是外在压力。何之所以能得到毛的谅解，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和黄火青成立了一个秘密收容站，保护了一方面军落伍掉队者。
张国焘1931年初到达鄂豫皖，任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1933年创立川陕根据地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尽管他有才干、有威信，甚至于四方面军对“张主席”有“盲目崇拜心理”，（徐向前，1987：461）但“张主席”只能是某个中央分局的主席而不是做“中央主席”的料。朱德、刘伯承等中央方面领导人的反对，百团决战的失利，中央到陕北后的种种争取等等，都是他的“临时中央”解散的原因。在主观上，他也没有那种“崇拜我好一点”的霸气和自信，特别担心远在天边的共产国际：
那时，中国共产党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生效。张国焘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当然更明白这一点。他深怕公开打出另立“中央”的旗号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局面将不堪收拾。特别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决不会轻易否定他们。张国焘对此颇有顾虑，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便不敢把事情做绝。（徐向前，1987：474）
共产国际当然是中共的太上皇，但遵义会议上毛不就把它的“宠儿”博古和它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扳倒了吗？而且后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也承认了毛。可能正是掌握了张这种畏惧共产国际的心理，已到陕北的毛就借助从莫斯科回来的张浩，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其实共产国际是否有这个指示还要存疑），而给了张“当头一棒”。
坚强的革命者是一个目标干到底、把事情做彻底的人，任何犹豫和动摇都不会成功。而张最缺乏的就是坚定性和自信力，一边凭人多势众自封“主席”，一边“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徐向前，1987：475）徐说了一件小事：中央红军在陕北直罗镇打了一个胜仗，徐得到消息后找张，要出个捷报，发给部队。“张国焘态度很冷淡，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可是，没过几天，张国焘又准许在小报上登出了这条消息。”（徐向前，1987：476）消息公开后，使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与四方面军南下碰壁形成了对比，对张国焘很不利。在这个问题上，张本来既可以大大方方地公开出来，因为他是“中央主席”，一方面军的胜利也是“主席”的光荣嘛。后来不就是把整个党史、革命史的胜利都归为一个人的领导吗？当然张也可以永远压着不发，真的搞一点“愚民政策”。整风时期毛泽东就严格审查一切信息资源，封锁一切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文革”时期，除了毛自己的书和他允许的书，古今中外的所有书都是要烧毁的“封资修黑货”。
张之缺乏政治领袖的素质，还在于他会动感情。1936年9月中旬讨论行动方向时，朱德、陈昌浩等主张按中央要求北上，张主张先西进青海再转陕北以避免在西兰通道与胡宗南部决战，朱陈主张获得通过。但张还是认为不妥，晚上去找陈昌浩做工作，发生争吵。
这是张国焘自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大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藉，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徐向前，1987：497）
《李先念传》记述他们的对话是：“说明陈昌浩无权改变他的命令，应该注意保护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会让我们交出兵权，甚至开除党籍，军法从事。说着说着，便伤心地痛哭起来。陈昌浩向他指出，你的决定是错误的，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必须去会合，会合才有出路。我们的错误要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张见见陈昌浩不答应，就去彰县找徐向前、李先念等人，说明“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立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徐等同意后，张国焘即要陈昌浩前来会合，陈见徐向前等已经同意，并已开始调动部队，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主张。后来在中央发来严令，而且徐向前西时洮河后，河西已是大雪封山，道路难行，故又转而按中央要求北上。（朱玉，1999：238—240）
张国焘不反对北上，只不过是避开敌人主力绕道而行，所以他的主张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他只会以眼泪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既说明中央压力之大，也说明张并是一个意志钢强的革命者。陈昌浩是他的老部下，此时居然也不听他的，足见此时张已大势已去。政治家不是不流泪。比如三国时的刘备，那是为了表示“仁心”以争取人心。而张这样的泪纯粹是妇人的斗气之泪，没有任何政治功效。
10 西路军
西路军兵败祁连。“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徐向前，1987：555）后来、特别是“文革”中，不但西路军的失败、甚至四方面军的渡河西进也被说成是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是徐的错误。只是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徐才得以一吐块垒，把失败的原因总结为三条：第一，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过应有的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第二，无法取得战场主动权。三，战场指挥上缺乏机断专行。
客观条件外，三个原因都与中央军委指挥不当有关。关于第一点，西路军的任务凡五变：开始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西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第一变是放弃这一计划，独立西进，准备打通新疆；第二变是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第三变是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到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第四变是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第五变是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
关于第二点，西路军孤军深入，没有可以依托的根据地，河西走廊狭长的地形又无法集中兵力，不可能发挥红军的战术特长。“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并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徐向前，1987：560）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招架之功尚缺，还手之力全无。
关于第三点。中央统得过死，不给战场指挥以应有的自由权。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对此前张国焘不服中央的回报。毛不能容许西路军领导人对他掌握的中央有半点异议：“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徐向前，1987：544）这就把西路军的行动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在一起，谁还动弹？“在西路军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发出如此具有严重性质的电报以压西路军领导人，使之机械执行其命令，这在毛泽东指挥军事的历史上是少见的，也不是单单可以用形势变幻莫测可以解释得清的。”（汪云生：1999：340）
后方的张国焘此时急于与中央保持一致，也发电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当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是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和威信。”（徐向前，1987：538）西路军政委陈昌浩此时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急于表忠心：“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红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惟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惟上’的盲从地步。”（徐向前，1987：563）
西路军过河后张国焘没有单独发过电报，有关四方面军的各种指令，是以毛为中心的军委作出的，因此西路军失败的帐不能挂在张国焘的头上。但历史是可以编纂的，1965年李新在河西走廓参加“四清”，“我亲眼看到高台的一个集镇，据甘肃到新疆的河西走廓中，当年必是冲杀要地。……我弄明白了这次战斗已是1937年3月的具体日期之后，心中又极为愤懑。
《毛泽东选集》中，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可毛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36年，他怎么能在1936年就预见到1937年的西路军的失败呢？很显然，这是毛著编委们帮助整理这样的。”（李新：1998：135）仅仅是编委们的错误吗？
11 “肃反”与“抢救”
鄂豫皖根据地和四方面军有特殊的历史。徐是中央派去的，从副师长到方面军总指挥。张国焘、陈昌浩被认定要为西征失败负责后，徐成为四方面军的旗帜。原因很多，但徐本人的谨慎是重要一条。
鸡鸣河会议上，徐与曾中生等人意见一致，结果他的妻子被杀。此后徐就谨慎多了。“小河口会议我没参加，一些情况是后来才听说的。”（徐向前，1987：227）张国焘的第二次“肃反”就没有他的事。
张国焘与中央闹别扭，首先发生在中央慰问团到杂谷脑时，“后来我听说，张国焘曾在那里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向中央要权。”此时徐正率军向松潘出发，“我当时被在蒙在鼓里，对这些事情一概不知。”（徐向前，1987：427）8月11日的沙窝政治局会议上，张和中央“吵得很凶”，“至于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什么，谁是谁非，我不了解。那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事，没有人和我谈过，自己也不想过问。”（徐向前，1987：439）。8月下旬右路军穿过草地后，张和中央之间“南下”“北上”之争日益紧张，“陈昌浩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又和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熟悉。有什么事情，都是他去和中央联系。”（徐向前，1987：444）
也许不是故意回避，但在关键时刻总能远离是非之地，是徐的过人之处。他比较延安整风与张国焘肃反，认为“延安整风的经验证明，只有用正确的方法去开展党内斗争，克服矛盾，才能达到教育全党，团结全党，增强党的战斗力的目的。”（徐向前，1987：693）但细读下去，就会发现徐实际是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连续性。
经历过鄂豫皖、川陕根据地两次残酷的“肃反”，徐对“整风”、“肃反”中的极左行径极为敏感。延安整风初期，他是抗大校长兼负责整风的“分学委”主任，举措比较温和，他还给领导成员讲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以提醒大家保持清醒头脑。这当然不符合整风的发动者毛的预期，不久康生的社会部派黄志勇来抗大主持审干，张国焘用过的手法“在整风审干中被康生等人搬来，‘抢救失足者’。凡是从白区来的，都受到怀疑，甚至连叶剑英同志，都被列为怀疑对象。”（徐向前，1987：695）黄志勇是搞逼供信的专家：
名堂多得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六百零二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干部队共有四百九十六人，特务和嫌疑分子竟有三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徐向前，1987：686）
这些比例与“白雀园肃反”差不多。“白雀园肃反”随张国焘一起被否定，康生的肃反审干却与“延安精神”紧密相联。“文革”中，康生又一次威风八面，黄志勇再次出击，在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成为批徐的急先锋：“声色俱厉，质问我为什么要率四方面军渡河西征？为什么要搞‘二月逆流’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要反党乱军，支持陈再道和‘百万雄师’？”（徐向前，1987：841）黄志勇原为装甲兵副政委，“文革”中因整人有功，一度主持总政治部工作。
当然，延安整风的积极分子并不都像康生、黄志勇这样好运长久。整人花样甚多的边区保卫处审讯科长布鲁，在50年代的镇反时被打成“内奸”、“反革命”，屈死狱中。其妻四处奔走，多方申诉，也被开除党籍。抗大绥德分校的一位副校长当时也是整人的急先锋，他曾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逼供。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说过的这些话！”（韦君宜，1998：18）
12 选举
1967年批“二月逆流”之后，徐等一批老干部就“靠边站”了。所谓“靠边站”与彭德怀等人被公开批斗不同，也与贺龙那样被关起来迫害不同，“靠边站”者名义保留职务，没有生命危险，也没有衣食之虞，但不再掌握实际权力（比如陈毅的外交部长从来没有被撤去，但外交部的工作他过问不了）；在党内会议上可以被批判。“靠边站”是区别不同性质的矛盾的一大发明。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下，我们这些人，能不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已成问题。毛泽东同志觉察到这一点，出面做工作。……但在选举时，林彪、江青一伙又玩了鬼把戏。他们采取分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的办法，对付“二月逆流”的人。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又让你当选，又让你难看。这种肆意践踏党内民主，侵犯党代表民主权利，操纵党代表大会的恶劣手段，充分说明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选举中共一千五百名代表投票，我得票最少，仅八百零八票，其他老同志多些，但也多不了多少。（徐向前，1987：844─845）
当时的投票是有严格控制的。肖劲光回忆：“‘九大’期间，李作鹏是布置过选谁不选谁的问题。据苏积成同志后来揭发说‘九大’时，李作鹏曾在海军代表中点了所谓参与‘二月逆流’的朱德、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同志的名，布置海军参加‘九大’的17名代表中的八名基层来的同志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不投这些领导同志的票。”（肖劲光，1988：308）选举是有领导的，票在代表的手中，但选谁不选谁却是由上面指定的。至于这些代表又是如何产生的，就不用再说了。不止于此。
像肖劲光这样老资格的代表、又是李作鹏的对手，李作鹏当然不便叫他选谁不选谁，但他的“自由选举”却是要承担风险的：“‘九大’选举中央政治局的时候，我没有投票选张春桥、姚文元、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据江青讲还包括她）等人的票，是因为我认为无论从那一方面讲，他们都不够当政治局委员的条件。……本来选举是无记名投票，选谁不选谁是党员的权利。江青、张春桥却搞查票勾当。他们用什么方法把我的票查出来，我不得而知，但手段之卑劣却可见一斑了。”（肖劲光，1988：308）肖劲光是解放军的大将，长期担任海军司令（包括“文革”期间），毛曾说过肖是终生司令。如果像他这样的代表的选票都要被检查，每次选举又怎么不会是“热烈鼓掌，一致通过”？
徐向前简历
1901年1月生于山西五台县永安村。
1924年5月年进黄埔军校。
1927年3月加入共产党。
1927年11月参加广州起义，任第六工人联队队长。起义部队退到海陆丰后，任红四师参谋长、师长。
1929年6月，到鄂豫皖根据地，先后任副师长、副军长、军长。
1931年11月，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1936年10月，任西路军总指挥。
1937年后，先后任一二九师副师长、山东纵队司令员、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抗大校长。
1946年6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第一兵团司令兼政委。
1949年10月，任军委总参谋长。
1954年6月，任军委副主席，分管空军和国防防空工作。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67年1月，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1978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
1990年9月逝世。
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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