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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周啟博︰學術自由，學者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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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周啟博︰學術自由，學者有責   
NABC60






加入时间: 2008/04/24
文章: 2895

经验值: 136475
文章标题: ZT:周啟博︰學術自由，學者有責 (280 reads)      时间: 2009-3-05 周四, 上午2:03
作者：NABC60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周啟博︰學術自由，學者有責

作者 : 周啟博 打印此文 告訴好友2009-03-04 8:00 AM
復 旦大學葛劍雄教授是當今中國歷史地理權威，著作等身，職務繁多。因為我父親周一良與他的老師譚其驤教授過從幾十年，譚時常提到自己有個姓葛的年輕助手，事 務上分憂代勞勤懇得力，學術上也可指望繼承衣缽。我記得父親講起譚伯伯時常稱贊這位助手尊師重道，與譚相得益彰，言下不無羨慕。因為父親所在的北大歷史 系，有資格配備長期固定助手的只有系主任翦伯贊一人。譚伯伯過世之後，譚的家屬和葛教授有過一些分歧，父親認為道理在葛一邊。功夫不負苦心人，葛教授接替 譚伯伯成為中國歷史地理重鎮，在學術地位和社會地位上都超過了老師。




葛教授的文章和議論常見于互聯網。2007年2月20日葛教授發表論文談到歷史上的藏漢關系，列舉史實陳述了西藏並不“自古屬于中國”的觀點。中國政府為壓制達賴喇嘛“西藏高度自治”的正當要求，一貫強制推行西藏“從來就是中國一部分”的說法，而中國學術界也久已習慣服從官方宣傳口徑。葛教授論文因此令讀者耳目一新。




國外對論文的反應熱烈而迅速，在網上略作搜索，就能看到美國北加州大學學者網站(注1)，美國伯克利中國研究項目網站(注2)，印度“每日新聞與分析”網站（注3） 和西藏流亡人士網站在兩天之內就予以翻譯，轉載與評論，強調“中國著名歷史地理教授認為西藏古代並不屬于中國”。在民主開放的社會中，歷史學者以論文形式 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他服務社會的責任。對此論文的評價討論是純學術領域的事，政府不應干預。國外人士怎樣解讀論文，也應與論文作者無關。但是在中國社 會中，事情就不那麼簡單。官方對葛教授有何幕後行動，外人難以知曉。但是互聯網在2008年7月刊出葛教授與黃曉峰先生對談，對幕後行動提供了線索。黃先生問到“歷史研究和國家利益”時， 葛教授首先提出歷史研究的唯一目的是“求真”，但隨後說“如果說我們從事歷史研究，得到了新的成果，的確是有利或不利于國家，那麼在一定的時期，我們要保守秘密，這是應該的。”“ 研究的過程是公開的，但是這些成果怎麼發表，發表到什麼程度，的確要考慮到國家利益，這個全世界都是一樣的。”需要隱瞞真相才能保護的國家利益，難免讓人懷疑它是否是正當利益。葛教授在2007年2月20日發表藏漢關系的歷史事實，抵觸了官方壓制藏人的統一宣傳口徑，可能損害了“國家利益”。17個月之後，葛教授在對談中宣示歷史研究成果發表要服從國家利益的原則，像是對自己發表那篇論文的否定。那麼這17個 月里發生了什麼事，就耐人尋味了。有傳言說，官方有關部門就此論文約見或者宴請了葛教授，對談中葛教授的自我否定好像證實了傳言。葛教授還說發表學術成果 服從國家利益“全世界都是一樣的”，我看不夠準確。政治干涉學術的程度各國大不相同，中國無疑是最嚴重者之一。民主國家中發表學術成果是信息自由和民眾知 情權的一部分，可以上升到人權的高度，政府很難插手。對于美國疆域沿革，例如阿拉斯加州曾屬沙俄勢力範圍，德克薩斯州原是墨西哥的領土，美國學校歷史教科 書社會上的博物館都提供這些州份何時和怎樣並入美國的來龍去脈。對于美國歷屆政府作的壞事，例如對土著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迫害和屠殺，美國歷史學者都研究， 講授，寫作和發表。越戰正酣的1970年代，美國國防部的越戰秘密文件被記者偷出來發表，使深陷泥潭的美國軍方更加狼狽，不但損害“國家利益”，而且是“叛國”“資敵”了。官司打到最高法院還是國防部敗訴，也就是“國家”敗訴。這種事關當時戰局的信息都能發表，更何況歷史研究的學術成果。




從 葛教授的轉變可以看到的是，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統治學術靠大棒加胡蘿卜，這個軟硬兩手的格局現在基本未變，只是偏重程度有所不同。毛登基之後一再整肅知識 人，真正堅守思想獨立和學術自由的學者都沒能活下來。例如，張東蓀被戴上美國間諜和右派帽子，進出監獄最後瘐死秦城；顧準被毒打勞改，在妻子兒女被迫斷絕 關系後病歿于貧賤潦倒之中。面對毛頭頂“神”的光環，手中致命的大棒，國人的多數，包括譚伯伯和父親這樣的學者在內悉數選擇屈從，可以理解。毛時代中國窮 困，拿不出太大的胡蘿卜以物質利益獎勵馴順的學者，于是輔以“上鏡頭”“給頭餃”的精神刺激。父親曾坐上中共十大主席台，這一條就足夠抵消社會和家人對毛 及四人幫的所有非議。他服從了“國家利益”，以自己的學術名譽給“領袖的寫作班子”鍍金，結果是趟了渾水遭人詬病。




1949年 以後，中國歷史學術成了政治的奴婢。但不是每個歷史從業員都始終甘心臣服。幾十年來偶而有個別學者在某個問題上試圖堅守學術自由和精神獨立，好像長夜中一 閃即逝的流螢，雖然零星而微弱，仍是黑暗中難得的微光。在父親積極按毛的要求“改造”自己時，他周圍就有幾位“流螢”值得記述。章怡和先生回憶，1950年中共史學家郭沫若，翦伯贊等四人去北大歷史系“座談馬列史學”，系內同人當然知道這是新政權接收大員來向“舊”歷史學者訓話。但是一位“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歷史系青年教師在會上卻大談歐美史學的優點，以致翦指責北大歷史系給他“擺鴻門宴”。




同一年中共中宣部組織中小學歷史地圖教材編寫會議，指導方針由“進步”教授吳　起草並經周恩來批準，基本原則是要根據新中國的疆域來解釋歷史，將歷史上不同民族之間的國與國的矛盾看作是國內的民族矛盾。這無非是要教材說那些民族地區“自古屬于中國”。負責官員李新回憶， 北大歷史系鄧廣銘教授拒不買周恩來的帳，反對用現實曲解歷史，以致會議不了了之。事後有人向上告狀說鄧“把會議攪黃了”。1950年的鎮壓反革命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只是毛給學者們的下馬威， 更嚴酷的手段還沒出籠，所以尚有幾個人敢于說真話。等到反右和文革，毛就制服了絕大多數學者。文革中毛的權勢達到頂峰，當年抵制過周恩來的鄧先生難以再對毛說不。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引用北宋王安石的話稱贊田中。鄧先生在1951年寫過“王安石”一書，因此當局要鄧先生按毛的調子修改再版。因為毛發動“評法批儒”，鄧先生又受命給毛欣賞的王安石添加法家色彩，奉旨改書成為鄧先生的心病。文革後鄧先生談到自己違心接受政治干預學術時說，“我是好漢不吃眼前虧”。




文革之後，譚其驤伯伯也有過為學術自由對抗政治干預的亮麗表現。譚伯伯從1950年代起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到 1980年代初完工。國內外學界翹首盼望出版。可是半路殺出外交部，聲稱書中清代邊界畫 法有損“國家利益”，指令改畫或刪除。譚伯伯回應說若刪改就連我的名字也刪掉。僵持數年，引起國內外學界議論紛紛，官方最後收回成命。學者的勞動要通過署 名發表才獲得社會承認，當社會資源全被官方壟斷時，本人姓名大約是學者唯一可以自己支配的資源。譚伯伯寧可不要被政治操縱的社會承認也不沾污自己的學術名 譽。1989年“六四”之後，中共以武力鎮壓的同時也不忘文的一手，開動宣傳機器指責西 方插手學生動亂，要用中國“國粹”對抗西方民主理念。江澤民在復旦大學召開“儒學與現代化”討論會，點名要譚伯伯等文科教授發言，意在借知名學者之口宣傳 中國搞現代化有中國儒學作思想資源已經足夠，完全無需借鑒西方理念。譚伯伯不肯以學術為政治鼓吹，說“儒學和現代化沒有一點關系”，而且說有人倡導儒學是 “以為儒學能使老百姓听話，其實不然”。譚伯伯還指出 有人要復興我們傳統的文化去對抗有害的西方文化，但是很多壞事如義和團和文化革命，都不是西方叫我們搞的，是我們自己搞的。與會學者為譚伯伯鼓掌，認為他 說出了自己想說而不敢說的話（注4）。當時北京屠城血跡未干，偵騎四出緝拿“亂黨”，全國氣氛恐怖壓抑，這樣發言需要勇氣。譚伯伯這兩件事對下一代學者是很好的言傳身教。




毛 時代終結已有三十多年，中國經濟有了長足發展，官方掌握的財富大大增加，胡蘿卜和大棒這軟硬兩手的具體操作也有了變化。現在官方顧及自己的形象，尤其是在 國外的形象，對有國內外知名度的學者使用的手段是軟多于硬，重在收買而非打壓。葛教授的知名度應是最高檔次，與流亡西方知名異議人士同級別，官方統馭這類 學者通常會以統戰部出面，而且要用“請”字。北大季羨林教授也在這一檔次，他在六四之前積極赴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屠殺後官方勒令聲援學生者投案，他遂去 海澱公安局自首。公安局請示中央後禮送他回家。當時同樣“罪行”的北京市民，多數是遭暴打之後關押，有些至今仍陷囹圄。季羨林教授從此對官方日益配合，用 自己的名字從學術角度幫助官方營造“盛世”，裝潢“和諧”。官方自然報以更大的胡蘿卜。與知名度越高手段越軟的方針並行不悖的是知名度越低手段越硬。例如 體制外學者丁東先生，文革時尚讀初中，在農村自學成才，考入文科大學，成為中共山西省委處級理論干部。他視服務社會高于官職待遇，因反對六四屠殺被開除黨 籍，與官方分道作了獨立撰稿人。2006年10月他編輯中共老干部何家棟回憶錄，計劃自費小批印刷。這本來是中國現代史學術研究，全中國只有幾個體制外學者知情，“損害國家利益”的程度和範圍與葛教授引起國際矚目的論文無法相比， 但仍不見容于官方。丁先生知名度不如葛教授，官方出面的就不是統戰部而是國安部，程序不是官員請學者到會客室宴會廳，而是警特半夜闖入學者住宅抄家抓人。手段之硬把丁先生老母驚嚇成病，而且抄走的文稿和電腦始終不還。




官 方區別對待的手法給當今“高端”知名度學者提出了一個問題。譚伯伯和父親那一代學者被毛頭頂的光環所欺騙，被毛手中大棒所震懾而就範。今日中共首腦頭上已 經沒有光環，手中大棒主要施于社會中下層民眾，對你們不構成生命威脅。同樣一件對官方的批評建議，“低端”學者和底層民眾說出來會遭到降級，解雇，抄家， 監禁等迫害，你們說出來只損失一點點已有的崇高社會地位和豐厚物質利益。你們是否能為社會進步稍作犧牲？




遺憾的是，“高端”知名度學者中迄今沒有中國的薩哈洛夫出現，而熱心配合官方者卻不乏人。官方每逢年節要做“知識秀”“教育秀”，季羨林教授就在高干病房上 電視鏡頭感謝官方愛護學者，卻不提中國大學各種弊端。官方為“文化副都”餿主意不惜巨款，是因為江澤民，胡錦濤不通文史。葛劍雄教授不以自己學術專長善加 勸阻，反而參與籌劃，受到詰問時竟說因為項目不好所以自己要參加，以便減低危害。這難免低估了公眾智商，所以“越描越黑”。以自己的聲譽和專長入伙官辦的 各項“盛事”，如張藝謀設計奧運會，當時多半能名利雙收，但從長遠看就未必值得。30年前我父親違背老師陳寅恪學術自由的教導，為官方在各地宣傳“評法批儒”，動輒萬人听講，甚至機槍保護（注5），也曾風光一時。當時他沒想到的是，以後自己要花二十幾年余生向老師懺悔請罪。殷鑒不遠，今日學者諸君當好自為之。




中國政治體制不改，學術就只能是政治的奴婢。 知名度越高的學者，越應該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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