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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转帖]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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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转帖]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   
所跟贴 [转帖]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 -- 北徙 - (43552 Byte) 2009-3-04 周三, 上午3:31 (347 reads)
北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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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707

经验值: 20161
文章标题: [转贴]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二] (141 reads)      时间: 2009-3-04 周三, 上午3:33
作者：北徙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5．否定之否定规律批判
否定之否定规律仅仅在两者之间的否定之否定，将永远不可能产生任何肯定，想要有肯定的产生，必须要有第三者以上的对象参与。否定之否定规律表明矛盾双方决定统一体的演化，具有强烈的内因决定论性质，由此导出了马克思武断的社会决定论。分数维结构的混沌系统具有无穷的非决定论的分叉演化点，否定之否定规律根本套不上。
辩证法被滥用的原因源于其核心的“否定原则”。黑格尔认为：“对这一原则而言，没有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没有东西是绝对神圣的，而且这否定原则能够冒一切事物的任何风险并承担一切事物的任何损失。”但否定概念的内涵比变化概念的内涵丰富，将否定概念哲学化等于把其比变化概念多出的部分内涵强加到充满了无穷变化的物质世界中。用正题、反题和合题的简单规定将否定原则组织成辩证法模型，来解释世界的所有运动，必然导致用少数狭隘的天条强行规定无限复杂的自然界。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是变戏法、就是在不断地诡辩。“否定之否定”规律表现为：“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产主义公有制”；“原始公妻制——夫妻家庭制——共产主义的公妻制、无家制”。恩格斯用“麦粒——麦苗——麦粒”来证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成立是错误的。从麦粒到麦苗，是麦子的两个阶段，其基因并未变化，不过是同一生命发生了存在形式转化而已，这在生物学上叫个体的发育，并不是对原有生命的否定；而新麦粒是新生命的开始，基因已发生了变化，是对上一代生命的否定。对于生命来说，有一次否定就够了，焉用两次？其错误实在太低级，他连“形式”与“实质”的区别都拎无清：麦粒变成麦苗只是形式变化，实质没变，而麦苗枯萎死亡则是生命结束，发生了从有生命到无生命的实质改变。可见，辩证法根本不成立！
马克思主义说：劳动创造了人类，而劳动又是人类的劳动[恩格斯说，劳动是人的本质]。这完全是绕口令：必然是人的劳动创造人，人自己创造人，没有回答人的来源。后来，出了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主义连忙说人来源于猴子。可至今没有科学的证据。马克思这种绕口令的学说只能骗些流氓傻子。什么“武器的批判”、“批判的武器”等等。把人弄糊涂了，就证明马克思主义先进，真是荒唐！
辩证法学说（包括“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及“主观辩证法”即“思维辩证法”）不是科学，即不是正确的哲学理论，无论怎样改造、修正或发展也不可能成为科学。“辩证法”对于人类的社会发展以及科学学术研究也没有真正普遍的指导意义。无论是黑格尔的“辩证过程”还是唯物主义的客观辩证法，这都是主观臆想的形而上学体系。它们无法得到实证的检验，是没有意义的本体论学问，应该清除出人类知识的殿堂。

第6节 自然辩证法对科学的巨大危害
唯物主义者宣称，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到一起产生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研究自然科学战无不胜的锐利武器。主张辩证法的人认为：形式逻辑不过是刻板的死脑筋，而辩证逻辑则能适应千变万化，具有更高级的意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三大规律自然就是辩证逻辑的规律。
所谓的“自然辩证法”就是说整个自然界都遵循了马的辩证法“规律”在发展.恩格斯专门写了《自然辩证法》，闹出了各种笑话。恩格斯反对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原理；同意电磁波和光线在宇宙空间必然通过某种物质即以太的振动来传播。恩格斯认为数学基于物质直观，总喜欢将各种数学运动和物质运动直接对应，并认为计算机不过是不可靠的“数学演算同纯逻辑演算的滑稽的混合”。此类谬论，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不可胜数。当年德国工运领袖伯恩斯坦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交给爱因斯坦征求意见。爱因斯坦的回答是，如果不是由于恩格斯是一位有名的历史人物的话，就根本不值得出版。
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评论，全文如下：“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注:出版商)把恩格斯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完全就是胡说八道、疯人之作。可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勉强出版的”(此段文字也可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商务印书馆出版)，1977年，第202页中找到) 。
在对比了康德的《形而上学导言》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之后武谷三男“感到自然辩证法实在毫无道理、愚蠢透顶、无聊之极。”恩格斯主观上试图“表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客观上却不知不觉地陷入了黑格尔的将思维规律“强加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面”的老路。例如，恩格斯从运动、变化的绝对性这一辩证规律出发提出了“运动不灭性”的理论。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这一理论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恩格斯却试图将其作为一个科学论断去推演说明整个宇宙的演化。由于没有任何实验事实作基础，恩格斯不得不一再借助于“铁的必然性”这类哲学信念来完成他的推导。爱因斯坦强调：数学概念无论如何都不能从经验中推导出来。当然，经验始终是数学构造的物理效用的唯一判据。在这里，经验事实与自由创造保持了必要的张力。相反，由于受唯物主义的拘束，恩格斯为了说明数学概念的唯物性却不得不煞费苦心为“无限”和“微分”寻找现实原型（见《自然辩证法》，第160-161页）。萨特说：“自然辩证法规律只是先验的，没有得到证明的，即使自然科学的范例是辩证的，也只能证明人的理性是辩证的，并不能证明自然本身是辩证的，辩证法只存在于社会历史中。”施米特：“自然界不存在辩证法最本质的一切要素。”
卢卡奇说：“辩证法的一切基本要素——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思维之变化其基本原因也就是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之中的历史变化，等等——在我们关于自然的认识中是不存在的。”罗素说：“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矛盾学说都是从黑格尔那里拿来的，凡是从黑格尔那里得来的思想都是不科学的，最好把黑格尔主义的礼服脱掉，马克思主义应完全抛弃辩证法。”卡尔纳普：“我们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下于我们拒绝自称为能起逻辑作用的黑格尔辩证法。”顾准说：“西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因为不存在辩证法的教条之故。”“只要辩证法继续是教条，苏联永远不可能成为电子计算机这类划时代发明的故乡。”“杂交，所依据的是孟德尔-摩尔根理论，辩证法加以指责、拒绝，有过一个20年代的苏联科学院院长为此送掉了命。”“真正的科学家，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而抛弃他原来习以为常的方法，而来彻底地改造思想，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那么，他的科学生命就完蛋了”（《顾准文集》418页，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
爱因斯坦关于狭义相对论的第一篇文章《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发表于1905年，长篇论文《广义相对论的基础》发表于1916年。没听说过爱因斯坦受到他的同胞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的指导（这本书第一次全文发表是在1925年的俄国）。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里，处处挥舞政治狼牙棒。事实上，在受马赫思想影响而诞生的狭义相对论已发表了三年之久，才出版的这本光辉著作，列宁居然还把马赫等人骂成最凶恶的敌人。以这样两部书为依据来指导自然科学，还能指望有什么好结果。
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定义的研究对象更接近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加上强调实践的作用，必然以哲学的力量阻碍真正科学的发展。在辩证唯物主义大旗下干预和践踏科学，从二十世纪初的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开始，在中国的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间跨度长达近70年，涉及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十多个国家，几乎覆盖了所有自然科学领域，被残害的科学家成千上万，是人类历史上的大悲剧；无论在规模上、延续时间上和涉及的范围上，都远远超出了以前人类历史上对自然科学的干涉和践踏的总和。结果遗传学、爱因斯坦、马老的新人口论都被当成资产阶级的毒草而消灭，中国闹得民不聊生。且往下看：
物理学：1）热力学：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迟早将处于“热寂”状态。唯物主义主张宇宙无始无终，绝对不能接受此说，前苏联和当时中国，几乎每本热力学教科书既讲热力学第二定律，又不得不对“热寂论”进行猛烈炮轰，搞得前言不搭后语。
2）狭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是受到马赫思想的启发。彭加莱是狭义相对论的前驱。马赫和彭加莱都是实证主义学者。辩证唯物主义眼看着沾不到边，恨得牙痒痒的，对他们一个劲儿的恶骂。
3）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发表后，被苏联认为是唯心主义。为此，苏联科学院院士福克专门写了一部名为《时间、空间和引力理论》的书。据说，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指引下写出来的。然而，尽管有院士威望，却响应者寥寥，以后连半点声息都没了。
4）量子力学：海森堡根据实证哲学，由测不准原理推出了不确定原理。对海森堡的批判是一定要进行的。尴尬的是，前苏联和中国的量子力学的教程里，一方面到处要引用不确定原理，却偏偏只说是测不准原理，搞挂羊头卖狗肉的买卖。脱离了原理的来历讲原理，讲的人越讲越糊涂，听的人如堕入五里云雾之中，教出来的学生到头来只能死套公式。
宇宙科学：根据广义相对论，宇宙有限。二十世纪哈勃等人的天文观察也表明，宇宙在不断膨胀中。以后，科学家又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理论，并得到大量观察证实。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却说：宇宙就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客观世界，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其他的理论都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苏联从三十年代起就开始谴责相对论宇宙学，1949年后的中国沿袭了这个立场，使得宇宙学成了一个禁区，甚至把英文中的cosmology一词译成宇宙论而不是宇宙学。结果，二十世纪宇宙学蓬勃发展，却没有前苏联和中国人的份。
5）化学：1952年《科学通报》刊载了6篇苏联科学家批判美国科学家鲍林的“共振论”的文章，认为共振论是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鲍林却因为这项工作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鲍林是量子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创始人。由于他的工作，许多重要的化学概念得到更新。由于他反对核武器和反战行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6）生物学：①物种演化：在前苏联和当时的中国，长期以来把法国科学家居维叶提出的“灾变说”，当作是《圣经》里大洪水泛滥的诠释，予以严厉批判。然而，一系列考古表明，地球上发生过不止一次巨大灾变，例如：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6500万年前恐龙等物种的大灭绝等等。居维叶在这方面并没错。
②基因和遗传。最大和最惨重的失误，莫过于基因和遗传领域了。1865年，奥地利的孟德尔，提出了生物遗传基因学说。20世纪初，他的学说被重新发现，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等对染色体的研究，使得基因学说得到飞速发展。前苏联以李森科为首的一伙人，建立起据称是高举辩证唯物主义大旗的米丘林学派，对孟德尔-摩尔根学派进行火力最猛的围剿和批判。尤其荒唐的是，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基因的载体DNA的双螺旋结构，前苏联和当时的中国的批判依然尘嚣甚上。从基因、染色体到DNA，人家一件件真凭实据都已经摊了出来，还要喋喋不休的反对，脸皮也真厚了。但是，纸包不住火，米丘林学派的旗手前苏联的首席科学家，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终于现了原形，原来不过是一个伪造实验数据的江湖骗子。与国家大事相比，一个骗子院长身败名裂毕竟是件小事。前苏联和中国的遗传学被耽误了几十年，让人何等痛心！
这期间还有一个滑稽插曲。一位名叫勒柏辛斯卡娅的女人声称发现了一种非细胞形态的“生活物质”，能够演变为细胞。眼看着非生命体可以演变为生命体了，再不需要上帝了，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伟大成就！伟大的辨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科学研究，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伟大！勒柏辛斯卡娅学说受到广泛宣传，写进高等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前苏联政府号召大家学习，还授予她斯大林奖金，真是名利双收。但是，以后发现所有一切都是伪造。
7）斯大林断然否认，人的思维部分地可以为机械运行所代替，他断然拒绝在苏联也研制电子计算机，说这是唯心主义的荒唐想法。结果呢，1946年2月5日，出于美国军方对弹道研究的计算需要，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埃尼卡（ENIAC）问世。这个重达30吨，由18800个电子管组成三层楼高的庞然大物就是所有现代计算机的始祖。后来发展了半导体技术，采用了晶体管，体积大大缩小，现在手提电脑的运算速度，已经大大超出最初的埃尼卡的运算速度。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导，使斯大林大大地丢了一次脸，使唯物主义声誉扫地。
几乎所有自然科学的重要领域，不是让辩证唯物主义的“死对头”占了先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硬要出头结果闹得个大败亏输。可以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所有前沿科学领域无不一败涂地，全军覆没。辩证唯物主义在前苏联和当时的中国被奉为官方哲学，哪位科学家还敢冒着被戴上唯心主义或资产阶级学者的帽子，去对着干？即使想对着干，也拿不到科研经费。非但如此，在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幌子下，许多科学家不得不天天做检讨，思想受到严重禁锢。因此，包括：宇宙科学、量子化学、遗传学等许多科学领域的研究，在前苏联和当时中国都受到了严重阻碍。这些都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法大旗下对科学的粗暴干涉的严重后果。

除了除暴干涉，还有严厉的打击和镇压。在苏联受到批判的观点还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孟德尔的遗传学和摩尔根的基因说、鲍林的共振理论、玻尔等人的量子理论、维纳的控制论、弗里德曼(1888～1925)和伽莫夫(1904～1968)的宇宙学等等。受到批判或者迫害致死的著名科学家包括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物理学家约飞和朗道、火箭设计师科洛廖夫(1907～1966)、物理学家朗道、生物学家瓦维洛夫(1887～1943)，等等。包括科学院院士在内的许多持正义立场的科学家，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流放、坐牢，甚至迫害致死。
中共建国以来，用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思想改造工作，愈演愈烈。1949年后，与轰轰烈烈的仇美运动相适应，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学技术横遭贬斥，美国的科学技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先生1950年春在南京的一次演讲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学在衰落。其它如《美国科学为垄断势力与军国主义者服务》、《美国科学的军国主义化》等针对美国科学的政治批判文章更是连篇累牍。
苏联的科学技术被捧上了天。贝时璋说：“苏联科学是人民的科学，因为它是服务于人民的，服务于共产主义建设的。苏联科学是最先进的科学，因为它是以战无不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为指导思想的。”苏联的生物化学是世界第一，“苏联的地质科学是最先进的”（此为张文佑一篇文章的标题），苏联的其它学科莫能例外。
当时主管中国意识形态的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声称：“在伟大的列宁斯大林旗帜下的苏联的科学站在世界科学的最前面，……当然，我们学习苏联科学，这并不是说，英美的科学家的东西不可参考。是可以参考的。但一般说来，凡是英美科学上好的东西，苏联都把它集中起来了，所以向苏联学习是最快、最好的”。1950代初，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几乎所有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去苏联考察学习。与此同时，一大批苏联学者来华传经授宝。苏联科学就这样从体制到观念全盘移植到了中国。
科学是意识形态，苏联的这个时髦的口号在当时的中国非常流行。自然科学也存在姓社姓资问题。批判量子力学是唯心主义、批判化学中的共振论和中介论是唯心主义、批判控制论是“一种反动的伪科学”、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实现他们的侵略计划的手段”。这些煌煌大作，都见诸中国最权威的传媒《人民日报》。
反右斗争中，大批科学家和教授被打成右派分子，即使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也未能完全幸免，钱伟长、曾昭抡、雷天觉、袁翰青、孟昭英等9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被划为右派分子，撤销学部委员称号。1958年，北大校长马寅初因人口论遭到严厉批判。
文革期间，仅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第七机械工业部两个研究院和17个省、市的单位，受诬陷、迫害的科学技术人员就有5.3万多人。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冶金学家叶渚沛、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昆虫学家刘崇乐、植物分类学家陈焕镛、冶金陶瓷学家周仁等被迫害致死。卫生界，仅卫生部直属的14所高校的674名教授和副教授中，受诬陷、迫害的就有500多人。著名病理学家胡正详、药理学家张昌绍、胸外科专家计苏华、针灸专家陆瘦燕、中医叶熙春、李重人等被迫害致死。
最典型的是批判相对论。“相对论”进入中国后一直受到赞誉。然而，1952年，苏联掀起了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运动，指责爱因斯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中国紧跟“老大哥”其后，在1953年1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日丹诺夫的文章，指责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攻击爱因斯坦对人权、民主、自由的赞誉，爱因斯坦被说成是个“反动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和“旧民主主义者”。
1955年4月，爱因斯坦辞世。李四光和周培源代表中国科学界发了唁电。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周培源的悼念长文。文中说：“爱因斯坦的逝世是正义人类的一大损失。他对科学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热爱科学和人类；他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种族主义，以及美国的帝国主义。他不知疲倦地为和平、民主及自由奋斗。中国人民深深地哀悼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和为人类的和平事业奋斗的伟大战士。”一个月后，在另外一篇纪念爱因斯坦的文章中，周培源写道：“我们还应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到爱因斯坦的弱点……他对于他所发现的原理的哲学观点却是唯心的。错误的哲学观注定会阻碍他在科学上的进步。我们应该批评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从而更好地完善他的理论，以便更有效地研究现代物理学。”
1965年《中国青年报》开展了“又红又专”的讨论。一部分人以爱因斯坦为论据，认为：一个人即使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仍然可以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为了反驳这种观点，4月，中国科学院的两名人士撰文说：爱因斯坦不是一位超越了阶级和政治的科学家。事实上，正是爱因斯坦建议美国制造原子弹，使之成为美帝国主义手中一个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热爱和平国家和人民的砝码。这场辩论进行得十分激烈，以至于钱学森也受约写了一篇讨论文章，同样用“原子弹”一例，来说明爱因斯坦并未脱离资产阶级的政治。
1967年末，湖南醴陵中学的数学教师周友华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宣传他的关于“场论”的“革命性理论”。他以“京区场论小组”的名义印发了一篇题为《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的论文。该文根据毛的教导，批判了物理学中的场论，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批为“没有跳出机械唯物论的泥坑”，“完全违背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物质的矛盾运动规律”。
中科院革委会“认为周友华的文章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是应支持的‘新生事物’”。于是，一个名叫“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小组，于1968年3月在中科院正式成立。学习班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他们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因此“（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自然科学才能前进，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才能建立。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学理论推上一个新阶段。”
6月，学习班印发了第一篇批判文章，题为《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相对论的“罪行”如下：“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光速不变原理“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这种反动的政治观点”，“根本违反了唯物辩证法，而且也没有得到实验的直接验证”。为了增强说服力，此文引用了未发表过的毛泽东1937年的哲学讲稿中一段论哲学中的相对主义的话，同时又搬出了林彪的一段话来论证光速不变原理的“错误”。这篇文章被上送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小组。
第二篇批判文章《相对论批判》(讨论稿)在1969年8月问世。该文提出了一个论据：如果按照相对论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1969年3月在中苏边界上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我们说苏联开第一枪，苏联说我们开第一枪，事实上究竟哪一方开第一枪，就无法作出客观判断。这个论据如此“有力”，本来一些反对批判相对论的人也不敢再为其辩护，因为：谁要替相对论辩护，谁就是替“苏修”辩护的卖国贼。
两个月后，《相对论批判》（修改稿）完成，并散发到全国各地，鼓励开展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群众运动。这篇批判文章准备在《红旗》上公开发表。因对这一批判公开发表的后果没有把握，1969年10月23日，时任中科院负责人的刘西尧奉陈伯达之命召开了一个特殊的会议，除了“学习班”的代表，受邀与会的还有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等。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也在被邀请之列，但他拒绝参加。
据《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记载，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就是量子场论专家何祚庥。何赞成批判爱因斯坦，并声称，‘批判爱因斯坦不（应）限于相对论’，实际上‘有四大问题’须要批判。他认为，批判爱因斯坦不仅要批判相对论中的‘相对主义时空观’，还须批判‘统一场论’、‘宇宙有限论’，以及爱因斯坦否定量子力学的某些观点。”——这是记录在案的中国最早批判爱因斯坦宇宙理论的言论。钱学森婉转地说：“鉴于爱因斯坦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国际影响，恐怕我们应该对此事慎行。”吴有训说：“我认为这篇文章没有经过仔细思考，如果我们发表了，将会成为一个笑柄。”竺可桢则直接批驳那个“珍宝岛论据”，指出苏联与中国同在一个地球上，同用一个参照系，因此，根本无法从相对论得出那个“无法作出客观判断”的结论。周培源说：“相对论是可以讨论的，但无法被推翻。”因此，《相对论批判》没有通过审查，该文后来只能刊登在一份名为《相对论问题讨论》的刊物上。
1970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到北京大学召开集会，要求全面开展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群众运动，甚至要求中小学生也参加进来。在他的催促下，中科院革委会派了一名军代表负责领导运动，专门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和刊物编辑部。三个月后，批判专集出版，名字叫《相对论问题讨论》。这份杂志的第一期出版于1970年6月，在编者按中，第一句话就是陈伯达1966年的名言：“人类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后来转到了西方；经过一次往返，现在又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到了东方。”这期杂志上还传达了陈伯达的最新指示，要求科学家向中小学生学习，“创造出资产阶级老爷们臆想不到的奇迹，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响亮地发出无产阶级的声音。”该刊的第一期尤以上海一个中学教师的文章为甚。他说：“爱因斯坦不仅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哲学上是唯心的，在科学上也是十分荒谬的”；“光速不变原理是形而上学的谬论”；“光速不可超越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该刊的第一期还刊登了一篇署名“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文章，题为“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文章说，“爱因斯坦就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说“相对论的组成部分是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和）神秘主义的方法论。”。这个“上海理科批判组”是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班子的一部分，主要由文汇报记者、复旦大学的物理、哲学、历史教员组成，常用“李柯”的笔名发表文章。他们动员物理系的教授翻译外文资料，为他们的批判提供靶子。当时除了爱因斯坦，批判组还把西方的许多著名科学家也放进大批判的名单，包括巴甫洛夫和居里夫人。
1971年林彪913事件后，周恩来以批判林彪的“极左”为口号，逐步恢复了科学刊物，其中最早的一本叫做《物理》杂志。1972年《物理》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作者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讲师方励之。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是中国进入相对论宇宙学研究领域的开端——而且是在文革这样极左的年代！然而在当时，它的发表却让“上海理科批判组”有了最新的攻击目标，因为该文所支持的大爆炸宇宙论直接与辩证唯物主义有关宇宙无限的教条相抵触，因而被认为是反动学说。《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说：“方励之公开支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大爆炸宇宙学，激怒了‘上海理科批判组’和其他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他们组织了一场批判方励之及其支持者的运动。从1973年初至1976年秋，在全国性的报刊和学术杂志上，至少有30篇文章针对大爆炸理论或方励之的论文做了批判，其中许多批判文章出自‘上海理科批判组’。……1975年秋，方励之及其同事们得以发表一篇回应批判的文章。在这篇题为‘河外天体红移是可以认识的’的文章中，方励之认为：‘无论大爆炸理论正确与否，射电天文学等最新进展已使得宇宙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可以通过通常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哲学讨论来研究’。”
中国媒体对于宇宙学的批判，并不因为四人帮的垮台而结束。在华国锋执政的时代，又发生了一场关于宇宙学的争论。这一次是由钱学森的讲课引起的。当时党国领导人为了表示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请科学家进中南海给他们讲课。第一讲是介绍国际科学技术的新进展，由当时的“首席科学家”钱学森担任“御前侍讲”。他介绍了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在谈到宇宙学时，他说西方现在有所谓“宇宙学”，主张宇宙有限、宇宙膨胀，是一门伪科学。这篇讲话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方励之见到之后致函《人民日报》再次指出宇宙学不是“伪科学”，同其他科学分支一样，它是一门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方励之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他的这封信，为宇宙学辩诬。不用说，《人民日报》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钱学森为什么要说这番话？钱学森完全知道宇宙的膨胀是有观测方面的坚实基础。1969年10月23日的审查“相对论批判”的会议上钱学森的发言说“爱因斯坦在全世界都有影响，这个事要慎重”；他在发言中还说，“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全面经验汇总到毛泽东思想”。他说，在批判相对论这个理论时，“千万不能忘记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依靠这个。”最后，钱学森希望“相对论批判”一文能写得“更深入”，希望“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下苦功夫，扩大已得的成果（以）取得伟大的胜利。”这些话有一些是当时流行的套话，但并不是全是，而是反映了他对辩证唯物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崇拜；正是这种崇拜导致的迷信使他不能以实验事实来判断大爆炸宇宙论的真伪。
1979年春，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科学界人士在北京集会。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批判爱因斯坦的闹剧的终结。
我国高校自1950年代起，就普遍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但是至今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除了集体攻关的“两弹一星”外，也鲜有重大成果。为数有限的成果如杂交水稻等，研究者（如袁隆平）也没有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成功的。

第7节 《矛盾论》批判
马克思主义为证明其阶级斗争学说的正确，鼓吹一切事物都包含了“矛盾”；这完全是一种狡辩。这就像孔子当年为证明等级制天然合理，就大肆鼓吹“天尊地卑”，好像宇宙任何地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尊卑等级，尊卑等级乃自然公理。
毛认为唯物辩证法只有一个规律，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俗称“一分为二”。该理论认为世上一切事物都是由两个互相对立的侧面组成，称为“矛盾”。换言之，“矛盾”乃是事物的别称。世上所有事物都具有内部冲突，这是马列毛共有的，但毛贩卖的是道家阴阳学说的再版。他和道家一样，把事物性质的程度区别如“大小”、“高低” 、“新旧”等等当成“矛盾”的两方面。毛与道家不同，道家并不强调阴阳间的“斗争与冲突”；毛强调的是斗争，而不是双方存在于统一体中通过彼此拮抗达成平衡。忽略存在，专注变化是中国思唯的一个特色。《易》就是这种特色的结晶。由于不去分析主体、客体，只研究矛盾变化，这个矛盾变化只能是现实生活表象的再现。中国传统哲学里大谈“阴阳”的许多性质，无非是程度上的区别罢了，“大小”是体积上的区别，“高低”是高度上的区别，“多少”是数量上区别，“强弱”是能量上的区别，等等。只有日月和男女才是两种事物而不是属性的区别，把日月和男女这种不同物体的属性混为一谈，其思维上的错乱也只有原始人才闹出来。像最重视《易》的孔子讲“天”，也只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对形而上的问题，了无兴趣。他的传人只能对现实修修补补。毛的矛盾论，继承的正是这种忽略存在、只重变化的传统思想。他借用辩证法的名义，给旧思想穿上了新时装；在新舞台上演唱了一出传统折子戏。
矛盾是什么？矛盾就是一分为二，就是把一个事物分为两部分，让它们既联系、依赖，更相互排斥、斗争，直斗到你死我活，让旧事物死亡、新事物诞生。很显然，整个说法不过是暴力夺权的隐喻。为了暴力夺权，就鼓吹一切事物都包含了“矛盾”，是不成立的。以“锁钥匙”为例，我买锁时，总是连带钥匙的；如果锁与钥匙“相互排斥”，不能完成开锁动作，我是决不会要的。所以说，并非一切事物都包含了“矛盾”，只有生命运动里包含了“矛盾”，非生命运动由于没有“内因”，不可能有主动的排斥和斗争，“矛盾”的说法是无意义的。
当我们说“锁与钥匙是矛盾的”，就意味着锁与钥匙不配套，是废品，该淘汰。从这里可以看到：人类是不喜欢矛盾的，人类的逻辑思维中就有个“不矛盾律”。
只有野心家才喜欢矛盾，才喜欢“天下大乱”，才会把矛盾说成宇宙的普遍规律，这样才好乱中夺权，才好理直气壮的暴力夺权。马克思说：以往的哲学是认识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则要求人们“行动”，改变世界的行动才是马主义哲学的真谛。所谓“行动”，不过是他指导下的夺权和征服活动。
1. 对立统一不成立
黎鸣指出：“对立能统一吗？不能。无论战争、角斗、商战，或任何其他对立的情境，当只有双方“对立”的情况下，就不可能会有真正的共存的统一，而只能有，或者一方吃掉另一方，或者二者同归于尽。这种死亡的结果不是人们期待的统一。想要达到期待的统一，明显的条件是，必须要有第三方，乃至更多方的在场，他们或者加以调解，或者加以阻止，否则，对立统一就只能是假的，不能兑现的。由此可见，对立统一规律是假规律。”
实体界有互相依存，却是恋人之类；有单方面的依存，如鱼与水；有对立，却你死我活；更多的却是漠不相关。在实体界，对立双方的同一性基本上不存在，于是，“矛盾”概念不适用；也就是说，对立着的实体们并非互相依存、互相联结、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转化，只对立，不同一，不符合“矛盾”的定义；只有抽象的、对立的、两极性的运动趋势和状态才互相依存、互相联结，才符合“矛盾”的定义。
2.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是错的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关键特征是二分法。对有些事情二分是有道理的、正确的，对有些事物则二分没有道理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因此不应当一概采用两分法。最简单的反例一抓一大把：请问您怎么把你老婆一分为二？茶杯分为哪两个对立面？地球呢？太阳呢？万有引力的对立面是什么？“11”这个素数又该如何分解为两个互相对立冲突的侧面？就算分解为“5＋6”吧，那也问题无穷：为何不是“3＋8”、“2＋9”等等？分解的标准是什么？就算定了统一分解标准，那请问分解出来的两个数又怎么个互相冲突斗争法？
一件事物、一个问题往往涉及到许多方面，各种事物和问题之间的关联也是错综复杂，如果只从两分法出发、只去考虑和把握其两个方面，便必然陷入片面性或偏激，因而必然产生失误。例如，与“历史辩证法”密切相联的“阶级论”把人类社会一律简单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认为“阶级斗争必然是你死我活”，便造成极左时期一系列十分荒唐的严重错误。在“一分为二”、“对立统一”思想指导下，人们往往习惯于把所有事情都视为两两对立，以为当然如此，例如“不是姓社就是姓资”、“不是姓公就是姓私”等，只是在其中兜圈子，才有“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这类现在看来十分幼稚可笑的观点，仿佛“社会主义只姓公，资本主义只姓私”。大量的事实和实例表明，客观世界的事物首先是表现为由许多个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是一种群集相互作用状态。这些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才推动了事物的变化发展，而并非只是由其中某两个子系统间的“对立统一”来推动事物的发展。比如社会系统，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由很多子系统组成。至少就有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
在生物和其他自控系统中，确实有两个互相冲突的机制在工作，相反相成，达到平衡的目的，去除了一方，则系统就失去了平衡，死亡就是这种失衡的必然结果。
在人类社会中，民主国家运用了这规律，所以才发明了两党政治，达到了系统的动态平衡。专制国家则不搞这套，全靠强力压倒弱者反抗，这才永远处于危机状态。
除了借用去解释自控系统工作机制外，自然界根本找不到可以运用“两分法”的研究对象。无论是马列还是毛，提出“对立统一规律”的原意，都根本不是解释自控系统工作机制。人类历史上还真难得见到这种根本无法应用的“科学理论”。
二分法和对立的联想有关，想到“好”就可以联想到“坏”，想到“正确”可以联想到“错误”，有“老”就可以想到“少”，有“取”就可以想到“舍”，等等。所谓“辩证思维”、“辩证地看问题”等通常解释为“从发展的、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看问题”。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和问题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从“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看事物和问题”便不一定都正确，而是往往陷于片面和局限，并且往往割裂各种事物之间复杂的相互联系。
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都是十分复杂的，仅用辩证法即二分法不可能完整准确地加以认识。李浙生《物理科学与辩证法》（冶金工业出版社2008年1月）一书认为事物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多，认为“否定之否定规律”不是普遍适用的，等等。
3．如何理解马列主义的“矛盾”？
按照将黑格尔的“辩证过程”作唯物主义的理解，“矛盾”指的是事物的两种对立的性状，如进步与落后、困难与顺利、长与短、大与小、黑色与非黑色、白色与非白色（很多人喜欢将“黑”与“白”看成对立，这显然不妥）等等。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基本同意了这样的定义，认为矛盾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关敏注）。
在这里，列宁把事物的性质理解成一种倾向，在某些场合也基本上说得过去，比如化学反应中，既有化合的倾向，又有分解的倾向；一只猫既有变长、变大的倾向，也有变短、变小的倾向。但是列宁认为“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这些都属于“矛盾”，这又说不通了。难道说，数学里的数字有“正”的倾向，也有“负”的倾向；数学函数有“微分”的倾向，还有“积分”的倾向；原子核有带阳电的倾向，还有带阴电的倾向？这样的说法不可思议。
也是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列宁又说：“有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里，列宁将事物划分为两个对立面。既能进行划分，当然是指事物的组成内容。这样，他所说的“对立面”（也就是“矛盾”）只能是指：事物彼此互相依赖又相互排斥和斗争的两个部分。这和上面的定义就明显不同了。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它们既相互依赖、相互统一又相互排斥、相互斗争，是一对矛盾，这一说法符合刚才的定义，但和上面的定义不能融洽。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即无产阶级倾向和资产阶级倾向，这是一个叫人摸不着头脑的怪诞的说法。
在毛泽东的《矛盾论》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成了辩证矛盾，这又和上面的两个定义都不一样，更使人糊涂了。难道可以说，任何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种对立的倾向吗？或者可以说，任何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种对立的要素或部分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不可以并列在一起进行比较，不可以被列为矛盾的范畴。总之，矛盾这一概念变得特别混乱。那么，毛泽东的《矛盾论》理论体系，其正确性和合理性是可想而知的。
《矛盾论》还认为，矛盾无所不在，矛盾具有“普遍性”。“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但矛盾这种无时无处不在的性质居然还可以变化为一种“特殊性”，这就着实令人匪夷所思了。但毛偏偏就是这么说的，“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场合则变为普遍性。”显然，这里所谓“矛盾普遍性”的概念已经被偷换了。
4．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矛盾而是和谐
毛泽东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数学中正和负的“矛盾”决定了什么东西的发展？物理学中阴电和阳电的“矛盾”又决定了什么物质的发展？这实在是不可理喻。其实，“矛盾”不是物质运动的动力。例如：生与死该是人体的主要矛盾，那么这对矛盾着的趋势、倾向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地位的变化又是由什么来决定呢？显然不能由它自身来决定，只能由药物、病菌等“矛盾”着的方面来决定。生与死这样对立的、两极性的趋势、倾向才是矛盾，实体性的药物、病菌不符合矛盾的定义。如果把混进矛盾的药物、病菌清除出矛盾，“矛盾是物质运动的动力”就不攻自破了。总之，《矛盾论》就是靠把不符合矛盾定义的实体拉入矛盾，才自圆其说的。
5．“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是错的
《矛盾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多个矛盾，其中有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又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其中一方面占主要地位，矛盾双方有一方必然占上风，这称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了矛盾性质。本来“主要矛盾方面”一词就基本上是主观判断，没有明确的客观依据，再加上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可以相互转化一说，就显得更混乱了。所谓“矛盾转化”，指的乃是对立面中弱小一方通过斗争变成强大一方，这就是所谓的“走向反面”。
按毛的“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说法，凡是法治社会，迟早都要警匪倒转，变成土匪世界？好人总是要变成坏人，坏人总是要变成好人，变过来变过去，翻来覆去，永无止歇？
常说“物极必反”。但是达到什么程度算是达到了“极”？在许多时候，事情还没有达到极端就开始反，有时已经太过分、过了极端却仍没有反。这些都说明这种说法的弹性很大，很模糊，也可以说很不严谨。粗糙、简略、模糊是有关辩证法论述的突出特点。
比较合理的人类社会应该是一种自控系统。这种系统要达到平衡，绝不能靠单方面长久压制某个阶级，必须照顾到社会各阶级利益，才能长治久安，实现真正的安定团结。因此，社会的系统平衡，也就是财富分配比例处于各阶级承受范围内，使各阶级利益冲突达到最低限度。要做到这点，谁也别想一口吃尽，把事情作绝了。这就是“中庸之道”，用现代眼光来透视，那就是设置个保证各集团利益均沾的“财富分配比例调停点”
如果社会一部分成员甚至大部分成员的利益被另一部分成员大肆侵占掠夺，社会就严重偏离了上述“调停点”，造成社会危机。这种危机深化到一定程度便要引出全面动乱，“剥夺剥夺者”，“走向反面”，让天平向“调停点”的另一侧急剧倾斜，于是压迫者便成了被压迫者，被压迫者成了压迫者。如此持续下去，社会又严重失衡，于是再一次“走向反面”。
“走向反面”本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病象，毛白痴却把它当成常态，总结成了“宇宙运行规律”。既然“一切事物都要走向反面”，那无产阶级上台了，迟早要被资产阶级推翻吗？
把这“规律”运用到自然界里去就更是笑话了。太阳和地球大概可以算“一对矛盾”吧？这俩家伙斗争的结果，是不是有一天要强弱易手，主客易位，太阳反过来围绕地球旋转？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毛说，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只能以一方被消灭的方式解决矛盾（他忘了若一方被消灭，则另一方也不存在了）。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就是非对抗性矛盾，它不需要使用暴力，而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他的错误，乃是从“阶级斗争”邪说里带出来的先天性痴呆。他既看不到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妥协可能，又看不到“阶级弟兄”之间照样有利害冲突。
现代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功，已经充分驳倒了“劳资之间必然是对抗性矛盾”的武断归纳。民主社会的运转过程，就是各阶级之间通过斗争达成妥协。这利害冲突根本无法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阵营去机械划分。人类社会中的矛盾，没有什么“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矛盾”的机械划分。人类冲突多由争夺社会财富引起。如果采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利益均沾”的方式，并让社会各阶级按同一民主规则，公开和平争夺财富，则利害冲突演为对抗性的流血冲突的可能就极大减少了。但若使用中国那种“赢家通吃，不服者一律铁拳侍候”的狼羊律，则总有一天要“走向反面”。
6．抓住“主要矛盾”的思维方法的巨大危害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毛说：诸矛盾中，必然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只要全力捉住这主要矛盾并解决之，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即在特定的时期有特定的主要矛盾，必须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不能让次要矛盾干扰了主要矛盾的解决。社会尽管存在主要矛盾，但其它矛盾并不能简单约化在主要矛盾中，只有在革命和全面战争中，才近似地实现两极分化。所以，这种“纲举目张”的思维方法在打仗时有用，一旦突破了敌人防线的最薄弱处，对方就溃不成军了。然而将此上升为国策，提出什么“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就笑话了。这种“抓大放小”的战争思维方式，是中国“运动”不断、不能依法治国的思想原因。
李泽厚对经济学几乎一窍不通。依照辩证法中抓住主要矛盾的思路，他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抓住经济这个根本，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而从苏联、东欧到毛泽东的中国，其根本问题，就是所谓只抓政治，不抓经济。在他看来，搞计划经济、国营经济，就是抓政治，而搞市场经济就是抓经济。只抓政治，不抓经济，显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的原理，李泽厚当然会反对。李泽厚还把这样的指控用在袁世凯身上，指责袁世凯“根本无意于建设，只一心想当皇帝”(《告别革命》第70页)。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看出，这样的看法显然是简单化。事实上，恐怕没有人相信苏联、东欧的领导人和毛泽东不想抓经济。问题在于，他们当时都认为，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并不是有效率的经济制度，而计划经济则会更有效率。同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仅能带来更高的效率，而且还能带来更大的平等。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看法并不显得荒谬。世界上有许多杰出的头脑赞同这样的看法。甚至到了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彻底崩溃，在中国也已经面目全非的今天，依然有不少人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制度要比当前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福利资本主义国家）中现存的经济制度更为有效率，更重社会公平，因此更为可取。但是，李泽厚却像大多数事后诸葛亮一样，认识到市场对于经济的重要性，于是他进一步把抓经济同重视市场等同起来（断定袁世凯主观上不关心中国的建设，至少无法获得历史史料的支持。实际上，没有一个皇帝，哪怕是昏君，不希望他的王朝国泰民安）。
李泽厚反对“完全的竞争”，提出“以市场经济为主，以计划经济为辅”，“多种所有制形式共生”等等（《告别革命》，第113，43页）。这种大空话同陈云派的说法也处于同样的思维框架之中。事实上，中国大陆大多数中青年经济学家，包括所谓“体制内的经济智囊们”，几乎完全完全抛弃了这种中国马克思主义式的经济学思维。

7．“矛盾”的具体内涵是什么？http://www.qmhistory.cn/read.php?tid=21494

众所周知，提出一个命题，所用的概念必须经过明晰准确的界定，这才能让那命题有点确定性，也才能让他人理解、验证和运用。
“矛盾无处不在”是辩证法中最重要的观念。但“矛盾”这个字眼在辩证法中却不只一种意思，却又混在一起说。列宁说对立统一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遗憾的是，马列主义从来没有就“矛盾”和“统一”下过定义，就有“矛盾”和“统一”大规模建立起来的其它的理论了。有人会认为，“矛盾”和“统一”还需要定义吗？难道常识没有直观地告诉我们“矛盾”和“统一”是什么吗？比如，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草稿水平的“论文”（本来就是草稿）里，列宁就给了几个直观生动的例子来做“矛盾”的例证：
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在物理中：正电和负电。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看起来很好，不过细想一下，这些“矛盾”都是一个概念吗？都没有任何歧义吗？我们的自然语言往往都是多义的，同一个词里包含着不同的意思，搞错、混淆意思是经常出现的。辩证法的“矛盾”不论表达的什么概念，都必须要做到一致。然而，“专家”们总在偷换概念，他们从来都没有问过自己 “矛盾”一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事实上，“矛盾”有7个不同的含义：
①指一个事物在同一方面即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或说一件实体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同一性，亦即A∧-A。我们都知道在现实中不存在这种情况，连意识形态专家都不敢说“马主义是马主义又不是马主义”。
②指双方处于利益冲突之中。但是这个意义下的“矛盾”完全不是第一个意义下的“矛盾”。从第一个意义来看，只要把“双方在打斗”视作一件事，那就没有任何A∧-A的地方，不会有比如“它们同时既在打斗又不在打斗”这回事。
③指一种许多事物能被“自然而然地”划分为两大类的现象，比如雌性/雄性，正/负，北极/南极，等等。这里的“矛盾”既不是第一个意义下的矛盾，比如“是-5同时又不是-5”，也不是第二个意义下的矛盾，比如“+5和-5打架”。并且，“自然而然的能被划分为两大类”并不能排斥第三类的出现，比如正和负之外有零，雌性和雄性之外有双性或无性，积分和微分之外还有加减乘除。
④指“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选了这样就要放弃那样，不能两立。这是韩非子寓言故事“矛盾”一词的含义。不矛盾律告诉我们：不能既肯定某个事物具有某个性质，同时又否定它具有这个性质。当然这个意义下的“矛盾”又不同于前三个意义下的矛盾。当你在不同的事物间作取舍的时候，你是在进行价值判断，事物本身是不会有价值判断的。然而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的却是：任何事物都具有矛盾的性质，相互否定的性质可以两立。
⑤指总是相伴而生的现象，比如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形和影。
⑥指只需要靠某一概念的否定就可以得到的另一个概念，新概念跟原概念的关系被称为“矛盾”。比如生和死，热和冷，战争与和平。
⑦泛指任何一件事情。比如，“现在同4人邦的矛盾基本解决了，经济建设这个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了”。
在列宁给出的例子里，正和负，正电和负电，微分和积分是第3个意义下的矛盾；作用和反作用是第5个意义下的矛盾；原子的化合和分解是第6个意义下的矛盾。而阶级斗争则是第2个意义下的矛盾。
按辩证法的说法，雇主和雇员就是矛盾，雇主和雇员的存在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没有雇员就没有雇主，雇主不存在，也不会存在雇员。雇主和雇员对工资的不同意见，也可以称为矛盾。张三和李四的雇主和雇员这种“矛盾” 是第3个意义下的“矛盾”，可以不用“矛盾”这个词描述，叫做关系更合适。说一个人是雇员，就是说他与另一个人有雇佣关系，说一个人是丈夫，是说他和某人是夫妻关系，说一个人是弟子，是说他和某人是师生关系。关系当然要由两方组成，某人本来是雇主，如果公司垮台，雇员不再是雇员了，雇主也不是雇主了，这就是所谓“矛盾的双方以对方的存在为存在条件”。按辩证法的说法，雇主和雇员都不再存在了，但如果用“关系”来描述，就描述得更清楚，公司垮台，谁也没有因此而不再存在，只是雇佣关系解除了而已。师生关系，夫妻关系也都是如此。雇主和雇员对于工资意见不同这种“矛盾”，这叫利益冲突，要么妥协，要么解除工作关系。“李四二零零六年九月十日得到了工资”这句话既真又假这种矛盾情况不会存在。至于“上坡的路和下坡的路是同一条路”这种说法也可以说是对的，但实际上他说的是：某条路是斜坡，人们可以上，也可以下。这话里并没有自相矛盾。对一个命题既肯定又否定这种矛盾是不允许的。
统一（或同一）一词——虽然马列主义没有对它作太多的分析，也有多种意思：
①空间位置或时间上的相同；
②两个（或多个）事物之间有某种相互作用；
③看到了一个概念就想起了另一个概念，比如看到战争就想起和平，这种统一纯粹是一种心理现象；
④诸事物是同一属下面的不同种，比如人和老鼠都统一到了哺乳纲中；
⑤在同一政府领导下，比如TW统一；
⑥外观或功能相似，比如鸟翅膀和昆虫翅膀；等等。
可见，只要多想一下就会发现“对立统一”的玄妙就在于歧义。很容易看出，上面这些意思之间是根本不同的，甚至毫不相关的。任何事物都有多个方面，都有多个性质，总有某个方面会处于①～⑦等这些状态中的任何一种。比如：两个男人打架，我说我只看到了“对立”，看到了“矛盾”，没有看到“统一”啊？“对立统一”在哪里？辩证法家就出来了：“怎么没统一呢？他们难道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打架吗？如果他们被劝开了，不再同一个地方了，打得起来吗？”原来是如此“对立统一”：“对立”的是利益，“统一”的是地理位置。当然还可以另外的方式来建构“对立统一”：“他们相互都打到了对方，承受了来自对方的打击力，表明他们是对立统一的。哦，原来是“对立②”+“统一②'”。
又比如，看到一对男女很恩爱，我说我只看到了统一，没有看到对立啊？辩证法家又出来了：“它们一方是男性，一方是女性，这不是对立的吗？所以还是有对立统一”。哦，原来是“对立③”+“统一①”（或②）。
既然可以从各不相同的“矛盾”诸意思中取一项，然后又从各不相同的“统一”诸意思中取一项，那么为何不可同时从“矛盾”诸意思中取两项，或同时从“统一”诸意思中取两项呢？只要迈出这一步，就有了新的发明：“统一统一律”，“对立对立律”，它们都可以成为百试百灵的“客观规律”。比如两个男人打架就符合“统一统一律”：首先他们都在同一个地理位置，此即第一项统一；其次他们在不停地相互扭打，存在着力的相互作用，此即第二项统一。又，两个男人打架还符合“对立对立律”：首先，他们处于利益对立的状态；同时，他们都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的，打架运动归根结蒂是原子核和电子的矛盾斗争的结果。同理，一男一女谈恋爱，也符合“对立对立律”：首先它们是一男一女，此即一项对立，并且他们一个长了卵巢，另一个长的是睾丸，又是一项对立。它还符合“统一统一律”：首先他们相爱，此即一项统一，并且，她们都生活在同一时代，又是一项统一。
进一步发挥，从“矛盾”诸意思中取两项，然后又从“统一”诸意思中取一项，就有了“对立对立统一律”。总的概括起来，从“矛盾”诸意思中取m项，然后又从“统一”诸意思中取n项，我们不就可以发明无穷无尽的“对立……统一……律”了吗？
利用含糊和歧义发展起来的 “对立统一律”，不能为辩证法作出任何正面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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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徙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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