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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的英明选择——驳张鹤慈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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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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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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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胡适的英明选择
——驳张鹤慈先生
芦笛
适才看见张鹤慈先生的大作《在独立的知识分子和御用文人之间错位的胡适》，不禁废然长叹：我党为许多老帮菜们留下的“红烙印”大概是永远无法去除了。这些好同志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是“民运”人士也好，是我党干部也好，是所谓“独知”也好，在国外也好，国内也好，永远只会用党妈妈教会他们的那套思维方式想事立言。张先生那大作，在在透出文革大批判文章的气息，其保鲜度之高，不能不令我这“芦文元”咄咄称奇。
我也知道这话很难听，本人无意得罪张老先生，更不是扣帽子成癖，只不过实话实说成了痼疾，感觉就是那样，不吐不快。
那大批判文章原文在此（http://zyzg.us/viewthread.php?tid=193035&extra=page%3D&page=1 ），请有兴趣的读者前往攻读。我只在此简单介绍一下那文革专案调查报告的结论。
据张先生揭发，胡适是“御用文人”，是“一个倒行逆施独裁者的诤友诤臣”，是“暴君的臣”，是“独裁者的友和独裁者的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胡适“选择了坦易畅达的路”，为了“锦衣玉食，汽车出进，洋洋自得”，背叛了自己的信念。据张老先生介绍，他这是“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他还以“历史代表”的身份出场，将所有不同意见一律打为“篡改历史”。
那么，这吓死人的罪名是怎么“还原”出来的？唯一罪证就是两条：吴国祯事件与雷震案。据张老先生揭发，胡明知台湾没有自由，却要昧着良心在美国撒谎，说台湾有自由。如果他真的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就该抛开他在台湾的名誉地位和随之而来的荣华富贵，回到美国，保持自己独立的本色，然而他却没有这么做，因此，他就是为了荣华富贵出卖良心的“御用文人”。
现代文明人应该一眼就看出这大批判文章的无数问题：首先得确定蒋介石是不是张先生笔下的那个毛泽东式的独裁者，台湾是不是张先生说的那种毫无自由的世界；其次得确定“御用文人”的涵义；第三得确定胡适在那俩案子里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的考虑大概会是什么；第四得查明胡适的“锦衣玉食、荣华富贵”是不是靠卖身得来的；第五必须澄清胡适不回美国就是丧失独立的表现。只有在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性之后，才能作出张先生那种严重指责。否则难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讥。
这应该是起码的文明常识吧？想来张先生也不会不同意。
现在就让我们逐条审视这些问题。先看蒋介石和毛泽东、国民党和共产党、台湾和大陆之间有无实质性区别。
张先生的答案似乎是No，他是这么比较蒋与毛的：
“（蒋介石）和毛泽东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从来没有定位自己也是知识分子，而自认为是一介武夫，一个军人，所有他对文人可以表示一定的尊重；但和毛泽东一样的是，都把自己看作皇帝。蒋介石对文人的尊重和容忍，都不能超过动摇皇帝独裁的底线。”
所以，蒋与毛除了自我定位不同外，好像并无区别，都是倒行逆施的独裁者，都是皇帝。而胡适卖身给蒋介石，比留在大陆卖身给毛泽东的文人还更可耻，因为他和前者不同，可以选择不做“御用文人”，用张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便是：
“如果胡适是在独裁政权的压力下的没有退路的屈服，还情有可原，但胡适是可以回到美国，可以抛开他在台湾的名誉地位和随之而来的荣华富贵，而保持自己独立的本色的。”
既然蒋介石与毛泽东并无实质差别，国民党政府与共党政府、台湾与大陆当然也就没有实质差别了，都是暗无天日的世界。说台湾好话的人，就一定是蒋总统养的一条狗（这其实就是“御用文人”的明快解释），跟江青同志那位“毛主席养的狗”没什么不同，都是“桀犬吠尧，各为其主”。据我的理解，这就是张先生的论证思路。
任何在我党手下讨过生活的人都能看出这荒谬到了极点。张先生似乎到现在还分不清“极权政体”（totalitarian regime）与“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的本质差别。我已经讲解过无数次了，这里再重复一遍吧：
凡大陆人都该知道，极权政体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权利与自由，其对人民的控制无微不至，无远弗届，有时竟连人民的房事都有本事纳入“全国一盘棋”，加以严密控制（例如大跃进期间强行拆散人民家庭，按性别年龄编入不同连队【老年人编入“幸福院”，儿童编入全日制幼儿园，夫妻则分别编入“武松连”和“穆桂英连”集体居住，为后来的赤柬开了先河】；毛丧期间禁止人民结婚等等），而威权政体一般只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包括公开批评政府的自由，但并不剥夺人民的其他自由。
我多次指出，衡量社会制度先进性的指标就是公民的自由度，按此指标，可以按先进性递增排出座次来：
共产式极权社会—纳粹式极权社会—威权社会—不民主的自由社会—民主社会
对共产制度和纳粹制度，老金的《二杆子系列》已经做过完备比较，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所谓“威权社会” 的概念相当笼统，囊括了许多公民自由度相差颇大的不同制度，既包括现代威权社会如国民党的党国，又包括旧式威权社会如传统帝制，两者各有优劣。例如传统社会对人民的控制主要靠洗脑和宗法统治的原始手段，而现代威权社会如国民党的党国则依靠党进行更有效的控制。袁世凯之所以无法维持独裁，就是因为他没有党组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府比大清和老袁更反动。但从公民享有的经济自由来说，老袁和国府都超过大清。国府治下的公民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与政治有关的言论自由，但享有其他一切自由。它与香港那种“不民主的自由社会”的区别，只在于缺少政治性言论自由。
这就是储安平“共产党统治是自由有无的问题，国民党统治是自由多少的问题”的展开阐述。从统治者控制人民的程度来看，毛共社会远比国府反动。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毛共奉行的是邪恶的阶级斗争邪教，煽动人民彼此仇恨，撕裂族群，剥夺公民财产，大规模屠杀人民，毁灭中国的既有文明成果（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引入的西方文明成果），而蒋介石笃信的还是“仁政”“王道”那一套，在珍爱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承认民主价值观的先进，并不遗余力地推行国家的西化。两者孰暗孰明，任何一个有点常识的人都不难判断。
其实就连古人都知道，同是皇帝，暴君和明君之间仍有天壤之别。因为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把自己看作皇帝”，就认定他是倒行逆施的独裁者，是暴君，而胡适也就成了“暴君的臣”，这飞跃推论跨度之大，不但令我眼花缭乱，恐怕就连擅长模糊思维与飞跃推理的糊涂虫老祖宗们，也没本事作出来吧？更何况连那推论的出发点“把自己看作皇帝”，张先生都没想到需要论证一下！
若张先生明白了我在上面介绍的低等政治常识，则只怕也得同意“老蒋治下的台湾是自由世界的一部分”这结论。虽然它的自由不完整，但并非大陆那种公民毫无起码自由的暗无天日的世界。人家缺的不过是政治言论自由。而我记得张先生曾痛驳过胡平“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的说道，坚持认为生存才更重要。既然如此，张先生何以又仅因为台湾人没有公开批评政府的自由，就把台湾说得一塌糊涂呢？难道一个人的基本政治信念可以因论证需要而随时转移？
粗知中国现代史的人都该知道，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在共产式极权社会与威权社会之间作选择，除此之外别无第三种选择。这与思想上是否独立毫不相干，乃是中国可悲的现实。只有胡安宁那全网第一名弱智丧德海盗，才会把这与毛共“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余地”混为一谈，甚至连纳粹强过共党的常识都没有。
当然，在理论上，40年代的中国也有第三条出路，那就是建立民主国家，当时的所谓“第三种势力”也确曾为此折腾了一番。丝毫不懂中国的老美更是浪漫主义大发作，搅S搅得不亦乐乎，可惜理论之树常绿，而现实总是烂污的。浪漫主义的唯一现实后果便是让共党把“民主”变成了颠覆政府的合法手段，使得国家四处冒烟，八面来风，学运不断， “国民党政府陷入全民的包围之中”（当时毛泽东为共党党报写的时评标题），最终只能垮台。
在旧作《代华莱士答愚夫》中，我借华莱士的口谴责了老美的错误：
“我承认，美国人民和政府犯了错误。他们不懂东方人的心理和历史，
对共党的邪恶没有足够的认识。因为讨厌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他们在
国共内战中没有给国府足够的支持。当时美国派往中国的官员如史迪威、
谢伟思等人无一不被中共的‘廉洁’、‘民主’的假面具欺骗。就是这
些人的声音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使宋美龄在内战紧急关头到美国求
援却碰了一鼻子灰。是中国大陆沦陷后出现的那地狱场景，才让我们认
识到不能搞‘民主浪漫主义’，当一个国家面临赤祸威胁时，哪怕是独
裁政府我们也要支持，这就是你们中国人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事
实证明这是对的，例如你刚才说的蒋介石，就是他的政府实现了台湾奇
迹，他的继任人采取措施逐步实行了民主，使台湾成为大陆人民艳羡的
对象。又如你刚才说的李承晚，如果我们不支持他，让金日成统一了朝
鲜，今天朝鲜人民又会怎样？我们在印度支那失败了，结果全世界有目
共睹：无数越南难民投奔怒海，几乎半数柬埔寨人民被屠杀！为了向世
界输出革命，你们不但残杀同胞，还把灾难波及到邻国去。由於你们的
行为死的人有多少？我不知道，而且除了你们自己，谁也没法知道，不
过我猜加上贵国同胞恐怕不会少于五千万！”
不但老美帮倒忙，就连大部分所谓“第三势力”也统统成了共党帮凶，为神州陆沉洒下了心血与汗水。如果说胡适是蒋介石的“诤友”或甚至“诤臣”的话，则那些附逆者的人生最高境界便是放弃全部尊严，对主子的无情打骂甘之如饴，争做舔痔吮痈的佞臣，为此写下了中国文人史上最丑恶的一页：黄炎培因为儿子黄万里被打成右派而和他断绝关系，郭沫若出卖儿子郭世英于前，见死不救于后……
光是这些丑事，就足以证明当红色恐怖行将吞噬全国时，必须坚定不移地与唯一能抵御这黑暗势力的灰色势力站在一起，而这就是胡适公的英明选择，也是他晚年态度发生明显改变之谜。
谁都知道，国府播迁台湾后“法西斯化”了，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而胡适却反倒放弃了过去正直敢言、肆无忌惮批评政府的作法，甚至在国际场合为国府辩护。以国人惯有的阴暗心理去猜测，自然不难得出张先生那种结论来。张先生比他人高明之处，乃是好歹还知道“论证”。他的理由是台湾当时有美国保护，并无沦陷危险。而且，当时麦卡锡主义猖獗，吴国祯在美国说老蒋的坏话，“根本不可能动摇美国军事保护台湾”的决心。
恕我直言，张先生此论，似乎只证明了他如同胡适写信痛骂吴国祯的话：“没有政治感觉（political sense）”也“没有常识（common sense）”。
的确，稍微有点两种senses的人都知道，当时台湾是处在何等的风雨飘摇、四面楚歌之中。国民党本是个藏垢纳污的大杂烩，被共产党渗透到超饱和。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就全靠匪谍。台湾一光复，共党便派遣大量党员潜入。国府播迁至台后，当地匪谍迅速与国军内的匪谍接上头，将国军防卫情报送到大陆去。1950年，国府情治机构侦破岛内匪谍组织，一举逮捕了四百多名匪谍，其中竟包括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可见共党渗透已经到了何等危险的地步。
值得高度肯定的是，与共党滥杀无辜的“镇反”、 “肃反”完全不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可不是冤狱。吴石的匪谍身份已由近年大陆官方报刊证实，而被处决的女匪干朱谌之之所以能从大陆潜入台湾，靠的是她与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某的至亲关系。但案发后王某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这种奇迹在大陆人看来绝对不可思议。
更严重的是，国府乃是如山崩海裂一般溃退到台湾的“外来政权”，全党全军全岛各族人民当时都处于古人说的“夺魄”状态。更何况二二八事件使得“外来政权”丧尽民心。国府面临的不光是匪谍的颠覆和台独分子的捣乱，更是台民沉默的怒火。蒋介石大概终生从未遇到过这种严峻的危机。韩战爆发前，美国公开表态抛弃台湾，暗示中共尽管放手去打，当时无论岛内外都一致认定沦陷乃是定局（请参考沈志华教授有关论文）。
诚如张先生所言，韩战救了台湾。但如果以为美国的武力保护就意味着天下太平，那恐怕就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了。直到50年代中期，台湾的局势都相当混乱，谈不上什么稳定。我党的惯技就是从内部轻而易举地攻陷堡垒。老美的舰队挡得住共军进犯，治不了内乱。南越60年代那些没完没了的学运、街头示威、僧侣自焚、三天两头的政变等等层出不穷的闹剧，彻底削弱了政府的抵抗力，最终导致西贡陷落。请问张先生，您那万能的美国守护神怎么不去挡住北越的坦克，而要仓惶万状地从大使馆屋顶上坐直升飞机逃跑涅？
在这种情况下，我看毫无别的办法，只有从神州陆沉中吸取教训，“治乱世用重典”，宣布全岛戒严，让经国先生把他从苏联老大哥那儿学来的基本功使出来，强化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历史证明，在大敌当前、国运难卜的未开化国家中，暂时采取这种非常措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南越陷落就是因为少了这“白色恐怖”，而南韩和台湾之所以幸存下来，我看全靠故总统经国先生和朴正熙的铁腕。只有等到国家富足了，人民也比较成熟了，共党见缝下蛆的机会极大降低，才能逐渐松开铁腕，而这恰是南韩与台湾走过的路。
这不是试图证明麦卡锡主义有理。我只是想指出，制定政策必须从具体国情出发。在英美那种民智成熟的国家用共党的手段对付共党，就是自行毒化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在从未享受过民主、原有生活方式本来就烂污的未开化国家，若在生死关头还要沽名钓誉，华而不实、脆而不坚地搞“民主”，那就是自杀，最后只会中了共党奸计，害了人民，让他们如同南越人民一样，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从此天下太平，万籁俱寂，连僧侣当众自焚的自由都没有了。
总而言之，为了保护愚昧的人民免于沦为彻底丧失自由的奴隶，必须有限剥夺他们的自由，以免他们为共党利用尚不自知。这就是台湾的宝贵经验之一。大陆之所以沦共，教训固然多极，但我看其中一条就是老蒋非但不是张先生诋毁的“暴君”，反而多了许多“宋襄公蠢猪式仁义道德”（毛泽东语），连对在共军渡江前向李宗仁献策杀蒋的白崇禧都宽大为怀。
可悲的是，将右派独裁（将准社会主义者国民党人说成是右派过于可笑，为避免篇幅太长，在此沿用张先生的标签）与共党独裁相提并论者绝不止张先生一人。他们不但看不出两者的量上的差别，而且看不出本质差别。右派独裁从来名不正言不顺，都要以“戒严”之类的名义暗渡陈仓，从来不敢否认民主宪政是国家的终极目标，因此它不但常常是一种开明专制，而且是有前途的专制，不像共党独裁那样，哪怕因权威弱化而在今日呈现威权制度部分特点，却仍要择恶固执，以美为丑，以丑为美，坚持否定“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所以仍无多少前途可言。
胡适公的英明，就在于他因为神州陆沉，悟出了“不适时的民主要求适足以误国害民”的简单道理，当务之急是为民族留一线命脉，为文明存一星火种。当然，这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最普通的常识。之所以称为英明，乃是因为世人有上智与下愚之别，而中国的下愚辈实在太多太多，因此即使在半个世纪后也无法理解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只知道用阴暗思维定式去揣测上智。
下愚可恕，使用专案组神功就说不过去了。我对雷震案了解不多，不敢置喙，但吴国祯事件则早有国内学者邵建先生作过翔实介绍（邵建：《“书信”冲突中的胡适与吴国祯》，《温故》，卷4，1-2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虽则他对胡适持批判态度，但人家的介绍可是客观的，完全没有张文那种断章取义的浓烈文革气息。据该文，张先生的“还原” 至少忽略了以下几个事实：
（一）1952年2月，台湾召开国大首届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美国的吴国祯上书该大会，严厉批评政府，将台湾问题归结为六点：1）一党专政。2）军队内有党组织和政治部。3）特务横行。4）人权无保障。5）言论不自由。6）思想控制。并提出六条建议：1）彻底查明国民党经费来源。2）撤销军中党组织和政治部。3）明白规定特务机关权力。4）公开接受无故被捕者亲友之控诉以保障人权。5）彻底查明过去言论何以不自由。6）撤销青年团，并不得再有变相之组织。
吴要求国大讨论他的上书，并在台湾各报上作为公开信发表，他也把该文寄给了返国参加大会的胡适，并附函请他催促大会讨论该文件。大会主席团收到该上书后作了讨论，但议决不予受理，只是把决议和吴的上书印发给每位代表。对是否在台湾各报上发表吴的公开信，主席团意见分歧。胡竭力游说，最后大会终于接受他的意见，在台湾各报上登载了吴的公开信。
（二）同年4月间，胡适离台返美，在临行前发表谈话，委婉劝告政府考虑吴的建议，进行改革，并在登机前再度敦促政府进一步实施宪政，保障人民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
（三）吴国祯的公开信在台湾发表后，党国文人与吴国祯隔洋展开笔战。台湾方面因胡适劝告而主动偃旗息鼓。
（四）台湾停止论战后，胡适反而自己披挂上阵大骂吴国祯，原因是吴在美国杂志《Look》上发表了《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告诉美国人民“美国人（每年）提供了三十至四十亿美元，用来创造一个极权国家”，“台湾和美国的纳税人都在为青年团、国民党、秘密警察和其他威权机构买单，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一点。”
这恶毒挑拨和它潜在的重大恶果不但激怒了胡适，也激怒了德高望重的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胡适在给吴国祯的信上说：“你的母校校长发觉它不真实到令人厌恶的程度，以致他根本读不下去。”“第二个星期我拿起来读，而我也发觉不可能读下去。”胡适不但写信严责吴国祯，而且在美国杂志发表了让张先生抓住大做文章的那篇文章。
胡适发作的原因，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中国人想来都能理解：当吴国祯只是在国内批评国府时，胡适不但不反对，还运用自己的影响，使得该信能在台湾各报上发表，更委婉敦促国府嘉纳忠言，实施宪政。但当吴国祯竟然告诉美国纳税人他们的钱被用来制造一个极权国家时，胡适当然要出来竭力消除此举可能造成的恶劣影响。老美最厌恶的就是极权政体，吴国祯这一招确实是瞄准了台湾的死穴。民选政府就算不因此掐断援助，哪怕开个国会听证会调查此事，也可能在台湾引发政治地震，那多难之邦岂还经得住折腾？
此外，胡适还有别的发作动机——他认为吴国祯缺乏足够的道德感，他在给吴的信里讲得明明白白：“（你自己的政府）的每件错误与劣行（misdeed）你都不能逃避一份道义责任，正因为你在当权时从不曾有道义勇气讲出来。”这指责吴国祯自己也接受了，表示同意胡适说的他在若干情况下“缺乏道德感”。
本来也是，胡适始终是个学人而非党人，除了抗战期间“应征”当了4年美国大使外，不曾做过政府的官。1947年老蒋原来想让他出来竞选总统，自己作行政院长，他婉辞。老蒋又请他作考试院长兼国府委员，他仍然婉辞，生怕“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成了政府的尾巴”。他虽然在晚年当了5年中央研究院院长，但那并非大陆的“中科院长”，不是政治职务而是学术职务。政府好也罢，坏也罢，都与他毫不相干，该负责的是多年担任国府高官的吴国祯。他如果不是心忧故国，生怕民族断了最后一线血脉，完全不必出来制止吴国祯。反过来，吴当初好官我自为之，当不了官则跑到国外，使出绝后计来断台民财路（他的指控不是事实。据美国人自己写的书，台湾非常明智地利用美援，推动了台湾起飞），连我这大陆人都觉得卑鄙。
当然，胡适这种担忧是否有足够根据可以讨论，反对在公众场合洗脏衬衫是否合理也可以讨论，但人们可以指责他过虑，可以指责他不该“为国护短”，却不能像张先生那样血口喷人，污蔑胡适是为了荣华富贵把灵魂卖给魔鬼。
如所周知，胡适自1949年赴美后，次年即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馆长，一直在美国居住，只是偶尔回国开会或讲学，中央研究院院长是1957年才当选上的，次年才回国定居。与吴国祯冲突时他还在美国居住，哪来什么 “锦衣玉食，汽车出进，洋洋自得” 的鬼话？当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或许确实如此了吧，但我看不出那到底有何可耻的——人家是凭自己的本事挣来的学术地位，那院长是学者们公选出来的，并不是蒋介石恩赐的，更不是出卖灵魂换来的。难道因为蒋介石重判了个把异议人士，他就得放弃自己凭血汗挣来的学术地位，在风烛残年跑到首阳山上去饿死，否则就是“御用文人”？哪怕是宋儒也苛刻不到这地步吧？要如此苛求，留在大陆上的附逆文人是不是该统统宣判道德死刑？当初他们不是也与胡适一样有出奔的自由么？为何甘心附逆，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帮着共党糟践百姓？
不容否认，胡适反驳吴国祯的文字确实撒了谎。在这个问题上，他确实违背了自己的良知，显示了二重人格。但我认为这是吴国祯逼出来的，这道德责任应该由吴负。因为吴毫无责任伦理观念，身在美国就毫不考虑自己的言论可能会给台民造成的灾难，逼得胡适不能不牺牲他的人格乃至名声，毅然出来堵窟窿。他写的《台湾是多么自由》的确是他一生的污点之一，可惜那污点是被人逼着自行涂上去的。世上大概没有比这更悲哀的事了。或许这就是胡适对吴国祯那么愤怒的缘故之一吧——吴逼得他为了大局不得不撒谎。
这些心理活动，我想张先生是无法理解的，否则他也不会把胡适的只言片语当成罪证无限发挥。胡适在雷震案宣判后在日记中感慨道：“这算什么审判？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张先生便借此将胡适打成蒋介石的帮凶：
“胡适的抬不起头和见不得人，是仍然站在蒋介石的党国小朝廷下的抬不起头和见不得人。是作为一个倒行逆施独裁者的诤友诤臣的抬不起头和见不得人的。是不得不作为暴君的臣的而感觉到的抬不起头和见不得人的。”
的确，习惯了非黑即白的党思维的同志只会贴这种明快标签。他们无法理解胡适此时的愤懑、悲伤、内疚乃至绝望：党国政府真是上不了席面的狗肉，时至20世纪还要干出这种野蛮勾当来，让子民在外丢脸，而胡适竟然无法对他的好友施以援手，当然要感到内疚自责，无地容身，这既是他的耻辱，也是党国的耻辱，更是全民的耻辱。 只有“阶级斗争观念”特别强烈执着的毛主席的好孩子，才会不认为六四大屠杀是全民耻辱，而是某种荣光。
而如今张先生却告诉我们，只有认定“汉贼不两立”的人才是独立知识分子！看来在刀笔吏手下，无论胡适怎么做都讨不了好去：觉得羞耻，就是同案犯的证据；毫无感觉，则坐实了“锦衣玉食，汽车出进，洋洋自得”。我死也想不通的是：为何有的同志要使电子显微镜在中国难得出一个的独知表率身上找污点，却看不见滔滔者遍大陆的货真价实的御用文人们？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9-2-07 周六, 上午5:54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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