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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949年在中国东北到底发生了些什么?(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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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三 -- 芦笛 - (9067 Byte) 2009-1-24 周六, 上午2:47 (435 reads) |
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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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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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一件难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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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新报”担任采访主任和作“大公报”驻沈阳记者的那段日子里,有一段在我的印象中,不能磨灭的事。
那是三十七年十月一日蒋总统莅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并预备在十月二日自北平飞到沈阳视察,十月一日晚间,国防部政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先到达沈阳,当晚他就 到上海“大公报”的办事处找我,要我给“大公报”发一条“国军收复辽西重要据点大虎山”的新闻电报。他并且告诉我,实际上大虎山并没有收复,发这条电报的 目的,是要总统看了高兴。我告诉他何以不请“中央通讯社”沈阳分社发电,全国各报,都可采用,他说:“大公报”是政学系所支持的民营报纸,领袖很相信“大 公报”的消息,中央社的消息,很可能被忽视。我说:时间已晚,而且剿匪总部检查新闻的官员,现在也找不到,电报不易发出。他则表示:由他本人在新闻电报上 签字,就可以发出,勿须剿匪总部检查新闻的官员过目。同时他说:他的车子就等在门外,写好稿后,立即可以发出。我说消息是不确实的,报社会不高兴。他答: 胡政之那边如果有什么问题,由他负责。总之让领袖高兴一下子,比什么事都重要。这也就是新闻记者报效国家的作为,我最后告诉他那岂不成为我们在欺骗领袖。 于是他乃失望而去。
由于这类事情,使我想到,在大陆剿匪时期,将会有许多事,经由少数的高级官员,蒙蔽了上级,当然用心是善意的,但那些行为,却极可能招致不良的后果。
昭陵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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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的那段岁月,我的工作虽然很忙,却也有一些悠闲的日子。夏天在东关的万泉河畔看荷花,在初秋和朋友到北陵去看“昭陵红叶”,走在古老的树林中,欣赏一片一片的落叶。
沈阳的国立东北大学,就设在北陵。若是太平岁月,看那些年轻的大学生们,在古老的树下,发出朗朗的书声。该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
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仍是三十七年初秋和一位好友游北陵当时的情趣。记得当时两人曾爬上一颗老树,合唱“长城谣”,采些不知名的红叶,放在袋中,用小刀挖下树皮刻上自己的名字,在华表的前面野餐,然后在太阳将落的时候,坐三轮车走在平坦的马路上,享受着晚风的吹拂。
没想到那次昭陵之游,也竟是我离开大陆前的最后一次。也是记忆中,最美丽的诗篇。那是我生命史中的金色年代,充满青春与活力的金色年代。
被围困的长春城
一次交白卷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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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秋八月,距离沈阳六百公里的长春,被共匪包围得越来越紧,虽然从新闻电报中,读不到长春市民被围城后的生活情形,但从中央社长春分社的“参考消息 ”中,已经知道当时的新七军和六十军,不断发生严重的摩擦,市民们连“豆饼”也吃不到时,已经开始吃树叶了!当我从剿匪总部看到中央社的那些不对外发布, 单供军政首长阅读的“参考消息”时,心中像压了一块重重的铅,因为在那个孤城中,有我的亲戚、朋友同事和学生。
有一天,我碰到空军第一军司令部的飞行科长宋寿椿上校,在聊天时,他告诉我长春的存粮,维持不到冬天,政府已经派飞机向长春空投粮食,作为军糈民食。有时 派出C46运输机空投,有时派出B25轰炸机空投。由于我们在长春时,相处得极为融洽,他已经不把我看成一个新闻记者,因为我向他提出一个要求,希望随空 投的飞机到长春的上空去采访一次。写一篇文章。
宋寿椿上校,当时的答覆是:他要向上级请示一下,看看能不能获准。那时沈阳的第一军区司令是张廷孟将军,副司令是易国瑞将军。在当时有两位将军,常常亲自 驾着飞机,飞往四平及长春一带侦察,一位是空军总部的副总司令王叔铭将军,另一位则是张廷孟将军。张廷孟和新闻记者接触不多,对记者也似乎没有什么好感, 但我计划随机采访,他并没有反对。因此过了几天,宋寿椿上校告诉我说:上面已经原则同意我随机飞往长春,但有几个条件,第一不能告诉其他新闻同业,第二不 能发布任何随机采访的新闻,第三不负安全的责任。理由是如果允许一个记者随机采访,其他记者提出同样的要求,军区司令部无法应付。因此随机采访也不能发布 新闻。如果我同意三个条件,宋寿椿将替我安排时间。宋寿椿并说:如果我要不遵守诺言,就是出卖朋友,那时第一个受处分的就是他本人。
我当时未加思索的回答他:我愿意随机到长春上空去看看,回来后不写一个字的新闻报导。也绝对不会伤害朋友。当时的断然决定,只是基于一种好奇心,现在想来十分可笑和十分幼稚,因为新闻记者冒着危险随机去看空投,回来后又不能写一个字,岂不是白白浪费时间?
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初秋之晨,我登上了B25炸机。轰炸机上仿佛有七八个人,其中包括正驾驶和副驾驶、领航、上炮塔和下炮塔的射击手,还有几名士兵。机舱中堆了一些粮包,上面绑了降落伞。
我们的飞行大约在两万公尺左右,飞机经过四平,到了长春上空,绕了几周,士兵们开始打开舱门,把粮包推下。在长春上空,我什么也没看到,看到的仅是地面上 放出一股一股的白烟,一位士兵告诉我说:那是郊区匪军发射的高射炮弹,因为我们飞得高,炮弹对我们却毫无威胁。飞去飞回,B25轰炸机,飞得十分平稳,也 没有开枪向地面射击。在回程中,飞机的副驾驶,并且走出驾驶舱和我们聊天。
当晚宋寿椿和我通了一次电话,我告诉他,这是一次“交白卷的采访”,因为我除了看到地面上一股一股的白烟外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并请他安心睡觉,明天的报上,不会有一个字的空投报导。
尽管我那次的采访,毫无所获,但是我仍然感谢宋寿椿上校,对我的信任。信任我不至于违背诺言。
内无粮草,外无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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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被共匪紧紧困住,是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四平陷匪以后,自那年的五月廿三日起,连小型的联络机,也无法在城区内的“皇宫机场”起落,名符其实的成了一个 孤岛。因为守军的兵力薄弱,也无力出击,当时它的处境,真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因为自三十六年的十二月,潘裕昆所部的新一军三十师和五十师以及暂编 五十三师,都被调往沈阳,长春仅留下了李鸿的三十八师,以及暂编五十六师和暂编六十一师,和由吉林撤到长春的云南部队第六十军。后来李鸿的第三十八师改编 为新七军,李鸿也升任了军长,那就是防守长春的主力。
第六十军的军风纪,自吉林撤退后,一直不好,在吉林撤退时,且有掠夺事件发生,而由新一军三十八师扩编的新七军,在心理上就轻视六十军,因此这两个友军,一直就发生摩擦。
那年的五月中旬,新七军和六十军,在郑洞国将军指导下,自长春出击,出击的目的,则是扩张粮源,“抢粮”图存。当出击的行动开始后,新七军的卅八师和五十 六师占领了距长春五十华里的小合隆,六十一师则攻下了长春以南三十华里的大镇范家屯,六十军的五十二师则占领长春东方廿五华里的兴隆山。但结果是“抢粮” 的目的,丝毫没有达成。因为共匪在撤退时,已把粮食运走,出击的部队,仅在小合隆收购了几千斤粮食。
那次出击,既未打到共匪的主力,而且失去了人民对军队的信心。于是郑洞国又及早下达命令,要卅八师撤回长春。因为那次出击,长春唱的是“空城计”,怕共匪乘虚而入。
郑洞国的新部署是三十八师防守长春城区,六十一师第二团防守小合隆,五十六师一二两团防守大房身机场。五月廿三日晚间,郑在他的指辉部内,召集团长以上的 军官,举行军事会议,就在开会时,匪军发动了一次攻势,小合隆和大房身的守军被围,经过一夜的战斗,共匪“以大吃小”的战术成功了。在战斗结束时,六十一 师的第二团溃败,副团长被俘,五十六师的两个团,也全部瓦解,副师长王正国和两个副团长被俘。
洪熙街的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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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长春有人口六十万,部队五万余,五月以后,军方由于粮食问题严重,开始鼓励市民出城,并开放卡哨,但共匪却把放出的人,又赶回来。不过有一种情形例外,那就是凡是带出一支步枪或者机枪的予以放行。很明显的共匪是要市民吃光长春的粮食,减少长春的防卫能力。
进了七月,长春吃的问题,愈来愈为严重,守城部队,也以黄豆和豆饼作为主食,市内也有人因饥饿而死。于是市府下令,凡是可以充作食物的东西,不准随意搬 动,由市府统一分配,而当时可以用作为食物的主要东西,则是造酒的麯子和豆饼。虽然酒麯并不好吃,但市民们仍然排队领取配给。
八月间,街头已有了弃尸,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尸体,然后人再杀狗,以狗肉充饥。那是当时的珍品。在无法忍受的情形下,人们潮水般涌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 国军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许多人向前冲,共匪就用机枪扫射,想回城国军也不准许,于是留在洪熙街地区的近十万市民,形成了一个人吃人的世界。从市区出 来,带着少许食品的人,一下子就被人抢光,老弱妇孺,常被人践踏而死。当时的情势是先出市区的人,抢后出市区人的东西吃。不过也有少数人,爬出洪熙街的铁 丝网。突破共匪的封锁线,逃得一命。另外则是匪军谍报人员,向持有黄金的人,售卖“窝窝头”,难民们用一个金戒子,可以向匪特买两个窝窝头,一两黄金,可 以买五个窝窝头。但当囊中金尽时,也就临近死期。
我有好几个朋友,死于洪熙街的逃亡潮中。但也有极少数的人,从大劫数中,保住一条性命,当时从洪熙街爬出的文艺作家王光逖,便写了一篇“爬、爬、爬、爬出了长春”,给北平“益世报”,读来一字一泪。王光逖也由于那篇文章,而被“益世报”聘为记者。
据逃出洪熙街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在饥饿中,在生死的边缘上,人为了求生,什么事都做得出,熬到最后,甚至连求死的勇气和愤怒的情绪,也完全消失。当时的洪熙街,真如同神话中的酆都城。
吃酒麯和树叶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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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们,也许没有人相信,民国三十七年秋天,长春的食米,每市斤会卖到一亿二千万元,在数学上是九位数字。更不会有人相信,在那个时候,还会有人用抬高物价的方式发财。但当时,确实有人囤积居奇,而且军需人员和粮商间,还在互通消息。
我的朋友韩道诚教授,当年他在新七军政工处任科长——后来告诉我说:“那年的中秋节,军方把储备过冬的食粮中,抽出了一部份,发了一天实物,算是犒赏,那 是长春笼城中,几个月来吃得最饱的一次。也是他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事。”韩道诚特别提到,“那年八月中秋,困居长春的市民,吃完酒麯和豆饼之后,都面部 浮肿,当人们,连树叶都吃光时,共匪却在更深人静时,故意杀猪,把猪的叫声,用扩音器,向驻军地区播放。那种心战方式,真是最狠毒的一遭。”
三十七年八月,政府派出飞机,每天空投粮食十八万斤,但粮食投下后,落入六十军的防区,就由六十军没收,落入新七军的防区,就由新七军收藏。落入民家,就 被拾获者隐藏。更有些因风向不对,飘落匪军地区。那些粮食,依照政府的计划,是给驻军过冬用的,但局面却没能支持到冬天。
那年九月,共匪自辽南调来早期向共匪投降的原六十军一八四师,由潘朔瑞率领,先向六十军进攻,然后再向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劝降,并在六十军司令部的地下室 内,设了一个联络电台,作为匪军和六十军的通讯工具。那个秘密,很快的就被长春情报单位负责人安震东获悉,并且报请郑洞国处理,但郑却不敢动手。
十月初旬,政府决定放弃长春,并派了一架P51机空投突围命令。当时的撤退计划是:新七军和六十军,向梅河口方面突围,然后由廖耀湘兵团接应,撤至沈阳。但这个命令,马上被六十军泄漏给匪方,于是共匪就预备了两个纵队截击,另派十一个独立师追踪,企图一举消灭新七军。
长春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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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撤退命令,预定十月十七日午夜十二时,开始突围,但十七日清晨,六十军却开始叛变。而且是一个计划十分周密的叛变。曾泽生首先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先扣押了反对叛变的徐参谋长和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和李的两个团长。
在叛乱的当时,曾泽生并且写了一封信给郑洞国,说明叛乱的理由,等郑洞国向他摇电话时,电话已经切断了!郑派兵团司令部的参谋长杨友梅访曾时,曾则闭门不见。
六十军叛变后,新七军和六十军,划大经路为界,六十军在大经路以东地区,新七军在大经路以西地区,互相警戒。中间则布满铁丝网和拒马。六十军的炮口,则对准新七军的司令部。
当时新七军的军长李鸿,正在患伤寒病,由副军长史说代行职务,史说是原先新一军的参谋长,他平时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所以新七军也就失去了主宰。
十月十七日,郑洞国召集新七军的团长,举行紧急会议,说明匪军情况和六十军叛变的情形,然后征询“打不打”的意见。但在夜里他仍下达突围命令。然而那个命 令,却没有发生效力。原因是新七军所属的六十一师第一团团长李卓彧和第二团团长姚凤翔,已经和匪方谈判“枪缴械,人回家”的条件,不想再突围了!
十月十八日拂晓时分,叛变的六十军和共匪部队换防,共匪开始入城。这时李卓彧和姚凤翔的投降计划,也为新七军副军长史说所接受。于是新七军也派了五个代表,由政工处长杨天挺率领,打着白旗,向匪军请降。
郑洞国自杀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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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洞国一直支持到十月二十日,他困守在中央银行,陪伴他的仅是三百人的特务营。在十九日那天,他曾一度准备自杀,当时他向中央拍了一通电报说:“曾部叛变,李部覆灭,洞国何为,誓与中央银行共存亡”。
据郑洞国的侧近后来告诉笔者说:郑国洞在十九日曾计划自杀,同时并与国防部派去的李萧两位视察官一道自杀。他们在办公室中,并每人写好一封遗书,各持左轮 手枪一支。郑首先把堆在身旁的空投香烟,一脚踢开,然后躺在床上狂笑。但在几分钟后,他又把香烟拾起,恢复镇静。在邻室的李萧两视察官,见郑未履行协议, 也就继续的活了下去。
十月二十日,一面白旗由第一兵团的参谋处长郭修甲举着,从地下室爬出来,向共匪请降。但这时却有一位无名英雄成仁了,他是郑洞国的中校副官,他拿了一挺冲锋枪,爬到中央银行的楼顶,向包围央行的匪军扫射,最后是他自己中弹殉职。从那时开始,长春沦陷了。
长春沦陷后,在沈阳所得到的消息,是郑洞国将军殉职,李鸿将军被俘,长春的守军没有像四平街一样,发生巷战。事后证实,部分是确实的,部分却是以讹传讹。不过郑洞国发给中央的电报,“誓与中央银行共存亡”一语,却成为当时各报的大字标题。
随军进入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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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春失守前三个月,国军五十二军刘玉章的部队,曾经收复辽阳。那是在当时一切情势逆转下,国军的一次胜利,但也是在东北回光返照的一次胜利。不过在当时我们却没有回光返照的感觉,对战局仍然充满信心。
国军收复辽阳的日期,是三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在军队收复辽阳的廿四小时后,笔者随同记者团和国军的后续部队,进入辽阳。第二天就坐军车,回到沈阳。回来后并写了一篇特写“再看辽阳”,刊在七月十七日的“新报”上。
我自沈阳逃难时,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出,仅逃出一条性命。到台湾后,却有一位过去在长春青年训导班读书的学生,把我写的“再看辽阳”的剪报寄给我。那是我手 边仅存的过去写的一篇稿子。每当我读它时,都不禁热泪盈眶。回忆过去的年华,过去的遭遇,像似一场梦和一缕青烟。下面便是我当年所写“再看辽阳”的原文。
辽阳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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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收复的二十四小时后,记者团的车子,便开进县城,第一个接受记者访问的市民,讲的第一句话是:“昨天和今天,便换了两个天下,一切都像似一场梦。”接着他呆呆的望着我,不再讲下去,眼睛里像似有泪,但流不出来。
辽阳的市民,确是变了,他们像作梦似的,就换了一个天下。因为昨天和今天,他们完全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物变了,事情变了,连人们的脸,也都变了!
在这一变又一变中,记者感到无限沉痛。因为记者三十五年第一次到辽阳时,看到的笑脸与希望的表情,如今再也找不到了!那整齐的街道,和完整的楼房,现在也都变得凹凸不平,弹痕累累,如今辽阳的人民,在彷徨、在迷惘,像是新从牢狱里放出来的囚徒。在打算着未来的生活。
这个方圆十里的小城,虽然已经收复了二十多个小时,然而仍然死气沉沉。一些也打不出新生的迹象。街上的几辆三轮车、空着车子,兜来兜去,商店虽然 已经开了门,但没有买主,街上走着稀稀落落的行人,也都没精打采,若不是有几辆吉普车,风驰电掣的跑过去,我们真会感到这是一所没落了的大院落。
辽阳的晚上,一入黄昏,便宣布戒严,一轮明月,从云层里钻出来,照在这寂静在古城上,远处再传来几声炮响,使人感到这是一座荒凉的战场。
今日的辽阳,像似一个断了线的风筝,旧的放风筝人撒了手,新的放风筝人,还没有牵着引线,只有任着它在半空中,飘摇不定。讲经济,匪币已经失去效用,我们的流通券还没有运来,交易已经失去媒介。论行政,县府刚刚贴上一张白纸条,正为开会忙。一切显得杂乱无章。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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