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无聊的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父兄的那场革命,就那样地麻木甚至还讥笑。齐泽克重新定义它:它是贫穷的受压迫者的第一次成功的反叛!是新社会的zero degree!它为今后任何政治中要实现的目标定下了及格标准!反对了一切等级秩序后,那平等的普遍性直接掌权了(《毛:论实践和矛盾》,2008:305)。以它的无党的政治的激烈性来看,它指出了那些它所代表的探求的普遍的政治发力点(des points universels de la tentative qu‘elle represente,巴迪欧《毛》,295)。
齐泽克给我们好好地上了一课:以前是毛泽东要我们反省我们应如何让外国理论与我们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现在是齐泽克在做给我们看了,而我们是早就是西方理论的消费者,象中国新富跑到巴黎去买的LV顽意儿那样。在《毛》一书中,齐泽克举了一本叫做《布迪厄在高加索的暗恋者》书里写的一个真实的人为例:莫沙。哈比布在苏联时期是不同政见知识分子,成为民主改革者,苏联分裂后就成了穆斯林圣战组织头目,现在是做了体面的哲学教授,崇拜布迪厄的思想!多么奇怪的转型!而我这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难道会比这个少一些异怪了么?为什么一定是布迪厄呢?老齐问。哈比布回答:因为你看看,布迪厄的理论具有普遍性:所有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巴黎的,车臣的或哈布哈扎的,都能来讨论布迪厄,都在讨论了!齐泽克向我们指出,神奇的倒不是这个哈比布要花多大的劲道来打破本地语境对他的限制来理解布迪厄,而是他的读布迪厄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布迪厄,这一点才是让我们感兴趣的(11页)。这句话我想齐泽克没有说清楚。他可能想说:布迪厄的普遍性,一如马克思的普遍性,是有待我们中国读者对他的误读和复读之后的新认识,来达到,才获得普遍性,正如马克思要被列宁改读,列宁斯大林要由待毛泽东的改读,才在政治和理论上达到普遍性,才成为一种西方人能感到牢靠、有一定普遍性的理论。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具体的普遍性。开初的理论必须要自我异化,才能被具体体现到一种陌生的语境里,才能被我们重新居有,这是一种暴力般的移植,象它到了井风山那样。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样的东西,经由了革命实践之后,会重新以其新的它性回到它自身(revient a elle-meme dans son alterite),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创造了它自己。哪怕是它的实质,在这过程中也已被改变。这是一种浸润于资本主义之中的理论的本质改造。(13)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身也需要被不断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