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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零八宪章》的意义在于它的“曲庸和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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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八宪章》的意义在于它的“曲庸和寡”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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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零八宪章》的意义在于它的“曲庸和寡” (1434 reads)      时间: 2008-12-21 周日, 上午1:59

作者:芦笛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零八宪章》的意义在于它的“曲庸和寡”


芦笛


在我看来,《零八宪章》将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历史性文献永垂史册。之所以如此,倒不是说它发人未发,为人类完善自己的管理贡献了新思路或新观点,也不是说它会对世界宪政运动史有什么贡献,甚至不是说它能对推动宪政最终在中国实现有什么具体的助力,而是因为它的意义恰在于“曲庸和寡”,因而不能不作为一个悲剧性的gesture,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目睹大厦将倾时的绝望呼喊而被后人铭记。在这个意义上,它很像传奇中的“公车上书”(据国内茅海建教授考证,所谓“公车上书”实际并未发生过,只存在于历史传奇中)。

依愚见,《零八宪章》最醒目的特点有三:

第一,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首次集体表达他们对西方主流价值观(亦即所谓“普世价值观”)的理解与体认。芦某无学,还想不起历史上有过这种先例,想得起来的不是五四时 “德先生”、“赛先生”的模糊口号,四十年代的“反饥饿、反内战”,57年的“大鸣大放”,西单墙的“第五个现代化”,便是八九年青年学生对西方民主梦幻式的朦胧憧憬激发出来的诗样激情。而且,凡是“解放”后一切能冒充“民主”运动的群众表演,不是“明君虚怀纳谏”式的传统式“民主”,就免不了毛共“人民民主”气息,还从未见过有哪份群众宣言能如此全面、系统、精炼地表达国人对西方民主社会运作基本机制的理解。

第二,《宪章》中每句话,在西方都是连大老粗都视为理所当然的老生常谈,了无新意可言。在西方跟人谈这些,不论对象是何背景,都如同告诉人家 “地球是圆的,不是方的”的一般无味。

第三,《宪章》的诉求远远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既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认同,也无法为草根民众理解,更将遭到当局的敌视与铁腕镇压,它甚至不为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许多华人知识分子认可,寒竹先生就是代表性的例子。

这就是我为何觉得《宪章》颇像传奇中的“公车上书”。康有为等人的alleged的献策,乃是救亡图存的最起码的措施,然而连那种最起码的步骤都既不为慈禧太后接纳,也不为民间士绅集团支持甚至认可。如美国汉学家马士说的那样,戊戌变法是一个毫无群众基础的“倒置的金字塔”。当“戊戌六君子”被处决时,朝野都拍手称快。用传统标准来看,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乃是不折不扣地“顺天应人”。

《零八宪章》与它的区别,只在于维新派还有个有名无实的光绪皇帝的全力支持,而且开头还有慈禧太后“摸着石头过河”的半心半意的支持,而刘晓波等人连个空头皇帝的欣赏都没有,可谓“孤王半天吊”,上不沾天,下不着地。

这在我看来才是《零八宪章》的最大的悲剧意义:要过了足足168年,中国的少数知识分子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西方民主社会的构建运作机制(还谈不上深入,基本上只是概念的理解,无从谈到对其操作艺术的掌握),而广大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知虽然在晚清和民国间有极大进步,在“解放”后又倒退到鸦片战争前的水平,连西方主流价值观在道义上的合理性与功利上的优越性都不承认,拒绝向人家学习,要坚持传统价值观一万年不变,以致《宪章》作者们为了照顾国人无比脆弱的自尊心,必须把它包上“普世价值观”糖衣。

然而若因为“普世价值观”是外来的,就该出于民族大义毅然拒绝,那请问咱们该坚持什么国货?是风水命理﹑麻衣神相﹑炼丹术﹑房中术﹑飞檐走壁金钟罩铁布衫外加耳朵认字意念折枝﹑无偿劳役﹑保甲连坐﹑枭首示众﹑五马分尸﹑诛灭九族﹑站笼夹棍﹑剥皮实草﹑三寸金莲﹑太监宫女﹑八股文、三跪九叩、封妻荫子、三妻四妾外带俏丫环……,是从苏联进口的邪教与中国造反实践相结合生出来的“阶级斗争”、“群众专政”、文字狱、大批判、批斗会、戴高帽、抹黑手、挂黑牌、“喷气式”、游街示众、层层划线站队、面对面批判、背靠背揭发、毒刑拷打、光腿跪在碎玻璃上小腿压上钢锭、在阴茎上捆上鞭炮或在阴户里插入鞭炮后燃放、向两大派群众发枪令他们互相残杀、让初一学生马悲鸣和高一学生王希哲彻底丧失人性,或参与打死逼死师长,或下令“凡火线临敌投降者一律枪决” ……,还是跑马圈地、化公为私、将暴力抢来的国家资源系统地化为私产卷逃国外、以坦克装甲车大规模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剥夺世世代代的自由农的迁徙权利以及祖辈相传的土地,让他们世代永作固定在原位的农奴?

这些好东西,只怕最铁杆的忠党爱国壮士,也无法曲为之辩吧?但既然诸位要否定“普世价值观”,总得拿出个像样的国货来取代它吧?敢问那是什么?不就是只有“坚持党天下”这一条么?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因为它能保障我的利益,我当然要拥护它,推行“普世价值观”必然否定党天下,所以我当然要坚决反对。

这心理我完全能理解,甚至可以说它是民主思想的萌芽。我早反复说过了,民主制度就是社会各集团的和平争利机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选举议员,为了自身利益拥护某个党派,正是西方公民的标准作法。因此,有此想法无足深责,相对于80年代的“义令智昏”的“民主”愤老中青们的智能水平来说,它甚至可以算成是个进步。

然而党天下和西方民主制有个本质差别:它不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远不是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法律的保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发财机会,相反,它专门以制度制造权利的不平等,使权贵能利用他们与普通公民之间巨大的“权利落差”疯狂吸纳社会财富,导致社会分配的极大不公,酿成深重的社会危机,而这种背时社会又毫无化解社会危机的机制,只会将它积蓄下来,于是最终便只能以全国大乱、玉石俱焚来结束一度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唐虞盛世”,完成中国永恒循环的又一周期。

可悲的是今日中国竟然没有多少人能看到或是愿意承认这点。今日的中国非但没有志士,而且没有智者。而这就是它与80年代的最大区别。

八九“风波”过去快20年了,这20年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两个根本性变化。

第一个变化就是我党从宗教集团变成了单纯的世俗权力集团。如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与欧洲传统社会根本不一样,统治集团不是什么与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而是一个自我支持的官僚集团。中共革命完成的社会改革,只在于它彻底粉碎了官僚集团之外的一切民间社会,将所有的国家资源与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上,从而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官僚集团。

但在改革开放前,官僚集团拥有的权力并未直接兑换为金钱。因此,党内政策之争具有相当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所谓“路线斗争”颇像传统社会的“清浊流”之争。如文革鲜明展示的那样,党内权力斗争的主要策略乃是抢占道义制高点,证明自己的主张更符合“圣贤”(马列)经典,而对方则是“名教”(马列)叛徒。改革开放乃是邓小平那“浊流”(pragmatist) 以实力压倒“清流” 们(ideologues)的道义抵抗强制推行的。正因为在道义上心虚情怯,他才发明出“不争论”的高招来。

因此,虽然信奉的是邪教,当时党内仍然不乏志士,因对教义的不同理解而能产生意识形态分歧,这就是“姓社姓资”两派的来源,也是89年全党发生大分裂的根本原因。分歧双方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只是他们对它的理解完全不同。“姓社”派对改革的抵抗主要还是一种比较真诚的道义抵抗,比起纯粹出于捍卫私利的抵抗来说,它相对要容易克服得多。

如今我党可完全不是当年的宗教集团了。党内如今还具有超脱于个人利益的信念的人,也就只有那些30年代参加革命的知青,如李锐、何方那样的“两头真”。然而这些人已是风烛残年,在党内毫无影响。掌握了实权的乃是50、60、80年代的大学生,这些人统统是我党的负筛选机制精选出来的“有奶便是娘”之辈,除了金钱之外毫无信念。

这结果便是党内再也没有什么“改革派”、“保守派”之分,只有清一色的“捞钱派”,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这就决定了2000年代与80年代的中国前途的基本区别:再也没有了和平改革的希望。

改革从来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其发动的前提就是统治集团内必须有实力雄厚的改革派,他们看到了现行制度的根本弊病,痛感“不能再率由旧章,必须从速改革,否则国将不国”,而成功的前提,则是在朝的改革派的主张得到在野社会精英的呼应与配合。80年代之所以是“新”中国的黄金时代,正在于党内出现了改革派,使得改革具备了发动前提。如果不是遭到以方励之为首的愚昧精英的颠覆,它本来完全可能成功。

如今的党中央可就完全不同了,再也没有了胡耀邦、赵紫阳那种为了国家民族推行改革的志士。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动改革,就只有全靠民间压力。但既得利益集团对改变现行制度的反抗,要比当年“姓社”派出于信仰的反抗暴烈得多。更不幸的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第二个变化,使得民间压力即使出现,也决不可能是建设性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是个两极结构:党作为统治者属于一极,人民包括所有阶级和阶层属于另一极。在这种情况下,我党维护统治,除了武力威慑外,全靠对民众洗脑建立起来的盲目忠诚。当这洗脑在80年代末期因对外开放失灵后,党便不可避免地变得极度孤立,完全只能靠枪杆子支持。就是这种恐惧,驱使邓小平作出了大屠杀的决定,以求一劳永逸地吓得百姓魂飞胆裂。

在此之后我党吸取了教训,效法传统社会官僚集团与士绅集团结成联盟的作法,将人民中能量最大的知识分子纳入既得利益集团,结成了“权贵”与“精英”的联姻,使得知识分子成了官僚集团之下的第二等级。社会因而呈现了向传统社会某种程度的回归:社会等级变成“官—士—商——工—农”。其与传统社会的差别,在于后者是“君——臣—士——农—工—商”(破折号的长度相关于社会地位的差距),如今的“新”社会少了皇帝作为凌驾一切的最高仲裁,而商人的地位有了显著改善。

于此,社会发生了显著断裂:知识分子从原来的人民队伍中游离出来,扮演类似传统社会士绅集团的角色,变成了以权贵集团为核心的统治集团的外延部分与官僚后备池,与工农大众构成了社会的两极,两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利益鸿沟。

这变化发生得非常自然,讽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是89学运刺激出来的。一位化名为“我不理解西方”的中国听众在BBC上发表的《我看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把这心路历程说得清清楚楚了:

“我也理解那些在中国维权的人。只是这些人有一点没有想清楚,就是改变(制度)是不可能的,只有改变自己 才有可能。有时间不如多看看书,培训,找好工作,挣更多的钱。像香港电影《无间道》提到的一句话:‘人改变不了事情,只有事情改变人’。中国目前只有一切向前/向钱,发展才有前途。而目前的执政者,作到了,我非常感激。”

我相信这位发言者曾经参加过89学运,从自身的痛苦体验中发现“人无法改变制度,只能改变自己的境遇”。既然李禄、沈彤等人都没有改变制度,却巧妙地利用由此获得的政治资本,把自己成功地改变为亿万富翁,他们又胡不可改变自己去迎合那个制度,尽最大限度为自己谋求好处?两者都是同一逻辑,是不是?

不难看出,在这种社会中,除了少数信仰尚存或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外,唯一要求改变现状的只有被繁荣遗忘的族群——普罗大众。这或许就是异议人士何清涟女士为何要在激赏“我们的英雄杨佳”的同时,迫不及待地呼唤新时代的“大泽乡起义”吧。

可惜据本人这位前工人阶级积累几近一甲子的理性与感性知识,普罗大众彻底缺乏构建新社会的能力,却具有巨大的破坏能力。传统社会正是因为具有类似今日的结构断裂,使得这种巨大的破坏能量周期性地释放出来,从何女士激赏的“大泽乡起义”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将中国带回石器时代。

这就是《零八宪章》的悲剧意义:尽管它每句话述说的都是一个常态社会的基本公民常识,然而却只会遭到大多数中国精英的排斥,也无法为普罗大众理解,无望变成他们的诉求。这道理简单之极:居住在北半球的人永远看不到澳洲人能看见的“南十字架星座”。连先知先觉如刘晓波辈,对西方价值观的理解都只能停留在概念水平,居住在中国的普罗大众又有什么希望somehow顿悟西方健康的生活方式,无师自通地设计出一个能工作的常态社会模式来?又有什么可能知道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地向政府施压,逼着政府采取措施向常态社会逐渐过渡?他们能做到的,充其量无非是如杨佳那样用牛耳尖刀去“给说法”。就算是全体奋起抗暴,无非也就只能再谱写出一首“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七千哀诗”来罢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似乎可以说《零八宪章》乃是那“七千(或七万)哀诗”的前奏曲,而这就是它的历史意义。


首发《海纳百川》网站http://www.hjclub.info/

作者:芦笛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8-12-22 周一, 上午5:39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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