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杂谈二杆子(25):培养二杆子要分三步走(上)
金唢呐
二杆子社会里最具二杆子味的国民我看是江青，最能反映二杆子国民特点的就是江青在法庭上讲过的一句话:“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看看民国时代的蓝萍和70年代的江青的照片，就知道我们的精神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所说的“野蛮其精神”绝无半点夸张。
二杆子社会的国民特点就是有二杆子气。在北方话中，“二杆子”有点二傻子、二愣子、什么也不懂还穷横的意思，反义词就是书卷气、温良恭俭让。我考证了一下，“二杆子”源于唐朝故事。唐朝的长安“市长”京兆尹权势很大，出巡时有庞大的仪仗队伍。在最前开路的小吏官名叫“喝道伍佰”，他手拿一根长竿赶开路人。后来，“喝道伍佰”增为二人，于是每人就被称为二百五，又因为他们每人手中持一长竿，所以又称他们为二秆子。流传至今，二百五与二秆子都成了莽撞、无礼、粗鲁之人的代名词。二杆子在北方有时也用来骂那些横作威作福、欺男霸女、打架斗殴的痞子。
二杆子看上去虽然都是硬邦邦的，充满阳刚之气，但是没有骨头，没有脊梁，最重要是是没有大脑。也就是我前边说过的，把国民培养成二杆子要分三步走：首先要“野蛮其精神”，二是要“掏空其脑壳”，三是要“打断其脊梁”。这三条毛主席都做到了，而且十分出色。
首先是野蛮其精神，按毛主席本人的话说就是敢想敢干，而且要理直气壮地干，干完以后还不能觉得羞耻，觉得是犯罪。我想受毛泽东思想雨露滋润最直接，号称“我是主席的小学生”的江青女士的照片最能说明问题。江青并不属于传统女性，在上海滩时的蓝萍属于“要和男子们一同翻卷起时代的暴风” 的新女性（摘自歌曲《新的女性》http://www.qishi.com/m/40145.htm ），尽管性子野了一点，民国时期的蓝萍小姐的依然是妩媚动人、风情万种，引无数戏子竞折腰。经过毛主席多年的雨露滋润，到最后变的凶神恶煞、穷凶极恶、杆子味十足的八婆，按照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主席一条狗”，这个过程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在二杆子社会里国人的进化过程。
蓝苹女士婉约风情
万先生在回忆录里面提到的被江青接见后闹皮肤病的经历我听很多人都说过，不同的是别人起的都是鸡皮疙瘩，随后退去。究其原因，就是江青作为一名女性，二杆子味儿十足，首倡“文攻武卫”、大叫自己“一条狗”，丝毫没有女性应该有的美好、温柔、善良这些特点。可你说人家不是女性吧，该凸起的地方凸起，该凹陷的地方凹陷，女性该有的物件人家一样不少，而且都六十多岁的人了，那皮肤白嫩的能掐出水来，和某些体育女明星的那种男性化又不一样，反正是才叫人看着不舒服。蒯大富的那种“倾慕”的感觉，完全是实现了二杆子转变的结果。
江阿姨飒爽英姿
过去的皇帝，最怕的是两件事，一是生怕别人提当年谋反作乱的事儿，二是怕别人骂自己是秦始皇式的暴君。希望百姓尽快忘记自己当年是“乱贼”，把自己当成圣明的天子，然后“世乱用武，世治宜文”，找个治国贤才主政，仗着打完仗造成的人口锐减，先让大家过上几年小康日子，社会就立刻呈现“君爱民，民拥君”的和谐景象。
与之不同的是，毛主席让全国人民明白，当痞子流氓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像杀人放火、把有钱人捉出来，戴着高帽子游街这种侮辱人格的下三滥勾当，为了夺取政权，干了也就干了，至少是没什么值得夸耀的。毛主席老人家可不是这样，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反复宣传，“痞子运动”好得很！我们只是痞子的还不够！执政后镇压反革命、打右派、整人更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最丢人的还是我们镇压的太少；当秦始皇也很光荣，只是作为学习榜样，秦始皇实在是没什么能拿出手的东西来，太不够格，差劲得很，差了一百倍。现在常听到有些小青年经常发出“余生也晚”的感叹，后悔的就是没有赶上和毛主席一起搞痞子运动。
我当年第一次听说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就断定丫挺的是个红色后代。以后一看资料，“母亲是医生，父亲是解放军政治学院教员。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王朔出生后不久便随他们来到北京郊区的部队大院落户”、“1976年夏,王朔高中毕业后到山东参军”果然是部队大院出来的红色后代。“我是流氓我怕谁”这种话，不是那种环境出来的孩子是说不出口的，即使说出来也不是那股味儿。黑崽子不行，北京下层的胡同串子也不行，吃非商品粮长大、以后农转非的孩子更不行，只有这种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说出来才对味儿，这是祖上留下的玩意儿，别人冒充不得。大院后代不管表现再怎么叛逆，也是万变不离其宗。
文革时期也是一样，最先提着板带抽打老师的初中生就是那帮干部子弟。而且现在回想起来，人家那种“手提钢鞭将你打”的姿势绝对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和阿Q不是一个味儿。那时普通人家的孩子，看到别人打的那么威风，眼馋手痒，可又不敢打，不知道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后来江青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打就打嘛！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这才纷纷行动起来，争先恐后加入打人的行列。虽然文革期间工读学校的学生下手也狠，可总觉得他们和红色后代比较起来还少了点什么，好像没有联动、西纠的那种气势，缺少了点理直气壮的感觉。
和毛主席比起来，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要逊色不少。这还不仅仅是能力上的差别，更是兴趣、境界上的巨大差距。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虽然起义、兵变，拉杆子扯旗造反之类的事情也没少干，但和传统封建帝王一样，执政后尽量不谈、起码是不热衷谈这些事情。前几年，在邓小平逝世周年纪念活动，我看电视里邓朴方介绍说，老爷子从来不看什么三大战役的电影和电视剧，说过去打仗死人太多了，太残酷了。六四也是一样，除了当时接见戒严部队以外，并不是总把这件事挂在嘴边，动不动就和秦始皇较劲。在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这类人眼里，杀人整人多少还有点“不得已而为之”。
过去的封建君王，最怕人们联想到自己是乱贼。因为没有二杆子做后盾，更怕人们效仿自己当年，扯旗造反。比如另一位农民起义的皇帝朱元璋就要小气得多，怕人提这事儿怕到了骨子里。从这点来说，贵有天下的朱元璋，终其一生，也自认为“乱贼”这种经历是他最不愿示人的疮疤。朱元璋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那种造反的理直气壮，而是日夜为身份焦虑，对凡是有可能指向他出身的这些字词的同音或近义语，都非常敏感。只因“则”字音近“贼”，因一“则”字而诛者多达数十人。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内有“作则垂宪”句，诛；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长寿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诛；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内有“仪则天下”句，诛；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内有“建中作则”句，诛；
灃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内有“圣德作则”句，诛；
……
记得在国外看电视里有过这样一个的报道。某个专家是专门研究性心理学的，他采访过很多风尘女子，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挣钱讨生活，一般攒够了钱就要脱离苦海，洗去铅华，隐姓埋名重新做人，就像日本电影《望乡》里的阿崎婆一样，采访她们极其困难。但据他说也有极个别的女子，是由于性欲过剩才干这一行，并不在乎挣钱多少，主要是图痛快。像这样的女子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耻辱，离退休后还常吹嘘自己接客记录，接受调查时大大方方、款款而谈：“忆昔青楼楼上饮，坐中多是淫棍。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箫到天明。”（篡改自陈与义《临江仙》：忆昔午桥桥上饮……吹笛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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