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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二 -- 广东农民 - (25550 Byte) 2008-9-09 周二, 下午1:04 (192 reads) |
广东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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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5/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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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广东农民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到了1934年春共产国际预备召开七大期间，王明思想转变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该年春，共产国际加紧酝酿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的这一新动向，对王明产生了重要影响。1934年4月20日、9月16日、11月24日。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都提出打破关门主义、改变打击中间阶层的过左政策的主张。而到了1934年11月，王明在他的〈新条件与新策略〉一文中，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号召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年10月，王明在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广泛协商讨论后，起草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巴黎的中共报纸《救国时报》发表，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到除蒋介石以外的国内一切党派，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而到了该年底，王明在《救国时报》撰文，宣传「联蒋抗日」，将蒋介石也纳入到统一战线的范围。
然而，根据现有的资料看，1935年前的中共中央对于王明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由于国内反应冷淡，王明还托从莫斯科返国的同志向国内领导机关传达口头信息。
1933年秋，王明与即将返国的中国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黄药眠谈话。王明说，中共应在战略上实行转变，逼迫蒋介石抗日。王明又说，国民党虽是我们的敌人，但已不是最主要的敌人，由于日本已损害了国民党的利益，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英美派利益，国民党中下层，甚至高级军官都可能赞成统一战线。王明进而分析道，中共工作之所以不能打开局面，就是因为党的政纲与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不一致，而得不到群众的掩护和支持。
王明的这番谈话给黄药眠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此时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观点与王明并不一致。当黄药眠向米夫辞行时，米夫要他转告国内「还是照旧的方针领导」。黄药眠返回上海后，迅速把王明的意见转告给当时的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人黄文杰，上海局又通过地下电台将此意见向江西苏区作了传达，但是王明的建议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博古等中共领导人的任何响应。
由此可见，从1933年初开始，随着共产国际酝酿策略转变，王明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联系中国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形势，为中共设计了一条新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有别于旧时以国共两党斗争为主题的路线，其核心是，共产党在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的形势下，应加紧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应改变过去的关门主义和一系列过左政策，投身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去，并在这场运动中发展壮大自己。王明的新思想，一方面来自于共产国际，另一方面，也有他个人的思考，因而走得比共产国际远一些，这也是国内的博古等拒不接受王明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王明在莫斯科频频谈论统一战线问题时，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正处于没有发言权的地位，故而未见毛泽东有任何谈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述。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面对红军严重被削弱及国内的新形势，毛泽东正急谋中共的出路，恰在此时，张浩（林毓英）化装潜入陕北，带来共产国际七大和王明的新精神，毛的思考与王明的思路一拍即合，故而有旨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瓦窑堡会议的召开。然而，毛、王虽一致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人的侧重点却大相迳庭，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考极具现实主义色彩，而王明则对之过于理想化。
毛泽东迅速接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但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统一战线，首先缓解陕北的剿共危机，解决红军和共产党的生存问题，继而谋求共产党和红军的更大发展。在瓦窑堡会议后，毛决定立即成立旨在瓦解进攻陕北苏区的东北军、西北军的白军工作委员会，以谋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成效。
王明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则远比毛泽东「高蹈」，他的眼光并不在陕北，而是在南京。王明把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在争取全国范围内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头号争取对象就是蒋介石。1935年8月20日，陈云抵达莫斯科后，王明才真正了解到红军的实力已大大受挫，紧接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8月25至27日连续召开会议，决定把反蒋抗日统一战线，改为联蒋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底，王明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不断刊文，呼吁国共合作抗日。1936年1月4日至9日《救国时报》连载王明的文章〈第三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正式提出「逼蒋抗日」的主张。只是当传来蒋介石在1935年12月镇压北京学生抗日游行的消息后，王明才被迫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
毛泽东和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差异自1936年后逐渐显现出来。毛泽东力主利用一切反蒋矛盾，改善中共的地位；王明则强调支持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领袖，坚决反对各地方派的反蒋活动。1936年下半年，围绕「两广事变」，毛泽东和季米特洛夫、王明的矛盾终于爆发。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以「反蒋抗日」为由，发动「两广事变」，中共闻之消息，立即表示支持，称其具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6月I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提出以中共为中心，与西南建立抗日联军的主张，并且强调「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毛泽东积极推动与包围陕北的东北军、西北军的谈判，6月，中共方面已与张学良、杨虎城部签订了停战秘密协定。然而，中共联络西南的活动并不顺利，西南方面拒绝了中共的建议。7月，两广方面与蒋介石妥协，事变得到平息。尽管如此，中共方面仍取得重大收获，毛泽东不费一兵一卒，解决了陕北的生存危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帮助毛泽东做成了这笔「无本生意」。
但是，毛泽东的上述活动却遭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责。两广事变爆发后，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发表社论，谴责事变是「日本人试图煽起中国内战，以便利于掩盖对华北新的进攻」的一场阴谋。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发表批评中共的讲话，他说，「不能说，在政治方面，在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这种复杂的情势下，他们完全成熟了（指中共领导人——引者注）和做好了准备」。季氏强调将抗日与反蒋并举是「错误的」，中共和西南方面联合反蒋也是「错误的」。他要求中共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并给国民党发出公开信，表示自己愿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立场。季氏重申，中国现阶段一切均应服从反日斗争，他并建议中共以「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代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
季米特洛夫对中共的指责得到了王明的支持。王明在莫斯科撰文，婉转含蓄地批评国内同志恪守过时的反蒋抗日的政策，王明问道：「为什么中共不可以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
这场围绕两广事变而引发的「反蒋抗日」问题的争论，以毛泽东完全接受季米特洛夫、王明的意见而告结束。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的公开信，倡议建立国共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决定采用「逼蒋抗日」的方针。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民主共和国」代替「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
这是毛泽东主政中共后第一次与莫斯科打交道，它给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毛泽东有了自己对付莫斯科的一整套方法，这就是对「远方」的指示，适合口味的就办，不适合口味的就拖延不办；如果「远方」的压力太大，则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对其做过加工后再执行。总之，务求莫斯科的指示与中共的发展不致有太大的冲突，更不能与加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相冲突。毛泽东最后接受「逼蒋抗日」的方针及和平处理西安事变， 就是依据了这种策略。结果，莫斯科虽对毛泽东阳奉阴违不满，但都因毛泽东最后还是贯彻了「远方」的意图而原谅了毛。
毛泽东因有求于莫斯科而对季米特洛夫无可奈何，但是，对王明则是另一回事了。1936年之前，毛泽东对王明虽无好感，但两人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与毛交恶的是博古、张闻天等人。现在王明跟着季米特洛夫的后面鹦鹉学舌，指责国内同志，这就与毛泽东发生了对抗。只是1936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还未完全确立，王明在国际国内均享有很高的威望，毛泽东还无力与王明正面冲突，但是，王明的举措已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为了防范王明影响的扩大，从而危及自己的地位，毛开始在核心层散布对王明的不满，公开向党内的同志表明自己的心迹，毛已预感到他在党内的真正对手是王明。
第三章 王明返国前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
一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处理国共关系及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分歧
1937年5至6月，毛泽东利用刘少奇向张闻天发起试探性的攻击遭到挫折，这表明在通往中共领袖的道路上，毛泽东还有待克服重重障碍。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形势发生剧变，毛泽东迅速搁置对十年内战期间党的历史经验的讨论，全力应付眼前的局面。
抗战之初，中共获得了合法地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这就是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使中共的实力，尤其是中共军队的实力借抗战得到发展；以及如何统一在新形势下党内高层的认识，进一步强化自己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地位。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总是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围绕国共合作方针及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产生了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在洛川会议上首次表现出来，继而又表现为毛泽东与周恩来及与以朱德、彭德怀为首的八路军总部的分歧。
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为确定在抗战期间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方针，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党和军队领导人共二十三人。数十年来，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这次会议都被解释为「毛泽东思想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历史事实是，毛的意见在洛川会议上并没有得到党内高层的一致拥护，周恩来等的主张却获得与会者的普遍共鸣。
洛川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评价国民党的抗战及确定中共对国共合作的原则；中共究竟应以「山地游击战」、抑或是「运动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
分歧的一方为毛泽东、张闻天，另一方为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反动本质并未因抗战而改变，因此国民党的抗战必然失败。毛认为蒋介石进行的只是一场半心半意、单方面的局部战争，这场战争无疑会归于失败，国民党迟早要投降日本。或者，如果国民党军队一部分继续作战，就会遭到日本毁灭性的打击，这样中共就要在全国起领导作用。因此中共不能再迎合国民党而必须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和自主，一旦情况允许或必要，就起来反对它。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除了得到张闻天一人的明确支持外，周恩来等多数与会者均表示异议。
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只能是相对的，中共不应公开对抗南京的命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共应积极抗战，信守向国民党许下的精诚合作、共同争取全胜的诺言。
周恩来对毛泽东有关国民党必定会投降日本的论断也持异议。周恩来认为，「蒋介石既已开始抗战，就决不会中途妥协」，鉴于蒋介石秉性倔强以及国内外形势，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在洛川会议上，引起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共在抗战阶段究竟应制定何种军事战略方针。早在8月1日，毛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提出中共军队应「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 8月4日，毛与张闻天又致电正在山西云阳镇的周恩来、朱德等，再次提出中共军队「应执行侧面的游击战」，毛并强调，「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8月5日，毛、张再致电周、朱、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等，提到「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的一部」，但是，毛紧接着又强调，红军只宜作侧面战，而不是「独当一面」。 8月9日，毛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8月10日，毛在致彭雪枫的电文中更是具体指导道，在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时，「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 毛泽东为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深谋远虑，极为担心中共军队将在对日作战中吃大亏。他知道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已被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可是毛又不能把话说得太直接，于是只能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向他的同事和部属反复解释，百般劝说。毛泽东在8月22日的发言中强调，中共必须把国内战争时期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分散兵力，用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至于和日军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周恩来不同意毛有关八路军避开日军进攻只进行游击战的主张，他提议应以「运动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周恩来说，「还是运动游击战好」。周恩来认为，如果避开日军，那会给党的声誉带来损害，似乎中共没有全力抗日。周表示「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努力抗战」。
朱德、彭德怀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朱德认为在保持中共军事独立性的同时，在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上应服从南京军委会，这样做对于中共有切实的好处，八路军可以从南京得到军饷和装备。朱、彭还提出，中共军队应与国民党军队真诚合作，八路军应避免阵地战，但是应进行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争，即「运动游击战」。
毛泽东处于少数地位，不得不暂时退却。在张闻天的调和下，洛川会议用妥协的办法，尽量弥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的分歧。在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问题上，张闻天声称，国民党所进行的战争虽然隐藏着失败的极大危险，但在另一方面，若能唤起千百万群众支持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则是肯定的。 张闻天的这种折衷性的表述，被与会者一致接受。
洛川上会议对于军事战略方针虽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但是也形成了某种折衷性的意见，这就是，八路军先在山西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一定程度的并肩作战，当前线不守时，八路军再分散到整个华北地区，依毛泽东的意见开展活动。
在洛川会议上，毛与周的分歧以双方的互相让步而得到暂时的解决。周恩来在洛川会议上，虽然对毛在国共关系等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有所保留，但是毛的大部分意见与周恩来并无冲突，周也同意在两党关系上要进一步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要坚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然而，周恩来在洛川会议上的言论却引起毛泽东的严重不安，毛十分担心周的主张将会对红军将领产生影响，但是会议期间的一些重要组织措施，又减缓了毛泽东的忧虑。1937年8月23日，新改组的中央军委成立，毛泽东正式担任了书记一职（实际上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副主席」），毛已名正言顺地成为党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洛川会议并决定由周恩来担任负责与国民党谈判、领导国统区中共组织的长江沿岸委员会书记，周将主要在国统区工作。这项安排也有利于毛，从而为毛泽东加紧在八路军贯彻自己的主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洛川会议一结束，朱德、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迅速开进山西。事态的发展完全不出毛泽东之所料，由朱、彭、任弼时组成的前方中央军委军分会（亦称「华北军分会」）果然受到周恩来的影响，提出了「运动游击战」的口号（「运动游击战」又称「游击运动战」）
洛川会议后，周恩来于8月29日抵达西安，原准备和博古、彭德怀去南京，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组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8月30日、31日，毛泽东两次急电周，要周勿去南京转赴太原，与阎锡山会谈有关红军入晋事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周恩来因不满意洛川会议，故意在山西停留而不去南京，因而遭到毛的多次埋怨，此说有误，盖因张国焘当时并不完全了解毛、周之间的秘密联络。 在百废待举的非常时刻，毛似乎只图发挥周的外交与组织才干，而疏忽了周恩来留晋可能将对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产生的复杂影响。
1937年9月7日，周恩来与阎锡山在代县会谈，随后又转赴大同会见傅作义，就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区域、指挥关系、作战原则与阎、傅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八路军将以游击运动战作为作战原则。周并主动提出将派八路军一一五师配合阎军，布防平型关一带，在侧翼待机歼敌。彭德怀在与阎锡山会见时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9月13日，周恩来将和阎锡山谈判情况电告毛泽东、张闻天，要求派八路军两个师迅速集中徕源、灵丘、阜平地区，依靠太行山发展游击运动战。
此时周恩来提出的「游击运动战」已从原先的「运动游击战」后退一步，显示了周对毛的让步。尽管周恩来的立场已有明显软化，但是，周恩来所表现出的与国民党合作的热情仍使毛泽东极为忧虑，毛泽东没有回复周要求派八路军两个师援晋的电报。 自9月中旬至下旬，毛接连电示周、彭等，反复强调中共应保存力量，「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在军事上。保持高度行动自由，「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 尽速向敌后挺进，创建共产党根据地。
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再次强调：
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进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任弼时、邓小平等与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及彭真等人开会讨论八路军行动方针问题。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再电彭德怀，以极为强烈的语气，分析了华北抗战的形势，指出不管阎锡山与日军「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毛批评党内有个别同志被暂时的情况所迷惑，没有深刻认识「这种客观必然趋势」而把红军主力全部用于支持友军的正规抗战。毛警告道，如果照此办理，「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毛责成彭「对个别同志不妥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并敦促彭要「从远处大处着想」。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反复告诫道：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作用，这就是具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
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远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对于前方的周恩来和红军诸将领能否执行自己的指示毫无把握，于是只能依靠电报不断陈述自己的一贯主张。9月25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朱瑞等，重申「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同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任弼时、周恩来，提醒他们勿将红军实力暴露出来，以免遭受不测：
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
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所提的「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实际上即是要求朱、彭勿派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尽管毛泽东飞檄传书，三番五次急电周恩来、彭德怀等，劝说他们务必克服求战心理，爱护、保存共产党历经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那股血脉——不到三万的红军兵力， 但是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仍然坚持要配合国民党抗战。在周恩来的积极策划下，1937年9月23日，进驻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命令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右翼配合阎军作战，一二O师从左翼驰援驻守雁门关的阎军。同日，华北军分会常委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将有关军力部署电告毛泽东。
1937年9月25日，一一五师在林彪指挥下，在晋东北的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歼敌千馀人，取得八路军出征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显然，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是贯彻了周恩来等关于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及「运动游击战」军事战略方针，而和毛有关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大相迳庭。但是由于平型关战斗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赢得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也表示了高兴。尽管华北军分会9月23日给毛的电报和周恩来于9月24日向毛泽东、张闻天发出的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军力布置的电报，都未得到毛泽东的覆电。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平型关战斗长期被描述为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而获胜利的一个成功范例。1945年春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被指控在抗战初期违背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而遭受严厉指责，朱德、任弼时等也被迫对此作了「自我批评」林彪却丝毫未受牵连。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爆发，官方才把林彪与彭德怀并列，指责彭德怀、林彪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走卒」。即使如此，七十年代的中共党史编纂学仍未公开批评平型关战斗，因为在批判了彭德怀领导的1940年「百团大战」后，再否定平型关战斗，将有损毛泽东和中共抗战的形象。
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及其广泛的政治影响，突出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坚持「运动游击战」的成效，一度也使毛泽东对原坚持的观点产生了稍许动摇，毛在固守原有的游击战主张的同时，对运动战不再绝对排斥。平型关战斗后的第四天，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阎（锡山）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
自平型关战斗获胜后直至10月中旬，毛泽东对周恩来有关建议八路军配合国民党作战的电报转而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10月4日，毛致电朱、彭、任弼时等，指示「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次日，毛覆电同意周在10月4日提出的有关调王震旅归还贺龙师建制，以加强阎军抵御日军进攻忻口的建议。10月14日，毛覆电批准周在10月12日有关调张宗逊旅主力及刘伯承师先头团截击日军后方，配合晋军中路作战的建议。直至10月25日，毛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
毛泽东对运动战态度的松动，大大鼓舞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在一份文件中正式提出八路军以「运动游击战」作为作战的战略方针。这份文件还含蓄地批评了那种认为抗战必然导致失败的观点是「宿命论」，主张八路军在保卫太原的战斗中应配合、支持友军作战。10月下旬，在周恩来的积极组织和毛泽东的默认下，八路军三个师全部出动，配合国民党发起忻口会战，重创日军，取得重大战果。
毛泽东对八路军采取「运动战」作战方式的默许和宽容，随着山西抗战形势的变化而很快结束。1937年10月中旬后，山西形势日趋恶化，毛泽东又迅速退回到原来的立场，重谈游击战，毛甚至更进一步，开始批判起「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1937年10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把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潘汉年的电报同时转抄周恩来。毛、张在这封电报中，敲山震虎，激烈指责「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作斗争」的「投降主义倾向」。10月17日，毛与张闻天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同日，毛、张又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指示，首次提出「投降主义的危险，开始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的论断。 毛泽东、张闻天虽未挑明所指何人，但10月13日的电文和中央书记处10月17日指示所内含的对周恩来警告之涵义，则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来对来自毛泽东、张闻天方面的讯息迅速作出反应，周在接到中共中央「坚持同阎锡山合作，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的来电后，于10月21日给延安覆电，声称自己「十多天均本此方针，在党内军内既反右倾，又反『左倾』」。
周恩来的辩解在山西抗战日趋恶化的形势下显得十分软弱，11月18日，日军侵占太原，国民党军纷纷撤退，八路军配会国民党军作战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客观形势迫使八路军开始分散兵力，逐步从运动游击战转到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这使毛泽东更加确信自己原先对国民党抗战的分析和所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12月12日，毛在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旧事重提，他针对10月8日华北军分会训令中对抗战「宿命论」的批评，指出，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 尽管华北军分会所讲的「宿命论」主要是针对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但由于毛在9月21日电报中实际上也是持这种观点，因而毛将这种批评看成是针对自己的。使毛难以容忍的是，八路军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仍然进行了几次集中作战。1938年2月，彭德怀指挥的八路军为配合阎锡山「反攻太原」和在晋东南为粉碎日军九路进攻，继续采用了集中作战的运动战形式。周恩来则走得更远，1938年6月15日，周恩来从汉口给毛发电。提议八路军集结较大兵力于一些较大城市附近，以调动日军和打击日军增援部队。毛虽然并不完全反对在有利条件下八路军也可以打运动战。但他的主旨与周恩来等并不一致。因此毛对这份电报的反应是，避开周的具体要求，告诫周在具体作战方面「需全依敌我当前实际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周恩来等对配合国民党作战所持的积极态度，加深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彭德怀的不满，成为数年后周、彭在整风运动中挨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37年8、9、10三个月，毛与周等围绕共产党军队是否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及中共应采取何种军事战略方针而产生的分歧，对毛、周关系，尤其对毛、彭关系，投下了沉重的阴影。在中共核心层，除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站在一边，只有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支持毛。
二 毛泽东的理论攻势与刘少奇对毛的支持
1937年11月对于毛泽东是一个忧多于喜的时刻。在毛泽东一再敦促和反复劝说下，周恩来等虽然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上部分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但在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上仍固守与国民党积极合作的方针。毛与周恩来等的分歧尚未最后解决，又有一个更棘手的难题困扰着毛，这就是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即将返回延安，毛已预感到在党的核心层中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为了防止周恩来与即将返国的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结成同盟，同时也是为了争取党内更多高级干部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向反对派发起进攻。
1937年11月12日，距王明飞抵迪化（乌鲁木齐）的前两天，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报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在这个报告中，毛继续发展他在洛川会议上对国民党抗战方针的批判，毛认为，上海太原失陷已证实了他关于国民党很快会失败的预言。毛声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虽然也带有「革命性」，但却是「一定失败的」。目前抗战已进入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其依据就是日军进攻不断获胜。
毛泽东这个报告最引起党的干部惊骇的是他对党内「阶级投降主义」的指责。毛不惜使用最激烈的词语，将党的核心层内与自己相左的主张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甚至耸人听闻地把它称之为「阶级投降主义」，并将其说成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客观同谋者。毛正式宣布，右倾投降主义已成为中共党内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还少有的对中共军队进行了批评。作为党在军队方面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难以抑制他对彭德怀等的强烈不满，毛开始谴责起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的倾向」，声称其表现为八路军中有人以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随后毛话锋一转，又表扬八路军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尽管毛明知八路军进行的是「运动游击战」，他本人曾三番五次、苦口婆心敦促彭德怀等改弦易辙。毛采取打一下、再拉一把的策略，在对彭德怀等猛击一掌后，仍竭尽全力争取彭德怀等接受自己的主张。
正当毛泽东孤军作战时，刘少奇给予了他宝贵的支持。
刘少奇未参加洛川会议。1937年7月28日，刘少奇以北方局书记的身分抵达太原，主持刚迁到此地的北方局的工作。在这个阶段，刘少奇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群众抗战和支持薄一波联络阎锡山、建立山西新军的方面，而与朱德、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较少发生直接联系。
刘少奇虽没有卷入到洛川会议上的争论，但是他在两个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却与毛泽东十分接近。
刘少奇支持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政治判断，并进一步主张对国民党进行左、中、右三派的划分。1937年9月20日，刘少奇在与周恩来联名给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电报中（此份电报基本反映的是刘少奇的观点，在《周恩来年谱》中未提及此电报），提出中共在山西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应是「巩固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而区分左、中、右派的标准则在于他们是否「能听取我们的意见」。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具有震撼性的，涉及到党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最重要方面，以至于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来电上批示，「如此类电报须绝对保守秘密」。抗战之初，中共领导人一般都认为，评价国民党的标准只是看其对抗战的态度，虽然张闻天在洛川会议的补充报告中提过国民党内存在「左、中、右」三派分野的问题，但张划分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标准仍是对抗战的态度，张并将蒋介石封为「中派」。然而刘少奇的看法符合毛泽东的思路，启发了他稍后详细论证这个问题。在对国民党及其领导抗战的评价方面，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是属于「悲观派」，而和周恩来等「乐观派」有明显的区别。
刘少奇对毛泽东有关开展游击战的主张也同样给予了坚决支持。抗战爆发后，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提出进行游击战的少数人之一。1937年8月3日，刘少奇致电张闻天，汇报他已下达在平、津发动游击战的指示。9月28日，在接到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电报的三天后，刘少奇致电张闻天，通报他已下令平、津党组织「动员大批干部同志与抗日游击分子下乡，发展领导游击」。太原失守前的1O月16日，刘少奇又发表了日后引起党内高层争议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
对于发展中共武装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一样都极度重视。1937年9月21日，在太原举行的八路军负责人与北方局领导人联席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意见。据杨尚昆和当时任北方局军委书记的朱瑞在1945年3月延安举行的华北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八路军是否要配合阎锡山军队打仗的问题上，华北局（即是北方局——笔者注）负责人主张八路军应分散打游击，发动群众，因为太原反正是保不住的。11月17日，刘少奇和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扩大红军要成为华北全党及红军全体指战员第一位重要工作」，「必须计划在三月内扩大到十万，半年内扩大到二十万」。而在这之前的11月1日，刘少奇向延安报告，四个月内北方局已在山西、河北建立起十几支中共领导的较大的游击队，人数达六、七千人，随后华北地区中共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几乎遍布华北所有地区，人数达到数万。
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少数地位、周恩来的看法在党内占上风的时刻，刘少奇的态度对毛是一个很大的支持。然而在对形势的估计及党的任务等问题上，刘少奇的意见仍与毛有一定的距离。例如，刘少奇在1937年8月3日给张闻天的电报中虽提出开展游击战的建议，但对游击战的认识与毛并不完全一致。刘少奇认为进行游击战的目的是「响应抗日军的武装斗争」，配合「武装暴动，收复平津」。 刘少奇在动员平津党员下乡打游击的同时，还指示「改组完全公开的同乡会并加入汉奸团体」。刘少奇提出此问题虽然在主观上是为了共产党的事业，但刘的这个建议毕竟太显眼，极易引起误解，造成刘少奇缺乏原则性、思想太「右」的印象。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虽然强调「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但在11月17日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又提出「争取华北游击战争胜利，重复转变为正规战」， 而与毛的主张不尽一致。尽管刘与毛的认识存在若干差异，然而在毛泽东急需党内高层积极支持的时刻，这些差异丝毫不影响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重视。
尽管毛泽东已获得刘少奇的重要支持，但是党内上层的态势并没有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随着王明抵达延安日期的日益临近，毛的忧虑愈益强烈。毛凭着自己对党内斗争历史的深切了解和对眼前党内争论的判断，确信中共上层内部的关系将随着王明返国而发生新的组合，一批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将会聚集在王明的周围。
毛泽东对王明素无好感，愤恨王明依仗莫斯科的支持而获得党内高位。毛也嫉恨王明垄断了与斯大林的联系，「挟天子以令诸侯」。毛更难以容忍王明以中共唯一理论家自居，独霸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毛泽东虽还不知王明返国将携带莫斯科什么新指示，但从一年前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干预就可判断，莫斯科和王明主要将关注中共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而这些都是和自己的主张不尽相同的。
在这微妙的时刻，毛泽东最不放心的是周恩来、朱德以及博古等人。
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在1931至1935年基本上是国际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在这三人中。毛可以得到张闻天的全力支持。对于在军中毫无基础、其声望和权威都因刘少奇的挑战而遭到削弱的张闻天而言，要维护现有地位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继续与毛合作。对于毛泽东而言，博古的危害也相对较弱，博古自遵义会议被赶下台后，声望已大大下降，即使博古再与王明合流，若无周恩来的支持，也掀不起风浪。周恩来是核心层中最重要角色，周在党内军内拥有雄厚的基础，周和朱德、刘伯承等一贯在国际派和毛之间摇摆，虽然在更多的情况下，周恩来等对毛多作妥协和让步，但抗战以来，周的看法与毛存有不小的分歧，极有可能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偏向王明。
1937年11月，是毛泽东最为艰难的日子。他只能抓紧时间，主动出击，在王明将回国而未回国之际，把自己的理论石块先甩出去，同时严密控制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严禁任何人插手，以求对莫斯科指示灵活处理，「为我所用」。一切该做的毛泽东都做了，下一步就是迎接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王明。
三 让步与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等在苏联顾问的陪同下乘苏联大型军用飞机抵达延安，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张国焘等领导人和千馀名延安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机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将王明等称作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天兵天将」既已下凡，当然要传达「天王」的「圣旨」。12月9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会议，由王明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并进而检讨抗战以来党的路线，此次会议王明的主张在党的核心层中占据了上风，史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对「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长期持否定态度，对会议主要内容也多予以回避。在官方党史著述中，一般将这次会议列入「毛泽东反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或「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背景部分，其主要论点：一是全盘否定王明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指斥其为「系统的投降主义主张」；第二，绝口不提王明的报告获政治局一致通过，以及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决定。198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上首次发生变化，在继续指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开始承认王明的报告「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官方权威的党史研究部门局部修改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主要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它意图表明抗战之初，中共就怀有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以来第一次有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也是1931年后中共的国内领导机构与派驻莫斯科的代表团实现汇合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召开，是中共中央事先议定的，并非出于王明的压力。1937年11月初，毛泽东就已知王明即将返国的信息，毛估计王明返国后必定要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不可避免，尽管毛内心十分不悦，但仍向外地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发出电报，通知他们返回延安参加会议。1937年11月5日，毛发电报给周恩来，催促周来延安开会。11月15日，毛在给周恩来等的电报中，再次提及周回延安开会事。远在南昌的项英，如果不是较早接到开会的通知，是来不及赶到延安准时参加会议的。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一次严肃的党的核心层的会议，它改变了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开会一般多邀请重要军事干部参加、常以政治局扩大会议形式开会的惯例。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共十二人，他们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康生、陈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林伯渠不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作为中共元老，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四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缺席：
朱德、任弼时在山西八路军总部，
邓发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主持八路军办事处。
王稼祥因病在莫斯科治疗。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是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王明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角。在12月9日会议的第一天，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第二天王明又作了有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报告。王明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中共必须加速转变内战时期的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论及抗战以来中共政治方针时，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公开点名指责了刘少奇。
王明在报告中批评洛川会议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他认为不恰当地强调「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将抗日与民主、民生问题并列，都是不对的。王明说，群众运动要取得合法地位，应去国民党政府备案，在抗日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王明举洛川侩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抗日的民族团结」放至第十条作为证据，指责洛川会议对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过份强调了独立自主。王明还说，洛川会议虽主张发动群众，却没有找到发动群众的具体方法，即没有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王明批评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足。王明认为，国民党由不抗日到抗日，由剿共到联共是根本转变。王明强调中共参加政府的条件是看政府是否抗日，只要国民党抗日，中共就可以参加政府。王明还认为，把复兴社看成是法西斯也是不对的，因为法西斯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侵略，而复兴社分子仍抗日。
王明在报告中表示，他不同意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2日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的某些论断。王明认为，所谓卢沟桥事变前党的主要危险是「左倾」、之后是「右倾」的分析，夸大了右倾的危险，是一种机械论。王明认为：在报告大纲第十九条中的提法——即「是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也是不对的。因为历史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事情，应提「共同领导」。王明表示不应空喊领导权，空喊只会吓走同盟者。王明还反对在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中划分左、中、右，认为只可划分抗日或降日派。王明也不同意中共对章乃器的批评，他指出章氏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口号不无可取之处，中共应与国民党采取商量建议的方式，而不宜在政治上号召要这样办，那样办。
如果说王明对毛泽东还多少有所顾忌，未敢直接点名，只是就毛撰写的1937年11月12日大纲进行了批评，那么，他对刘少奇就没有这么客气了。王明点名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对国民党提出的各项要求「过高」、「过多」，而没有反映「抗日高于一切」的中心问题。王明认为，中共目前应与国民党「求同而非立异」。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充当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他的报告基本上是「宣达圣旨」，完全反映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对中共当前任务的观点。1937年11月初，在王明返国前夕，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召见了王明、康生、王稼祥、邓发。斯大林出于对苏联安全的考虑，指望中国拖住日本，使日本身陷中国战场的泥沼而无力进攻苏联。11月14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谈道，中共应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不要过份强调独立自主。斯大林认为，中共力量薄弱，无法充当统一战线的核心，蒋介石则可充当这个角色，中共不要刺激、惹恼蒋介石，而要全力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对于毛泽东，斯大林既不熟悉，也不放心，且十分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忠实贯彻莫斯科的战略意图，因而派其门徒王明返回中国，监督中共执行这个联合国民党的新方针。对于王明所肩负的使命，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给予清楚的阐释。1937年8月10日，季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形势的会议上，对中共能否转变政策信心不足。他认为。由于中共过去领导红军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现在同时还是这些人却要执行另一种政策，对于中共这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辩明方向、有朝气的新人去帮助中共中央」。 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眼里，王明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王明自恃有斯大林作靠山，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踌躇满志，毛泽东为欢迎他回国而刻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麻痹了王明，无形中膨胀了他的自我中心意识，使王明陷入了错误的判断。王明在报告中无视毛的权威，将他个人自1934年以来与毛修好的努力毁于一旦。王明以为刘少奇没有实力，以批刘来影射毛，也造成严重的后果，促使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紧联合。
所幸，这一切对于王明还是未来的事，现在则形势大好，前途一片光明，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一致拥护王明的报告，连毛泽东也被迫予以附和。
王明的报告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在12月11日的发言中，对毛泽东抗战以来的言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周恩来说：四个月来未能推动抗日统一战线更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前「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不应把片面抗战、全面抗战对立起来，硬要讲片面抗战必然失败，以后全面抗战必然胜利，这不符合辩证法。
周恩来认为，以山西情况为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63 周提出，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会妨害统一战线，应公开指出并纠正统一战线中的错误，使友党更加信任和佩服我们。
周恩来的发言反映了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观点，形势明显对毛泽东不利。他强忍心中的不快，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孤立，被迫对王明、周恩来作出妥协姿态。毛在会议的发言中承认存在着王明所批评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的情况。 毛表示同意王明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主张，但是，毛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立场，仍坚持认为在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谁吸引谁」的问题。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所发生的一切，证实了毛泽东早些日子对党内形势的预测：随着王明返国，将有一批政治局委员重新聚合在王明的周围。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毛泽东实际上早已有所准备，从12月上旬就对自己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立场作了局部调整。1937年12月6日，即在王明到达延安后的第八天，毛泽东就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八路军总部，要求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方针，加强部队的统战教育。在这份电文中，毛尤其强调八路军应与阎锡山及地方行政机构多方沟通，避免发生摩擦，指示八路军停止自行征粮、征布，所需物品改为「向政府借拨」。尽管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已有所软化，但仍未能减缓王明等在会议上对自己的进攻。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暂时处于下风，王明虽然获得普遍响应，但王明获得的成果也仅此而已。毛泽东、王明一时势均力敌，谁也不具特别优势。会议宣布改组中央书记处，决定不设总书记一职，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王明分享中共最高权力的格局。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公布了有十六人组成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他们分别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项英、刘少奇、康生、陈云、邓发、凯丰。
据张国焘回忆，这份名单是得到斯大林批准，由王明在会议上宣布的。由于王明「事先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名单，毛泽东「似感不安」。但是毛对这份名单并未表示反对意见，其原因可能是这份新名单与原有政治局成员的构成基本一致，王明并没有将新人塞入这份名单。在新公布的政治局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原为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次未进入政治局。彭德怀、张浩于1936年1月进入政治局，但是不久就不再通知张浩参加政治局会议。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分，动员张国焘北上的使命完成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一职也就停止了。在王明拿出这份名单宣布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他要试探一下王明。毛在会上「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力主将王明名字列入第一名」。王明则竭力表明，他提这份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经这番试探，毛泽东已知王明确无取而代之的意思，也就不再坚持了。
对于毛泽东而言，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不愉快的，但在不愉快中，也有一两件令人快慰之事，这就是会议决定终止党中央「负总责」之人的设置，剥夺了张闻天实际担任的总书记一职，并把周恩来逐出了中央书记处。
自三十年代中期始，中央书记处长期承担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功能，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项英四人组成，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博古在书记处负总责。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毛泽东、王稼祥进入书记处，项英因留在江西，事实上停止了书记的职权，新的书记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五位成员，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人，即实际上的总书记一职。这种人事安排一直持续到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不设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由总书记变为书记之一，地位明显下降，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守势时，毛宁愿此位空缺。会议还免去了周恩来长期担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新成立的书记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组成。从苏联返国的王明等三人，在书记处占了五分之三的比重，从表面上看，王明似乎占了上风。原中央书记博古、王稼祥也被免去了书记的职务。
周恩来离开中央书记处标志着周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已明显减弱。不知是王明的政治敏感较差，还是他想和过去的路线撇清关系，王明眼看着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这三位过去路线的代表人物离开书记处竟毫无反应。周恩来地位的下降显然符合毛泽东的心意，毛反感周恩来向王明靠拢，而无援周之意，毛将乐意看到周恩来与王明的关系出现裂缝。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张闻天的打击十分沉重。张闻天本来就对王明返国抱有警惕，担心王明将取代自己成为党的总书记，如今不设总书记一职，使王明、张闻天皆有所失。目前王明的地位上升，张闻天对王明的不满也急剧加深，毛泽东将坐山观虎斗，看彼等四分五裂。互相内讧，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达成的毛泽东、王明共治的局面，还体现在会议决定成立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等有关人事安排上。该委员会共有二十五人，除了十六名政治局委员，还包括了数名党的元老和重要的军政干部，由毛泽东担任委员会主席，王明担任书记。在准备委员会之下，另成立由书记处五名书记组成的秘书处，周恩来、博古、项英等皆被排除在外。
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遭到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挫折，毛泽东的权威受到王明等的沉重打击，政治局几乎一致支持王明的主张，使王明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急剧扩大。毛泽东将被迫与王明进行合作，形成了对毛极不情愿的毛、王体制。在这种体制内，毛泽东暂时不占优势，而王明的地位则相对稳固。
在毛泽东暂时处下风的时刻，毛对自己的前途并没有任何的悲观。毛牢牢掌握着军队和与莫斯科的电讯来往。毛清楚知道，王明得势的原因是他的莫斯科代言人角色，以及周恩来等对王明的支持。毛相信，将王明与周恩来等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政见上的一致而非宗派上的结合，因此，一旦形势转变，周恩来等将会改变看法，转而支持自己的主张，彭德怀等也会迅速转变过来，周与王明的结合也就会随之结束。此次会议决定王明将率代表团前往武汉与蒋介石会谈，并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此项决定也有利于毛泽东。王明远离延安，也就避免了在延安出现「二主并立」、分庭抗礼的尴尬局面。对于张闻天等人，毛泽东更有充分的信心，毛断定张闻天因利害关系绝不会与王明「重结二度梅」，毛且作好准备，等着看他们互相火并。至于王明，则有很多理由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而高兴。首先，他的报告被与会者一致接受，政治局的同事们都对他表示了热诚的欢迎；其二，政治局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代表团「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中共中央表彰了代表团，也就是对王明本人的表彰；其三，王明的地位在会议上得到确定，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自己显示了政治领袖的水平并具有雄厚的国际背景，争得了在政治上「帮助」毛泽东的资格，跟随自己从莫斯科返国的康生等也都成了书记处成员；其四，会议决定成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这将使王明成为国内活跃的领袖人物。
在胜利的喜悦中，王明没有看见笼罩在他头上的乌云正慢慢聚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由于王明不能保证争得苏联军援，对他不满的气氛已经悄悄出现。
早在江西时期，中共就迫切希望从苏联获得军援，但苏联一向口惠而实不至，令中共军政领导人大为失望。1933年，中共听信了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团顾问弗雷德（驻上海）和李德的许诺，在瑞金花费大量人力修建了机场，准备迎接苏联军用飞机的降落，结果是望断秋水，空欢喜一场。1936年8月25日，陕北局势危急，红军财政、粮食已达最后极限，毛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急电王明，希望王明向苏方请求给红军提供飞机、大炮， 以实现红军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的计划，此项求援也因各种条件的制约，最后也未能落实。所有这些都削弱了王明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
抗战爆发后，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恪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限制，对中共基本没有提供军火方面的援助。令中共领袖们普遍反感的是，当源源不断的苏联军火沿阿拉木图——迪化（乌鲁木齐）——兰州公路，向重庆运去的时候，苏联军用飞机只给延安送来一些中文版的斯大林、列宁著作和少量的高射机枪、药品、大型无线电台等。于是领导人抱怨——「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军火给了资产阶级」。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苏联能否给中共实际的援助。王明为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作了解释，表示苏联不大可能给延安军援，王明的答复令所有人失望。 对苏联不满的情绪已经存在，只要稍加鼓动，十分容易将矛头转向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既然是被斯大林派回来的，可是在帮助国内的斗争中又作出什么具体贡献呢？苏联不给中共军火，难道与王明的无能没有关系吗？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取得的胜利使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王明只看到政治局委员们支持他的一面，而没看到这种政治支持的脆弱一面。王明与多数政治局委员只存在一般的工作关系，并无历史渊源、个人友谊作这种关系的基础。他忘记了，这种建立在政见一致基础上的政治上的结合，经常会因形势变化、人际关系等因素而处于波动中。少年得志的王明只是一个深受俄化教育的共产党新贵，对这种世故哲学似乎理解得不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十分微妙，尽管王明影响上升，但支持王明的力量缺少稳定性，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并没有把「宝」押在王明一边，而是谨言慎行。在毛泽东、王明之间犹疑摇摆。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对王明的态度是友好的，但他们对毛泽东也很尊敬，且一切都是光明正大，和王明没有任何私下交易。
康生和陈云是王明昔日在莫斯科的老同事，康生虽然多年来与王明密切合作，但甫抵延安，却小心翼翼，实际上是在默默估算毛泽东与王明各自的实力阵容，为自己要走的下一步棋在暗中准备。陈云虽与王明共事较久，但是只限于工作关系，与王明谈不上志同道合。没有任何证据可显示康生、陈云会在政治上继续支持王明。
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这位中共在江西时期的捷尔仁斯基，早在遵义会议后就已权势大减。邓发因狂热肃反，在党内、军内积怨甚多，加之邓发与周恩来关系密切，1936年4月，就被毛泽东、张闻天打发去了苏联，他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摊子也早由毛泽东的老部下王首道接替。目前邓发担任了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已远离权力核心，邓发甚至连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也未能参加。邓发对王明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的帮助。
博古是王明昔日的亲密战友，多年来与毛泽东对垒，对王明返国自然是由衷的高兴，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讲的一些话却使博古很不满意。王明为了显示自己一贯正确和立场公正，对博古主持的1934年1月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王明此举只能使博古对自己徒增不满，从而影响两人的关系。
王明真正的支持者只有项英一人。项英多年来就对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存有严重的怀疑，长征前夕，项英曾预感到毛将利用党的危急形势，夺取最高领导权。 1937年12月，项英从南方赶赴延安，与分手三年多的战友们重逢，并参加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项英的眼中，王明无疑是值得信赖的党的领袖，更是抗衡、制约毛泽东的最佳人选，因而，项英真诚的拥护王明。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项英任书记中共东南分局，在党的关系上，直属长江局领导，新四军则受延安和长江局双重领导，项英对这项安排由衷地满意。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投下了长长的阴影，王明在严重冒犯了毛泽东之后，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毛视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党内头号敌人。正当王明自鸣得意，陶醉在眼前的胜利时，毛泽东则在妥协、退却烟幕的掩护下，为打败王明卧薪尝胆、积蓄力量。
四 毛泽东与武汉「第二政治局」的对立
1937年12月18日，仅距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闭幕四天，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率领中共代表团就抵达武汉。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长江局举行会议，决定将两个组织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
中共长江局是陕北以外中共最大的组织机构，在长江局集中了当时十六名政治局委员中的五人，他们分别是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以及1938年4月调入的凯丰。在长江局担负领导工作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三位中共元老（林伯渠不久调任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代表），以及叶剑英、邓颖超、李克农、吴克坚、廖焕星（王明在莫斯科期间的秘书）等。
长江局是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最重要的机构。长江局担负着领导南中国中共地下组织和新四军的工作，承担与国民党谈判以及联络社会各界的繁重事务。长江局还公开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由于长江局工作范围极其广泛，对中共全局性的路线、方针发挥着重大影响，其领导人在中共党内声名显赫，所以长江局又有「第二政治局」的称呼。
中共长江局的核心灵魂是王明和周恩来。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得到周恩来的有力支持，会议之后，王明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明显增强。王明、周恩来抵汉后，立即展开紧张的工作，全面落实、贯彻「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关于加强国共合作、巩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从而与毛泽东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王明、周恩来强调中共应尽力维护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与国民党「开诚合作」，对国民党的意见「一般宜采取赞助的立场」。特别在成立地方政权问题上，
作者：广东农民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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