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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转帖]傅作义大败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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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转帖]傅作义大败聂荣臻   
所跟贴 没有这打算，只是爬网时看到有趣文章就转贴过来而已，我现在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还不熟悉，知道的全是党宣传， -- 芦笛 - (30 Byte) 2008-8-05 周二, 下午4:12 (152 reads)
沧浪之水






加入时间: 2005/03/01
文章: 2435

经验值: 69049
文章标题: 这本书好像刚出版，还没有电子版。找到了一篇余英时做的书序和一篇书评，您老不妨看看。 (223 reads)      时间: 2008-8-05 周二, 下午5:28
作者：沧浪之水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余英時﹕親歷者寫出的國民黨政權興亡史──熊式輝《海桑集》序（1）
DWNEWS.COM-- 2008年7月6日20:42:28(京港臺時間) --多維新聞網

余英時／熊式輝的這部日記﹐是一部歷史價值最高的回憶錄﹐記事包括了中華民國在大陸上創建以至滅亡的全部歷程。由于作者在國民黨政權中佔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他的觀察完全從內部的最高層次得來﹐決不是一般從外面作冷眼旁觀所能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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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天翼先生（熊式輝字天翼﹐以下簡稱“作者”）《海桑集》是一部歷史價值最高的回憶錄﹐比一般老人晚年自傳或口述歷史更為翔實可信。我說這句話並不是虛詞溢美﹐而是根據兩重理由。

一部國民黨政權的興亡史(chinesenewsnet.com)


《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第一﹐這部回憶錄的原始材料是作者從 1907至1949年的日記中摘錄出來的﹔日記為當時之筆﹐因此所記的“言”與“事”最接近客觀的真實。不但如此﹐日記是一天一天地積累起來的﹐不可能事先有任何計畫或構想﹐因此和自傳的性質完全不同。老年人寫自傳﹐往往在有意無意之間想把自己的一生呈現為某種特定的公共形象﹔然後再在這一設計下﹐選擇一生中某些言行作為回憶的重點﹐去取之間﹐主觀的要求﹐有時竟超過了客觀事實的限度。本書作者雖然也有去取選擇﹐但他的基礎是幾十年的客觀記載﹐下筆時不可能過于任意﹐至少主觀的成分已減至最低的程度。本書基本上由日記原文所構成﹐再加上作者隨時隨地引當時的函電為證﹐這更為回憶的可信性增添了一重保證。我必須指出﹐作者所保存的函電﹐特別是他與蔣介石之間的往來文件﹐正屬于史學上所謂原始檔案﹐其價值之高是無與倫比的﹐必將受到將來史學家的重視。

　　第二﹐作者在《敘言》中說﹐這部回憶錄取材于日記的部分“偏重在國民革命有關之事﹐即自辛亥革命﹑護國﹑護法﹑北伐﹑剿匪﹑抗戰諸役﹐以及大陸淪陷。凡屬于當時國家軍﹑政乃至黨務之見聞﹐皆屬身所經歷者。”作者不但在日記中對上述每一重大事件都保存了忠實的記錄﹐而且有時還留下了有趣的細節﹐讀來十分生動。
　　例如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前﹐他在南京讀陸軍中學﹐還加入了同盟會﹔革命爆發後﹐他和同學們前往漢口﹐在船上還結識了與孫中山齊名的黃興。臨別時黃興稱許他為“志士”﹐他事後也寫了兩首七言絕句﹐紀念在船上高談闊論的情況。日記中這一條描寫﹐將百年後的讀者帶回了當時的場景﹐使人仿佛感受到國人對中華民國創建的那種歡欣鼓舞的情緒。作者這時大概只有十八歲﹐但政治思想已開始定型﹔他學的是軍事﹐卻已具有很好的中國傳統文史的修養。即以少作的兩首詩而言﹐他已掌握了舊詩的基本格律。回憶錄中還保存了不少其他詩作﹐其中也不乏警句。這位亦文亦武的少年“志士”為辛亥革命攝下一個快鏡頭﹐作為《海桑集》的開端﹐是很可寶貴的。



1924年攝于日本﹐時年31歲﹐在日本陸軍大學留學。
　　如果從辛亥革命算起﹐《海桑集》的記事包括了中華民國在大陸上創建以至滅亡的全部歷程。但以記事的深度與廣度而言﹐作者的回憶其實是從他一九二五年到廣州參加國民革命運動開始的。所以嚴格地說﹐《海桑集》不折不扣地是一部國民黨政權的興亡史。這部興亡史當然是通過作者個人的觀點寫出來的。但由于作者在國民黨政權中佔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見後）﹐他的觀察完全從內部的最高層次得來（即所謂the insider's view）﹐決不是一般從外面作冷眼旁觀所能企及的。更由于他的觀察建立在親身體驗和日積月累的史料之上﹐國民黨在這二十多年中的成敗關鍵早已在他的胸中凝聚成一幅確定的整體圖像。我們必須記得﹐作者根據日記整理出這部回憶錄時（一九六九年）﹐他已退出政壇整整二十年了﹐而大陸上則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所謂“文化大革命”之中。所以這是作者在痛定思痛之余的一部反思之作﹔“超以象外”﹐故能“得其環中”。
　　善疑的讀者也許會追問﹕我們如何能確定日記中敘事的真實性呢﹖我可以很負責地說﹕就我所讀過的相關記載而言﹐《海桑集》中的重大事件大致都可以得到印證﹐最使我驚異的是作者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晚間在華盛頓與胡適大使的四小時長談。日記中詳記胡適揭發宋子文在美國種種爭功弄權的表現﹐其中每一個細節都是我曾在《胡適日記》中讀過的﹐分毫不差。由于這一段記述得到百分之百的證實﹐我對本書敘事的忠實是十分信任的。(chinesenewsnet.com)


1927年雙十節攝于上海。上海警備司令熊式輝（中）與上海市長張群（左）等合影。
　　我是最喜歡讀傳記﹐特別是自傳的人﹐每讀重要人物的自傳﹐我首先便注意作者所運用的史料。以我所讀過的西方自傳來說﹐我發現日記和親友函札幾乎毫無例外地構成了它們的基本材料。讓我舉一個最近的實例。剛剛去世一年的施勒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1917－2007）是美國史學界﹑文化界和政界的一位重要領袖。一九六一年他暫時棄學從政﹐成為甘乃迪的“總統特別助理”﹐參與了美國政府的最高決策﹐甘乃迪死後﹐他雖然仍回到教研崗位﹐但一直在民主黨的政治世界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二○○○年他出版了回憶錄上冊（A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Innocent Beginnings﹐1917－1950）﹔他在《前言》中說﹐此書主要取材于日記﹑備忘錄之類。但由于健康關系﹐下冊始終未能動筆﹔二○○六年秋天﹐他的兩個兒子在他的指導下﹐將六千頁的日記編寫成八百多頁（Arthur M. Schlesinger﹐Jr.﹐Journals﹐1952－2000）﹐算是回憶錄的下冊。《日記》殺青尚未及出版﹐他已去世了。這部《日記》事實上也是一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美國政治史﹐生動與可信並不遜于上冊。我覺得熊天翼先生的《海桑集》在很多方面都和施氏的《日記》可以相比。

蔣介石依賴的智囊之一(
　　現在讓我對本書作者作一點最簡單的介紹﹐使一般讀者可以進一步認識這部回憶錄的歷史價值。


刊登多篇獨家內幕報導的《多維月刊》2008年7月號日前出版。
　　一九四九年以後出生的讀者今天大概對“熊式輝”這個名字都很陌生﹐很可能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是因為作者自一九四九年以後便過的是退隱生活﹐姓名已不再出現在公共媒體上了。但是從一九二六年國民黨在廣州發動“北伐”到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撤退到臺灣為止﹐這二十五年間作者則一直居于權力核心的位置。早在北伐之始﹐他已取得蔣介石的信任﹐在江西﹑福建﹑浙江等處立下戰功。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從南京出發﹐攻克濟南﹐他也在蔣的參謀總部之中。他曾在日本陸軍大學進修三年（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不但認識日本甚深﹐而且富有現代知識。所以當日本軍隊在濟南阻撓北伐﹐造成慘案的嚴重關頭﹐他臨危受命﹐以代表身分兩度入日營談判﹐展現了折沖樽俎的才能。不但如此﹐在北伐前後﹐他又不斷運用靈活的政治手腕﹐為蔣調處了不少黨內外的糾紛和沖突。因此他的重要性逐步從軍事推廣到黨務和政界﹐終于成為蔣所依賴的少數智囊之一。
熊式輝在《海桑集》中的記載指出﹐共產黨雖然以“分田分地”為號召﹐卻並沒有得到農民的真心支持。這一情況甚至出于作者最初的預想之外。這也是很可靠的實錄﹐足以打破中共宣傳的神話。關于這一點﹐更有數不清的史料可以支持作者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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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民黨的歷史上﹐熊式輝往往被視為所謂“政學系”的一個重要成員﹐連美國國務院一九四九年所公布的《白皮書》也是這樣認定的。但作者在回憶錄中卻一再否認“政學系”的存在﹐他所列舉的理由是相當堅強的。無論真相如何﹐他在相當長的時期中﹐曾是蔣所最信任的高層人物之一﹐則是無可否認的。他時時有機會與蔣單獨談話﹐並且在重大決策的關頭提出個人的意見。蔣對他自然不能說是言聽計從﹐但尊重他的看法則是可以肯定的。特別是在抗戰時期的重慶﹐蔣曾在不同階段交給他種種不同的任務﹐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領域﹕

1930年攝。熊式輝時任淞滬警備司令﹐兼任江﹑浙﹑皖三省剿匪總指揮﹐同年12月奉命再兼南昌剿匪總司令部參謀長。時年37歲。
　　第一關于政府和黨內的政治設計和重大人事任命﹐蔣必特別征詢他的意見。第二﹐與其他黨派溝通﹐如共產黨﹑民主同盟﹑民社黨﹑青年黨等﹐他是最高負責人﹐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他和周恩來在張治中寓所進行了三小時的談話﹐記錄保存在《海桑集》第四編第三章﹐是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周善于解除敵人的防范心理﹐在談話中表現得十分清楚。）第三﹐在國際交涉方面﹐一九四二年三月他率領軍事代表團訪美﹔一九四五年八月以軍事代表的身分赴蘇﹐參與中蘇友好條約的簽訂。這是軍事外交方面兩個非常重要的任務。綜合以上三點﹐可知蔣對他的倚重是全方位的﹔他居于當時的權力中心﹐毫無可疑﹐他的回憶錄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歷史價值﹐即在于此。(chinesenewsnet.com)

中共領導的是“農民革命”嗎﹖
　　上面已說過﹐《海桑集》是一部國民黨政權的興亡史。反過來看﹐國民黨政權在大陸上興起與滅亡也就是共產黨從二﹑三十年代的挫敗到一九四九年席卷整個中國大陸的全部過程。本書作者于恰好在共產黨由敗到勝的兩個關鍵時刻都是歷史的積極參與者。因此本書第二編第二章《剿共與國內之牽制》和第五編《抗日勝利與東北禍患之勃發》是最值得細讀的兩個部分。

　　一九三○年以後﹐中共的主力集中在江西瑞金一帶﹐並正式在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所以在北伐告一段落之後﹐蔣決定了江西“剿匪”的政策﹐從一九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攻下瑞金為止﹐一共進行了五次圍剿。本書作者則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自告奮勇﹐出任江西省主席﹐為鄉梓效勞。



《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他回江西時正值第三次圍剿期間﹐但由于“九一八”日本侵佔東北﹐蔣被迫辭職以謀黨內團結﹐圍剿的事自然只有暫時擱下。第四次圍剿始于一九三三年六月﹐與同年十月所訂的“第五次圍剿計劃”事實上是連續的﹐不妨合稱之為後期圍剿。本書作者在後期圍剿（一九三三年六月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以省主席兼南昌行營辦公室主任的身分承擔了與共產黨正面作戰的任務﹐吸收了前三次的失敗經驗﹐這次圍剿採取了軍事與政治雙管齊下的新戰略。當時軍事的要點在碉堡封鎖﹐政治的要點則在發動民眾。這一新戰略終于奏效﹐使紅軍無法再在江西存身﹐只有突圍向西北流竄﹐即中共一貫宣傳的所謂“長征”。本書在這一章的敘事雖然稍嫌簡略﹐但大體的輪廓是相當真實的﹐毫無自我誇張之處。我為甚麼能說這樣肯定的話呢﹖這是因為有其他客觀史料可與作者的日記互相印證。青年黨領袖之一李璜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從四川到江西南昌行營訪問﹐由作者安排他考察了收復地區的實際情況。他證實了組織民眾和碉堡封鎖兩大措施確是逼使毛澤東﹑朱德的紅軍逃出江西的主要因素﹐他因此還寫了一本《江西紀游》的小冊子提供四川當局參考。
　　作者在本章第四節﹐論及“匪區的真實情況”﹐指出共產黨雖然以“分田分地”為號召﹐卻並沒有得到農民的真心支持。這一情況甚至出于作者最初的預想之外。這也是很可靠的實錄﹐足以打破中共宣傳的神話。關于這一點﹐更有數不清的史料可以支持作者的觀察。李璜記徐向前紅四軍在四川東北部的情況與江西完全一致。讓我再舉兩個來自當時江西“蘇維埃”內部的報告來印證本書的敘事。


《多維月刊》2008年7月號刊登多篇獨家內幕報導。
　　第一是伊羅生（Harold R. Isaacs）的經典著作﹕《中國革命的悲劇》。伊羅生是二十年代到中國來推動共產革命的一個人﹐與第三國際有密切的關系。“革命”失敗以後﹐他在上海住了很長的一段時期。通過共產黨內的劉仁靜﹐他收集了許多內部文件﹐特別是江西紅區的報告﹐他的書便完全建立在這些文件之上。他指出﹐井崗山的紅軍與農民之間根本格格不入﹐加入了紅軍的農民不斷逃亡﹐而農村中人包括農民在內﹐不但不支持紅軍而且還把他們當作“土匪”來攻擊。

　　第二是追隨毛澤東在井崗山“革命”的龔楚（後來是紅七軍軍長）﹐最後因為實在受不了中共在農村的殘殺而脫離了黨。他告訴我們﹕他當時是組織並策動過“ 蘇維埃”運動之一人﹐中共所吸收的都是農村中的流氓地痞﹐老實的農民根本不肯加入﹐而“採取躲避觀望的態度”。所以地方蘇維埃的重要干部和農會﹑工會的主席都是由這些流氓地痞構成的。這是參與其事者的直接供證﹐其可信性是很高的。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內部報告說﹕江西中共黨組織中的農民包含了許多幫會分子﹐便是一個最有力的旁證。

《海桑集》導讀﹕熊式輝日記的史學價值（1）
DWNEWS.COM-- 2008年7月7日21:52:48(京港臺時間) --多維新聞網

洪朝輝／《海桑集》是熊式輝40年政治軍事生涯的自我寫照﹐也是熊40余年日記的摘要濃縮﹐更是中華民國一位重要歷史人物的最新史實披露。

　　全書涵蓋43年（1907年到1949年）﹐按編年體的風格將全書分為六大篇﹐包括‘我與中國革命’（1907－1928）﹑‘北伐成功之後’（1929－1935）﹑‘中國之抗日’（1935－1941）﹑‘中國與友邦共同抗日’（1941－1945）﹑‘抗日勝利與東北禍患之勃發’（1945－1947）以及‘中國在抗日勝利後之厄運’（1947－1949）。每篇之後﹐由章節目排列﹐‘不費撰作﹐按年月之順序﹐標以事類﹐而次編章’。熊式輝日記披露了許多歷史密辛﹐對江西地方史﹑民國史﹑中美關系史和國共關系史的研究﹐具有相當的價值。限于篇幅﹐本文僅對《海桑集》所反映的熊式輝在江西﹑東北和對外關系方面的經歷進行簡要評述。
一﹑熊式輝與江西(chinesenewsnet.com)

　　熊式輝與江西的淵源很深。他不僅出生在江西﹐而且他的政治和軍事發跡之地也在江西。(chinesenewsnet.com)


《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早在1926年6月﹐當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後﹐熊式輝主動請纓﹐提出‘進取江西策略’﹐‘運用原駐瑞金一帶之賴世璜所屬之江西第四師部隊’起義﹐‘順流席卷贛江兩岸﹐直下南昌’。一般以為﹐當時的蔣介石舍武漢而攻打江西是一個戰略錯誤﹐因為在戰術上﹐奪取武漢﹐能夠截斷長江中游﹔在戰略上﹐轉攻江西﹐勢必進入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的地盤﹐將保持中立的孫傳芳逼向吳佩孚﹔同時﹐在攻下武漢後﹐蔣又不願逐鹿中原﹐進攻河南﹐而主打江西﹐也是一大失策。但是﹐東南五省（江西﹑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是蔣的發源地﹐以後建都南京也是他的夙願﹐加上﹐蔣不願看到李宗仁﹑唐生智等諸侯功高蓋主﹐尾大不掉。所以﹐在此關鍵時刻﹐熊式輝能夠了解舍武漢﹑中原而打江西的戰略意圖﹐主動利用鄉情舊誼﹐策反江西軍閥賴世璜部﹐佔領贛州﹐擴編國民革命軍第14軍﹐協助主力﹐最後于1926年11月8日﹐攻克南昌。這樣﹐自此以後﹐本不是嫡系的熊式輝逐漸成為蔣所信賴的親信﹐這是熊式輝政治生命的重要轉捩點。(chinesenewsnet.com)

　　1931-1941年﹐熊式輝擔任江西省主席﹐史稱‘贛政十年’。熊的日記完整地記錄了1931年到1941年江西社會的發展﹐並至少提供了下列四大方面的史料補充。(chinesenewsnet.com)

　　其一﹐有助于強化研究國民黨逐漸形成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chinesenewsnet.com)


　　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起源于1928年的‘濟南慘案’﹐而從一開始﹐熊就直接介入和見證了‘濟南慘案’的過程。1928年5月1日﹐北伐軍佔領濟南﹐但在5月3日﹐日本派遣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進攻北伐軍。對此﹐中方派出以熊式輝為首的代表團與日方談判﹐因為福田是日本陸軍大學校長﹐而熊是該大學的畢業生。日方提出‘濟南商埠幾條街中國軍隊不能通過﹐膠濟鐵路和津浦鐵路不能運兵。中國軍隊要退離濟南城20裡以外’等無理要求。隨後﹐熊立即與總司令蔣介石會面﹐斷定這是日方有計劃的挑舋行為﹐決定不予理會﹐主力部隊急速渡河。(chinesenewsnet.com)


1930年攝。熊式輝時任淞滬警備司令﹐兼任江﹑浙﹑皖三省剿匪總指揮﹐同年12月奉命再兼南昌剿匪總司令部參謀長。時年37歲。
　　5月7日中午﹐福田送來最後通牒﹐限12小時內答覆﹐提出‘有關騷擾及暴行之高級武官﹐須嚴厲處刑﹔對抗我軍之軍隊﹐須在日軍陣前解除武裝﹔在南軍（北伐軍）統轄區域之下﹐嚴禁一切反日宣傳﹔南軍須撤退濟南及膠濟鐵路沿線兩側20華裡之地帶以資隔離’等。蔣介石在超過12小時最後期限之後﹐基本答應了日方的要求﹐並派熊式輝再度親自將答覆信函﹐于5月8日上午面送福田。但福田等根本不顧校友情誼﹐一副‘猙獰面目’﹐並要熊轉交一份類似‘宣戰’的覆函﹐表示因為在最後期限內﹐未接到答覆﹐‘為軍事之威信計不得不採取斷然之處置’。5月8日下午﹐日軍向濟南實施進攻﹐5月11日﹐‘蔣軍無力抵抗而屈服﹐濟南城內外遭到嚴重破壞﹐中國軍民死亡數千人之多’﹐釀成著名的‘濟南慘案’。據熊式輝稱﹐他為了將福田的宣戰覆函從濟南送到蔣所在的泰安黨家莊﹐歷盡濟南城中日軍的種種刁難﹑沿路的跋山涉水和餐風露宿﹐于5月9日晨向蔣面報結果。熊的《海桑集》未提蔣的反應和中方的死亡人數﹐只認為這次濟南事變‘遲滯了我軍北進約有一個月時間﹐敵得安全撤退’。其實際後果是北伐軍避開了日軍﹐繞道繼續北上。

　　濟南慘案的後遺症在于﹐蔣介石對日的不抵抗主義開始成形﹐並為1931年九一八事件後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提供了基礎。最近解密的蔣介石日記提到﹕‘此行的主要任務是北伐﹐是打倒張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無法進行了’。蔣介石當時認為﹐中國國力衰弱﹐無法和日本打仗。蔣甚至有‘三日亡國’之論﹐懮心一旦開戰﹐日軍三天內就可以佔領中國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區﹐從而滅亡中國。

　　這一‘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被熊深刻領會﹐並大膽地運用在其江西省主席任內。熊式輝于1931年12月15日正式就任江西省主席﹐當時﹐日本人已經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並在1932年1月28日突襲上海。于是﹐為了加強抗日的力量﹐當時的軍政部長何應欽于2月5日﹐命令在江西剿共的蔣鼎文師急調上海﹐但熊次日回電﹐強調由江西抽出一師赴滬﹐對日本人無致勝之望﹐對中共則有先敗之虞﹐而日寇如割肉之痛﹐中共乃腐心之病﹐‘此時兩方兼顧﹐則兩方俱不能全也。日本之兵可隨時添加﹐我之增援有時自窮﹐故不如不予增援’﹐而且﹐江西的中共‘可隨時爆發﹐我之防備不可或疏﹐故不宜稍予抽調。勿刳不可刳之肉﹐而補不能補之瘡﹐則國家生命尚能望苟延一息’。
　　1932年2月20日和21日﹐蔣介石急電熊數次﹐命令調動正在贛州剿共的18軍赴浙江﹐並要求‘贛江兩岸只有放棄﹐僅守新淦與撫州以北地區’﹐熊認為﹐贛南中共所控制地區決非現在軍隊所能剿清﹐如不早下決心﹐則所有軍隊反為中共所剿所化﹐‘以無食之軍﹐非潰必變﹐不如早為之所也’。結果﹐熊冒著“抗命之罪”﹐擅自動用18軍﹐馳援被紅軍包圍的贛州﹐並于3月7日﹐擊潰贛州外圍之紅軍﹐熊對此感慨地寫道﹕‘抗命即可以救命也’。也許是熊有先見之明﹐預見‘攘外必先安內’必將成為國民黨的主導戰略﹐所以﹐他的違抗軍令的行為並沒有受到任何處罰。1933年5月9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的豫鄂皖贛湘五省剿共會議上﹐正式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熊式辉与中共一些领导人的密谈，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例如，1943年6月16日，熊式辉在重庆张治中（文白）家，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密谈三小时，内容珍贵，《海桑集》作了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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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熊日记详细披露了第四、第五次围剿过程中的军事决策和政治战略。


　　熊就任江西时，江西全省半数以上的县已被中共控制，红军也取得了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并在第三次反围剿过程中，于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熊上任后，在军事上，实行‘围剿’总动员，改编地方武装为15个保安团，推行‘三保’政策(保甲制度、保卫团制度、堡垒政策)，有效遏制了中共根据地的拓展与巩固，并最终帮助国民党取得了第五次‘围剿’的胜利，逼迫红军离开江西并进行长征。有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中共党史的主流解释一直强调党内的分裂、机会主义路线的主导、毛泽东的失势和李德的瞎指挥，很少提及国民党的成功之道和熊式辉的战略战术。(chinesenewsnet.com)




1942年，赴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摄于华盛顿寓所。

　　其实，在政治上，熊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为战略思想，以‘管(制)、教(育)、养(育)、卫(戍)’为策略手段，强化省主席的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体系，并将全省83个县划为9个行政区，垂直管理，深得蒋介石的高度信任和倚重，促使蒋介石在1938年1月，将爱子──蒋经国派到江西，做熊式辉的‘学徒 ’。

　　其三，有助于探讨熊式辉在抗战时期，与日本人、中共领导人、俄国人和美国人的互动与联系，包括熊对日本人的态度和对策、对新四军的应变策略、以及对美国人和其他同盟国的观感和建议等，尤其是熊与中共一些领导人的密谈，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例如，1943年6月16日，熊式辉在重庆张治中（文白）家，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密谈三小时，内容珍贵，《海桑集》作了详细记录，要点如下。




　　一是周恩来抱怨国民党实行特务政治，但熊答：这种特务杀人的手法是‘中共抄袭于苏联，而（国民党）中央又抄袭于中共’，也就是说，是中共教会了国民党如何实行特务政治。二是周提出战后的中国经济建设，‘不能抄袭他国成规，自由经济固不可，计划经济管制经济亦所不能，中国自有中国相宜之路，即在三者之混合，持论不可太左’。三是在军事上，周建议，中央政府应该训练‘30个师，乃至60或90师，使全国优秀皆能加入，不分党派，不分地域，尽管以三民主义为政治教育之中心，全国亦自无人有话可说，如此不独于将来决战有一种新力量，亦可以建立国军之基础’。四是周针对国民党提出的两点要求（即交出政权军权、两党合并）答道，‘我往陕北当尽力主张，对第一点多多具体表现，对第二点当待以时日。党之合并，不外两党联合，与一党中容有派之两途，总裁在汉口有一次谈及此问题时曾作细言：你们可在党内成一共产派’。由这一谈话表明，周恩来确实是中共党内的温和派，但没有实力将上述想法付诸实施。(c




1941年，48岁的熊式辉担任军事代表团团长赴美，与美国友人合影。

　　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熊式辉曾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陈毅、曾山等面晤，表示合作抗日，和中共江西省委在南昌召开各界人士抗日座谈会，提出‘保卫大江西’。


　　其四，能够填补1934年后红军离开江西、开始长征后，江西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的空白，提供国民党方面，尤其是熊本人亲身经历方面的史学资讯和理论解释。(

　　例如在教育问题上，1940年10月31日，熊式辉一手创建了国立中正大学（现为江西师范大学），其主要目的是建立国民党的‘中央党校’，培训干部。《海桑集》附录了熊式辉在中正大学开学典礼上致词的全文。其中提到：‘本大学经过了七年的酝酿、15个月期间的筹备，29次会议的讨论，才在全国欢欣鼓舞庆祝总裁54 寿辰的今日举行开学典礼’，并提出本大学不提倡学术中立和个人绝对自由，而主张‘使学校为政府之研究部、政府为学校之实验场’，‘使学术理论与实际工作相贯通’，‘实验政教合一之理想’，实践蒋介石的‘党化教育’。值得一提的是，在今日江西师范大学校园门口的八块精致、雄伟的石碑上，实事求是地公开承认与肯定了这位国民党‘战犯’为该校的创始人。



《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在地方建设上，熊提倡与实施‘赣人治赣’。农业方面，成立了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与江西省农业院；教育方面，保证和增加教育经费，主持筹建泰和幼稚师范、江西省立苏溪师范国民小学、实验小学、天翼图书馆、江西地方政治学院、私立仰公中学等；卫生方面，创设江西全省卫生处，并设省立医院、卫生试验所、护士学校、助产学校及全省各县医院、诊所等；市政建设方面，设立市政专员室，大力举办南昌市政建设，整治三湖(东湖、南湖和北湖)，建设公园，改建大桥，修筑马路。同时，又有萍乡煤矿的整理、陶业管理局的设立、浙赣铁路的修通，以及《江西通志》的续修，皆为熊式辉任内所为。

　　另外在土地问题上，当初熊式辉最担心的是红军走后，原有的苏区土地已经分给农民、原有的地契必然已被焚毁、原有的地界也必被铲平，这样，一旦地主回来，必将出现许多土地纠纷。于是熊制定了60多条农村土地处理条例，作为处理纠纷的依据。可是，当国民党收复江西黎川和广昌之时，情况远远出乎意料，因为 ‘黎川农民分得田地之后，竟有私自向逃亡在外县之地主纳租金者，而广昌田地分配之后，仍各耕其原有之田，而对于新得之田，则多置之不耕’，原因是中国‘土地制度根深蒂固，所有权的观念等于天经地义，一旦无条件的夺他人田地据为己有，良心终觉不安’。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农民的纯朴与善良。

作者：沧浪之水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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