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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解》的主要改写章节：九﹑关于“礼送林副出境”的神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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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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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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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九﹑关于“礼送林副出境”的神话
关于此事，我查到的说法一共有三个主要来源：官方版本、吴法宪回忆录以及舒云的采访报告。不但这些说法彼此矛盾，就连同一来源的说法都破绽百出。史学考证中还真难得见到如此有趣而特殊的案例，其中所有当事人的证词都无法自圆其说，似乎都是谎言或起码部分是谎言。惟其如此，也就难以在比较辨析不同证言、排除不可能事件之后，推导出谁的说法更可信，只能另起炉灶，提出更可信的假说。
各方唯一不持异议的，便是由官方提供的林彪一行出逃的时程：
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时32分，林彪专机256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凌晨1时55分，256号三叉戟飞机从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在中方雷达上失去踪迹。凌晨2时半，256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东北的草原上机毁人亡。
同日凌晨3点15分，周宇驰等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企图外逃。因遇到空军拦劫，该机于6点多在京郊怀柔县境内降落。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活捉。
除此之外，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上，所有的说法都互相矛盾甚至自相矛盾：
１、谁在监视以及怎样监视256专机飞行
官方版本有两个，分别由汪东兴与李德生提供。汪说：
“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
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
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我
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主席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
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听
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
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
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
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它的话，我没有告诉他。”（1）
该证词提示，负责雷达监控的乃是在西郊机场的吴法宪。
李德生则说他在空司进行了监控：
“9月13日零点32分，北戴河的警卫部队报告，林彪不顾警卫部
队阻拦，已乘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了！……总理一听这个消息，马
上出去打电话报告了毛主席，并请示了一些事情，回来后立即对我
说，林彪乘飞机逃跑了！命令我马上到军委空军司令部，代替他坐
阵指挥，随时报告情况。总理指示我二十四小时都不能离开。实际
上，我五天五夜都没有离开空军司令部。同时，总理派杨德中同志
随吴法宪（监视他）去西郊机场掌握情况，派纪登奎同志去北京空
军司令部。总理还发布了‘禁空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
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我的汽车急驰空军司令部，下车后我快步进入作战部指挥所，并找
来空军参谋长梁璞，一起注视着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这时，我
看到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标志的亮点正向北移动。位置在
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之间。
……
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又调转方向往北飞的。
我和梁璞紧张地注视着荧光屏。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
情况异常。’我问他：‘有什么特点？’梁说：‘第一，飞的不是
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
是低空。’我坐在一张很大的写字台前。这是空军指挥所，桌上装
有直通总理的红机子专线电话，我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
到达地点等等情况向总理汇报。当我向总理请示处置办法时，总理
告诉我，已请示了毛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
吧。9月13日凌晨，那架飞机出了国境。我及时报告总理。
凌晨3：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
去。’我立即报告总理，他请示毛主席后，指示说：‘要它迫降，
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走!’我命令北空起飞了八架‘歼6’
拦截，迫使直升机回头，迫降在怀柔境内。（39）
此说与他的另一份回忆录基本一致（40）。
然而吴法宪却说，9月13日凌晨一点左右，他在西郊机场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潘景寅的表态，周却告诉他，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要吴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于是吴便奉命跟踪256飞机：
“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
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
当飞机开始向西飞的时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师指挥所的报话机，
不停地向飞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可喊了大约十五分钟，
潘景寅不作回答。这些情况，我都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
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
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
方。我说：‘已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
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
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
不久，周恩来又来电话说：‘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
飞机飞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我说：‘请总理放心，我绝
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拦截，并把它打掉。’周恩来
表示同意。
我当即打电话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
命令，要他打开所有的雷达进行警戒，绝对不允准有任何一架飞机
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它打掉。
紧接着，周恩来下达了禁航的命令，命令全国所有的飞机一律不准
起飞，如果要起飞，必须要有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
李作鹏五人的联名命令。
我又立即打电话向北空的李际泰、沈空的张雍耿传达了禁航的命令。
其它军区空军，我要空军司令部调度室作了传达。当时我找司令部
参谋长梁璞没有找到，因为国庆节即将来临，他到天安门组织国庆
节预演去了。命令是由司令部一个值班的副参谋长负责传达的。
随后，我又向空三十四师的时念堂当面作了交代，三十四师在西郊、
南苑、沙河三个机场的飞机，绝对不准起飞，要立即传达禁航的命
令。
到清晨两点多钟，周恩来又打来电话问我在那里，我说还在西郊机
场。周恩来说：‘我叫杨德中到你那里来。’我说：‘好。’杨德
中随后就赶到了机场，和我在一起。我明白，这是不信任我了。
到了清晨三点多钟，时念堂报告我说：‘有三个人到了沙河机场，
要直升飞机起飞。’我当即命令：‘不准起飞，如果起飞就把它打
下来！’我立即把这件事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同意，同时要
我查一查，这三个人究竟是谁，是地方的还是部队的？
不久，直升飞机强行起飞了。我报告周恩来说：‘飞机飞向南口方
向。我已经命令张家口的歼七飞机准备起飞拦截。如果直升飞机飞
向国界，就把它打下来。’周恩来表示同意我的处置。
当直升飞机飞越南口和怀来时，我又向周恩来报告了一次。飞机飞
到张家口附近时，我请示周恩来说：‘飞机已经由歼击机跟踪，如
果再向北飞，就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以后，直升飞机开
始在张家口上空盘旋，又经宣化、怀来、南口上空，飞回到沙河上
空，并有向西郊机场飞行的趋势。我向周恩来报告说：‘看样子是
要在西郊机场降落，但万一飞向北京市里，我就把它打掉。’周恩
来立即表示同意。
放下电话，我和杨德中一起走出候机室，来到室外，遥望天空，这
时已经可以隐约看到飞机了。但过了一会，飞机并没有在机场降落，
而是向东飞去。我向周恩来报告说：‘我已经命令空二十师来接替
空七师继续跟踪。’周恩来说；‘好！’
这时，周恩来已经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了解情况和‘协助指挥’，
梁璞也回到了指挥所。”（41）
这儿说得明明白白，跟踪林彪座机出逃由吴法宪在西郊机场独力进行，建议拦截256飞机的是他，建议拦截直升飞机的也是他，根本就没有李德生和梁璞什么事。两人是在直升飞机起飞后才到空司的，那时林彪座机已在温都尔汗坠毁几十分钟了。空司作战值班室那晚根本就不是指挥中心，李德生顶多只在后来参与了跟踪迫降直升飞机。
就连对迫降直升飞机一事，两人的说法也不一致。吴说是直升飞机起飞后他向周报告，周当即同意拦截，于是吴便命令歼七起飞，而李说的则是他向周报告，周请示毛后才下令拦截，于是李便命令北空起飞八架歼六迫降了该机。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军事指挥只能有一个中心，决不能政出多门，否则下级无所适从，必然导致灾难。如今吴、李二人一在西郊机场，一在空司，平行指挥同一行动，究竟让下面听谁的？如果两个司令部都派出战机，两批战机就算不发生误会打起来，也要干扰对真正目标的搜索。难道戎马一生的周恩来连这都不懂，竟然会在此重大危机时刻犯下这种劣等错误？
以常理度之，周派丝毫不懂空战技术的陆军将领李德生去空司，并不是让他去指挥作战，而是让他去监视空军，防止异动。因此，李德生多半是自吹自擂。至少在拦截直升飞机这件事上，吴法宪说的是真话，是他在指挥，老李不过是在密切监视该行动罢了。
舒云的调查报告则兼收并蓄了上述两种说法，丝毫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的矛盾（42）。
这两种说法不但互相冲突，而且在以下细节上破绽百出，根本经不起推敲：
１） 通过雷达监视器竟能确定256的航线
前节所引256专机副驾驶康庭梓的证词已介绍了雷达监控飞机的操作过程，那就是由雷达员从荧光屏上判明飞机的高度、方位、速度等信息，将这些信息通过报话机报告给标图员。头戴耳机的标图员根据所报信息，“用带颜色的画笔标在紧贴地图的玻璃板上”，描出飞机的轨迹。如此才能看出飞机在地图上的位置，而这从雷达屏幕上是看不出来的。
这就是当时进行雷达监控飞行的操作常规，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但陆军将领李德生无此常识，就连空军司令吴法宪甚至空司作战部的参谋人员也居然不懂这常规。
李在一份回忆录说的是从雷达屏幕上监视256机的航线：
“我的汽车急驰空军司令部，下车后我快步进入作战部指挥所，并找
来空军参谋长梁璞，一起注视着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这时，我看
到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标志的亮点正向北移动。位置在承德
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之间。”（39）
但另一份回忆录上却变成了标图板：
“我看到标图板上显示二五六飞机正在向北飞行，已越过承德，到了
内蒙上空。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40）
舒云采访的空司人员（未指明出处，只好笼统判为“空司人员”）则忽而说标图板：
“李德生坐在一张很大的写字桌前，桌上有直通周恩来和汪东兴的‘红
机子’。白云指着总空情标图板，向李德生报告三叉戟飞机的飞行动态
和飞行特点。” （42，下同）
忽而又说是雷达荧光屏：
“空军参谋长梁璞望着雷达荧光屏上的三叉戟飞机，说这架飞机飞行不
一般，情况异常。”
还必须指出，无论是李德生说的“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还是舒云说的（当然只可能是她转述，可惜她习惯性地“省略” 了出处说明）“空军指挥所的标图板是布满整幅墙壁的大荧光屏”，都不可能存在——当时的中国没有组合电视技术。
类似地，吴法宪也在回忆录里也说：“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
很难想象亲历了雷达跟踪的人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特别是李德生对那“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上的亮点移动”的生动描述，不能不让人怀疑发源于好莱坞。
２） 航线各说不一
舒云在《林彪座机坠毁前后的空军指挥所》中先说：
“此时，空军指挥所、北京军区指挥所、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以
西西郊机场调度室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三叉戟飞机飞出去是一条
直线。”（42）
所以，四个地方都看得清清楚楚，林副越境是直线叛国。
但同一篇文章马上又说：
“据梁璞回忆，出境前，三叉戟飞机在边境上空绕了一圈。这有些
让人想不通，到了国境，要逃还不快逃，为什么还要绕上一圈？”
这又变成了曲线叛国。她采访的据说都是目击者，这些人目击了一生最刻骨铭心的事件，却会在这本不可能出错的事上互相矛盾，不亦怪哉？
类似地，吴法宪在回忆录里说：“当飞机飞到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我们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飞机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可空司作战参谋朱秉秀却说：“看样子，林立果一伙事先仔细研究过航线，考虑过如何躲过地空导弹和空中歼击机的打击。三叉戟飞机自己建立的那条航线，沿途基本上没有机场，也没有地空导弹部队，又是茫茫黑夜，根本不可能拦截到。” （42）
因此，要么飞机没有飞过赤峰一带，要么赤峰附近的“歼击机部队”是影子部队，只存在于吴法宪的想象中，要不就是有歼击机部队而无机场，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
２、能否监视
一般人不知道，同步追踪不按固定航线飞行的林副专机，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在当时极度落后的中国很难想象。
胡萍在接受舒云采访时介绍过当时跟踪专机的常规操作：
“吴法宪不止一次交代我，林彪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飞机，你直接安
排，就不要通过我了。注意保密，飞机呼号临时改变。我冤屈在哪儿？
我是管专机的，林彪坐的那几架飞机，都有准备。电话一来，马上就
出发。从北京送到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还有文件，几乎每天都有
飞机为林家服务。太频繁了，容易泄密，吴法宪有交代，凡是到北戴
河的飞机，由你掌握，以训练的名义。这在内部很平常，别的首长也
这样。改航线那是外行，到北戴河，不能说到上海，实打实，起飞后
沿途雷达都要看，上北戴河，你说去上海，根本不可能。但可以多发
几条到其他地方的航线，专机飞行一向神秘，‘文革’前江青到上海，
不但正常的任务派遣程序被取消，连飞行中起码的空中联络也被限制，
只准按下发话键，而不能讲话，至于飞机上拉的是什么人，根本不知
道。声东击西这在全国最重要的专机任务中司空见惯。” （33）
因为缺乏专业采访训练乃至起码的文字整理能力，舒云的调查报告中除了来历不明的叙述与议论外，可以判明来源的证言似乎都是原始录音稿，“信噪比”极低，有意义的信息被大批无关宏旨而且常常不知何所指的“干扰噪音”淹没，如同密码一般难懂。胡萍这段杂乱无章的话最典型，但在过滤了噪音之后还是可以破译的。这儿有用的信息就只有几句话：专机起飞后，沿途雷达都要接力跟踪，以确保安全，因此其动向无法对地勤人员保密，保密措施只能是同时多发几条航线，不让地面知道乘客是谁，并严格管制空中联络。
由此可见，中国当时没有远程警戒雷达，否则跟踪专机飞行就会采用，以使掌握专机行踪的地勤人员数目减到最低限度，以免让众多的雷达站接力跟踪，增加泄密的风险。据此可以判定，跟踪256飞机不是西郊机场的雷达可以独力完成的，飞机的动态必须由沿途雷达站报到西郊机场后，标出图来才能查明。但256根本没按航线飞，沿途是否有雷达站大可存疑。在这种情况下要查明它的去向，就必须开动华北地区所有的雷达站去搜索。
前文已经介绍过，根据康庭梓证词，林副专机在飞到距山海关机场１２０公里处即从雷达屏幕上消失，而那轨迹乃是用原始的标图作业显示的。按常理推测，因为到北戴河避暑开会的中央首长经常使用山海关机场，所以该机场应为重点保护对象，那儿的雷达功率﹑分辨率等等一定是国内第一流的，然而林副专机因为在低空飞行，在１２０公里处便逃出了机场雷达的监视。
雷达发现目标，乃是靠飞机把雷达发射的无线电波反射回来，而这电波是直线传播，由此便形成了与地球球面相切的切面，处在这切面以下的空域便是雷达盲区。飞机飞得越低，处在这盲区的时间也就越长，也就越不会被敌人发现。这就是兵家所谓“超低空突防”的原理。
据蒙古前副外长永栋介绍，林副的专机与众不同，上面装了苏联最先进的测高仪。虽然这不是军用飞机超低空突防所用的雷达，不能防止飞机在作超低空飞行时撞到眼前突然冒出的山或其它较高的障碍物上去，但在平原地区作低空飞行还是相当安全的，因为那仪表能准确指示高度，不会因为高度指示不准而撞毁。
根据李德生以及舒云采访的空司人员的证词，那飞机一直在作低空飞行。假定它的高度始终保持在逃出山海关机场雷达监视时，那么，要让飞机始终处在雷达网的监视下，它的行经地域之内就得跟栽秧一样，以２４０公里的“行距”与“株距”种下雷达站。考虑到雷达搜索面是圆形而非正方形，将因此造成的站点之间的盲区考虑进去，则各站点相距还得从２４０公里降为１７０公里，才能有效覆盖所有区域。
换言之，北中国得像棋盘格子一样，每隔１７０公里就建一个雷达站，这才能持续监视该机的飞行轨迹。如果雷达站之间相距超过了这个距离，则必然要出现衔接不上的盲区，此时飞机就要从前一个雷达屏幕上消失，而下一个雷达站还没有发现，这就要给其它雷达站带来麻烦。特别是当用手工作业标记飞机轨迹之时就更是如此。三叉戟１Ｅ低空飞行时速约６００公里，飞机从雷达站中心到飞出搜索面只需要１７分钟左右。如果飞机未飞越雷达站中心，只是雷达搜索圈边缘倏忽穿过，时间就更短了。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手工描图而不是计算机处理，就很容易丢失它的踪迹，无法准确得知它到底是从哪个方位消失了。
华北雷达密度是否达到了上述“合理密植”的要求，非常值得怀疑。文革大串连中我在京广线﹑陇海线上来回旅行了若干次，似乎从来没见到什么雷达站。
上文还假定那飞机始终保持在山海关附近的高度，如果此后飞机降低了高度，那雷达站的密度就得急剧增加，才能保证飞机不逃出视野。如果再考虑上山区的复杂情况，同步追踪那飞机就更困难了。
此外，林立果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官方还说他出逃前带上了三北地区的雷达兵部署图，难道他不会专找没有雷达站的地方走？上引空司参谋朱秉秀的证词就指出：“三叉戟飞机自己建立的那条航线，沿途基本上没有机场，也没有地空导弹部队，又是茫茫黑夜，根本不可能拦截到。”
就算华北真是密密麻麻地种满了雷达站，覆盖了所有空域，让林立果无法逃避，那些雷达首先还得开机才行。可上引吴法宪证词说得明明白白，林彪出境后，周恩来给他下的第一个命令是不许有任何飞机飞到北京。吴立即向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传达了此令，命令他打开所有雷达进行警戒。可见此前连北空都没有打开全部雷达，何来李德生说的“全国雷达都打开了”？既然没有开机，又如何能接力跟踪？既然不由各地雷达站接力，吴法宪又怎么可能光靠西郊机场的雷达便能全程跟踪256专机？
有趣的是，吴法宪自己也说，当周宇驰等人乘坐的直升飞机飞过西郊机场，向东飞去之后，他便命令空二十师接替空七师继续跟踪（见上引证词），这等于证实监视低空飞行的目标必须由各地雷达站接力，那他又是如何在全国雷达站开机前，靠一个雷达便能目送林副出境的？
这结果就是，吴法宪实际上指控李德生、舒云采访过的所有的空司人员以及他本人都撒了谎。李德生和梁璞是在林彪越境后才到空司去的，所以两人声称在空司监控林彪越境乃是谎言，而且吴本人“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的故事更是双重谎言。
然而无论是汪东兴还是李德生都承认，吴在西郊机场完成了那不可能的业绩，而且还主动提出了拦截256的建议。他们这么说，等于是参与吴一道撒谎。于此，我们便遇上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谎言瀑布（cascade），其中所有的当事人都撒了谎。
突破这谎言瀑布只有两种可能答案，第一种是吴法宪错了，李德生和舒云采访的空司人员才是对的，全国雷达站确实及时打开了，双方都参加了全程监控。吴法宪之所以这么说，或是有意撒谎，或是记忆出错，或因他当时不在空司，不了解空司当晚的活动而在回忆录里瞎说一气。
吴有意撒谎抹杀他人功劳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他同时也间接指控了自己撒谎，那并非有意为之，而是从字里行间泄露出来的。不是思虑周密、阅读仔细的读者就不能察觉。用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诬陷他人，如同说吴晗用《海瑞罢官》曲折隐晦地攻击毛泽东、为彭德怀翻案一般离奇。更不必说谁也不会干为诬陷他人把自己也套进去的蠢事。
吴记错了的可能性也很小。九一三事件是他绝无可能淡忘的最重大的命运转折点，为此受过无数次审讯，写过无数次交代，本来就难以忘却的记忆早被强化为永久记忆了。何况据采访他的师东兵说，吴在80多岁时记忆力还相当出色，竟能把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写的《我的一点意见》背诵得一字不差（2）。比起九一三事件来，庐山会议不过是小儿科，他会在这种生死系之的大事上出记忆差错么？
吴那晚不在空司、在西郊机场看来倒确实是事实，因为各家证词一致。那他会不会因为不了解空司的活动，误认为空司当晚无所事事？这也不大可能。他交代得清清楚楚：256专机越境后，周恩来先来电话警告吴，绝对不许有飞机来京，否则他和吴都要掉脑袋，紧接着又下了全国禁航令。吴闻命后立即打电话到空司找参谋长梁璞，但后者不在，只好令值班的副参谋长负责向各军区传达该令。当时空司除他外，无任何人知道出了什么事，更无从预知他即将倒大霉。他传达的是以脑袋作担保的紧急军令，如果梁璞当时真在空司，绝对不敢佯称不在，不来接电话。因此，吴说的若非真情，那就只能是有意撒谎。但若他是有意撒谎，未见得会如此丝丝入扣，连梁璞何故缺席、何时回到空司都交代得明明白白。
因此，我认为，对李德生、梁璞何时到达空司一事，吴法宪弄错的可能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概率极低。
退一步说，就算吴法宪错了，李德生说的才是实话，全国的雷达都打开了，那还有个雷达站间协调联络的严重问题。中国幅员这么大，从各地涌入空军司令部或西郊机场的信息需要大型计算机处理，才能在瞬时内标记出飞机轨迹来。二战期间还没计算机，英国人解决这个问题乃是雇佣大批女郎，如同打弹子一般，围着一个大地图用长杆推飞机模型，指挥员站在大厅高处往下看。但这种原始的手工作业，在英国那小国倒没太大问题，在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便难以想象了。
何况那还是７０年代极度落后的中国。从跟老大哥闹翻后，先是３年大饥荒，后是林副的“突出政治”，军队根本就不练武，遑论技术投入，接着又是文革，军队科技落后到极点，能有大型计算机处理各地报上来的信息么？更何况各地只能用电话口头汇报情况，根本就不是今天这种各地计算机联网的局面。哪怕有现代计算机都还难处理各地纷至沓来的口头信息，再迅速将其综合后，描出某个特定飞机的运行轨迹来。要在当时中国完成这任务根本就不可思议。
再退一步说，假定中国当时确有远程雷达，能在西郊机场和／或空司全程礼送林副出境，用不着各地雷达站接力，那也无从解释吴法宪、李德生等人能从雷达荧屏上历历看见256专机航线的咄咄怪事。
既然吴法宪在此事上撒谎或弄错的可能性都很低，剩下来的可能就是，他的间接指控是真的：那晚其实谁都没能监控林副出逃，整个“开枪为他送行”的故事乃是按照中央文件的大致精神，由各人自行虚构出来的，未经集体讨论，统一创作。此说非但不像“全程监控林副”说那样可以轻易被逻辑证伪，而且能解释为何所有的人都扬言参与了全程监视，但所有的证词都破绽百出，不但无法捏在一起，而且无从通过比较辨析来判断谁说的更接近事实。
按福尔摩斯的教导，在所有其他可能被排除之后，最后剩下来的那种可能不管表面上看来何等荒谬，都只可能是事实。在此案例中，所有当事人的说法虽然不能彻底否定，但成立的概率都极低，无法取信，只能采用与之相反的假设。虽然此说与大众坚信的相抵触，但它成立的可能仍然要比那些言之凿凿、活龙活现的证言高得多。
3、能否拦截
要拦截256专机，必须满足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地面警戒雷达能发现该机位置。第二，战斗机起飞后能找到该机。前文已经讨论过，当时中国很难做到第一条，所谓“全程监控”多半是谎言。这条做不到，还谈什么拦截？
但汪东兴却说，并不是我英勇的人民空军没本事拦截，而是毛顾及影响，决定放林彪出国：
“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
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
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我
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
这时时针指向13日凌晨1点12分。飞机从起飞时算起，已经飞
了40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飞机放过去，是毛主席﹑周
总理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对的。要是把这架飞机拦截下来。那可不
得了！会在全国造成不好的影响。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我们当时并
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拦截专机，我们怎么向全国人
民交代！”（1）
这位军委成员真是个典型的毛共大老粗，丝毫不知现代战争为何物，蔚为富有中国特色的奇观。吴法宪回忆录中说的是用歼击机（战斗机）“拦截回来”，不是他说的“强击机（战斗轰炸机）拦截”。“拦截”的意思很模糊，包括击落和迫降在内。共军首长居然使用这种暧昧语言向最高统帅汇报作战方案，而且到最后也没说清楚，甚至变成 “拦截下来”，带上了更多“击落”的意思，天知道辩证法（＝模糊思维）大师毛泽东最后弄明白了没有。如此头等军国大事都稀里糊涂，难怪国人的模糊思维习惯无从破除。
如果“拦截”或“拦截下来”的意思是动用战斗机击落之，则我想毛大概不会同意，这理由就是汪说的那条：无法向全党交代。人家还在境内巡视大好河山，你就把人家打下来，这不成了正主席谋杀副主席了么？伟大领袖虽是超级流氓，不过这种拙劣的流氓手段品位太低，他老人家看不上。当初放走达赖喇嘛，据说就是毛的决定。这决定确实显示了他的流氓段位：无论是把万家生佛抓来坐牢还是处死，都实在说不过去，不如让他跑掉算了。
但如果“拦截”是指“迫降”，则我实在看不出伟大领袖为何会不同意。毛当初决定放走林，乃是让他到广州去自我暴露，不是让他去投靠苏修。现在既然发现上了当，只怕既定方针得及时修改才行，那也没什么“那可不得了！会在全国造成不好的影响”。全国人民能知道什么？怕的是林不明不白地死了，只要活捉，只管批倒批臭，不提这出走被抓的事不就行了么？
不仅如此，汪副主席居然没有意识到这说法和官方其它说法构成了明显矛盾：张耀祠不是曾下令８３４１部队追击么？李德生在回忆录里也说：“北戴河的警卫部队报告，林彪不顾警卫部队阻拦，已乘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了！山海关机场曾三次报告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竟然没有下令阻止起飞。” （39）
无论是追击林彪座车，还是“阻止飞机起飞”，和动用战斗机迫降他的专机究竟有何区别？无非是一在地面一在空中罢了。地上拦得，空中拦不得？这是什么逻辑？所以，根据汪东兴传达的主席思想，警卫部队其实违反了主席指示，反倒是“没有下令阻止起飞”的李作鹏才是深得主席思想真髓的伟大战士！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在后来审判李作鹏时，要把“故意放跑林彪”当成他的反党罪状之一？仅此一端就足以表明，毛放走林彪不假，但只想放他在国内跳梁，并没想让他逃到苏联去。
毕竟，林彪逃到苏联去意味着极大麻烦，起码要给我党造成意识形态上的极大尴尬──林副可是党章宪法决定的接班人，如今这接班人竟然投奔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中国的头号仇敌，到底算什么事？该怎么向人民解释这空前丑闻？虽说中国人民好糊弄，但如果林彪跑到莫斯科电台去发表演说，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毛泽东及其一切走狗”，那又该怎么办？偷听敌台的人有的是，我党不可能一手遮天，那消息迟早要泄露到民间去。
何况副统帅大人熟知党国的政治军事绝密，包括党国领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这些绝密落到了中共头号意识形态仇敌手中，能有什么好处？时驻蒙古使馆二秘孙一先就披露：
“对于三叉戟２５６号飞机上是否装带有机密文件，当时谁也不清
楚，因为时间刚刚过去短短一个星期，掌管文件的部门还来不及彻
底清查核对。总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当然要十分重视现场有
没有机密文件。‘九一三’之后，国内向使馆发的第一个电报，就
提到‘未烧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转交我们’。” （43）
更别说此举可能引发的其它连锁反应了。官方曾透露，当时生怕苏联趁机入侵。孙一先在回忆录中披露：
“我认为更大的灾难也许是他跑到苏联去搬兵；苏联领导人把中国
的内情透彻了解之后，就像１９６８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下
令压在中国边界上的百万苏军大举入侵，护送林彪回到北京，当苏
联的‘儿皇帝’，这并非是不可能的。在中外历史上，这种情形是
不少见的。据了解，周总理和军方领导人一起，在林彪叛逃之后确
确实实做了防止苏联入侵的军事部署。总理当时下令在军事上作充
分的准备，决不是无的放矢。”（同上）
既然如此，故意放走林彪，岂不是跟自己过不去？毛就算再想显示气度，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周宇驰等人乘坐的直升飞机不是就被迫降了么？为何不能如法炮制林副专机？
所以，看来更可能的还是，中共没有把林彪拦下来，其实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心有余而力有所不逮，没有那个技术能力。舒云采访的空司作战参谋已经老实承认了：
“据朱秉秀回忆：吴法宪弄不懂，对付直升飞机我们有手段，打三叉
戟飞机，从技术角度看当时没有手段，我们作战参谋没有提出来打。
真正落实打，技术上不好解决。当时夜航大队的飞机都是歼五、歼六，
没有装备空空导弹。配有空空导弹的飞机不在引导范围。而且歼击机
起飞不那么简单，要有准备的时间。三叉戟飞机的速度并不比歼击机
慢，拦截也不大可能。地空导弹可以守株待兔，但那时中国的地空导
弹主要是打台湾的美制U－2高空侦察机，都是2万米的高度。而三
叉戟飞机高度太低，无线电跟踪不到，导弹无法制导。看样子，林立
果一伙事先仔细研究过航线，考虑过如何躲过地空导弹和空中歼击机
的打击。三叉戟飞机自己建立的那条航线，沿途基本上没有机场，也
没有地空导弹部队，又是茫茫黑夜，根本不可能拦截到。” （42）
就连“对付直升飞机我们有手段”其实也是大话。李德生业已承认，地面雷达虽能找到直升飞机，但负责空中搜索的八架歼六都找不到：
“地面电台这时向直升飞机呼叫返航，直升飞机不听不理。我问
了梁璞一些技术问题后，立即叫梁璞命令北京空军部队起飞八架
歼六战斗机拦截直升机！夜航作战，全凭机上雷达导航。而歼六
飞机和直升飞机速差非常大，又是从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飞行的
直升飞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如满天繁星。八
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
后来只好采取地面为歼六飞机导航，指示目标位置，向目标开炮。
即使打不到，也能对直升飞机造成威胁，迫其降落。这一措施收
到了效果。”
“事后得知，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同志发现林彪死党周宇驰、
于新野要判逃，就想往回飞，但周宇驰懂飞行，用枪逼迫他继续
北飞。正在这时，歼六飞机开炮了，虽然没有打中，却给陈修文
找到借口，说要躲避射击，东转西转，将飞机飞回到北京郊区，
最后在怀柔县境内迫降。” （40）
连缓慢飞行的直升机都没有本事迫降或击落，真是说不出的窝囊。但六七十年代的空军确实是饭桶，中国领空乃无人之境，谁都可以大摇大摆闯入，再从容全身而退。当时的防空只是对高空侦察机有点辙，那还全靠刘亚楼想出来的所谓“导弹游击战”，亦即用苏联人装备训练出来的几个导弹营在全国到处“救火”。哪儿有敌机频频骚扰，就把导弹营拉到那儿去。但那类导弹是对付高空侦察机的，对付中低空飞行毫无用处。中国的主力战机都是高空战机，机载雷达乃是从苏联引入的原始的圆锥扫描体制的脉冲搜索雷达，有效作用距离短，抗干扰能力不强，低空探测效果差，很不可靠，更缺乏配套机载武器，得靠地面雷达指引到达作战空域。在夜里从高空根本就无法找到低空目标，李德生已经坦率承认这一事实了。
地面警戒雷达更是提不起。国军空军人员多次驾机“起义”飞入中国领空，竟然无一次被发现，遑论遇到战斗机拦截引导。其中以黄植诚、李大维和林贤顺的案例最搞笑。
1981 年8月8日，国军空军第5联队少校考核官黄植诚借考核新飞行员之机，驾驶F-5E教练机 “起义”。当他飞入福州空域时，後座学员许秋麟发现到了大陆，便坚决要求回台湾。黄植诚尊重他的意愿，便掉头飞出大陆，飞到国军控制的东引岛上空，让许跳伞，随後再次飞往大陆，在福州机场安全降落。黄进来又出去，出去又进来，如入无人之境，中共空军从头到尾毫无察觉。直到他降落在福州机场上后，机场人员才大吃一惊。
1983年4月22日，国军陆军航空兵第1支队第1分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驶U-6A侦察机从台湾花莲起飞，飞往大陆。因当时天气恶劣，他无法找到机场，在福建宁德三都港盘旋时被港内军舰误会，遭到高炮射击，便在海滩上迫降。李在福建上空为寻找机场盘旋良久，连军舰上的官兵都用肉眼发现了，空军的雷达却就是毫无所觉，笨到这个地步，令人咄咄称奇。
那位看官说了：这是突发事件，我英勇的人民空军猝不及防；林副则是大摇大摆从山海关机场起飞的，全军高度注意追踪，当然也就容易发现。可问题是，哪怕事前通知我英勇的人民空军，空中地面一齐搜索，人家还是照样没本事找到前来“投诚”的林贤顺。
1989年2月11日，国军空军第737联队第5大队中校辅导员林贤顺驾F-5E战斗机飞往大陆。台湾机场迅即发现他的出逃，命令12架战斗机起飞追击。因为心情急切，台湾指挥部竟然在无线电话中用明语发令，若林的飞机飞越海峡中线，发现后立即击落。这明令被对岸中共空军监听到后，当即派出4架战斗机去迎战12架飞机。光这数量比就提示，共军乃是从无线电监听中获得情报，并非从雷达上发现台湾飞机的异动。那4架战斗机其实是飞上去作肉眼侦察的。
台湾方面为避免恶化情势，在战斗即将爆发前把己方飞机召回去了。于是共军的4架飞机就开始寻找林贤顺的飞机。但据说因为当天大陆上空雾很大，始终找不到，只好返航。林飞入大陆后，到处寻找机场，一直找到汕头、丰顺都未找到，最后燃料用尽，只好在丰顺城外跳伞。他在大陆上空安全旅游了很长时间，从福建一直玩到广东。我英勇的人民雷达兵竟然懵然无觉，而我英勇的人民空军也就慷慨大方地让他到祖国各地看看大好河山！
最搞笑的还是官方媒体披露的另一则笑话，只是无法确定故事发生在何时。
话说当年空七军航修厂修好一架歼6飞机，组织试飞，鉴定修理成果。飞机起飞后按照规定的试飞航线飞行。跟踪雷达起初还能准确掌握该机动态，通报其飞行坐标。不料试飞航线上有几个山头，飞机飞过山头时，跟踪雷达竟丢失了目标，却把山头当成目标，围绕着几个山头报来报去，以为飞机在试验转弯盘旋的飞行性能。等到该机返航时，被警戒雷达发现，报到了雷达团指挥所，值班人员误判为敌机入侵，以敌情编批通报了出来。空七军指挥所随即命令驻宁明机场的航空兵团紧急起飞四架歼6迎敌。
那试飞飞机完全给蒙在鼓里，平安返航。4架歼6用肉眼找了一阵找不到，也就返航了。空七军指挥所却忘记了自己发的命令，把它们当成了入侵敌机，便下令导弹二营击落之，总算因导弹营长惦记那飞出去的4架歼6的下落，没有听令，才避免了击落自家的飞机（44）。
以上故事都是官方媒体披露的，由此可见我英勇的人民空军当年是什么窝囊样。
所以，伟大领袖听任林彪逃往苏联，多半是我党为了掩饰自己没用编造出来的神话，毛所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云云，恐怕是在下级报告无法找到林彪专机时使用的精神胜利法，他老人家可是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的专家。
如果林彪专机真的成功逃出了我军雷达监视，那么老毛就只能瞎猜一气，根据山海关机场报上来的最后方位，猜测副统帅是逃往苏联了。这一下可够他受的：他本以为副统帅如同如来佛手中的孙猴子，他只需作个翻腕动作，便能如捻死臭虫一样地捻死之。如今副统帅竟然斗智赢了他，跑到哪儿去都不知道了，他还不得气个半死？或许，这就是他此后大病一场的一个因素吧？虽然那不会是主要因素。
既然“全程监控林副出逃”极有可能属于虚构，那为什么不光是官方坚持此说，就连吴法宪乃至舒云采访的所有空司人员，都要众口一词地维护那谎言？我想，除了出于对揭穿官方谎言的政治后果的恐惧心理之外，更是空军的职业荣誉感使然——要让他们承认连那么大的三叉戟客机都没本事找到，岂不过于丢脸？吴法宪更急于表白他不但和林彪出逃无关（那毕竟在他心目中是叛党叛国的可耻罪行），而且还尽了一切努力想法拦截该机。是毛决定放走林彪，并不是他没本事拦下来。这和他在回忆录里坚持虚报志愿军空军战果的作法一致。
当然，必须承认，和前文大部分结论不同，本节的结论并不是在通过排除不可能事件后，严格推导出来的未知事实，更缺乏直接证据支持，论本质只能算一种假说。但从思辨的角度来看，它虽是假说，却比上述三个来源的各种版本破绽更少，可信度更高。坚持“全程监控林副出境说”的人就算无法出示直接证据，首先也得弥缝本文列举的大量破绽，才能谈到让人信服，光喊“那么多人都这么说，当然就是真的”，并不能证明该说确为事实。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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