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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 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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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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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
韩钢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对很多问题的研究比过去要深入得多。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就是中共历史研究的民间化，它的判断、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不一样，更为史学界注意，国外反响也比较大。
一、陈独秀问题
一九四九年以后，官方对陈独秀是基本上否定的，连他在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作用都不提。最早提出陈独秀问题是在一九七九年。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发了一些文章，重新肯定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陈独秀一共有五顶帽子——叛徒、汉奸、托派、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汉奸"的帽子最早见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份的《救国时报》，有文章说"中国的托派是拿着日本人津贴的汉奸"。十月份，伍平发表文章说"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解放》周刊、《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最厉害的是康生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份在《解放》周刊发表的文章《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两万多字，是针对陈独秀写的。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八人联名质问《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说你们有什么根据说"陈独秀是拿着日本人津贴的汉奸"？《新华日报》不认错，发了一篇短评，说陈独秀就是汉奸。后来陈自己要诉诸法律了，周恩来委托徐特立去做陈的工作，才平息了这件事情。八十年代中期，研究者根据文献材料，把陈"汉奸"的帽子给摘掉了。事实上，说陈是 "汉奸"毫无根据，相反，他发表了许多抗日的言论。《毛选》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一个注释，原来的版本说"托陈取消派是指托洛斯基分子、汉奸"，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那个注释改了，等于官方表态。
所谓"叛徒"是说他在大革命时期，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新右派，出卖了革命；还有的说他一九三二年被捕，做了叛徒。其实在他入狱五年中，没有发生任何因他的被捕而使中共机关遭破坏的事。倒是出狱以后，蒋介石请他出任教育部次长，被他拒绝。所以，这顶帽子在八十年代也摘掉了。
"托派"这顶帽子没法摘，因为他确实当过一年多中国托派的领袖。
"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这两顶帽子摘得非常艰难，从八十年代中期一直摘到现在，为此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研究会影响很大，但是前年被取缔了。
最近几年，陈独秀研究的突破是由于苏联档案解密，国际共运的档案大量被披露。过去说他实行"右倾投降主义"，向国民党新右派让步，其实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联共中央及其顾问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有研究者统计，从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开始），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仅联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指示就有一百二十二个，联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七百三十八次，这还不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和会议。这表明，原来加在陈独秀头上的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来自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陈跟共产国际一直有不同看法。一些研究者认为给陈扣上这两顶帽子毫无道理。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二〇〇二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修订本中，还是保留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陈独秀研究一波三折，恐怕跟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以及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有关。八十年代出版了《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下两卷），一九八三年《中共党史资料》第一期发表了陈独秀《金粉泪》五十六首（在南京监狱写的诗）。有领导人警告说"对陈独秀的宣传不要过分"，一九八三年"清污"时，党史界列为第一号的就是这两件事。
陈独秀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也更敏感的方面，就是对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陈晚年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批判非常深刻。
二、富田事变和苏区肃反问题
一九三〇年九月，红一方面军打吉安，破获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一部分材料，其中有关于"ＡＢ团"的档案，牵扯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派政治保卫处处长李韶九带了一个连，到当时江西省行委所在地富田抓人，让他们交待谁是"ＡＢ团"。严刑之下，交待出来一二百人。接着继续抓人，事态越来越扩大，导致红二十军哗变，喊出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他们认为毛泽东是许克祥第二，所以宣布脱离一方面军。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事变领导人派段良弼去上海向临时中央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汇报，一方面检讨自己，一方面说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事情的处理上有问题。临时中央组成一个中央代表团去处理这个事情。他们撤消了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直接处理富田事变。先把事变领导人都逮捕，枪毙了红二十军独立团长刘敌等二十多人。然后把红二十军从前方调到后方，包围了全部排以上的干部七八百人，包括军长全部杀害（仅两人逃脱）。此后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杀了"ＡＢ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
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是江西省委党校戴向青教授。从一九七九年底开始，他和同事一起到赣南收集材料，走访调查，发现这是一个冤案、错案，并且发表了文章。由此，围绕着富田事变展开了激烈争论。
八十年代初，戴向青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萧克。萧克赞同戴向青的看法，他当年就在中央苏区，非常清楚这个事情。他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要澄清。事情引起中央最高层的注意，胡耀邦明确说，这个问题该解决了。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央责成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和副主任马石江，到湖南、江西专门调查富田事变问题。整理出"ＡＢ团"和富田事变两个材料，上报中央。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召开中组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同意上报材料的观点，认为这桩延误多年的大案应该澄清，并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起草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
一九八八年，中组部组织了一个富田事变复核小组，以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为首，查阅大量材料，包括把当年段良弼给临时中央的报告都找出来了。这个报告非常关键，叙述了整个"富田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证明段良弼和刘敌等根本不是"ＡＢ团"。一九八九年春夏，复核小组将平反文件上报中央，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结果。
一九九一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有一个新说法：肃清"ＡＢ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这算是某种程度的平反。
三、长征中"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
一九三五年，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以后，对两军战略方向出现分歧。张国焘主张向西退却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周恩来、毛泽东主张北上。随后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向北进攻，张国焘勉强同意。八月，红军总部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成左右两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左路军，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凌晨，右路军中一方面军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突然转移北上，脱开了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领导人是陈昌浩和徐向前）。一、四方面军差点交火，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才没有打起来。
长期以来的说法是：九月九日晚上，右路军的作战科长吴黎平接到了来自张国焘的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一封密电，密电劝右路军张、周、毛南下，"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吴把电报给了叶剑英。叶把它抄在一个烟盒上，向毛报告。毛等决定迅速开拔。几十年来都是这个说法，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九七九年吴黎平发表的回忆文章《严峻的时刻》。
国防大学王年一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发表文章，第一次对这个说法提出质疑。他提出的理由是：第一，至今没有找到"武力解决"的密电原文。长征中的电报保存得非常完整，因为在长征中怕遗失发送电报的底稿和接收电报的抄稿，所以当时都是用本子记的，不是一张张的纸。四个本子，左路军发给右路军的电报和左路军接收右路军的电报——两个本子，右路军发给左路军的电报和右路军接收左路军的电报——两个本子，所有的编号是挨着的，没有一个缺号。这四个本子的电报中没有"武力解决"的密电。第二，在中央批评张国焘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均无此记载。第三，如果有这样的电文，了解情况的人当会述及，但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刘伯承的《回顾长征》都没有提到此事。
王年一的文章引起了研究者注意，也引来批评。吴黎平发表文章坚持原来的说法。吴的文章一发表，就有很多人质疑：密电，特别是给领导人的密电，从来只能由机要科长直接向接电人送达，绝对不能给第二个人。而且一、四方面军的密电各有各的密电码，吴黎平是一方面军的作战科长，不可能知道四方面军的密电码。四方面军的机要科长绝对不敢把给陈昌浩的密电给这个吴黎平看。况且，吴是作战科长，不是机要科长。所以，你凭什么能够接到这个密电？你接不到。
王年一在一九八二年六月号的《党史研究资料》再次发表文章，重申自己的质疑。除了原来的理由外，文章还增加了几点理由：一是据原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宋侃夫、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回忆，凡是张国焘发出或收到的电报，都要经过他们，但他们从来没见过"武力解决"的电报。二是澄清了毛泽东称赞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一语的原委。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所谓"著作"，指叶根据一九五九年中央军委扩大会精神写的批判彭德怀的文章，根本与"武力解决"密电无关。
一九八六年十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军科院研究员范硕发表文章又谈密电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四方面军老人不满。李先念去见邓小平，谈及此事。邓听说后很不高兴，嘱咐秘书查这是谁写的文章。并说，几十年前的事，公开争论干什么？算是暂时平息了，但事情并没有完。
二〇〇三年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和二〇〇四年第一期《中华儿女》，连载范硕的长篇文章《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密》，论证有"武力解决"的电报，引用了大量的回忆录，而且指责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为张国焘翻案。
朱玉、王年一在去年第六期的《西北大学学报》发表长篇文章《也谈红军长征中的"密电"问题》，反驳范硕。朱玉、王年一认为指责别人想"翻案"，总得有"案 "；如果确有其"案"，肯定会记载在有关的决议或历史文件里。但是，第一，反复查阅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的有关历史档案，始终找不到载有"武力解决"中央字样的电文。第二，从一系列文献中，同样可以断定没有这样的电文。认为有"武力解决"密电的研究者，主要依据是个人回忆，朱、王的文章对这些回忆，特别是对同这个电报直接接触的六人（张国焘、陈昌浩、朱德、徐向前、叶剑英、毛泽东）的回忆，逐一做了分析。比如毛泽东的回忆有两处，一处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清算"国焘路线"时毛泽东的发言，毛说叶剑英将密电偷来给他们看，电文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还有一处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沙同韦国清、丁盛、刘兴元等人的谈话，说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前一个发言说张国焘电文"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意思是张叫部队南下，南下后再"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而不是就地"武力解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与"反右"、"反倾向"、"开展路线斗争"一类的话，都是当时流行的党内斗争的布尔什维克语言，与"肃反"、"武力解决"不是一码事。后一个谈话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性质就变了，变成中央如不同意南下，徐、陈和四方面军就要当地"解决"中央，"俘虏"中央，即是要动武。事实上并非如此，徐、陈既没有动武的任何军事部署，且在中央率军北上出走后，又严令禁止部队追击。可见，后面的谈话，与前者的发言出入甚大，与事实也相去甚远。
所谓"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迄今仍争论不休，成为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共历史和军史研究的一个难点。
四、西路军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以后，中央军委在《十月份作战纲领》中提出宁夏战役计划。当时有一个总的行动方向，就是按照联共中央的意思打通国际路线，让红军到外蒙和新疆建立根据地，在西北造成一个抗日局面。因为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无暇东顾，斯大林希望中国红军从东方牵制日本，而中国红军也可以通过这条途径，从苏联取得援助。"北上抗日"就是这个意图。
十月份，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军及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连同四方面军军部共二万一千八百人，先过了黄河，随即被国民党军队切断后路。中央开始还让他们继续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但是西北是马家军的天下，敌我力量悬殊，根本没法完成预期任务。十一月份，中央军委提出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组成西路军，以一年为期，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结果是五个月之内全军覆没，只剩下四百多人。西路军兵败河西，长期以来被做为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破产的一个标志。各种中共历史教科书、《毛泽东选集》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及其注释等都如是说。
八十年代，研究者对这一历史结论提出疑问。国防大学朱玉教授、丛进教授最早写文章指出，大量文献档案表明，"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主要战略部署之一，河西部队从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改为打通新疆是执行中共中央战略计划。毛泽东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这时西路军还没有失败，中央也没有清算张国焘路线，怎么会有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内容呢？显然是后来对稿子整理补充时所加。
至于西路军的失败，也谈不上是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的结果。徐向前在回忆中作了多方面分析：一是西路军担负的任务变化不定，大大超出应有限度；二是敌强我弱，西路军孤军深入敌军腹地，旷日持久，进退失据，缺乏援应，丧失了战场主动权；三是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没有给战场指挥官应有的自由权，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从长征中违背中央决定、极力主张南下的一个极端，跳到机械执行中央指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另一个极端。例如，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同马家军血战二十多天，终于突围，但是陈昌浩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因为这是中央的指示。结果八千人的部队又回到了倪家营子，再度被马家军包围，待第二次突围，就剩下三千多人了。
一九八〇年，朱玉将文章《"西路军"疑》报邓小平，邓批转李先念。一九八三年二月，李先念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给了陈云。陈云同意《说明》，让送中央党史研究室，请邓小平批转中央常委，邓批了两句话："赞同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关于西路军的问题，党史界争论很大。《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九期发表了朱玉、丛进的一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文章，引起高层指责，有关部门下令收回这一期刊物。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其中写西路军是"奉命过河"。李先念看后给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写信，质问"奉谁的命？"于是将几万册印好的书中那一页全部撕去，改成"根据中革军委命令"，重新排印。
二〇〇四年，中央电视台播映电视文献片《李先念》，第二集《血染祁连》对西路军的历史作了全面和客观的反映。不久，香港凤凰电视台也连续五次访谈西路军的问题。但到现在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
五、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问题
二〇〇二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高华教授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本书是关于延安整风最翔实的著作。全部材料都是来源于公开的文献、回忆、著述，没有内部档案。它的核心观点是，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他在整风中运用他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彻底转变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他为最高权威的上层结构，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
相关的问题是"抢救运动"。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几乎都把帐记在康生的头上。有研究者提出，康生负有重要责任，但毛是中共中央和整风运动的领导人，难道对此没有责任吗？在这一点上，主流意识形态极力把康和毛分开，还强调"抢救运动"后期毛"发现了问题"，使得运动及时刹车。二〇〇三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党校教育史研究组"著、中央党校王仲清教授执笔的《延安中央党校的审干工作》一书，部分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披露了一些原始材料，比如毛泽东、任弼时、彭真的讲话。这本书只印了三千册，还是内部发行。
六、朝鲜战争问题
从七十年代开始，相关国家陆续解密档案，首先是美国、英国。九十年代是俄罗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也陆续披露了一些档案，《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周恩来外交文选》、《彭德怀军事文选》以及军科院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周恩来传》等收录和引述了有关档案。
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宣告结束，冷战史越来越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国际学术界的共识是，冷战开始的标志就是朝鲜战争，研究冷战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朝鲜战争。因此，朝鲜战争的研究最近这些年进展很快。
这里主要介绍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朝鲜战争缘起的研究。以前大陆传统的说法是，"美帝国主义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匪帮首先发动全面内战"。其实在国外，这种观点一开始就被否定，现在中方学者对此也很清楚。这个问题要从雅尔塔体系讲起。雅尔塔体系的实质，是东西方战胜国对法西斯国家失败所造成的空间进行填补，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有专家认为，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在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上。根据《雅尔塔协定》，战后朝鲜由美、苏、中、英四大国共同托管。然而，金日成不满意这样的格局，他要完成朝鲜半岛的民族民主革命，酝酿了一个解放整个朝鲜半岛的军事计划。这个计划没有斯大林的支持是不可能实施的。一九四九年，金日成不断跟斯大林提出这个计划，但是斯大林不同意。朝鲜方面试图取得中国方面的支持，但毛泽东也不赞成。一九四九年九月，毛泽东在同朝鲜代表会谈时表示，这种军事行动尚无有利的形势，同时中国军队也在忙于国内战争，难以他顾。
但是，一九五〇年一月，斯大林改变主意，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原因是什么，迄今还缺乏档案揭示。有一种分析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作为重要背景。一九五〇年一月，毛泽东访苏同斯大林签订的这一条约，一个重要内容是归还旅大海军基地，而旅大是苏联海军在远东的唯一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可以预见，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即使战争失利，由于东北亚局势的紧张，会使得中国要求苏军留驻旅顺、大连。作为利益置换，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提出的军事计划。斯大林还提出，这个问题应当由中、朝共同解决。尽管毛泽东一开始还不相信斯大林已经同意，一旦证实后，毛泽东只能赞成。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开始了朝鲜战争。事情的真相在国际上早已人所共知。一九八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其中有关朝鲜战争的注释，说法不同于过去："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没有涉及战争爆发的原由。《毛泽东著作选读》当然是官方出版物，编辑者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的说法也就有了鲜明的官方色彩。不过，官方尽管向事实靠拢了一步，恐怕很大程度上出于外交考虑，却无论如何不再捅破这层窗户纸。倒是中国的研究者个人，把这个国外世人皆知的"秘密"告诉给了国人。
一九九七年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创刊号，发表《一九五〇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认为搁浅原因就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承担出兵援助任务，从而停止了原定这年解放台湾的计划。文章引人注目的是，依据史料，对朝鲜战争的真正来由作了详细交待。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主管外事和主管宣传的高层人物分别批示，有关部门约见杂志主管单位、主办单位负责人，《百年潮》杂志更是挨批、作检查，差点没受处分。其实，关于朝鲜战争的由来，在国内史学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恐怕一般公民也有不少知情。
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国内最有水准的著作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沈志华教授的《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这本书本来想在内地出版，但未获批准。令人费解的是，这本书居然在二〇〇三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还被新闻出版署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重点图书，书名稍有改动，叫《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另外一本书，其中内容也涉及朝鲜战争，是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杨奎松教授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就是前面介绍的《百年潮》那篇文章的作者。
第二个问题，关于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得失的评估。这个问题比前边的更敏感。九十年代以来，除了人们熟知的"爱国主义的胜利"、"国际主义的凯歌"的结论外，学术界对于得失的评估也不一致。有一种观点认为得失相当，理由是交战双方最终都回到了三八线。另一种观点认为失大于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好做简单的估计，最好做一些具体分析。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军事方面：中国志愿军兵员损失四十二万六千二百人。跟美军的兵员损失比例是二点六二比一，远远超过美军。经济方面：中国消耗作战物资五百七十余万吨，支出军费六十二亿人民币；按一九五〇年的设想，一九五一年的军费开支要从一九五〇年占预算总支出的４２．６％降到３０％，结果反而涨到了４５．６４％，影响和挤压了国内经济的恢复，同时使得在经济上更多地依赖于苏联和东欧。政治方面：最大的代价就是解放台湾的计划搁浅。朝鲜战争之前，杜鲁门已经准备放弃台湾。当时第七舰队已经开回夏威夷，朝鲜战争一开打，美国第一个行动不是出兵朝鲜而是派第七舰队重新进入台湾海峡。此外，联合国通过决议制裁中国。
七、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这个问题从八十年代一直争论到现在。官方的结论是肯定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
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全盘肯定；第二种观点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没有错，但操之过急，开始的时间提前，过渡的时间缩短；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根本就不应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从学术界看，很多研究者不同程度地否定了三大改造。
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毛泽东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制度设计，即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政治上组成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实行五种成分并存，文化上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反复强调过，这个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的资产阶级专政，又不同于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还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将要实行一个很长的时期。但是，执政不到四年，毛就开始酝酿向社会主义过渡，结束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时期。
毛为什么放弃他最初的设想？有一种看法说，毛的新民主主义构想完全是一个策略，从来就不准备实施。因为是在野党，要成为执政党，需要一个赢得广泛赞同和拥护的纲领，新民主主义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提出的策略或口号。一旦目标实现，策略就可以放弃。
第二种看法，归结为外部影响，即来自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压力。斯大林本来就不承认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在他看来，毛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说毛是"半个铁托"。这给中共很大压力，所以，中共执政后不久就要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种看法，认为中共执政后采取的工业化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是放弃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原因。中共的工业化战略效仿了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挤压农业、轻工业，这是政府主导型的模式，要求政府集中控制各种资源。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将各种所有制经济纳入计划的轨道，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改造。
第四种看法，认为毛自己的思路发生了变化。新民主主义原来的确是一个战略，但是到了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毛开始变了。导致毛思想变化的因素有三点：（一）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恢复，比原先的估计更快。毛觉得既然经济可以如此迅速地恢复，经济改造也可以更快实施；（二）中国公、私营经济比例发生了倒置性的变化，一九四九年私营经济占国民经济的一半以上，到了一九五二年公营经济则占到了三分之二还多；（三）一九五一年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兴起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毛认为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第五种看法，认为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就有局限性。比如，没有明确新民主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从而忽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期性；还比如，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判断是一种"二元论"，一方面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中心，另一方面又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两者在逻辑上发生抵牾；再比如，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条件，强调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改变，而忽略物质基础这个最根本的条件。这些局限导致了实践上的失误。
毛什么时候开始考虑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设计的？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是一九五二年，根据就是这年九月毛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但是，放弃原来的设想，在毛又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有一个从模糊到愈来愈清晰的渐变过程。从文本看，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初露端倪。现在能够看到最早的材料，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毛原来认为中国应该搞"新资本主义"，到这次会议，他不再提"新资本主义"了，反而批评"新资本主义"的说法。而且，他肯定中国革命胜利后，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意味着他根本不会搞"新资本主义"。毛的思想发生这个改变，原因恐怕在于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一九四八年九月时，中共武装力量准备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时，毛对未来形势的估计是困难重重，认为中国很可能要走一段联合政府的道路，跟国民党共同组建一个联合政府，而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比重会非常小。到这时，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中共可以完全独立执掌政权，用不着再搞新民主主义了。
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什么在五十年代初对刘少奇不满。一九五〇年，东北局要把老区的互助组提高一步，削弱农村的私有制基础。刘少奇认为他们违反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说现在不是搞社会主义、走集体化道路的时候。据簿一波回忆，高岗说刘少奇把这个报告给了毛，毛面露愠色，但是没有说话。一九五一年，山西省委有一个关于长治地委报告的批语，情形跟东北局的一样。华北局和刘少奇都认为这个批语是不对的，刘还是说现在不能动摇农村的私有基础，搞社会主义还是一个很远的事情。这回毛找了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刘澜涛，说马克思也说过，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早期也有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场手工业通过简单的协作分工，也可以产生新的生产力。刘、周等人接受了毛的批评。
关于这个问题，最大的争论发生在一九九八年底到二〇〇〇年。一九九八年，胡绳在湖南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发言，题目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再评价》，认为毛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允许资本主义在中国存在和发展，并且最早批评了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但是，五十年代初，毛自己没有坚持这一理论，反而染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物质基础极大丰富后才能搞社会主义。中国五十年代搞私有制改造，后来搞人民公社，"文革"中搞"穷过渡"，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否定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实际上就是超越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个阶段，落入了俄国的民粹主义窠臼。一九九九年，胡绳的发言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引起广泛反响。
第一个出来批判胡绳的是沙健孙。沙说胡的意见不仅是针对毛泽东的，而且是针对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针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的。沙认为，胡绳提出的与历史决议、邓小平论述相左的观点，不仅事实上站不住脚，还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引起混乱。沙说："事实告诉人们，不是领导中国人民搞社会主义改造的毛泽东等在搞民粹主义，而是指责毛泽东等的人自己陷入庸俗生产力论的泥潭了。这种庸俗生产力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过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
从此打了好一阵笔墨官司，直到现在也没有完结。
八、反右派运动问题
官方只承认反右运动"严重扩大化"，而运动本身是"必要的"。这是邓小平的基本估计。研究者一直有争议。
一个最大的争论是反右是否必要？民间研究早突破了。全部右派是五十五万人，据说"文革"结束后，改正错划右派，全国没改正的（不叫"平反"叫"改正"，官方掌握的概念非常严），不到一千人。统战部掌握的"右派"一共二十七人，只摘帽不改正的只有五个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有人调侃说："为五个人搞了一场反右。"
还有一个争论是：整风运动是不是一开始就要"钓鱼"（即"引蛇出洞"）？李慎之先生认为整风运动就是要"钓鱼"，他引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毛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作为证据。朱正先生则认为，毛一开始是要整风，要鸣放，到后来他觉得形势不对，才提出"引蛇出洞"。
我个人倾向朱正先生的看法。毛泽东一九五六年的心态是比较高昂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斯大林不相信中共会搞社会主义，现在搞了。毛说他比四九年解放还要高兴。还有，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共第一次介入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欧洲事务。一九四九年斯大林和刘少奇会谈时，斯大林表示，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事务由中共负责，欧洲事务由苏关负责。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共不仅介入了欧洲事务，而且在东欧一些国家赢得好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提升了威望。毛的心态非常好。他说过，波、匈事件在中国不会发生，不是没有牛鬼蛇神，但是刮不起波、匈那样的七级台风。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过一句话，叫"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后来整理发表时删掉了）。可见，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泽东非常自信。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公布整风的指示，一直到五月中旬，毛逐渐感觉事情起了变化。一是所有舆论都是批评。这其实是中共中央的意思，要求只提批评意见。一时间报刊、电台和各种非党人士的座谈会都是批评，就像"一边倒"。二是民主党派不提什么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是提制度问题，认为这个制度过分集权，认为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民主党派的地位反而降低了。言论中还涉及中共执政以后历次运动和政策，比如镇反、肃反、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改造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五月中旬以后，言论愈来愈激烈尖锐。高校学生也动员起来了，比如北京大学"五一九"大字报。当时有一个谣言，说毛已经坐不稳了。毛更加敏感，所以才在五月中旬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章，明确表达了"引蛇出洞"的意思。
九、"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
这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这里主要介绍两个问题。
一个是"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比较值得注意的有六个数字。
第一个是《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这是官方正式公布了的数字。只统计了一九六〇年，减少人口一千万。
第二个是中科院的报告的数字（这个报告我没看到，是别人引用的）。其中涉及人口的内容讲到"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减少人口一千五百万。
第三个数字出自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振华教授，从一九五八年起到一九六三年六年时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一千六百九十七万。
第四个数字来自国防大学丛进教授。他在著作《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减少人口四千万左右。
第五个数字来自金辉的文章。他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低限值在四千零四十万。
第六个数字是美国人口学家科尔统计的。他认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非正常减少人口两千六百八十万。
我个人对两千万以下的数字都持怀疑态度。有一个材料，信阳地委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份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见国家农业委员会《农业集体化文件选编》），列举了两个县的材料，一个是正阳县，最初报告死亡一万八千人。信阳事件出来以后，揭发的是八万人；另一个是新蔡县，最初报告死亡三万人，复查揭发出来的数字接近十万。报告还列举了嵖岈山人民公社（闻名全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数字，最初报告死亡六百人，复查是近四千人。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取一个相差四倍的平均值来推断，也不止两千万。当然，到底非正常死亡多少，仍要做非常艰苦的考证和调查，从多方面去统计。再说，当年统计的数字是不是准确也很难说。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这是一个沿袭了很长时间的说法，当年说严重的经济困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苏联撕毁合同；二是"三年自然灾害"。
有研究者根据全国一百二十个水文站的统计资料认定，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三年，即便说不上风调雨顺，至少没有全国性的大的自然灾害。这个统计将全国气象状况划为五个等级，负二度区、负一度区、零度区、一度区和二度区，分别表明涝、偏涝、不涝不旱、偏旱、旱。结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灾害就越少。在公布的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长达十几年的年份里，五八年、五九年、六〇年这三年，比起五四年、五七年、六五年和七〇年、七二年都更接近零度区值。因此，"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站不住脚。
十、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问题
李锐先生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大跃进"亲历记》，一本是《庐山会议实录》，功德无量。这两部书里有大量的原始文献材料。《"大跃进"亲历记》差不多把毛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历次中央会议和某些小范围内的讲话、谈话、插话都披露出来了，相当完整。《庐山会议实录》就更不用说了，用了大量的个人笔记和文献。所以，庐山会议其实是比较清楚了。
这段历史有一个问题：毛为什么突然要批彭？有人说是因为彭没有保护好毛岸英，毛迁怒于彭。这个说法缺乏材料证明。
有研究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毛有一个底线，就是"三面红旗"。从一九五八年秋开始，他虽然纠"左"，但是始终维护"三面红旗"，多次说过对那些"动摇分子" 要警惕。一九五八年的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一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上海会议一直在讲。其实，毛上庐山之前和会议期间，已经看到很多材料批评"大跃进"，那里面有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的言论摘录，毛对此早已不满。
还有研究者认为，赫鲁晓夫的态度对毛有很大影响。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七月在波兰波拉采夫农业合作社发表演说，他说：把个体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国内战争结束后，我们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指农民觉悟）。结果是大家生活都想过得好，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赫鲁晓夫讲的是苏联的历史，实际上是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美国的《纽约时报》马上报道了。毛对苏联的看法特别关注。从斯大林去世以后，毛要创造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典范。他想走出一条跟苏联不一样的路，树立社会主义的正统旗帜。有研究者注意到，苏联官方报纸一九五八年没有一篇关于"大跃进"的文章，对于人民公社则连一篇报道都没有。这个时候出来彭德怀的意见书，毛当然很恼火。他认为国内有一批人跟苏联人和美国人、跟党外的这些人呼应，一齐向他示威。这是毛要批彭的一个更根本的原因。
十一、七千人大会问题
我认为这个大会是毛发动"文革"的起点。
"文革"发动的原因可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直接原因，即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一个是深层原因，即毛何以能够发动起"文革"。我以为，直接原因是"大跃进 "失败后中共高层的分歧，而这个分歧的起点就是七千人大会。有人认为七千人大会毛同刘没有什么分歧。这不符合事实，实际上不仅有分歧，而且毛对这个分歧看得很重，一九六六年毛写《炮打司令部》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我理解是包括七千人大会的。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一个大会讲话。书面报告在谈到工农业生产下降和目前的许多困难时，说一方面是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工作和作风上的错误引起的。大会讲话说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缺点与成绩，总起来讲，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三个指头。讲话特别举了他到湖南农村调查听到的农民的说法："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提到了"三面红旗"。他说"三面红旗"现在不取消，继续保持；又说，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从刘的话中可以听出某种批评的意味。刘的书面报告，按程序应是经政治局讨论再下发，可这次没有讨论，报到毛那里，毛决定直接印发会议讨论。据参加报告起草的《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张沛回忆，当时他觉得这件事很蹊跷：为什么政治局不讨论就发下去了？发下去以后就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报告对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而对后十年的经济指标提得太低了。华东的柯庆施对报告表示不满，说"越看越没劲"。彭真发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后来这成了彭真的一个罪状。
林彪的大会讲话，更是袒护毛的错误，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对于林彪的讲话相当欣赏。会后不久，毛审阅林的讲话整理稿后批示说，林的讲话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还有一段看起来挺蹊跷的批语："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党内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话里有话，"那些人"是些什么人？什么人认为要"保守秘密"？目前不得而知。据说，毛问罗瑞卿：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来。
对比刘少奇和林彪的讲话，两人的基调大不一样。而毛显然是相当欣赏林的讲话的。这不能不说是毛对刘不满的开始。
七千人大会后，毛去外地，刘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是中央高层的分歧凸显的半年。在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对经济的调整措施上，毛不满中央一线。联系到当时的国际共运大论战，毛对中联部、统战部也不满。当时，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在对外关系上有一个长篇的意见书，主张在对外关系、对外斗争方面要讲究策略，后被批判为"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份和八月份开了两次会议，调整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调整知识分子政策，被指责为"三降一灭 "。在毛看来，"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不仅仅是刘的问题，整个党都完了。一九六七年二月，毛会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说得很清楚：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说的这种形式、方式，显然就是"文化大革命"。
12. "高饶事件"问题
“高饶事件”是中共执政以后党内高层第一次政治斗争，在当时和后来都发生过很大影响。中共中央对此事最早的定性是“高饶反党联盟”，“文革”中毛将这次事件作为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一。八十年代作的《历史问题决议》，“联盟”和“路线斗争”的定性都改了。邓小平也明确说过，高岗没有拿出一条什么路线，确实没有什么路线。但是，反高饶斗争仍然是被肯定的。《历史问题决议》对高饶的定性是“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实际上回到了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结论。
迄今为止，相关文献的公布非常有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有零星披露）。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机构编写出版的毛传、刘传、周传以及薄一波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对此事都有篇幅不小的叙述。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高饶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者一些口述史料，披露了一些过去人们不大了解甚至未曾听说的情况，如张秀山的《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张明远的《我的回忆》，赵家梁的《高岗第一次自杀经过》、《高岗之死》。“二张”当年被列为高的“五虎上将”（张秀山、张明远、马洪、赵德尊、郭峰）成员，赵是高岗当年的秘书。另外，前几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也披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细节，史料价值较高。
学术界对“高饶事件”一直很关注，不时有著述发表或出版，坊间也有出版物流传，其中，前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先生的著述很值得注意。近些年来一个较大的突破，就是不单把“高饶事件”视作一场政治权力斗争，而把它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观照，即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前面说过，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在是否继续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开始搞农业合作化等问题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发生了分歧，毛对刘、周不满。对刘的不满，主要是山西省委报告批语的事情，对周不满主要是新税制和一九五三年周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报告草稿。一九五二年底，政务院提出了一个新税制方案，是中财委的薄一波主持的。当时在税制上出现一些问题，一个是加工定货和经销、代销使得买卖关系减少了，政府的税收收不上来，还有就是私营企业的纳税税率过重，私营企业主有意见。中财委提出的方案把原来流通领域的税加到了工厂，还提出“公私纳税一律平等”。这个税制方案没有经过毛，就在一九五三年年初的《人民日报》公布了。新税制一出台，引起一些地方意见，在具体的税制环节上也有些混乱。毛对此很恼火，认为这件事没经过他，说他知道这件事还是通过报纸。毛一方面严厉批评薄一波，一方面对中央政府机构的领导体制作了重大更动。原来中央人民政府设立党组干事会，周是党组干事会书记，政务院各部、委、署设立分党组干事会，中共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通过党组干事会、党组干事会再通过分党组干事会实施。“新税制”事件，是在政务院也就是周恩来分管的工作范围里发生的，因此，事情牵连到周。毛决定立即撤消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要求政务院各部、委、署的党组分别直接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工作。并且重新分工，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由高岗分管，政法工作由彭真和董必武分管，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分管，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分管，农林、水利由邓子恢分管，文教工作由习仲勋分管，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只管外交工作（包括外贸）。这次体制变更和重新分工，其实是上收权力。恰好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主持起草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政治报告，稿子在叙述建国以来的成就之后，写到：“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加强”。毛删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的说法，几个月后又明确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
毛一方面批刘、周，另一方面对紧跟他的新思路的高岗大加赞赏、重用。据张明远回忆，一九五一年十月，高岗写了东北农业互助合作的报告，毛“非常赞赏”，以后又不止一次批转东北局和高岗的报告，对东北的经验加以宣传。一九五二年年中调高到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指五个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调北京工作，高的任职最为重要）。一九五三年中央重新分工，高分管计划工作，在政务院二十个经济部门中管了八个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一批一褒，一轻一重，研究者认为，反映出来的是毛不再打算实行他本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而要否定刘、周等人继续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主张，将国家发展的轨道扳到他的新思路上来。高岗不过是明显看出了毛的意图才向刘、周发难的，他只是整个“棋局”上的一颗“棋子”。
除了对事件背景的重新审视外，史实方面最令人关注的，就是一些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回忆使一些事实真相浮出水面。一个是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以后召开的东北高干会的情况，那次会议使得批判高岗的政治斗争在东北局无限上纲，抓“高岗亲信”和“以高岗为首的东北小集团”，招致同高有正常工作关系的东北局一些干部无端受到批判和处分；一个是张秀山在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的发言的情况，张本来是不参加这个会议的，也没有准备发言，只是写了书面意见。是毛泽东听说后，支持张去组工会议上发言，刘少奇事先也建议张发言，此事与高岗无关。至于发言本身，既符合组织程序，也没有攻击刘少奇的意思；还有一个是高岗自杀前后的情况。关于高岗之死，过去多有不实传言。高的秘书赵家梁对事情经过作了详尽回忆，文章刊发于《百年潮》二〇〇三年第七期和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
“高饶事件”仍有许多史实不清而令人生疑，比如：
毛泽东既然支持、欣赏高岗，为何后来又要反高？有人说，主要是高同苏联的非正常关系引起毛的警觉。这种说法一来尚无文献档案证实；二来斯大林早在毛第一次访苏时，就告知了毛有关高向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散布中共高层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一事，如果真有警觉，毛为什么还在此后重用高？
高散布刘少奇已不为毛泽东所重视，毛打算让刘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等言论，是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因为毛让高搞政治局虽无从查考，然而刘少奇和周恩来后来的任职，却印证了高的说法）？
财经会议上高发难，毛泽东既未作制止，更无任何谴责。财经会议后，刘少奇约陈云一起到高岗处做自我批评，而高竟未表示任何意见。若无一定的政治压力，刘没必要登门检讨；高岗若不摸底数，又岂敢对刘如此无理。这些与毛当时的政治态度是不是毫无关系？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毛为什么不出席？有研究者认为，本来，毛泽东提出搞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文件时，并未建议召开中央全会。后来毛建议开一次中央全会，又明确交待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这说明，毛对高的基本意图是“保”高过关。同时，毛又要刘也在全会上作检讨，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高攻刘、周，在政治上与毛一致，毛是否要“倒”刘、周，不便妄加猜测，但进行“敲打”则完全是事实。高的行动虽难说有毛直接授意，但是否一点瓜葛也没有？杨尚昆的日记透露，毛在与杨谈话前曾对高岗一事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曾发生错觉？在中共党内的最高层，由谁与高岗“谈论”过“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能使高岗“发生错觉”，因而引发出一场拱倒刘、周的非常行动呢？
由刘少奇主持的七届四中全会的进程，总体上是按毛泽东事先的指示进行的。稍有不同的是：会议开了五天（毛最初指示两天，后改为三四天）；发言者有４４人（毛原意“说话人不要太多”）；对高岗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毛原意不开展批评）。与毛原来指示翻了个儿的是，在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立即分别召开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证有关反对刘、周的活动事实，改变了毛泽东原来不让搞对质，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变，若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刘少奇和周恩来是绝然不会擅自作主的。那末，是什么缘故促使毛泽东改变初衷了呢？
这些（其实还不止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历史之谜。
13. "四清"运动问题
关于“四清”运动，学术界有不少研究，除了文章，国防大学丛进教授的著作《曲折发展的岁月》、萧冬连先生的著作《求索中国》，都有相当篇幅叙述“四清”运动的历史。今年，中共中央党校的郭德宏教授和他的博士生还写了一部专著《四清运动实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毛传、刘传、周传也有一些文献披露和史实叙述。
“四清”运动的过程，相关著述的描述还是大体清楚的。一个比较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是，在“四清”运动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到底有什么样的分歧？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毛与刘之间有两条路线。从一九四九年的天津讲话开始一直到六十年代，刘少奇一直有一个跟毛不同的路线，就是沿着原来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延续下来，跟毛是对立的。到“四清”运动时，这种对立终以正面冲突形式表露。
这种解释并不令人信服。不少研究者认为，刘没有一条自己的路线。如果说五十年代初期，刘还是延续新民主主义那一套思路的话，一九五三年以后，刘也改变了，跟上了毛的思路。在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上，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认识都是一致的。后来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刘同毛至少是基本一致的，没有什么分歧。
那么，刘是不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路线呢？六十年代，刘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对经济调整所应采取的措施以及某些社会关系方面调整的政策，毛的确不满意。但是在“四清”的问题上，在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上，在“四清”运动斗争的手段、政策上，刘并不比毛温和。史料显示，“四清”最早是毛提出的，而刘的态度也是非常积极的，后来中共中央成立“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刘还受命挂帅。刘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比毛还严重，毛判断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手里，刘认为还不止三分之一。而且，在手段上，刘还采取了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撇开基层党政干部，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等类似对敌斗争的做法。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刘少奇的主张明显彼此抵牾，相互错位，这怎么形成一条价值取向相同的路线呢？在大的战略上，当时的中央并没有一个什么刘少奇的战略、路线，中共领导人从根本上说都是按照斯大林那一套模式来搞社会主义的。针对“文革”中批判“刘少奇路线” 的说法，胡绩伟先生八十年代感叹“可惜没有一条刘少奇路线”。
然而，正是在“四清”运动中，毛与刘的分歧越来越发展，以致在中央高层显露出来。有研究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四清”运动的指向，刘与毛不同。在刘看来，国内问题主要出在地方特别是基层干部，刘说过要“追根子”，但也只追到地委一级。那些斗争手段，也是对着地方和基层干部来的。毛则认为，问题出在上面，“中央要出修正主义”。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毛同外宾谈话，多次说中国党内有修正主义，还说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另外，关于矛盾的性质，刘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叉；毛则认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毛、刘的矛盾在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名称很特别，在中共历史上独此一次）上终于引发了正面冲突。毛捅开了和刘分歧的“窗户纸”，说出了自己的打算：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次会议，毛下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五年后，斯诺问毛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必须把刘“从政治上搞掉”，毛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
14. "文.革"发生的原因问题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是“文.革”历史研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一九八一年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文.革”发生的原因作了解释：毛做为执政党领袖，极为关注党和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形成了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毛将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视为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在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阻碍，党内形成了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海内外研究者的分析则各不相同。有专家概括了十余种观点，包括“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遗毒说”、“毛泽东帝王思想说”、“奸臣祸国说”、“乌托邦碰壁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中西文化冲突说”、“人性兽化说”、“‘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等等。此外，还有人从中国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国际共运的视角分析“文革”发生的背景。不同的诠释，既有官方公布文献档案十分有限而难以还原真相的原因，更有研究者出于相异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学术背景、知识结构乃至生活阅历而各自解读的原因。
国内著名“文革”史专家、《大动乱的年代》作者、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认为，毛发动“文革”，是要惊天动地、改天换地。因为中共八大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前期，毛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对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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