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说明这次西方舆论冲击北京奥运圣火既是突发事件,又是经常现象的聚焦。我们可以分三方面来谈:一、我们所处的世界,人称wheels within wheels(圈子里还有圈子);二、西方根据自己需要搞Chinese chameleon(中国变色龙)效应;三、中国崛起与西方利益冲突的问题。
这世界“圈子里还有圈子”,形势复杂,像鸭子浮水,水面上优哉游哉,水底下运动激烈。有伊斯兰教(回教)“圣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盟友联合暗地打恐,有反共势力暗中对共产党及其他左派政权颠覆、捣乱(包括搞藏独),还有“经济杀手”。2004年旧金山Berrett-Koeler出版的美国人朴尔金斯(John Perkins)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值得在中国广为传播。
牛津大学教授道逊(Raymond Dawson)在1967年名著《中国变色龙:欧洲对中华文明的概念分析》(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说:在欧洲人眼中,中国的形象因时而异,“也富也穷,也先进也落后,也聪明也愚蠢,也美丽也丑恶,也强盛也懦弱,也诚实也欺诈”,这一切都“仅仅反映出欧洲的需要”。这就是我说的“中国变色龙”效应。道逊教授进一步分析:“(西方)人类的基本需要似乎是把世界看成粗糙的‘我们 ’与‘他们’、文明对野蛮、神圣基督教对魔鬼邪教(heathenism),以及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的对立面”。
“国内是英雄,海外是流氓”
英国人有句名言:“Heroes at home, scoundrels abroad(在国内是英雄,在海外是流氓)”,意思是说,英国绅士道德具有双重人格,在“神圣基督教”文明世界应该文质彬彬,在“魔鬼邪教”野蛮世界可以容许禽兽行为。这使我们想到吉卜林发表《白种人的包袱》第二年,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天津奸淫烧杀。还有在1850年代,美国派使者麦克连(Robert McLane)到中国谈判中美交往,清廷官员傲慢、无法沟通。他的助手海军上校布坎能气愤地说,和中国人打交道的唯一办法是:“每分钟射他们一百万发子弹”!
我们把前面两点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除了“无知与蓄意”以外,西方有很大一部分人压根儿就把中国看成“他们”(不是“我们”),有一种“holier than thou(我比你神圣)”的优越感与文明歧视,当然也有“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的水火不相容。这就不单是政治与国家利益的冲突,而有“文明冲突”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