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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从杨度《君宪救国论》看袁世凯的致命失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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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从杨度《君宪救国论》看袁世凯的致命失误(一)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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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从杨度《君宪救国论》看袁世凯的致命失误(一) (1321 reads)      时间: 2008-4-19 周六, 下午1:29

作者:芦笛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杨度《君宪救国论》看袁世凯的致命失误(一)


芦笛


杨度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奇人,清朝预备实行君主立宪的总设计师。据说,不光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考察报告是他写的,就连后来清廷发布的西式法律也多出自此公之手。民初国民党发动 “二次革命”武装叛乱失败后,他带头鼓吹君主立宪,成了“筹安会六君子” (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之首,筹措袁世凯登基作皇帝的大事。可惜袁世凯还没正式登基,蔡锷便在云南起兵声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就死了,据说死前曾大叫:“杨度误我!”另一说则说,老袁说的是:“他误了我。”其实是指袁克定,盖克定伪造了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让老袁误以为日本人也支持他作皇帝,于是这才跳进了那火炉子。

这公案当然是死无对证,不过若老袁讲的真是“他误了我”,那也多半只会是指杨度或同样主张君主立宪的美国顾问古德诺。老袁原来大概并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也没有先当总统后变皇帝的长远预谋,此念是由时势一步步从正反两面诱导出来的。

老袁当上临时大总统那阵,大概还是想“咸与维新”,把这民国实验搞下去的。但革命党人怕他独裁,因人立法,临时改动“临时约法”,把原来的总统制改成了责任内阁制,梦想让老袁作“虚君”。这一恐惧为国会议员共有。如国内学者严泉先生剖析的那样,国会生怕袁世凯独裁,处处限制他的行政权力,却不愿接受任何制约,以致成了立法一权独大的超级国会,使得袁世凯在民初藏蒙脱离、盗匪蜂起、各省形成事实上的藩镇割据、国家财政破产(当时中央政府的全部存款也就只有六万元,不借外债就连阁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的重重内外交困之中还患上“重症肌无力 ”,连想向五国财团借钱维持国家运作,都要变成孙黄等人的发难借口。老袁开头也试图通过民主程序,合法获得更多的行政权力,但国会拒绝让步,一定要等他挥动拳头把流氓手段使出来,才从此一路顺风。国会不但不敢再如过去那样专门捣乱,反倒任其作威作福,非法逮捕议员于前,解散国会于后,无论他怎么倒行逆施都大气不敢出,一切但知逆来顺受。在国民代表们充分显示了吃硬不吃软的下贱德行后,您说他还怎会不对这民国实验彻底丧失信心?在看了杨度和古德诺只有君主立宪制才适合中国国情的雄辩论证之后,他又怎么可能不动心,要想回到当初的老路上去?

这就是冯国璋得知老袁宣布改为帝制后为何会对老袁怀恨在心。自老袁作了总统后,猜疑他想作皇帝的人实在太多太多,连老袁自己都被迫发过多次声明表白心迹。说的人多了,老冯自然也有点将信将疑,于是便亲自问老袁。老袁非常诚恳地答道,他家的人都活不到60岁,他已经逼近那大限了,怎么还会有那非份之想?要说是为他儿子谋帝位,那他大儿子是个瘸腿,望之不似人君;小儿子则是个烂名士,成天玩戏子嫖妓,配君临天下么?老冯深以为然,以后有人再说老袁想做皇帝,他还代为辟谣来着,不料老袁却骗过了他,令他极为愤愤。

其实我看老袁未必真骗了老冯,盖他的解释很有说服力。一个自以为快死的人(老袁后来果然没有活到60岁,可见心理暗示作用之大),除非是如吴三桂那样处在行将灭亡的绝境中,才会趁没死赶快过一把皇帝瘾,可老袁当时“中国华盛顿”的名声如日中天,犯得上去在临死前毁了一世英名么?若说他想为儿子争那帝位,那他在金匮石室里藏下的接班人的名字乃是黎元洪而非袁克定。以他之英明,不至于看不出克定绝对镇不住北洋悍将,真要把大位传给克定,乃是为其促寿的高招。

不管他当初真实意图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称帝未成,反倒毁了一世英名,乃是老袁平生最大错误,很可能确实是他死前回光返照、神智清明那一瞬间浮上心来的最大憾事,他叫出那一声,谴责诱导他犯了那千古大错的人,我看简直就是必然的。

老袁死后,那个误了他的杨度写了副挽联: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这意思是说:到底是共和制误了中国,还是中国歪曲了共和制,千年之后再来评这公案吧;到底是君主立宪对不住您,还是您对不住君主立宪,您到九泉下去沉吟吧。

杨度对袁世凯称帝的主要理论贡献,还是他著名的《君宪救国论》。据说他托夏寿田把该文转给老袁,老袁读后叹服,赞杨度为旷代逸才。此文鄙人闻名久矣,但一直没看到,刚才重读丁中江先生著《北洋军阀史话》(附注,丁此作于行文间与陶菊隐著《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颇多雷同,令人不免作抄袭之想,不过毕竟丁先生是先贤,不敢唐突),才发现其中附有摘要,只是我过去忽略了。

杨度《君宪救国论》的主要发现如下:


一、 首次澄清了国人模糊不明的追求目标


尽管杨度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在此文中第一次澄清了国人在近现代的追求目标不是民主,也不是宪政,而是国家富强。他说:

“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

熟悉毛著的人不难立即看出此话对毛泽东的影响。毛的著名语录是“民主不过是个手段,不是目的”,此话其实就起源于杨度。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对民主宪政一度极度热心,确实是因为把它当成了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晚清之所以要实行旨在立宪的新政,乃是因为朝野都认定宪政乃是救亡图存的唯一手段。

慈禧太后最终同意预备立宪,乃是她被庆亲王奕劻的话深深打动了:“(奕劻对她说)‘若不及早将国事决定,使宪政克期实行,万一人心不固,外患愈深,陷中国于朝鲜地位,臣等不足惜,其如太后、皇上何?’慈禧大为动容,当即答应宣布立宪年限。”

朝野士大夫也同样把立宪看成了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手段:

“1909年9月,中国与日本签订新约丧失种种权利,列强在海牙和平会议上密议统监中国财政的消息,给人们以极大的震动。士大夫……群以为‘欲求一非枪非炮非舰非雷而可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者,实无其策,于是拟请速开国会及组织责任内阁之议,各行省乃不谋而合。’”(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26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转引自诸葛幕群:《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

现代人容易忘记当年中国处在列强交攻、随时有被瓜分危险的深重民族危机之中,当时的国人因此把宪政看成了迅速脱离这险境的唯一途径,并不是对民主宪政有什么深入的认识和道义上的向往。“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一直是驱使近现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投身国事的唯一动机。哪怕直到今天,以牺牲人权的代价追求国家富强仍然是大多数国人的心愿。我党赢得许多知识分子认同,也正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党的铁腕统治是保证中国富强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不认清这个基本事实,就谈不上了解中国。

作者:芦笛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8-4-21 周一, 下午12:13修改,总共修改了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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