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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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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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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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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十一）
芦笛
4）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兵民是胜利之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些语录广为流传，造成了一个普遍错觉，亦即人民战争是伟大领袖开创的，其实大谬不然，它是中国悠久的传统。
如所周知，中国乃是世界上内战最多的国家，而大多数内战都是所谓“农民起义”。“起义军”多是无业游民裹挟良民化作的土匪，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抢劫，荼毒百姓。民间士绅没法指望极度无能的官军保卫，便只有筹资募集乡勇，筑寨自保（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土围子”），躲在那乱世桃源里，享受宏观乱世里的微观太平。
这种民间自我保护在冷兵器时代非常有效，常常胜过官军保护，以致民谚说：“小乱住城，大乱住乡。”那意思是说，若遇到的只是一般性的暴乱，则居住在官军保护下的城里就够了。如果天下大乱，则城池迟早要被声势浩大的土匪们攻破，真正安全的地方是乡下土围子。看过《水浒》的人应该记得，实行民间自我保护的祝家庄、曾头市比官军保卫的青州、沧州等城市要难攻打多了，让水泊梁山上的土匪吃足苦头，匪首晁盖甚至在曾头市中箭殒命，为该匪帮造反史上最惨重的损失。
因此，一部中国古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人民战争史，也就是人民打人民的历史。良民在乱世无法指望官府提供保护，只好自己组织起来抵抗暴民的侵害。在很多情况下，交战双方都是自发组织的民间武装力量，宛如文革期间两大派搏斗一般。在朝廷极度虚弱，无法“除暴安良”时，民军（亦即官方史学所称“地主武装”）甚至可以变成与“义军”交战的主力，元末就是这样。当时国家完全处于失控状况，官军几乎不存在，与红巾军作战的基本是民军。
这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我英勇的工农红军铁流转战两万五千里，对陕甘宁的许多土围子却奈何不得。1936年8月间，中共准备发动宁夏战役，打通与苏联的交通线。中共中央在给苏联主子的电报中就曾承认了这一点：
“这一地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军事部署大致可定为：（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十二月开始渡河，现占领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数城寨待接取飞机大炮后再夺取之：（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区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于夏季达到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之。”（《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1936年8月21日，《毛泽东年谱》（上）573页）
这是说，在陕北与外蒙之间“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所谓“围寨”就是祝家庄、曾头市那样由民军守卫的土围子。电报反复指出，红军没有本事打下它们来，只能“待接取飞机大炮后再夺取之” 甚至还需要苏联主子派来 “技术兵种配合攻取之”。
土围子给伟大领袖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晚年他似乎都不曾忘记，以致张春桥在1975年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还写道：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道，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
正因为此，当朝廷因极度虚弱无法保护良民时，便常常号召百姓自己保护自己，这就是曾文正公办团练剿灭发匪，以及蒋公中正办民团根除赤祸害的由来。
这种怪事也只会在中国出现。天下再没比中国统治者轻松的活儿了，权力毫无约束却毫无责任，平时对百姓为所欲为，敲骨吸髓无所不为，等到有难时却把保护人民的最起码的政府责任干脆推到百姓头上去。
根据同一思维定式，遇到外患时，朝廷当然要习惯性地把责任推给老百姓，让他们去为自己顶刀挡灾，由此形成了环球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中式民族主义的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不是国家保护人民，却反过来要求人民保护国家。政府不愿从事根本国政改革，富国强兵，加强国防，保境安民，又无道德勇气顶住“爱国清议”的毁灭性压力，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更没本事折冲樽俎，通过谈判化解冲突，尽量减少国家利益损失，却为沽名钓誉轻举妄动，甚至擅启外衅，等到鬼子受不了前来“教训”之际，却把灾难无耻地转嫁到万能的人民头上去，大呼：上啊，给我顶住！鬼子没什么了不起！不是腿不能打弯，就是睡在睡袋里全身瘫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为朕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这就是蒋延黼先生早就观察到的现象：
“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蒋延黼：《中国近代史》）
他没有指出的是，这种无耻战略，竟然在后世被吹成了什么光辉思想，天才发明。中国人的耻荣观，咋就愣是与众不同？中国百姓怎么就会这么蠢？被人卖了也没关系，只要骗子们拍着肩膀赞曰：壮哉吾民！伟哉黎庶！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斩断旧乾坤，了不起啊了不起！便乐呵呵地跑前跑后，屁颠颠地忙着帮人家数钱！
令我一生难忘的影视镜头有两个，一是70年代初放映的一部新闻片，名曰《苏修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上的挑衅》。乌苏里江还是黑龙江中，有个中国人世代居住的黑瞎子岛，苏修认为是他们的，派坦克装甲车上岛巡逻。对此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我党的应对高招是发给每个青壮年一根大木棒，待人家的坦克装甲车开上岛来便一拥而上，以木棒猛击钢甲。那龟孙子兵法的用意再明显不过：我这边全是手无寸铁的平民（civilians），你是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只等你被平民的主动挑衅激怒，开枪杀人，立即就是轰动全球的战争罪行。
我当下看了只觉寒气一阵阵地从心底透上来。不料几十年后又在电视上见到柴玲辈号召人民“保卫天安门”，最后是赤手空拳的人民在南池子那儿迎着弹雨一次次地走上去，栽倒在血泊中。由此可见，无论是哪个时代，无论是政治上的哪极，无论是国家元首，大吏巨绅，还是民间领袖，全都无师自通地精通这龟孙子兵法，并不需要伟大领袖去专门发明出来。
如蒋先生指出，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庚子拳乱，都是这种无耻的人民战争史。但他没有详细介绍林则徐的“民本主义”思想，也忘了指出道光皇帝也同样是人民战争之父。老芦无学，还未查出人民战争之祖乃至曾祖高祖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战国末年，荀子便认识到人民是统治者可以利用的雄厚的政治资源，曾生动地将人民比为为统治者拉车的马，载舟之水。人民战争的思路，不过是把平时为自己拉“御女如意车”的马改为战马，把载隋炀帝的龙舟的水改为淹没外敌的祸水罢了。
（附带作点题外说明：以上典出《唐宋传奇集•隋炀帝海山记》，其中说，当时有个发明家为隋炀帝发明了“如意车”，用来御处女时，处女“纤毫不能动”，乖乖听任摆布。隋炀帝大乐，重赏了那位发明家。此事也被编入明人白话小说，评点者夹批道：“‘纤毫不能动’，有何乐趣？”令我喷饭。
过去刻卖旧小说之前，先找个文学评论家来评点，然后再刻版，把夹批和正文一道刻进去，倒很像今日之中文论坛。记得《红楼梦》上平儿摔开贾琏的手，夺门而出，站在门外和贾琏讲话。贾琏急得弯着腰骂道：小蹄子，一定要浪上人的火来，你又跑开了！我开头看的是没有评点的铅印本，多次看到这段都没觉得什么。后来见到某评点版本，夹评竟然点破贾琏为何要弯腰，这才恍然大悟，觉得不但曹雪芹刻画真实，那评点者看书也特别细心，而且专门注意这种细节。）
在这点上，林公著名的语录“民心可用”说得非常精到。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一切所谓人民领袖，都是操纵利用人民去实现个人目的的高手，林公不过是其中之一。
《剑桥中国史》指出，就连林公在广州推行的禁烟运动，从一开头也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
“从他来到广州直到任职结束，他一直毫不踌躇地利用广州绅士设法禁绝吸食鸦片。这种做法有危险，因为准许各村知名人士成立拥有逮捕权的禁烟会，这就意味着把大量权力交给了不易控制之人。所以出现了许多错捕案件和麻烦事故；如邻居之间公报私仇互相告密；有些家族为了报复族间血仇的宿怨或者争夺财产权而中伤与自己相敌对的家族。所有这些，林则徐在其著名的7月奏折中已有预见，但他在当时解释说，为了治愈一种危险得多的社会病症，这是不可避免而必须忍受的流弊。可是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这种流弊在不知不觉间破坏了县官和村镇名流在广东农村中的权力平衡，因为后者现在开始自己执行治安权。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绅士私人盗用司法权和军权的现象还不明显，但到那时，要使他们放弃非分之权则为时已晚了。但是，尽管采取了拘留、逮捕和查封等狂热的行动，林钦差铲除鸦片恶习的计划并未成功。”
所以，伟大领袖“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教导其源有自。据时人记载，这矫枉过正的人民战争也同样造成了红色恐怖：
“黔赤万家愁大索，仓皇半夜走讹言”；“但见累累被日拘，未闻研鞠脱冤诬”；“时获食烟之人，贯耳游行”；“食烟之人被获，即其不食烟戚友同到官收监，亦无一得昭雪”。（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这意思是说，百姓不堪搜查烟土之苦，谣言四起，一夕数惊；只见一批批人给抓进去，没听说谁给平反放了出来；常见被抓到的瘾君子们被用箭刺穿耳朵，就那么挂在耳上游街示众；抽大烟的人一旦被抓到，他的不抽烟的亲戚朋友们也要被抓进官府去坐牢，没谁得到平反昭雪。
把任意拘留、逮捕、查抄百姓的权力下放给士绅，与后世把这些权力下放给农村游民的区别，只在于授权对象不同，但效果完全一样，都为无赖敲诈良民提供了绝佳机会，使得公民本来就毫无保障的基本人权被剥夺罄尽，当然要制造出普遍的恐怖气氛来。即使是纯善良民，在获得生杀予夺的大权之后，迟早也要被权力腐败而为所欲为。在这些人尝到权力的甜头后，想把权力收回去，恢复原状，就再无可能了。这权力天平被打破之后，被欺压者忍无可忍，势必要起来反抗，造成社会动荡。晚清两广会党频频暴乱，不能不说与林公急功近利，矫枉过正的措施有关。
1839年8月31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为林维喜凶杀案与义律闹僵后，林则徐发出布告：“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皆准许开枪阻止”，打响了人民战争的第一枪。1840年3月7日（道光二十年二月四日）林则徐更提出“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方针，主张雇募渔民、疍户为水勇，火攻英船。1840年6月27日（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广州地方官发出布告，列出悬赏缉拿敌人等级（以上据《鸦片战争大事记》，网上“鸦片战争纪念馆”，共青团中央暨社科院主办）。
最能完整体现他的游击战思想的文献，还是他在定海失陷后给道光的密奏：
“臣等窃思粤省民人患其与夷相习，而此时浙省之民转欲其习于夷而后便于行事。若如夷信所言，火食无多，又恐风色将转，是正有可乘之机。与其交镝于海洋，未必即有把握，莫若诱擒于陆地，逆夷更无能为。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见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行见异种无遗。惟机缄不可泄露。” （《密陈定海夷情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70页）
请注意，他这儿提出的“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的游击战思想，与后世伟大领袖的实践一般无二，由此可见他才是实至名归的人民战争之父。
在他的指挥下，广东人民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斗争，也确实给英国人带来了若干麻烦。如前文所述，九龙海战就是因为义律等人无法获得食物和淡水，被迫驶至九龙索取，并要求中方不要再向水井投毒而触发的。
但除此之外，这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究竟还取得了什么辉煌战果，芦某阅读极度有限，能查到的似乎就只有一件：在澳门教书的叱■吨（Vincent Staunton）去海边游泳，被我大智大勇的人民果断擒获，献给林则徐以图赏资。尽管英国人多次请求林则徐释放他，但林则徐就是不答应，直到卖国贼琦善上任后才把那村学究放了，由此构成了琦善又一项卖国大罪（蒋延黼：《琦善与鸦片战争》）。
必须指出，把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并不是林则徐一个人的主张，自道光皇帝以下莫不相信“兵民是胜利之本”，《剑桥中国史》指出：
“林则徐特别强调在广东招募乡勇，因为他深信，这些乡勇单凭其一股‘热情’几乎可以打败一切敌人。为了节约军费开支，道光帝在1840年把招募乡勇的任务扩大到其他沿海省份；但许多非正规军是原先的匪徒、盐贩或者利用自己的军衔鱼肉本地农村的强盗。另一个办法是采用道家法术和中国寺院的拳术，以改善军队在西方炮舰和大炮面前软弱无力的状态。例如，武术教师们宣称自己在水下不用呼吸可以呆上十个小时，因而便雇用他们藏在河底去英国船底下凿洞。”
不难看出，以义和神拳去扶清灭洋的思想，早在那时便已萌生了。
直到英军打到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等人被迫与英军谈判时，人民战争仍然是中国的战略威慑武器，据《剑桥中国史》：
“据张喜日记所记，小马礼逊（芦注：英方谈判代表）威吓说，如有必要，英军将长驱直入，溯江而上；张喜则针锋相对地说，如有必要，清帝将武装民众并号召农村起来反对他们，使之感到‘草木皆兵’。当然，哪一方对这些行动也都没打算认真去做。”
张喜籍籍无名，并非正式的谈判大员，不过是伊里布的侍从，他敢这么说当然不是毫无根据，此前道光已给两江总督牛鉴下谕，令他倡议江苏当地士绅办团练，保国卫家。可见爱国领袖道光确实考虑过将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不难看出蒋百里先生的持久抗战战略思想来源于何处。这其实是明摆着的事，自不必待智者而后知之：历届政府渎职，国政腐败不堪，尚不思改革，因循守旧，使得中国积弱之至，毫无国防能力。等到强敌入境，军队不能履行保境安民的最起码的职责，当然只好依靠“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去为朝廷排忧解难了。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8-4-05 周六, 下午8:17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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