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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鸠山理论”浅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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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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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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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鸠山理论”浅探
芦笛
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是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的。改编后删除了颇有意思的一场戏：日本宪兵队长鸠山向手下传授如何对付中共特工。鸠山在九一八事变前似乎就到了中国，乃是地道的中国通，对共产党人尤有研究。当时他抓到两个中共特工，其一是扳道工人李玉和，另一个是领导他的“知识分子干部”（我党的“知识分子”指的乃是初中知青）王连举。怎么使用不同手段摧垮这两个出身不同的特工的意志，让他们乖乖坦白交代，便成了对鸠山那“中国革命通”的才智考验。
至此，鸠山便对手下说了两句警句，当下就让我觉得非常新颖，过后还和他人议论了半天，反复回味，“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眼里那个热乎乎，唉！好像那，一把钥匙打开了千把锁哪，（下句忘了，请老金那专家补上吧，我只记得第二段：“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哪，小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哪”。）
却说鸠山洞若观火地向手下指出：“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贪生怕死，经不起毒刑拷打；工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喜欢金钱美女，经不起诱惑。”基于这对“阶级性”的深刻认识，他使用毒刑拷打，轻而易举地粉碎了知青干部王连举的反抗意志，令其供出了部下李玉和。但奇怪的是，在抓到工人李玉和后，他却不对症下药，以日本艺伎软化其斗志，反用毒刑拷打去伺候之。根据鸠山理论，自然是毫无结果而终。他为何要违反自己的发现，我到今天都想不明白，想来那是因为日本艺伎不会说中国话吧。但要作“燕子”，似乎并不需要语言交流啊？
在当时大夜弥天的中国，这台词堪称离经叛道，因而听上去非常新颖，颇有黄钟大吕的振聋发聩感。惟其如此，在电影改编为《红灯记》后它就给删除了。李玉和也给提了干，变成王连举的领导，以符合我党一贯的反智主义传统。
我党对马列主义的独特贡献，乃是从其阶级斗争学说中不但得出“财产越多越邪恶”的结论，而且发现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的定律。由此导出 “文盲=天生的革命家”的公式。当知识趋近于零时，革命性自然也就无穷大也。
由此形成的优良传统，便是以“坚定的”文盲大老粗领导“软弱动摇的”知青干部，使得学历成了原罪，一种大众必须千方百计洗脱的耻辱。根据伟大领袖1968年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的谈话记录，在座的中央首长们自敬爱的林副统帅以下，争相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面前表白自己的学历如何之短。人类历史上有过这种记录，不是绝后也定是空前了。唯一可以与之媲美的，便是野史所载金废主完颜亮以阳物大小来作为任命干部的标准。
话休絮烦。却说这台词因其新颖，便就此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有时也不禁要推想剧作者是怎样作出这伟大发现来的（那当然只会是作者的发现，不是日本独姓鸠山家族的发现），其根据到底是什么。
想来想去，觉得这定律根本没有什么统计基础，作者也不曾向我等一样，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多年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他这“阶级分析”只会是想当然耳。其依据无非是我党的知识分子们（=知青，亦即罗隆基所说的领导他们那些“大知识分子”的我党“小知识分子”）因为不曾被北洋军阀或国民党逼着下乡，就连长征都是坐担架过来的，所以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性欲自然不可能旺盛，因此在美色当前时，当然只会感到“半肉感的漠然的满足”（鲁迅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语录）；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细皮嫩肉，痛觉神经比较发达，当然就受不了毒刑拷打。大老粗们恰好与此相反，皮粗肉厚受得住苦楚，而身体健壮导致性欲旺盛，因此不怕老虎凳辣椒水，就怕不会讲中国话的日本艺妓。
“鸠山理论”只反映了知青作家们对党史的隔膜。我党那些革命先烈，什么李大钊，方志敏，瞿秋白等等，全都是知识分子或知青，而叛徒恰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特地提拔起来的产业工人，诸如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等人，还全都是党的领袖，政治局常委，其中向忠发还是政治局主席（后改称总书记）。他被捕后还没受刑，立即就和盘托出，争取“立大功受奖”，把所有党内机密都悉数招供出来。因为他叛变，临时中央竟然无法再在上海呆下去，党领袖们只好或逃苏联（王明），或逃中央苏区（博古，洛甫，恩来等人）。
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人从未被人逼着下过乡，进过厂，和工农大众相结合过，斯大林只是被沙皇六次公车送到西伯利亚去钓鱼打猎，和刑事犯们一道酗酒赌博，因此真正的工农是什么样子，他们连最起码的“半肉感的漠然的满足”都没有，只会在书斋里做玫瑰色的梦，根据“距离产生朦胧美”的心理学原理，把他们不了解的人浪漫美化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这才会有斯大林指示共产国际远东局物色提拔产业工人充当我党领袖的笑话，致使中国革命蒙受了巨大损失。
其实马克思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名言也没错到哪儿去，只是无论是他还是信徒们都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不知道社会意识是怎么形成的，那就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人性中包括社会性与生物性两方面，社会性从社会环境影响而来，其中教育起到的作用最大，而生物性则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本能。
因此，知识分子的人性受到的后天雕琢要远比工农大众的严重，其社会意识远比后者强烈明确。换言之，知识分子更是“社会人”，而工农大众更是“生物人”。前者更受后天建立起来的习惯影响，而后者更倾向于被生物本能支配。
社会性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信仰，它主要靠后天教育（包括主动阅读）建立，常与趋利避害，贪生怕死，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追欢逐乐等生物本能相反。信仰特别坚定的志士能战胜生物本能，甚至能战胜对死亡的恐惧而视死如归。无论是抵抗金钱美女的诱惑，还是忍受酷刑折磨，除了先天造成的意志因素外，更靠从后天教育中获得的信仰。
这恰好是工农干部的劣势所在：缺乏教育使得他们失去了建立坚定信仰的机会。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平均素质要远低于知青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老军头陈士榘（原工程兵司令）自己虽是工农干部，却早就注意到这一点，曾对他儿子说工农干部素质要比知识分子干部低得多，不仅生活作风不好，而且热衷于整人（原话请见陈的儿子在新浪网发表的回忆录）。
这丝毫没有什么奇怪，大多数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并不是为了金钱美女，而是为了追求他们认定的“真理”，其中最极端的例子是无政府主义的祖宗、俄国革命家克鲁泡特金，他本是荣华富贵已极的亲王，却弃王位如敝屐，出生入死干革命，最后流落到异邦去，为的不过是解救劳苦大众，当真是“富贵于我如浮云”。很难想象这种人在革命成功后会贪污腐败。
我党也不乏此类志士，彭湃家似乎就是大地主，他干革命似乎就是先从分他家的财产开始，还专门写了一首煽动农民仇恨地主的广东民歌，收入《革命烈士诗钞》中，我至今还记得几句：“咚咚咚，田仔骂田公。田仔做到死，田公吃白米。”就连个区区无足道的小革命韦君宜女士也承认，革命成功后她家的日子比革命前难过多了，在大饥荒时代就连她家的佣人当年的幸福生活都别想指望，起码那些佣人在“解放”前不会挨饿。
反过来，工农干部参加革命一般不是信仰所致，多是出于无奈或是谋求更好出路。吴法宪就自己在回忆录中承认他参加红军乃是为了当官。这些人没见过钱，更无法想象“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境界，贪污起来必然比旧统治者更加贪婪百倍，玩女人就更不用说了，以“击鼓冲锋，鸣金嫖妓”享誉全党的黄永胜同志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当然这和向忠发总书记比起来也算不了什么，人老向在上海就开始贪污，还经过组织批准娶了个妓女作二奶。出于信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则一般不会如此不堪，相反，正是因为对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深怀不满，他们才投身革命。起码就品味而言，官宦家庭出身的恩来既不至于去效老向包妓女二奶，也不至于如山大王毛泽东那样热衷于与女文（盲）工团员们大床同眠，胡天胡地。
所以，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整个满拧了。无产阶级革命只能由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知青们领导，出身越高，革命性也就越坚定，作风也就越正派。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8-4-05 周六, 下午8:26修改，总共修改了5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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