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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以日为师，还是以俄为师？ ——孙中山晚年歧路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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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贴]以日为师，还是以俄为师？ ——孙中山晚年歧路 (646 reads) 时间: 2007-12-03 周一, 下午11:46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转贴]以日为师，还是以俄为师？ ——孙中山晚年歧路

20世纪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件事不能忘记，那就是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日俄战争。两支外国军队，为什么会在中国打起来呢？这与他们争夺中国领土有关。纵观一部近代史，真正对中国有领土要求的，其实就是这两个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动用了一切办法，其中既有军事进攻、又有文化侵略，既有政治胁迫、又有“经济援助”，既有思想输入、又有人心收买，真可谓不择手段，不遗余力。

与此同时，中国人在西方文明相距较远，日本、俄国就在跟前的情况下，先是选择了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之路；后来又选择了学习苏俄，走十月革命之路。这种路径选择有一个最重要理由，那就是救亡图存。这就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问题：只有政治民主、经济独立、思想自由，才能使每一个人得到解放，才能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换言之，究竟是还是主权大于人权，人权大于主权，这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分水岭。如今一些年轻人在狭隘民族主义、狭隘爱国主义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蛊惑下，向往文化大革命甚至义和团运动，甘愿充当传统社会的臣民，就是因为不懂这个道理。另外，我们始终生活在“救亡压倒启蒙”的阴影之下，凡有启蒙苗头，就会有人高喊救亡口号。回顾20世纪的一次又一次学生运动，几乎都是这样。

话说回来，被视为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后，也先后选择了“以日为师”和“以俄为师”的道路。而这种选择，其实是以出让人权与主权为代价的。

1912年，孙中山接受袁世凯任命担任全国铁路总办，声称要在10年内修筑20万公里铁路，“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强国”。这与毛泽东1958年所夸的海口如出一辙。第二年，他以考察实业为名，前往日本访问，目的是为了借款筑路，并试图促成中日同盟对抗沙俄。然而当他正准备起程回国时，发生了宋教仁被刺事件。这一事件使他放弃原有计划，全力以赴地发动“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亡命日本，并1914年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该党不仅把党员分为享有不同权利的三种类型，还规定要以按指印、立誓约等方式，来表达对孙中山的绝对服从。孙中山甚至还把“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之类的话，写在入党誓约中。这种作法与现代政党的组织原则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受到包括黄兴在内的绝大多数国民党人的反对。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除了受中国式秘密会党的影响外，恐怕还从日本文化糟粕中（比如集体观念、等级制度、武士道精神等等）得到许多启发。

从此以后，孙中山进一步走上了崇尚武力的道路。就连权威的《孙中山传》（尚明轩著）也不得不承认，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他的“所谓军事行动，不过是在各地联络旧军队，收买退伍军人和土匪，组织暴动，或进行暗杀，即通过金钱的作用，‘利用土匪，运动军队去打倒袁氏。’”值得注意的是，要做这些事情需要大量金钱，因此除了向南洋华侨募集外，前面提到的与日本方面的暗中交易，绝非空穴来风。在日本，年过50的孙中山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娶了刚过20的宋庆龄。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孙中山回到国内，继续从事武装斗争并发动护法运动。不久，他在广东与广东省长陈炯明在联省自治的问题上发生矛盾，结果被陈逐出广东。关于这一事件，国共两党都严厉谴责陈炯明的“背叛”行为，只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认为：陈氏主张广东自治，是想建设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是想用武力统一中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达以求他的目的，于是……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轰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正当孙中山被赶出广东走投无路的时候，李大钊专程从北京到达上海拜访孙中山。两天后，孙中山在李大钊、林伯渠和宋庆龄的陪同下，与苏俄全权大使越飞的代表会晤，商讨中国革命和远东局势。从此，孙中山走上以俄为师的不归路。

作为苏俄的代理人，李大钊曾通过当年的同学、后来担任了吴佩孚副官的白坚武拉拢过吴佩孚，但没有成功，这才把目标转向孙中山。早在辛亥革命时，列宁曾指责孙中山是“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动的民粹主义理论”，是“极其反动的空想”。正因为如此，他要花大笔金钱让第三国际在中国成立一个支部。据说1921年该支部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时，曾向每个代表发放200大洋充当旅费。毛泽东是长沙地区的代表，这二百元相当于他当小学教师两年的工资。到了1923年该支部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陈独秀在会上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领到经费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这笔经费分给了各个小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联络和发行周刊的工作上。”他还说：“去年我们只有二百党员，今年入党的大约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个工人。”“现在共产党员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国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十四人，妇女三十七人，另外有十个同志还被关在牢狱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数据》第二册第523页）这样看来，能够使用这笔钱的人很少，平均到每个使用者手中，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孙中山与苏俄代表的沟通似乎相当顺利，并最终走上了联俄联共、以俄为师的道路。孙中山从苏俄那里得到多少援助不得而知，但是苏俄因此而派遣大批顾问来到广东，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到了北伐成功国民党上台以后，中国开始与一党专政结下不解之缘。

对于国家面临的这种状况，徐志摩与张奚若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于1925年在“仇俄友俄”大讨论中曾有过讨论。诗人徐志摩说：他之所以要发起这场讨论，是因为“中国对苏俄的问题，……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一个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拥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与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假如在这时候，少数有独立见解的人再不应用理智这把快刀，直剖这些急迫问题的中心，我怕多吃一碗饭多抽一支烟的耽误就可以使我们追悔来不及。”

相比之下，被称为“大炮”的政治学家张奚若则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之所以仇视苏俄，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仅仅吸取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然收买我们的良心，腐蚀我们的灵魂；帝国主义只想愚弄我们的官僚和军人，苏俄竟然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欧战后，帝国主义的国家还唱尊重我们地土主权的口头禅，苏俄竟然羌无原故的占据了我们的外蒙古（他们的中国朋友还替他们解释说应该占据）；帝国主义的国家仅暗中帮助我们的吴佩孚张作霖，苏俄竟明目张胆的在广东做我们的高级军官和外交官！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强暴恶劣的手段，在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国家里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境’，还要说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倒要问不是敌人是甚么？”

随后，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苏俄最大的罪恶，“在他以金钱的势力和宣传的手段，一方面使我们社会上本来很有希望的分子舍了脚踏实地救国救己的途径，去弄那摇旗呐喊，务虚名忘实际的依赖事业，一方面扶助我们社会上极恶劣势利分子排挤那极好的公正分子，小之足以阻止我们的真正解放，延长我们的束缚期间，大之足以引起世界战争，增加我们的无穷负累。”之所以有此判断，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照苏俄现在的手段办下去，我满保你不要几天中国社会将完全变成了流氓捣乱的局面（北京现在差不多已经是的了）：一般的青年除共产主义外，不知有学问；除卢布外，不知有廉耻；除倾陷异己外，不知有事业；除苏俄使馆外，不知有中国。这些人除替人做走狗，做爪牙，做奸细，一言以蔽之，做工具外，我不知有甚么用处。”

张奚若指出：除了在外交方面施展阴谋外，苏俄还从两个方面扰乱我们的内政。“第一，他告诉孙中山说‘中国问题，完全是个外患问题，并非内政问题；只要能把帝国主义赶了出去，万事就都好了。’孙先生明白终身，糊涂一时，（或者是因为要利用假装糊涂）就把这种似是而非（顶多也是半是半非）的话告诉了他那在中国社会上本来很能有大作为的国民党，大唱‘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诸口号，好像只要条约一废，大难自平的样子。这种舍本逐末、舍己求人的叫嚣，……是苏俄妨害我们内政改革的第一罪。第二，上边说的青年和学者虽然没有判断力，没有常识，可怜得很，但比较上终算是些好人。若苏俄在中国的朋友，只是他们这样一群人，那大概还闹不出甚么十分大乱子。可是苏俄的朋友，绝对不止他们。他们外，还有那些更无识、更无耻，更不安分，更好捣乱的一部分。苏俄支配中国内政的原则是利乱，不是利治，所以这些人的兴趣和动作也就是趋乱避治。越乱越好，越糟越有趣。……此等事偶见于一事，影响已经够坏，永远如此，那还能成吗？这是苏俄妨害我们内政改革的第二罪。”

张奚若最后说：“总之，只要我们能自强，能自己先像个人，能把国家弄的像个国家，那帝国主义式的敌人，不打自倒。日本是先例，土耳其，乃近证。反之，若照现在的办法做下去，自己先站不起，那里配说打倒任何敌人。苏俄就是使我们站不起来的魔鬼。所以我说他不但是我们的敌人，并且是我们最厉害的敌人。”

参加这次讨论的还有梁启超、丁文江、陶孟和、张慰慈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可惜由于暴徒放火烧毁了报馆，使这场讨论无疾而终。

张奚若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还当过孙中山的秘书，他的话不仅指出孙中山晚年的错误选择，也印证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可惜这些历史真相不是被歪曲，就是被遗忘。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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