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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关于“二王专案”的背景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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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关于“二王专案”的背景猜测   
马悲鸣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经验值: 57789
文章标题: 关于“二王专案”的背景猜测 (456 reads)      时间: 2007-8-29 周三, 上午4:17
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关于“二王专案”的背景猜测

马悲鸣

2004年5月28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头版头条文章「长期提供活动经费，一心窃取大陆情报。台当局勾结“民运”分子」独家报道了民进党情报部门设立“二王专案”，资助王丹等大陆民运人士。王丹等人则向陈水扁提交“工作报告”的报导。

这篇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即指明了该报导是取材于此前一日，即5月27日，台湾《中国时报》的披露。

2004年5月27日《多维新闻社》刊登出对王军涛就“二王台谍案”的专访∶“我愿意公开对质！时间地点方式由他们定！”

注意！《环球时报》刊登“二王专案”的时间是5月28日，而《多维新闻社》刊登对王军涛的专访却提前了一天！是5月27日。

当然美国和中国之间有12小时的时差。但也证明《多维》完成整个对王军涛的专访并将其刊登出来不可能晚于《环球时报》发表“二王专案”之后12个小时。

真够神速的！

2005年9月11日，王丹王军涛在胡锦涛访美期间起诉胡锦涛和《人民日报》造谣时再次接受《多维》采访说∶“我认识的政府中的所有人都不相信这类说法。他们大概也向上作过解释。但是，既然是政治需要，就不会考虑其是否真相。他们的解释没有任何作用。不过，在今年6月3日《环球时报》再次以同样方式重复谎言。我立即表态将在胡锦涛访美时当面向他说明公民的尊严和权利不容侵害时，他们有人随后与我联系，让我克制。他们帮助我了解情况，但又石沉大海，没有音信。但是，当赖斯国务卿访问北京，并在7月11日公布中美两国高层即将互访时，他们在次日又找我，并于7月14日给了我一个解释，说是《环球时报》总编说，接到匿名投稿没有审查发表了；还说《环球时报》是个小报，不要太重视。我当即指出，两次文章均以《环球时报》记者名义发稿，去年是卢薇，今年是谢湘；而且，《环球时报》国内发行数百万份，影响极大。我重申我的要求，并且表示，如果不能纠正失误，我将在胡锦涛访美期间对他提起诉讼。”

作为完全不知道真相的旁观者，我当即就猜到了一个大概。切记，这只是猜测，没有任何证据！

首先，《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发表任何文章，即使署名，也是代表中国政府意见，或至少不是与政府意见相左，随着主旋律起唱的。这一点大概没什么人怀疑。

其二是，《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发表这种非常具体地指明“二王专案”细节的文章，是不会象王军涛转述的解释那样，仅仅来自匿名投稿，就毫无核对地匆匆刊登了出来。不要说是党和政府第一大报，就是一般私营报刊也不可能如此草率。照王军涛转述的《环球时报》编辑部的解释，简直就等于自认造谣，而这是不可能的。

回头设想一下《环球时报》两次发表卢薇和谢湘不同署名，却内容雷同的文章之前，肯定是接收到上级的指示。这指示无非两点，其一是必须发稿，其二是该稿内容属实。

至于如何证明该稿内容属实，我相信上级不可能告诉下属，只是指令下属∶“别废话，快发稿！让你发你就发，哪来那么多问题！？”

现在故事来了，《人民日报》只负责日常发稿和编写《内参》。《环球时报》的上级《人民日报》如何知道该稿内容属实的？

肯定是有更高层的指令，让《人民日报》责令其下属的《环球时报》发稿。

这更高层是谁？究竟谁有可能知道该稿内容属实？

再简单不过的猜测∶国家安全部！

台湾和大陆、香港在同一个时区，不存在时差。5月27日台湾《中国时报》披露。5月28日《环球时报》改写转发。我们可以估计出，这几乎就是同步作业。

我是卖过稿子的。一般投出去的稿子怎么也得在编辑部里审查、编辑、排版等压上不短的一段时间，往往要过月。这种仅差24小时的改写报导几乎可以肯定幕后早有准备，必有从另一情报线索掌握的情报能重复核实台湾《中国时报》的披露。

那么大陆是如何获得“二王专案”的情报呢？

两种可能。其一是大陆安全部特工潜入台湾军情局，从中获取情报。但这似乎可能性不大。否则“二王专案”一暴光，台湾军情局一定会有内部逮捕和法办叛卖者的举动。

另一种可能是，有掌握“二王专案”文件的人员找上门来把情报送给大陆安全部。

这有可能吗？

你马悲鸣又造谣编故事。

我确是在编故事。但说我凭空造谣，则有点过了。

让我们回头看看各国间谍反叛后的作为。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互派间谍，也互相策反对方的间谍。叛归己方的对方间谍往往会拿自己掌握的原来那方面的情报卖钱请赏。最近俄罗斯情报部门叛逃英国的间谍中毒死亡事件就是一例。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管秘书陈用林叛逃又是一例。这些大张旗鼓的叛逃者向传媒透露的情报因和他们的利益有关而难免不被夸大。但如果是秘密叛逃，只把情报直接送给对方情报部门，则就是确凿的证据而无所谓夸大了。比如原来自己服务的一方情报部门的文件影印件与翻拍的照片。看过电影《侦察员的功勋》者对此不会生疏。

那么台湾军情局内部有谁会主动拿着大陆海外民运的活动记录去投奔大陆呢？

我也不知道是谁。

但我从人物心理活动规律可以猜出来，台湾情报部门内部必有这种人。

你马悲鸣的根据是什么？拿出证据来。

证据我没有，根据倒有。

台湾情报部门乃是重中之重，雇佣人员比军队还要严格。当年就因为中共间谍潜入了国民党情报部门核心而使讨共战争一败涂地。

国民党到了台湾后，没有再被颠覆，关键是彻底清理了情报部门内部和由清理了以后的情报部门侦破了一切共谍案。早期清除了共谍后，国民党情报部门后来的一大工作就是侦察和破获台独案件。

不管是美丽岛事件还是其他台湾本省人反抗国民党统治的事件，总之，肯定有不少后来的绿营人物当年曾蹲过军情局的大牢。

2000年一夜之间台湾变天。民进党赢了选战。当年绿营囚徒的律师当了总统，自然大批绿营人物被委派接掌各部门。其中当然有军情局。

忽然一天，一名前军情局里的囚徒大摇大摆地来军情局接收局长职位。你说当年那些侦破、逮捕、关押过新绿营局长本人的侦探和看守们如何面对？又如何感受？

这绿营军情局长肯定带了自己的班底来接收。第一件要干的就是要曾经效忠国民党的军情局各部门负责人交出所有过去迫害绿营人物的档案。其中不但包括被迫害者名单，也包括迫害者的责任签字。

你要是这责任者之一，你还如何在军情局里混？如何在过去亲自逮捕、关押过的绿营新上司手下干？

可如果辞职不干情报工作，你这练了一辈子的情报本事还有什么用？你还能到哪里去找工作？

正好大陆那边开放了台胞入境。到2000年陈水扁胜选时，距国府迁台已超过50年。军情局里真和共产党有血仇的负责人如毛人凤等早都死光了。后来接手军情局的都是四、五十岁，并未与共产党有血仇，反而与台独过不去的人。

如今绿营的军情局长接管军情局。这些军情局旧人正在面临清算时，他们几乎唯一的出路就是辞职去大陆，卖出手中掌握的文件副本以换取在大陆的居住权和一笔养老的收入。

这种猜测不需要有任何证据和提醒，仅凭想象就不难猜出来。他日民运在大陆上了台，任命刘晓波任秦城监狱的典狱长，刘刚任看守时，当年那些关押过刘晓波，揍过刘刚的旧典狱长和看守还怎么呆？

在这些送往大陆的台湾军情局文件的拷贝中不巧就有“二王专案”。而大陆方面对民运与台独勾结的情报尤其感兴趣。

2004年3月20日陈水扁竞选连任成功，5月20日再度宣誓就任总统。正巧一周之后的5月27日台湾《中国时报》披露了“二王专案”详情。大陆安全部一查掌握的情报档案，完全相符，于是一个电话打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再一个电话打给旗下的《环球时报》。随后把简单修改了一下原文中台湾惯用语句的稿子换个署名，电邮过去，几乎当场就可排版，第二天见报，哪里用得了24个小时？

我当时看到二王的过度反应时就感到奇怪。若真是造谣，晒着对方就是了，犯得着如此暴跳如雷吗？

我被人造了多少谣。多少朋友让我辟谣。我才懒得理他们呢。可二王不顾一切地辟谣，越描越黑，反而诱导读者往“二王专案”为真的方向去猜测。

(博讯2006年11月06日)报导「王丹否认接受台湾国务机要费20万美元∶“TVBS/有媒体报导，陈水扁因为机要费案，在接受侦讯时曾表示，部分费用也用来资助流亡美国的大陆民运人士王丹。对于陈总统的说辞，今天王丹在接受本台电话访问时表示，自己从来不过问资金来源，…”

第二天，又有传媒报导出「王丹：收扁政府20万美元不知是国务机要费」

既然王丹从来不过问资金来源，自然就无法否认台湾军情局“二王专案”的款项来源，又何苦要如此歇斯底里地辟谣呢？

既然王丹说他不知道拿的扁政府的20万美元是出自机要费，自然也可以说不知道拿的钱正是军情局编制的「二王专案」经费。

拿了谁的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二王瞪着眼说瞎话，让人无法再相信他们。

最后重复一遍，以上所言，除了剪贴上的拷贝，其他全是猜测。信不信由你。

【附录】～～～～～～～～～～～～～～～～～～～～～～

《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2004年5月28日头版头条文章

长期提供活动经费一心窃取大陆情报。台当局勾结“民运”分子（独家报道）

●本报记者吴薇

5月27日，台湾《中国时报》在显著位置披露，台湾当局多年来一直在资助大陆海外“民运”分子。分析人士指出，陈水扁当局正策划把海外“民运”变成民进党的“台独”招牌，并企图将海外“民运”推回大陆，变成民进党在大陆的“第五纵队”。

“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多达17个

据知情人士透露，早在1982年，海外“民运”就和台湾情治（情报和治安）部门扯上了关系。王炳章1948年生於沈阳，1971年毕业於北京医学院，1979年公派到加拿大学习医学。他在纽约创办《中国之春》杂志，引起了台湾“情报局”（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编为“军情局”）的注意。台“情报局”立即派人与王炳章取得直接联系，王炳章则派其私人代表宁嘉晨到台湾商谈合作事宜。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显示，台“情报局”在上报“国安局”核准后，决定与《中国之春》展开秘密合作，进行反大陆的活动。为此，台湾特别成立了“移山专案”，每月资助《中国之春》3万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连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主席。台湾“情报局”每年向该组织提供6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此外每月还发给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资。但台湾方面对王炳章并不信任，派林樵清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随著“民运”分子纷纷跑到国外，“民运”分子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一开始国民党当局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麽大事。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湾“军情局长”后，干脆把“民运”组织变成了搜集大陆情报的工具。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披露，当时受“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达17个，遍布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和香港地区。胡平，1947年生於成都，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后获硕士学位，1987年任北美中国留学生政治学会会长。以他为首的一批人被列入台方“文正专案”，经费由专案补助。王军涛，1958年生於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1989年因参与“民运”被捕，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他参加了所谓的“中国战略研究所”，被台湾方面列入“致广专案”。已被大陆安全部门抓获、判处间谍罪并驱逐出境的李少民，当时被台湾当局列入“志翔专案”，经费由个案申请。台湾当局把收买的“民运”分子作为情报员，并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类型，其中“聘干”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负责进行全方位的情报搜集和“民运”推动工作；“联干”是专门负责交通联络的特工；“民干”是专门从事“民运”活动的人员；“工作对象”则是准备发展吸收的人员。例如，在台湾“军情局”的档案中，李少民是“民干”，化名“周军”，月薪1500美元；胡平也是“民干”，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海外“民运”分子的派系斗争一直非常激烈，台湾“军情局”为了拉拢他们，不得不四处撒钱。据透露，有一段时间，台湾“军情局”光是资助“民运”分子筹办基金会、研究中心和研讨会等，就花掉了三四十万美元；据估计，台湾“军情局”十多年的花费至少有500万美元。民进党设立“二王专案”，资助王丹等人。王丹则向陈水扁提交“工作报告”。

2000年5月民进党上台后，放弃了国民党时期“反攻大陆”的幻想，因此对海外“民运”分子兴趣越来越小，台情治部门也停止了对他们的资助。在此之前，一些“民运”分子曾通过当时的台湾“总统府资政”姚嘉文说情，但仍无济於事。后来，民进党经过进一步评估，认为这些“民运”分子还有可利用之处，於是开始积极拉拢王丹、王军涛和杨建利（1962年生於山东，200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当选“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等人。

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指出，台湾“国安局”对拉拢王丹、王军涛的工作相当重视，为此专门设立了“二王专案”，由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和“国安会咨询委员”林佳龙负责相关工作。

据知情人士透露，民进党当局与王丹、王军涛等人的正式接触始於2001年，地点在美国波士顿。当时，台湾当局派出的是颜万进和徐斯俭（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民运”分子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陈小平和吴稼祥，来自大陆的刘军宁等人。这次会议商定了未来双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运”的概念，即不一定打著“反共”的旗号，但要拉拢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海外留学生，构筑“反对党”雏形。他同时建议，在大陆设立民间政策研究所，经费可以从台湾先转到北美，再转到大陆。由於王丹的这些主意“有建设意义”，所以很顺利地得到了台湾方面的认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军涛到了台湾，在新竹与颜万进、林佳龙秘密碰头。他们决定成立“宪政协进会”，作为政治决策和指挥中心；同时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军涛等人均在其中。双方还决定由王丹出任“宪政协进会”的“主席”并负责组建办公室，王军涛则出任“理事长”。此后，民进党当局打著“资助学术研究”的招牌，通过海基会向王丹等人提供经费。从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动研究”十六大为名，陈水扁当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万元新台币，其中王丹和王军涛的人事费各为12万元新台币，交通费共10万元，座谈会车马费还有2.4万元。

2002年3月，双方再度在纽约碰头。他们这次讨论的事项包括：在大陆设立一个讨论政策的网站；接手一本名曰《北京之春》的杂志，作为在北美公开活动的平台，由王丹加入该杂志董事会；介绍台商资助潜藏在大陆的“民运”分子等。2002年4月，杨建利使用朋友的护照溜回大陆，被依法拘捕并判处入狱5年。剩下的王丹、王军涛就成了台湾情治部门重点拉拢的对象。2002年11月，双方又聚集到韩国汉城交换情报。

2003年2月，王丹和王军涛向民进党当局提交的“宪政协进会工作总结”称：“我们决心建立替代力量，在时机到来时，能大规模地迅速展开力量，推进形势，打开体制，并通过现代政治运作，将中共挤出政治舞台……我们希望能继续得到支援并尽快落实承诺，以保证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需要。”2003年7月8日，台湾当局得到了一份《二王专案报告》，其中列举了王丹、王军涛的“良好成绩”：每月举行大型讨论会；拟定了政治反对派纲领以及正在大陆动员筹建网站等。这份报告同时指出，2003年台湾已资助“二王”150万元新台币，要求再追加350万元，同时要求资助刘军宁的大陆“民间研究机构”1万美元，并希望未来每年资助《北京之春》6万美元。

为防范“民运”分子趁机扩大势力，台湾“国安局”还列出了应注意的“八项原则”。

尽管不断给“民运”分子出钱，但台湾情报部门对他们并不放心。据《中国时报》报道，在台湾“国安局”绝密文件中，有一份是前“国安局长”蔡朝明於2004年2月26日交给“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和陈水扁的公文。这份公文非常具体地说，今后台湾资助海外“民运”的三大目标，即在“民主化”和人权等议题上对大陆形成国际压力；筹组并扶植大陆“海外反对党”；利用“民运”分子在大陆的亲友，拓展台湾在大陆的情报网络。同时，为防范“民运”分子趁机扩大势力，台湾“国安局”还列出了应注意的“八项原则”，如“为台湾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此外，台湾“国安局”还就每名“民运”分子的性格特点以及价值大小不同，对他们进行区分。台当局认为，王丹“虽然具有国际知名度”，但有待进一步成熟，他现在的主要价值在於宣传；王军涛“做事低调，具有能量，深层耕耘，具有组织地下党的潜力”，可以通过分期、分阶段的方式进行资助。

台湾“国安局”所提的“八点原则”与民进党一贯的风格颇为吻合：如果它愿意，就会给海外“民运”“一块牛肉”；而这块牛肉的代价就是等待海外“民运”分子对“台独”的回报。这正是“为台湾所用，由台湾主导”的正内涵。海外“民运”如果不认同“台独”的价值观，不为“台湾独立”奔走呼号，那就会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养虎之患”。这些“民运”分子口口声声说要民主，但“3．19枪击案”却已将台湾的“民主”打入地狱。由此人们可以看出，陈水扁当局与海外“民运”分子勾结在一起，究竟是要干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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