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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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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 -- 沙人 - (22844 Byte) 2007-8-20 周一, 上午10:55 (340 reads)

沙人
警告次数: 1

加入时间: 2006/05/26
文章: 1307

经验值: 4031

标题: 学者评论 (124 reads) 时间: 2007-8-20 周一, 上午11:08

作者：沙人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学者评论
－－－－－－－－－－－－－－－－－－－－－－

秦晖：

这篇文章对我们启发很大。我八十年代从关中土改开始探

讨这个问题，当时也感到如果从平均地权来看土改，很多问题都看不懂，就像从集体主义来理解合作化也是个大错误一样。合作化不是以集体主义为前提的，而是以原子化为前提的，因为国家动员原子化状态的农村所需要的力量要比动员由各个村社组成的农村所需要的力量要小得多。对于土改张鸣点出了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在地权已经很平均的地方我们还要搞土改，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民国时期的地权还是相当分散的，很多地区属于无地主地区，但是这些地方还是要土改，而且搞得特别厉害。第二个问题是很多地区比如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很多地方的地权结构在传统世代是公社制，大部分土地是族庙公产，基本没有地主。这些地方要搞土改分土地是很简单的，因为原来是公地，不像联产承包的时候要从这家人转移到那家人。但是这些地方土改也搞的特别厉害，而且为了搞土改当时还得罪了一大批地方干部，很多地方干部也被撤换。原因在于他们中很多人都认为分地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必要搞像北方那么严酷的土改运动，而且很多宗族都是采用议会制形式，并没有一个大恶霸来当族长，独断专行。当时广东很多族庙公产采用了经理制，从外面请人来管，这些人就更不是豪绅了。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研究，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很多受到打击的人并不是平均思想或者是集体主义思想不够，而是因为他们在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凝聚力太强。一个例子是井冈山的元文才，另一个例子是闽西的傅柏翠，他被整的理由是不愿分地，而他不愿分地的理由是一个非常左的思想，他想搞共产团，把土地集中起来生产，而且搞成了。如果仅仅从意识形态来讲，共产党好像没有什么必要不欢迎这个事情。但是这犯了大忌，就是居然在地方能够把大家号召起来，这是不能容忍的。这种利用草根组织把大家组织起来，有地方自治的意思，是特别不能容忍的。

土地改革的本质不是一场平均地权的运动，而是一场摧毁农村传统小共同体的运动，就是要把农村中的地缘共同体意识、血缘共同体意识、传统的乡土凝聚力给打碎，重新建立一个由国家直接管理的体制。这个思路的源头是中国历史上的法家意识，法家在战国时就强制解散大家庭，不许族居，鼓励告亲，等等。

土改的结果从形式上来讲，使是中国出现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纯粹的小私有制的社会。尽管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小农存在，但是总是存在一部分族庙公产，当这部分公产太大的时候，统治者就会想办法将其分散，清朝就进行过两次族庙公产私有化运动，但是都没有成功。土改之后，中国农村这种极端原子化的状态，就便于国家进行军事化的统治。我想补充的是，土改绝不仅仅是一场战争动员，这样才能解释在战争结束之后，土改仍然要进行。不这样做，北京就不能做到令出法随。这也牵涉到对后来集体化的解释。很多人都不能理解，集体化是一大二公，而中国传统的小农是一小二私的，为什么一小二私的小农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大二公起来？尤其从集体主义着眼就更想不通。斯大林在俄国搞集体化的时候就曾批评过恩格斯，说他的《德法农民问题》太保守，恩格斯在里面说对小农要很大的耐心，改造他们需要很漫长的过程。斯大林说这样是过分谨慎的，这种说法可能只对西欧的农民有用，而俄国的农民是农村公社社员，有集体主义传统，我们的集体化可以搞得很快。但是俄国的集体化受到农民的抵制是很厉害的，也是非常的血腥。

当时中国农口各个部门都有苏联专家，他们都反对中国搞合作化，理由就是有村社传统的俄国农民集体化都很难，中国农民一小二私几千年了，搞集体化就不行。但是毛泽东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搞了集体化，而且进行得很顺利，虽然农民不喜欢集体化。这也可以解释，在集体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农潮等抵制行为的农村，不是北方那些非宗族化、土地在传统上是百分之百小私有的农村，而是南方那些原来就有很多族庙公产的地方，比如广东，浙江等等。小共同体自治是大共同体一元化之敌，所以大共同体要实现一元化统治，首先要解构小共同体，要打碎社区、乡村、村落原有的凝聚力。这是我们理解土改运动为什么存在、以及土改为什么看起来二率倍反的原因。土改看起来是被完全小私有化了，但是这种私有化恰恰是为国有化提供条件的。张鸣教授的文章不仅使我们能够看到土改、也使我们看到中国社会近代以来一些深层的东西。

萧延中：

张老师的文章非常有创新性，因为在大家的眼中，土改是已经被研究得很透的问题，但是张老师从中看到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农民的穷是革命的动力，当他们富裕起来之后就失去了这种动力。所以美国的理查德·所罗门写了一本《毛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结论是这场革命是革命动力与革命目标的悖论，这场革命的最初动机是处于极端贫困的人们希望通过非常规的方法来改善自己的生存与生活条件，这种方法就是革命，革命一朝就可以改变人的身份、财富。革命的目标恰恰是使人过好日子，随着革命的进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动力源就消失了。在这个悖论中，毛的做法就是一次一次地添加革命动力。地主阶级消灭了，找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被改造完了，再找党内。他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就是基于寻找新的革命动力源所作的。

关于革命伦理那一段比较有意思，因为以前中共党史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这篇文章开了一个好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寻找其他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去体验，让不断的新鲜感来刺激他们生活的愿望，所以我们的节日要重复的有，用仪式来带动历史记忆。所以我感觉土改运动也像一场大的仪式，革命的目标就像一种图腾。革命可以带来正常生活中所永远无法得到的东西，所以它是reverse，是一种倒置。社会底层的人、各种小人物在革命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心理收益比常人都要多得多。一个登三轮车的，可以登上大学的讲台颐指气使，这种可能性在日常生活中想都不用想。

张老师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把这些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提炼出来了，归纳总结，得出了革命动力的可能源泉。

当然，我们还有几个角度可以去做，比如理性选择来解释。如果能够有足够多的资料，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人，来计算一下通过革命，他的收益是多了还是少了，不过这其中也要包括心理收益。所以，在解放前，当兵是一种职业，至少可以保一口饭，甚至可以升官，当然也要冒丧命的危险，这就是获得收益所付出的成本。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力（音）用理性选择的理论分析了大跃进，这种方式也可以用来分析土改。

第二个视角就是心理主义，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所罗门，他有一个命题，革命是一种情感的风暴，要使你进入其中。吃忆苦饭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醒你，如果不革命的话，就会受二茬苦，吃窝窝头。这就是一种记忆的强调。

第三个视角就是革命与行为的逻辑。这方面包括政治仪式，政治符号，还有张老师刚才讲的政治剧场。就像去足球场看球一样，一旦进入那个场之后不叫喊就不太正常了，同样，革命不骂人不扇嘴巴也就不正常了。毛泽东就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什么革命一定要采取暴力的形式呢？因为暴利是偶然性的，不是经常的。偷东西抢东西是不好的不行的事情，而到了非常时期，都变得正常了。同样，这个视角也可以用来研究土改。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在中共党史中，1946年到1948年这段时间的土改并没有得到较多的强调，反而是此后的纠偏强调的比较多。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还可以进一步研究。此外，这种类型的运动为什么会反复发生，张老师的这篇文章好像已经抓到了其中很根本性的东西，不过还可以进一步深挖，来解释这种特别的农民运动形式。

贾晋京：

我有三点看法，首先，政治剧场是指的一种完全可操控的传播环境，与足球场还不太一样。在进行战争宣传的环境中，革命涉及到方方面面，它的影响因素不像球场那样单一。能够进入这种可操控的传播环境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发展出相应的一套伦理体系和市民理性有关系。

第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农村取代原来的政权，成为实际的操控者。首先可能与抗日战争有关系，日本人走了之后出现了政权的虚化和真空。其次是1905 年废除科举，导致乡村的精英集中到城市，基层的权利发生空缺。此外，中国历来一直在贯彻农村原子化的政策，所以从来都没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乡村权力结构，这时其他的权力结构就更加容易进入。

第三，为什么当时农村的边缘化群体那么多。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农民战争在最初都是流民战争。如果流民的规模不那么大，战争也很难发生，真正有产的农民是不愿意作这些事情的。所以，边缘化的群体这么多，跟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发展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吴非：

刚才很多人从伦理学、心理学等方面来探讨了土改，我想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讨论。我把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战争动员看成是一种中国基督教现实化的一种体现。从太平天国运动到共产党的社会革命，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碰撞，太平天国运动是神道社教的基督教文化的现代体现，共产党革命是人道社教的基督教文化的现代体现。

基督教文化首先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它的操作和动员社会的改造机制更多的是动用战争，动用社会的暴力，包括大家知道的全球殖民化运动，以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都是在新教改良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它基本上采用原罪的意识来推动全球化的整合，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视为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变种。所以，我们常常仅仅以人的良知来看待共产党的种种作为，只是以形下的人间的伦理来讨论这些问题，而没有照顾到形而上的道义上的种种关怀，在这个层面来分析文革，分析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史，我们没有看到形上伦理的建构。这种剧场效应，这场戏仍然在进行中，中西文化的碰撞，是通过中国二十世纪准基督教文化的操作，使中国文化化西了，其中也有全球化的精神在支撑着。我想通过二十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全球新文化的建设，会完成形而上的伦理建设，当然一开始会通过很多形而下的形式来进行。圣经中基督说，他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血腥和暴力。整个人类文明都是以希腊文明和希伯莱文明这两维展开的，而终极的精神信仰是以基督教为支撑的，中国也概莫能外。我们对历史的很多评价都要上升到形上来进行，才能最终得出合理的结论。

杨向东：

我觉得还有两个方面可以细化，比如张老师说到土改是为前线提供兵源，这其中的具体机制是什么样的，它是如何为前线征粮的，还是值得细化研究的。在土改的前期和后期是如何转化的，以及土改运动产生的结果如何，能否复原到原来的情况，这些都可以继续的研究。

张鸣：

听了大家的评价，我很受启发。关于秦先生大小共同体的提法，我以前也想过，今天听了他的评论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从理性选择和心理主义等理论来解释的话，或许会更好一些。1948年以后胜负已判，土改的多元模式如诉苦仪式等等，已经成功地运用到消化俘虏上去了。对于细化的要求，这一社会学的研究确实还需要加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能够对以后的社会进步做出一点贡献。能够有学经济学的人加入，来探讨这个问题，可能对我们回顾过去和建设未来有更大的意义。谢谢大家。

作者：沙人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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