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中共“和谐社会”政策是在增强执政党的前提下的 Social Gradualism, 其手段是用行政干涉的方式强制限制豪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弱势人群的权益。不论中共此举的目的如何,这个政策的出笼说明了中共高层对社会危机有了清醒的认识,开动预警机制以防一万。至少可以看到其中有两点可取之处:其一,“和谐政策”暗合发达的自由经济的规则,即一个社会只有消除导致本身颠覆的隐患,其经济活动才能良性发展;再是,“和谐政策”符合民间的维权运动的大致方向,而且正是民间的维权运动促使中共更加关注潜在的统治危机。
然而,问题是民间的推力并不与政府的政策成正比。一旦民间的怨气由于众多类似或有甚于“工奴事件”的披露而酿成全国性大规模的骚动以致内乱,那么这种很有可能的局面就会打乱中共原定的自上而下的“和谐政策”的实施,由此极有可能造成政局激烈的政局动荡,动荡的结果就会难以预料。只要回顾一下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社会,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否定这样的一个可能:一个新的伟大的领袖领导一个十三亿民族、一个大统一国家雄赳赳地走上世界舞台。Ein Volk, ein Reich, ein Führ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