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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的消解与语言的突围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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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的消解与语言的突围 zt -- nunia - (3444 Byte) 2006-11-03 周五, 上午5:17 (604 reads)

nunia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5/11/04
文章: 2184

经验值: 5079

标题: 时间与死亡：任洪渊汉诗的英雄之旅 (209 reads) 时间: 2006-11-03 周五, 上午6:09

作者：nunia 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时间与死亡：任洪渊汉诗的英雄之旅

林童

第一次接触到任洪渊的诗，是在十年前。那时正在鲁院学习，不少写诗的同学谈起任洪渊与众不同的诗和他那狂放不羁的性格。我又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也将《女娲的语言》借来观赏。在我感到震惊的同时，也看出了他这一路诗风将在中国诗坛必然落寞的身影。由于离正式开始文学批评活动还有相当长的年限，也就没有注意到他的诗学。

我和任洪渊见过一次，2004年夏天的一个周六，在法国文化参赞的家里，那时树才准备搞中法诗歌交流。虽是初次见面，但他那四川人的牛脾气也可见一斑。他先是对我和朋友编的《百年中国新诗流派作品金库》的一条标准提出了异议，即“无组织无纪律的闲云野鹤”不入选。他说的时候很有激情，看上去愤愤不平，但后来又来了一句：“这只是开玩笑，我很赞赏你们年轻人的敢想敢做，毕竟你们为诗歌做了一件大好事！”可见他的解构能力很强。在谈到写作的时候，他的本真与自我反讽的童心暴露无遗。他说：“我在读到别人好诗的时候，一拍大腿，格老子的，我怎么就想不到呢？”他对好诗的态度和个人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这足以让人尊重。

写这样一个有个性的诗人的评论，最好也用个性的笔法。任洪渊的诗，与他的诗学的关系密切相关。我在研读了《女娲的语言》后，感觉在谈诗歌的时候，再与他进行诗学对话，效果会更佳。写诗的人多，真正具有诗学理念的诗人，毕竟屈指可数。另外，评论可以从文本出发，并不一定非要依赖于文本。格老子的，我为什么就不可以以另外的方式来谈论任洪渊的诗歌及诗学呢？十年后再来读《女娲的语言》，更多的是思考。

一、放射源：十字与圆

要谈论任洪渊的诗，不能不谈到十字与圆，这是他诗及诗学的放射源。这也可以说是进入任洪渊诗的心理基础。从这个源头出发，我们就能够一步步走进他的诗歌世界。走进去，不至于被纷繁复杂的语言之花迷住了双眼，有如走进了八阵图，也才可以潇洒地走出来，像徐志摩那样，“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那是因为康桥已在心中。

任洪渊的十字，并不是基督教里的十字架，即受难与救赎，而是他生命的偶然相遇。在他的理念里，十字与圆，地平线与落日，只有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或者是参照物的变化，除此之外，并没有本质的区别。1956年，还不到20岁的任洪渊，就写出了短诗《地平线》：

地平线限制不了我的视野

那不过是天和地虚设的界限

我们继续朝前走吧。地平线

随着我们前行的脚步不断移前

从这首短诗可以看出，这时的任洪渊，虽然还仍然是群体性的思考，多多少少带有那个时代的公共成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为他后来的思考埋下了种子。地平线与地球的关系，加进了人，所形成的动与静的关系，不就是十字与圆的关系吗？还在任洪渊上中学时，他已经与他诗歌命运相关的十字与圆相遇了：“几年里，我每周都要两次乘船渡过长江与蛇山互相撞断又互相连结的地方。”人到中年，他才将这种相遇写成诗，这就是《黄鹤楼》：

流不断的时间穿过蜿蜒而来的空间

一个座标一个新的方向

我的楼穿过身上的十字

和头顶的圆

接一只只自由的黄鹤追我的黄鹤

这是任洪渊的时空观。时间在流动，已逾数千年，即使离唐代诗人崔灏的黄鹤，也有一千多年了。往事不可追，通常的做法是凭吊，借古伤怀，或借古主讽今，以缅怀过去的辉煌。但是任洪渊并不打算走这条路，在他的空间里，却是英雄已逝，越到后来越成僵化。他必须要打破这种僵化。僵化就是所谓传统，十分庞大，但已经没有生机，简直就是死亡。他必须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因为他不仅要让死去的英雄复活，而且更要做创造的英雄。

任洪渊说：“不管走到哪里，不管离黄鹤楼多么远，我是永远也走不出长江与蛇山相交的神秘的十字和圆了。”这是因为：“无时空体验也许是生命最神奇莫测的秘密了。”他为自己所设置的时空命运，也就是他的诗歌命运——这无处不在，无穷无尽的十字和圆，到底有什么关联呢？实际上，十字就是圆的直径，或者是圆里的内容，使得圆不显得过空，而且有了看得见、甚至摸得着的点与线。因为他要为自己建立一个唯一并永恒的自由的家园，所以他所说的圆也好，空间的0度和时间的0度也好，我们都可以当作同一物事来对待。0就是圆，无论站在哪个点上，也无论从哪个方向出发，都是一次旅途的开始。当然，你也可以从消极的角度认为，无论从哪里出发，最终都会回到出发点。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追求圆呢？应该追求不完美。直线的无尽头或曲线的坎坷也无尽头，都比圆更具人生意义和美学意义。特别是曲线，可能更符合黄金分割原则。所以，任洪渊的圆，是不可理喻的命运，需要具体的地平线或十字的行动，这就是任洪渊的行动美学。

二、女性之美：女娲的语言

任洪渊对女娲的语言的命名或情有独钟，这是与他对女性之美的认识紧密相应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他的十字与女性之美划上等号。任洪渊的女性之美，与世俗所讲的外在美和心灵美并没有多大的关联，而是语言之美，即他的诗之美。

大凡诗人，很少有不被女性之美触动心灵的琴弦的，然后发而为诗，很容易留下爱情的经典。虽然中国古代的爱情诗不算发达，但《诗经》的第一首《关关雎鸠》并不是像后来理学家所言，是歌颂后妃之德，而是实实在在的情诗。男女关系的不平等，既然男尊女卑，是很难产生爱情的，更多是的亲情，亦即夫妻之情。倒是婚外情更容易“十年一觉扬州梦，薄得青楼赢幸名”。

五四以降，情况就大大的不同了。虽然任洪渊在不到20岁开始写诗，但他的习作期特别的长，既有时代因素，也有自身的原因，那就是他还没有遇到他生命中的女神。这种相遇要等到他40岁。对一个诗人来说，是晚了些，但毕竟相遇了。诗神待他还是不薄的，这注定了被诗神拣选之后的任洪渊，能写出足以令世人惊奇的诗篇了。任洪渊要“老夫聊发少年狂”了！

令我奇怪的是，任洪渊这次生命的奇遇，在他的心灵里，不是找到了女神，而是——母亲！看来，任洪渊有着极强的“俄狄浦斯情结”，从F·F开始，并延伸到他的女儿身上：“她和她的女儿， F·F和T·T，一个引我沉入生命本体的黑暗，一个为我升起自明的语言之光。”这是他写作的动力，也是他追寻过程的兴奋剂和助燃器。

如果我们比较任洪渊的诗《巫溪少女》和舒婷的《神女峰》，就会发现二者的巨大差异。他是以男人的理性和哲人的思辨来观赏那些美丽的传说的，而且近距离观赏与思考的时候，不过是拟人化的自然景观。因此，他和那些风景是有隔阂的，并不能如面对自己的亲人或友人那样亲切地交谈，而是借景抒怀。人是主体，风景依然是客体。“我的土地，再也负担不起一个/冰冷在石头上的期待和呼唤”；“你是我的发现。我创造了你/一块风雨雕刻的岩石/复制了我心中的形象”；“我还给了你一双眼睛/像她的一样，深邃，辽远”；“我还在你的嘴边嘘了一口气/传给你她的声音和现代的语言”。这些诗句不能不说非常漂亮和惊警，但让我们感到了他和 “巫溪少女”之间不可逾越的心理界限和无法平等的鸿沟。对于受过人定胜天教育的诗人，的确是太看重人的伟大与骄傲了：

你是我留下的一尊塑像

一个憧憬

一个美的观念

作为我的纪念碑，代表今天

与任洪渊的冷静和思辨相比，舒婷就非常感性与激情。因女性长期处于被看的地位，现在正是争取男女平等的大好时机：“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舒婷在《致橡树》中已发出这样的声音，当她面对神女峰时，拟人化的山峰，那些欣赏者，刚好是被批评的对象，因为舒婷是把神女峰当作姐妹来看待的，所以她用了亲切感极强的“你”。是的，美丽的梦与美丽的风景能变成石头，“但是，心/真能变成石头吗”？！既然如此，“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大可不必贴上女性意识觉醒的标签，虽然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成立。这种物我同一，且又放到人类最炽热的情感——爱情——中加以无所顾忌的抒写，感人且可爱。定格化的纪念碑与鲜活的美女，这是他们留下的思索和标记。

也就是说，F·F只给了任洪渊青春的撞击，打开了他诗歌的门，但并没有真正启迪他的心智。真正让任洪渊有了诗歌抱负的人是他的女儿。他从呀呀学语的女儿那里发现了自己的诗国天空，他要“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这种移情作用让他发现了女娲的语言。

我不知道任洪渊是不是把诗仅仅看作语言问题。在1980年代，比他年轻了20多岁的诗人韩东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著名论断，对当代中国新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任洪渊对语言的追寻，让他对几千年的文明/文化产生了极不信任感，他发现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前人写完了。任洪渊的反传统就是要摆脱传统本身，这也是那个年代反传统者的共同心声，因为传统之重已经压弯了后继者的腰，连头也抬不起来。既然传统已是沉重和沉痛的负担，那就应该返回到传统之前。我没有研究过任洪渊与非非主义的关系，非非主义提倡回到前文化，任洪渊提倡必须回元初语言，也就是女娲的语言。他有一首写给女儿的诗，叫《词语击落词语第一次命名的新月》，当张若虚、王昌龄、李白、苏轼这些“饮月诗人”的月亮齐刷刷坠入意识的黑暗深渊之后，一轮新月升在了任洪渊的心空，这是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月亮。在明月的照耀下，任洪渊开始了诗歌的创造。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汉语诗人的乌托邦：“我只想走进一个汉字给生命和死亡/反复/读/写”。这也是该诗的标题。

按理说，任洪渊倡导回到元初语言，那是没有经过污染与过度污染的语言，我认为应该是生命语言。但任洪渊无法摆脱他哲人的身份，即使在他所写的大型组诗“女娲11象”里，也并不是真正的语言之诗，而是文化之诗。

他试图建造一座语言的巴别塔，却用了文化的方法。个中原因，很值得探讨。

三、与亡灵交流

究竟用“对话”，还是用“交流”，我反复地思考，最后选择了“交流”。二者区别在于：前者建立在同被写者平等的基础之上，后者无论是赞美还是批判，写作者与被写者的关系是不平等的。

任洪渊因女性之美的撞击，如果是在他情窦初开的少年时期或情感泛若洪水的青年时代，或许可以写出感情丰沛的情诗，但这次火星撞地球的人生经历，却是在人到中年之际，就不能不有所顾虑。这种顾虑一方面表现在他理性的思考，也可以视为性格因素，另一方面就因他是饱学之士，做学问肯定是优势，但写诗就未必是优势。无论是从他所涉猎的题材，还是他所用的语词，都表现了历史的重负对他的影响。

1、历史与司马迁

四川诗人向来多豪情，如果走出四川盆地，更是豪情万丈，到了燕赵之地，同样能咏慷慨悲歌之音。唐代诗人陈子昂所作《登幽州台》的豪情与悲怆，即使在现在，也足以笑傲江湖。任洪渊长期生活在北京，虽寻幽州台而不见踪影，但他也有着陈子昂一样的孤绝，而且还有着不为世人所理解的苦闷。其实，就现实生活而言，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是诗人的时代，正是时代的苦难和诗人的身心苦难，成就着有创造性的诗人。

任洪渊能够凭一己之力改写历史吗？显然不能。但他可以改写自己的历史，即诗歌史，这已经足够。他还想做得更多。何谓历史？就是在时间和空间里偶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既然已经发生，改写并不是历史，而是对历史的观点——面对同一事件，评价不同而已。与其说任洪渊是在改写历史，还不如说历史已成为他的镜子，他在鉴照自己的时候，却看到了古往今来的许多足够卓越的人物，并成为他的镜像，所以我们看到了他诗里所写的，历史人物占据了最大的篇章。

显然，任洪渊登上心灵的幽州台上，并不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他最先看到的并不是女娲，而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他将这辑诗命名为“司马迁的创世纪”和第一首就是写司马迁，可见司马迁在他心中的重量。司马迁是创造者，任洪渊也要做创造者，前者成为他的榜样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从司马迁和《史记》，看到了实现诗歌乌托邦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永远今天的史记

这首诗的标题叫《司马迁阉割，他成了男性的创世者》。司马迁是先就在写《史记》再受的腐刑，还是因为受了腐刑后像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才发愤而著《史记》，我没有查考，因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写出了《史记》，后世的史书，也以之为本。不但史学，就是文学，也以之为宗。在任洪渊的心里，司马迁是怎样的呢？

他被阉割

成真正的男子汉并且

美丽了每一个女人

这就是说，历史上那些美女，是因为司马迁把她们写进了《史记》才变得美丽的，并不是她们本身有多美。进入《史记》之后，不但有了历史形象，而且有了文学形象。历史形象没有血肉，文学形象则血肉丰满，具有极高的审美性。当然，女娲也一样。女性之美，并不在于她们本身的性感，而在于通过男性的眼光的过滤，才光彩夺目。

我并不否认司马迁和《史记》的伟大，但中国文化到了司马迁时代，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推动这种变化的主角有三人，男一号是汉武大帝刘彻，男二号一是司马迁，一是董仲舒。我称之为两个文化事件，一个英雄业绩。两个文化事件，一个就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个就是司马迁和《史记》。这是汉武帝对中国文化的双重阉割，通过这双重阉割，完成了他的英雄业绩。在这之后，沿着太监文化的方向飞速发展，特别从宋代始，就是名符其实的太监文化了。其特征是：有心，没头，也没脚。心是用来揣测与算计的；而头是用来独立思考的，并通过口公开说出来，脚是用来走路的。所以，太监文化多心学，缺哲学。我在《司马迁的睾丸》一诗中写道：“在司马迁之后/谁没有睾丸/谁就最英雄”。在这一点上，我和任洪渊的价值取向是有差异的。他赞美，我反讽。

无论是叫汉武帝时代，还是叫司马迁时代，都标志着英雄时代的结束。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我和任洪渊也有着巨大的差异。他在写司马迁时就说：“第二次他从撕裂自己分开了世界/一半是虞姬/一半是项羽”；然后接着就是为项羽作颂歌——《项羽他的头，剑，心》，这个“可以长出百家的头/却只有一颗心” 的人，算得上是末世英雄，也可以说是战神，在这点上，我没有异议。我们的分歧在于，任洪渊说项羽：

一把火烧掉了秦代

七百里的黑色

火焰成灰黑色七百里

他点燃自己的一柱血

最后的火花

俯看烧掉了自己

上升为光明

我没有看到任何光明的影子。我所看到的，恰恰是红卫兵的祖师爷，和一个只喜爱乌骓与美人，却残杀无度的嗜血狂：

在司马迁之前的英雄

是一把火烧了阿房宫的愤青

每攻占一城

就杀掉男女老幼

最后也杀掉了自己

日无光

月晦暗

坑杀降卒20万，还可以说是为了自身安全的因素而采取的对策，屠杀手无寸铁的妇孺，无论如何也难以算得上顶天产地的英雄业绩吧！关于司马迁的结论，我们也自然不相同了。在任洪渊眼里，他是创造者，是英雄，写出了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光辉巨著的《史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此他说：

拒绝坟泥土

他走进历史的第二次诞生

从未走完的过去

没有终结的现在

已经穷尽的明天

我只是把司马迁当作了集大成者，因记传体并非他的首创，左丘明的《春秋》已开了先河，虽然其容积有限。我也看到了《史记》的负面影响，后来的史家，很难有司马迁的独立精神，把历史写帝王将相的家谱就在所难免了。如果说司马迁是西西弗斯式的悲剧英雄，他的继任者们，要么被帝王权威阉割，要么自我阉割，虽有健全的生理，却无健全的心理与至少独立的品格和治学精神。我不无悲观又不无希望地写道：

司马迁不在《史记》里

他在帮助人们

寻找睾丸

任洪渊还写了很多的英雄人物，除司马迁项羽外，还有“用最黑的一夜辉煌了一生”的伍子胥，“毁坏了脸，他自己面对自己”的聂政，“挖掉眼睛的一刹，他洞见了一切”的高渐离，“断足，没有凯旋的穷追”的军事家孙膑；还有“推倒十二座金人，力静止在她的曲线”的美人虞姬，“她烂漫男人，烽火桃花”的冷美人褒姒， “随她逍遥，游在日神的光上的”庄子妻。这些男人女人，共同构成了任洪渊心中的创世图景。

2、文化之诗与语言之诗

如果仅从题材和内容来看，为了横向比较的方便，任洪渊的诗完全可以归入到文化寻根诗的类型。我最早读到这类诗，是被称为朦胧诗人杨炼的长诗《诺日朗》，他或许是第一个大量写作这类诗并形成风格的诗人。其后，第三代诗人欧阳江河、廖亦武、宋渠宋尾等，也以文化寻根诗名世。任洪渊写得最多时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那时，文学界的寻根与先锋形成两大派别，并成为文学思潮。显然，任洪渊也是寻根文学大潮中的中坚力量。

进入1990年代之后，不知道任洪渊的写作是怎样的。但文化之诗和语言之诗开始诗学观念上的分流，只不过文化之诗的写作者不再从中国古代去寻求写作的源泉了，他们找到通向世界的桥梁和轨道，主要是向西方靠拢。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学院派或“知识分子写作”。比如王家新诗中西方的大师，也成为了类型，我称之为“帕斯捷尔纳克情结”；桑克在论述王家新时，就称为人物诗。语言之诗发展成“民间写作”，其中的“下半身”更是纵情享受语言及肉体的狂欢。这就是任洪渊所讲的“头与身永远的战争”，“文化与生命的……冲突，分离，重新相互寻找”。他所讲的最理想的方式是：“人不能不是一种文化形态——上升为文化的生命和转化为生命的文化。”这当然好，但太难了。因为文化之诗和语言之诗因诗学观念的冲突，终于发展成“盘峰诗会”。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民间写作”及“下半身”的中坚力量，曾直接受过任洪渊的教导。以他思想的开通，他一定是支持他的学生的诗歌革命的，但与他的诗歌之路南辕北辙。虽然任洪渊诗学提倡向上，但在他内心深处，也有着向下，甚至再向下的力量，只不过并不是由自己来完成。一代人办一代人的事，然也！

四、孤独的英雄情结

任洪渊的诗歌之路，其实就是他的汉诗的英雄之旅。不论是诗歌的原因，还是性格的原因，注定了他的孤独与寂寞。他也意识到了这种尴尬。这种尴尬在于他的年龄和所受的教育，并因此而产生的诗学观念的差异。他的诗学观念，多多少少发生了时空上的错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他既走不出19世纪，也走不出司马相如和邛崃。

1、走不出19世纪

19世纪，这是任洪渊真正的文学之根。至少在1950—1985年这段时间，大学的外国文学，差不多等同于西方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前的不过是陪衬，之后的20世纪文学艺术，都不过是“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的产物，是大毒草，一般人是连批判的权利也没有，更不要说批判地继承了，早已像麻风病一样被彻底隔离起来。这种无知发生在号称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的确令人称奇。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任洪渊，大多数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无不受到19世纪西方文学的滋养，诗人的偶像无不是：俄罗斯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匈牙利的裴多斐，德国的歌德、海涅、席勒，法国的雨果，英国的拜伦、雪莱、济慈等，他们都是积极浪漫主义的旗帜，名副其实的“当代英雄”。

在屠格涅夫领着任洪渊走进19世纪之后，他坐上罗亭的马车，在风雪泥泞的路上奔驰，负载越来越多，没有尽头。他渴望成为中国的普希金。他在面对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已不再年青。虽然他到达了封锁线，离广场很近，但离事件很远。他所能做的，只是写下了不合适宜的《清明祭》。我没有从后来的《天安门诗抄》中看到中国新诗的希望，更看不到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在中国的大地上不是没有诞生过普希金式的诗人，早已有了“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但半个多世纪之后，自认为掌握了先进文化的中国当代文人，依然摆脱不了帮凶与帮闲的角色与命运。“为了自赎”的任洪渊沉痛地宣告：“我们不过是屈辱的一代。”在人们乐在帮凶与帮闲之中，任洪渊的反思，只能使自己成为“多余人”。另一方面，诚如他所说，早他十年与晚他十年的人，都比较容易告别19世纪，自己失落在两头的孤绝中，只能继续着自己的孤独。其实，早他十年“中国新诗派”，晚他十年的“朦胧诗派”，以及更晚的诗人，很少有孤军奋战的，集团冲锋是共同的特点。好处是相互扶持，共同前进，眼球经济。任洪渊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心仪的19世纪，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批判现实主义，不但是集团冲锋，更是形成文学思潮，整个欧洲遥相呼应。

浪漫主义诗歌书写着大写的人，尽情地释放着人的理性，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大多数诗人在燃烧自己激情之际，也耗尽了自己心智。40岁才真正开始写诗的任洪渊，在激情燃烧之时，不可能不有所节制。他最终选择了美国诗人惠特漫和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他的诗就有了这样一个特点：充满激情但不汹涌澎湃，同时也显现出浪漫与智性的矛盾。后面将重点谈到。

2、与司马相如及邛崃的关系

任洪渊的故土情结非常浓厚。按理说，自称为既无母亲可恋也无父亲可弑，又长期与故土邛崃并没有多大联系，却仍然有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心结，确实有些不可思议。邛崃能回去吗？回去了又能怎样？还不照样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邛崃不过是他遥远的童年记忆。因此，他并不是真正要回到邛崃，而是因为邛崃与司马相如密切相关，这才是他所希望达到的《远方》：“我一步就走进汉代走进/司马相如堆砌成了赋的岁月”。这是因为，整个汉代都是他历史的故乡，他的脚步，是从汉代开始出发的：“我从小就吃着汉代的盐。历史一直停在汉的盐与铁里，停在卓文君、司马相如的琴与赋，井与酒里。”汉武帝时代的两个司马，都是他心中的英雄：一个是书写历史的英雄，一个是书写诗与爱情的英雄。他们成为了任洪渊的历史与故乡的载体。

根据推算，司马相如遇到卓文君的时候，也差不多人到中年了，从而成就了爱情的千古佳话。因汉武帝也是诗人，非常欣赏司马相如，从此平步青云，并成为汉赋大家。汉赋的主要特征在于铺排与夸张，气势磅礴，气象万千，也是激情与浪漫的。任洪渊也在40岁时相遇了他的卓文君，并因此打开了爱与诗的洪渊之闸，任我诗兴飞逸了，使之成为有着自己风骨的诗人。虽还不能与司马相如等高，也算让司马相如灵魂附体了。任洪渊的诗，赋体的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

由此可见，任洪渊走不出西方19世纪，同样也走不出汉代。

五、选择的痛苦与迷惘

可能的情况是，从朦胧诗一代开始，包括第三代，中间代，都曾面临着选择的问题。他们所受的教育与他们所选择的诗歌之路，几乎是以脱胎换骨的方式进行的。就我而言，因是1980年代初入大学，初习阶段，耳闻目睹的也是西方19世纪文学，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只不过我已不区分所谓积极与消极了。但进入“懂与不懂”的朦胧诗，又进入西方现代主义，不存在任何障碍，完全是水到渠成。说起来，我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还比任洪渊早两年接触到艾略特，无论是他的诗歌，还是他的评论，都对我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荒原》与《四个四重奏》，我相信已读了十遍以上，并读过不同的译本，并比较出诗人译诗与翻译家译诗的差异；对我小说产生重大影响的，也是川端康成、海明威与乔伊斯。在大学教书且教中文系的任洪渊，又是在北京，却在1985年才面对艾略特，并且没有读下去。1983年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诗》1，艾略特算是被重点推出，计有裘小龙译的《荒原》，外国人评他的文章两篇，赵毅衡的《荒原》解，记者访问的艾略特谈创作。由袁可嘉等人编选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则更早，影响重大。对西方现代派的认识，袁可嘉的长篇前言起到了钥匙的作用。我相信最本质的差异在于：他是要做创造的英雄，我们却深切地感受到做人的荒诞。

这里不能不谈到任洪渊的代表作《女娲11像》，虽然不可能详谈。对女娲的描绘，实际上是他的自画像。无论是完成从兽到人的转变，还是完全让兽身死去，而成完全的人，都急切地对世界重新命名。但在他所建立的世界里，还是没有办法走出黄河长江早已形成的象征意义。而在同时，他的学生伊沙却完成了对黄河的解构，并以《车过黄河》成名。按照常理，既然他找到了强大的文化背景，则应该如鱼得水。但任洪渊依然孤独：

拥挤在沉默里的山没有理解

声音撞碎在一条河里的浪没有理解

火山留下一张张黑色的嘴巴没有理解

追着风吼叫的狮子追不到自己的回声没有理解

从诗歌发生学与传播学的角度看，任洪渊的不被理解，与当时中国诗歌的气候和走向有关。被称为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的海子，在任洪渊写《女娲11像》时自杀，用生命完成了诗歌的自我救赎。随之而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型，以致欧阳江河发现以前的写作完全失效了，必须调整写作方向。世界不仅仅是荒原，更是碎片与一地鸡毛，还有什么英雄业绩可言？任洪渊在做什么呢？

我寻找未来

却发现了过去

我把它当作希望挖出

这种希望未必就真的靠得住，更未必就是济世良药。未来也好，过去也好，希望也好，都不过是“无穷的生喂养的死亡”，或者是“无穷尽的死亡喂养的生”。

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对任洪渊来说，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他的诗学里没有它们的位置。他在短暂的迷惘之后，找到了惠特曼的草叶和庄子的蝴蝶，并且发现：“惠特曼的草叶就是庄子的蝴蝶。”于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将二者复活与嫁接：“惠特曼和庄子的超越物我与超越时间是20世纪全部诗学的灵魂。”

这是现代版或青春版的庄子，但他的蝴蝶与鲲鹏，仍然建立在古典的浪漫的美学基础上。那只翩然而至的蝴蝶非常虚幻。既然庄子是超然物我的，小与大只是体积的不同，并没有境界高低之分，根本不存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蝴蝶或鲲鹏，都是至高无尚的美学境界。庄子所讲的，只有道与技的区别。技是顺应道的，才能做到游刃有余。如果只看蝴蝶之美与鲲鹏之高，答案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虽然李商隐并不是在讲英雄业绩。

任洪渊煸动了词语的叛乱，但他没有将语言等同于生命，而是认为“只有语言才能照亮生命”，在语言与生命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智性之墙。这就是任洪渊诗歌写作的秘密。词语的复活并不能让英雄业绩也跟着复活。创造是困难的，创世纪更加困难。在处理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关系上，我更认可艾略特。

六、充分享有汉语言的自由天赋

在面对世界已是荒原或碎片的时代，任洪渊放飞着他的蝴蝶与鲲鹏。他从变更语言开始，以文化告终。我更愿意将他的诗当作文化诗，在1980年代文化诗的浪潮里，要说区别，任洪渊是为了创造与赞颂，杨炼欧阳江河们则是为了挖掘与展示，因此他的心理压力很大。但他对语言的观点，还是非常有启示作用的。无论是将名词还原成名词，将动词还原成动词，还是将形容词还原成形容词，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他认为，“汉语是一种还没有完全死在语法里的语言”，因为汉语言里存在着东方智慧和整体感觉，这就有可能真正找到女娲的语言，即汉语言的自由与自由的汉语言。我比较悲观，不相信东方智慧能解决问题。汉语言完全有可能死在普通话里。因为所谓普通话是被抽空了的意识形态语言，肯定不是诗的语言。那么，任洪渊所提倡的女娲的语言，对于诗人，永远都具有警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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