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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山草包堂第四讲：古人的“学问”是嘛玩意儿？（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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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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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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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西山草包堂第四讲：古人的“学问”是嘛玩意儿？（二）
芦笛
昨天老肚子批判我的反动言论，说了半天就两条：第一、学习的目的部分是积累知识。“知识少，一定不是出色的学者”。第二、徐桐只是个例，不足为训。
我昨天反驳时只顾插科打诨，没有说透彻，这儿再教育一下肚子吧（我看“肚子”可以继孔子、孟子而为第三子，所以“肚子在，东海何敢死？”当然，芦大鸭子也是“子”，比孔子高明多了，所以“鸭子在，东海不敢不死”）。
第一条只证明肚子没有细看我的文章。我的原话是：“学习的目的就是积累知识么？恐怕未必。”谁都看得出来，这并不是一概否定掌握基本知识，但学习的根本目的根本不在此。掌握基础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训练理解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它当然是理解与创造的前提，但本身并非目的。硬要说是目的，那也只能是幼稚园、小学和初中的教育目的。
“知识少，一定不是出色的学者”则绝对是Ｐ话。如所周知，美国曾在６０年代末向木星发射了一艘名为“Voyager”（航行者）的宇宙飞船，而整个idea乃是一个暑期打工的大学生想出来的。教授为了让他赚点外快，给他个闲差，让他想想行星探测的问题。这以当时的技术能力来看似乎根本就不可能。
但此子乃是思路合理的初生牛犊，接受了这个闲差后，觉得要先得算出行星在未来某个时点的位置来，才能确保飞船到达时不至于错过。这么一计算，他便发现７０年代初（记不住准确时间了），四大地外行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将难得地处在一条直线上，彼此间距离最近。这种事两百年才出现一次。因此，发一艘飞船便能一举探索四大行星。无论有些什么技术困难，这两百年才来一次的班车绝不能错过。
不仅如此，他还想到可以利用行星的引力来为飞船加速接力。本来按当时的火箭发动机推力，根本就没有可能让飞船飞到遥远的海王星去。但飞船飞过木星附近时，因为木星巨大的质量造成的强烈吸引力，就能使劲把飞船抛出去，如同垒球手扔垒球一般。类似的过程又将在飞船飞过下一个行星时发生，于是飞船便能获得不断的接力，弥补了当时火箭引擎功率不足。这计划一提出就得到了太空署的重视，变成了整个工程的基本设想。
人家才是个大学本科生，论知识的丰厚度，哪个教授不比他强？要完成他那点计算，任何一个物理系学生都能做到。可就是全世界就他有此思路。而如果不是他想到这点，那两百年才有的一次机会就这么错过了，而我们今天就决不会对地外行星乃至其卫星有这么多的知识。
这就是鬼子特别重视idea的原因。口试决定是否录取博士生或博士后，最主要的还不是考察对方的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而是他是否脑子灵活，idea层出不穷（鬼话所谓resourceful）。可惜这恰恰是为中国教育忽略甚至刻意压制的资质。
至于徐桐是否个例，看一眼中文网便足矣。记得我写过个《奸坛笑话集锦》，请肚子这就去看看那些笑话（http://hjclub.com/ShowTopic.asp?ID=571255，http://hjclub.com/ShowTopic.asp?ID=571280，http://hjclub.com/ShowTopic.asp?ID=571416），论其荒诞不经，我看决不让徐大学士专美于前。
这世上当然到处都有傻子，并不限于９００万平方公里。但如果一种教育不但专门制造傻子，还把傻子捧为“全国最有学问的人”，封为首相，当成国师爷供奉，那这种教育是否应该取消？怪不得毛泽东要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是指理工科大学。”听他的意思，似乎文科可以取消，我看也是这么回事：）
还是来说正题：博大精深的国学究竟是嘛玩意儿？
这要去问那些“国学专家”，绝对不会有什么结果。中国教育制度只出产两种人，一种就是李白在《嘲鲁儒》中笑骂的那种：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传统教育主要制造这种同志，现代在网上卖弄国学的专家们诸如东海先生也绝对是这种章句腐儒。其特点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眼前那片叶子看得清清楚楚，对后面的泰山则对不起，看不见。（附带解释一下：上面那“经济策”，乃是“经世济民之策”，与西方来的“经济学”毫不相干。）
另一种则是裴松之注《三国志》引《魏略》介绍的诸葛亮：
“亮在荆州 ，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 。”
这类同志就是我说的逃过了传统教育对大脑破坏作用的聪明人。因为传统教育的主产品是傻子，所以这种同志就特别难能可贵，难怪老亮会被后人视为智慧的象征。人家看书就知道该怎么看：不是寻章摘句背得精熟，而是领会其神髓，用我过去介绍过的那套读书方法，把书读“薄”。
那么，国学的“大略”是什么？按学派分类，可分儒、道、释三家，按作者分类，可分为“经、史、子、集”。限于篇幅，道、释两家就不谈了，何况我还真不懂佛学，下面光谈儒教那传统文化的主流。
正因为儒教是传统社会的事实国教，所以那“经、史、子、集”其实也是儒生分出来的。所谓“经”，这儿指的是儒家的经典，也就是所谓“儒家１３经”，是圣人编辑或写作的文字，乃是儒生们的必修课。“史”则是历代传下来的史书，自汉朝以后，它们的编写指导思想也是儒家那套玩意。“子”则是指孔孟之外的诸子百家，亦即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们留下来的著作，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这些思想家除道家外被主流社会排斥，没有什么传人。“集”则是后世作者（基本也是儒生）的文集。
如此繁多，怎么“观其大略”呢？我的体会是先从原始经典入手，看清孔子的学说的主旨是什么。
孔子学说的主要思想，我已经在旧作《试论孔孟之道对人性的偏离及其流弊》中介绍过了，其实就是“克己复礼”四字。孔教就是所谓“礼教”。这“礼”的意思，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不同身份等级的人的严格行为规范”。如果下一等级的人作出上一等级的人才有资格做的事，就是“僭礼”，就是“犯上”，大众就要“鸣鼓而攻之”。
简言之，孔子学说其实是一种把伦理学和政治学熬在一锅里的“伦理政治学”。他用父子之间的关系类比君臣关系，把政治问题简化为个人道德修养问题，由此出发，得出了他的政治学“理论”和理想社会蓝图。在他看来，所谓安邦定国，就是君、臣、父、子各自进行思想改造，使得自己的言行严格符合礼教对他们的要求，做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下也就大治了。这就是他的理想社会。
司马迁对孔子的“政治学理论”这一“大略”看得很清楚，把它当成了儒家的突出优点加以表彰：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这意思是说，制定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行为规范，以强调区分他们之间的等级区别，乃是儒家最大的优点，百家学说无一家可以与之相比。
孔子这种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删定的《春秋》中，他使用所谓“春秋笔法”，用自己的价值观对古人进行道德批判，用贬斥的手法表露了他的正面主张。司马迁对这点看得也非常明白，指出了他写作《春秋》的动机：
“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
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
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
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这大致意思是说，孔子生于“礼崩乐坏”、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乱世。在那弱肉强食的世界中，谁也没兴趣听他那些复古的迂阔屁话，所以他不得已只好用编历史的办法，以自己的主观道德价值观念去裁判古人，用具体事例向后人演示，干了什么事就是理当诛灭的乱臣贼子，指望以此“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后世得以引为鉴戒，由此实行“王道”。
怕读者不理解，司马迁还进一步强调了《春秋》的伟大历史意义：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
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
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
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
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
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
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这最后两句话真是点睛之笔：“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这意思是说，“礼”和“法”都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的，“礼”在事前就禁止你作某些不符身份的事。如果你不听招呼作了出来，那么就用“法”在事后惩罚你。一般人容易看到“法”的作用，却会忽略“礼”的禁止作用。
由此可见，所谓“礼教”，其实是为了维护上下尊卑而制定的一整套烦琐戒律。它和具有惩罚性质的“法”的区别，乃是防范于未然的正面提倡，但和法一样都起到禁止作用，其根本目的是为专制制度维持纪律。
孔子对此一点都不含糊，说：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
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
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这意思是说，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所谓“天下有道”），制礼、作乐、兴兵征伐这些当时的主要政务，都该由天子独裁，诸侯无权过问。如果“天下无道”亦即社会处于病态，那么这些大权就落到诸侯手上了。如果诸侯擅自决定上述大政，则顶多传上十代就要失国（芦按，老头子话说早了点，秦国不但没有十世亡国，而且还以无道虎狼之国首次统一天下）；如果由大夫决定，则顶多传五代；如果是大夫的陪臣决定，则顶多传三代。在他理想的常态社会中，大夫无权管理政事，而百姓也就不会多嘴议论国事了。做到了这点，便能传百代而不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这种政治主张或许有着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在今日看来，孔子完全是个死硬顽固的专制统治卫道士，其政治“理论”无比反动，丝毫没有继承价值。然而奇怪的是，偏偏某些“民主”斗士却嗜痂成癖，竟然能熔冰炭于一炉，一面自命孔丘传人，一面不遗余力地为“民主”呐喊斗争。光是这种怪现状的出现，就足证前面说过的中国教育特别是儒家经典对天资的摧毁作用。徐桐岂偶然哉？东海就是其传人！
其实就在当时，也有人看不下去孔子对君王的奴颜媚骨。孔子自己就说：
“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这意思是：“唉！我明明是按礼法规定服事国君，别人却骂我马屁精！”
那么，他老人家到底是不是马屁精？请看他的弟子们是怎样在《论语·乡党篇》中准确记录他是如何“事君尽礼”的：
“朝， 與下大 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
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入公門，鞠躬
如也，如不容。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
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
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
这段描写非常生动，是整部《论语》中唯一文采飞扬的段落，几有《庄子》之风。可惜越生动便越倒胃口。本人肠胃不好，胡乱翻译一下吧，各家的注释就不写出来了。为爱护读者眼睛，将其拆为四段：
孔子上朝时，国君（亦即当时的鲁公，实权相当于后世之国王，但封号只是公爵）还未来时，他和官僚们闲谈从来是见人下菜碟，对下大夫侃侃而谈，显得非常刚直；对上大夫则和颜悦色，非常恭谨。国君来了便无比恭敬而显得局促不安。若国君令他去接待宾客，他就因代国君行事而吓得勃然变色。
进公门（按：这可不是后世说的进衙门打官司的意思，而是进入鲁公的宫门）时，他总是躬身弯曲成大虾状爬进去，仿佛那高大的公门不容他通过，必须俯伏在地才能钻入一般。国君走的门的正中之处，他从来不敢站一站，也从来不跨门槛，而是严格按照大夫的通道走。国君不在场而经过国君的空座位时，他也要因为恭敬吓得勃然变色，恭恭敬敬地走过去，若非得说话不可，也是有气无力。
国君召他上堂去谈话时，他恭恭敬敬地用双手将衣服抠起来，离地约一尺，躬身上去，屏住呼吸，练习龟息功，生怕口臭薰坏了要seduce的美人。召见完毕，下堂归位时，他因蒙受伟大领袖接见，幸福得比初尝人道之乐还高兴。下完台阶，回到朝班中站好，又恢复了那因恭敬而局促不安的模样。
国君如命他持玉圭（按，当时的外交信物，代表国君）去出访邻国，则他躬腰捧着那圭，就像重到拿不动一般，诚惶诚恐地捧在胸前，并设置捧着它必然会有的浮动的上下限——高不过作揖的位置，低不过交给人东西时的位置。从头到尾战战兢兢，小步小步地走，如同在地面上滑行一般，连脚都不提起来。
您说这到底肉麻不肉麻？这还不过是见个公爵，如果见了周天子，不知还要作出何等恶心丑态来！如此圣人，我看应该正名，称为“奴才圣人”更合适些。不知诸位现代人以为何如？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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