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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致公党精英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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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半月谈：致公党精英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140 reads) 时间: 2006-8-01 周二, 下午7:52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他们是在不同时期回国的致公党的精英；他们将自己生命的辉煌写在了多党合作的事业之中；他们异彩纷呈的人生经历中有一点是共同的：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共和国崛起的今天，他们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建立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们倾听他们的讲述，你会发现，这一条条生命的轨迹仿佛刻画出了党和国家岁月的年轮。

回眸46载，与中共风雨同舟

96岁的伍觉天是知名的爱国归侨，致公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1988年伍觉天任致公党广东省委会名誉主委，1992年起任致公党中央名誉副主席。

我是广东省海丰县人。13岁那年，我随母亲到了父亲工作地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在南洋，我耳闻目睹了由于国弱民穷，海外华侨受欺压、凌辱的景况。24岁，我只身回到了老家海丰。在广东沿海等地，我看到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真可谓满目疮痍。

1939年，我曾在缅甸仰光，利用演戏场、小型座谈会，向海外华侨介绍祖国的抗战形势。没想到此举触犯了国民党的驻外特务，这使我不得不提前回国。回到重庆后，又得知蒋政权曾先后通过法、英驻华大使与日本谈判和议（实际是投降）条件，还听到许多镇压团结抗日的事。这些都使我更深一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我到成都加入了当时的进步刊物——《时事新刊》。不料，特务组织了一场“抢米暴动”嫁祸于共产党，当即打砸了包括《时事新刊》在内的几家报社，并抓走和杀害了留守报社的共产党员。此事使我更深刻地看清国民党当局反人民、破坏团结抗日的恶毒面目，也使我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

我从事致公党工作，是1942年在重庆与廖承志、许涤新等共产党人接触，并与当时负责中共南方局统战工作的许涤新的一次长谈后决定的。我于1946年在香港参加了致公党中央总部的恢复活动。从那时起直至1992年从党派的领导岗位退下来止，我在致公党走过了46个春秋。回首46载，我认为致公党能从一个带有浓烈的洪门气味的华侨政治组织，走上为国家、为人民并拥护《共同纲领》的政党，都是得到统战部的大力协助的。

在我46年的党派工作生涯中，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与我们党派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使我终身难忘。他说：“在组织关系上你们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在个人关系上，我是你们的统战对象。”这就是说，作为组织，党派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被“统”的；作为个人，虽居领导地位，也有不足之处，因此要对他们进行“诤”。

难忘的经历真诚的合作

唐国俊，1924年生于广东新会。194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后在香港任洋行职员。1953年由香港返回，执教于广州华南理工大学。1990年调任致公党广东省委会主委。曾任致公党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现为致公党广东省委会名誉主委。

当我担任民主党派领导人时，恰逢中共中央颁布1989年14号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意见的颁发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对实现党和国家的总任务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党派领导人，我有责任教育自己的各级组织和负责人，特别是教育年轻的成员，要以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复兴、祖国的繁荣昌盛为重，为坚持和完善我国的这一基本政治制度作出积极的努力。

我首先健全了致公党广东省、市县组织的参政议政机制，以便更好地发挥集体智慧和力量。还围绕广东省粮食生产、防止税收流失、扶助华侨农场脱贫致富、社会治安等问题提出提案。记得在一次高层协商会上，我向省委省政府提出应重视和纳入我省的统筹规划来发挥国家部委所属大学，如华工、中大等的作用的建议被接纳。随后省委、省政府领导亲临视察研究，并对这些学校增大了资金投入。回想起这一桩桩参政议政的往事，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在与民主党派的合作过程中很注重虚心听取我们的意见和要求，真正做到肝胆相照。作为参政党，更要努力发挥和加强参政议政的作用，积极参与对重大问题的协商讨论，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

统一战线力量源泉

古华民，1940年生于印尼泗水市，1959年回国就读广州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后在华师大任教授、研究生导师。1989年出任广东省侨办副主任，1993年任广东省侨联常务副主席、主席。1986年至今任致公党中央委员、常委，广东省委会副主委。

我是1959年从印尼回国的华侨青年，当时和一群在海外受歧视的华侨学生一样，在新中国的强有力感召下，毅然离开家庭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大家怀着报效祖国，建设强大新中国的满腔热情回国升学，这是千千万万海外侨胞的心愿。当时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很好，在中大读书期间，学生会就有侨生工作部，我还当了5年的部长。1960年我还应团中央的邀请，作为归国华侨青年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五一”观礼，并畅游大江南北，深受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

1964年大学毕业，刚工作不久，便来了史无前例的“浩劫”，统战工作遭到破坏。同船回国的100多位同学，大部分带着报国无门的失望心情离开了祖国。我也在徘徊，在苦苦思索。改革开放迎来了统战工作的黄金时代。1980年我考取了赴美留学的资格，1982年回国，这次倒是报国有门了。

1989年我调省侨办工作，实际上我是被推向了统战工作的前沿。当时，我只是想，作为一名归侨，有义务为侨胞服务，为侨胞办实事，带着为侨胞争一口气的朴素愿望参加工作。现在看来，到侨办工作虽是社会的选择，也是统战工作的结果。我也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侨务工作实际上是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一名在政府部门任实职的党外人士，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与他们搞好合作共事，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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