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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当代教育之痛——读肖雪慧论教育有感

广东农民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5/10/24
文章: 1719

经验值: 33211

标题: [zt]当代教育之痛——读肖雪慧论教育有感 (611 reads) 时间: 2006-3-20 周一, 上午8:09

作者：广东农民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作者 : 陈壁生

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时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透过那些发黄的《新启蒙》杂志，“走向未来”丛刊，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激情澎湃的时代脉搏。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过了一个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的过程，思想启蒙陷于式微。直到九十年代末，一批理想主义者，主要包括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钱理群、林贤治、肖雪慧、谢泳等先生，加上新生的摩罗、余杰等人，再次以充满激情的文字，唤起人们特别是一部分青年大学生的理想主义热忱。

对于理想主义者而言，生命的维系，就在于理想的宣扬。只有把个体尊严感深刻地植入内在精神世界的人，才能够保持持久的理想主义激情，不管因为这理想遭受什么打击与迫害。肖雪慧老师是这群优秀的理想主义者之一。在《独钓寒江雪》的“代序”，《我的梦想》一文中，肖老师写道：“我不相信这个地方就命定如此，所以我仍然要保有自己的那个做了很久的梦——一个关于和平、民主、自由、宽容的未来中国的梦。而有了厄运相随的特殊经历的滋养，这个梦比过去更清晰，更充实。”这是八十年代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共同的梦想，他们因为他们的梦想而遭受无情的打击，但是也是因为这梦想，让他们在九十年代以后仍然保持了理想主义者持久的生命激情，从而把他们遭受的厄运转化为反思的动力，转化为精神资源。肖雪慧老师的思想随笔写作，一方面以坚实的专业基础作为言说的理论根基，另一方面更表现出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一个饱受桎梏的时代的灵魂挣扎，在一个正义式微的世界中的呐喊，也正是由于厄运的存在，让她看到了一般社会层面看不到的告密等现象，做出自己独特的反思。在肖雪慧老师关注的问题中，她对中国教育的关注，尤见深切。

2

作为一个高校教师，肖雪慧洞悉中国教育状况，在《有必要从根本上检讨教育政策——反思90年代的教育》中，她直接指出教育存在的三大问题：“教育理念、教育体制问题，教育不公问题以及前所未有的教育腐败”。在今天，但凡对中国社会有所关注的人们，都无法避开教育问题。中国的未来发展，跟今天的教育状况紧密结合在一起。今天的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教学状况，正在为未来埋下深远的隐患。教育问题，是“跨世纪问题”。肖老师反思的是“90年代的教育”，而跨过了一个世纪的门槛的今天，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在《不务正业的评比》一文中，肖老师批判了“跨世纪人才”的评比，事实上，教育问题，倒真的是“跨世纪沉疴”。在提到的三大问题中，最根本的还是教育体制的问题，就是教育丧失固有的独立性，被纳入行政轨道产生的问题。

关于教育行政化，肖雪慧老师举出一个非常可笑的例子，从学校印刷的不同称谓的应聘表明示出教育的行政化已经到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应聘各层管理人员的表格叫做“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应聘表”，而教师们不论教授讲师的应聘表都叫做“一班人员应聘表”。无怪乎有一个学校官吏说出这样一句话：“没有行政人员办不成大学，没有教师照样可以办大学。”（见《草坪争夺战及其他》）正如杨东平先生所说的：“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最基本的就是确立一个学术自由的价值和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由学者来进行学术管理和学术评价的制度。现在出现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的现象，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学术权力不在学者手里，而是掌握在行政官员手里，这是‘官本位’对学术的伤害。”

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曾经有过一瞬辉煌，那就是抗战前后时期，与今天的高校行政化相比，当年却是奉行彻底的学术独立与相应的高校自治。直到六十年代，学者浦薛凤仍然不忘当时的教授治校制度，他在《梅故校长精神永在》一文中回忆清华当年梅贻琦做校长的时候教授治校的情况：“当年清华又复以另一特色见称，即所谓‘教授治校’。此一佳话，殊值叙述。……举凡校中施教方针，年度预算，规章细则，建筑设计，以及类似重要事项，或由教授会议决，或则为评议会商定。教授会每年只开两三次，而评议会则至少每周一次。在校长方面，因虚怀若谷，尽量听取同仁意见，在教授方面，正因校长谦虚诚挚故对其所持意见特别尊重。往往会议中争论甚久，梅师一言不发，及最后归纳结论，片言立决。评议会系由校长主持，由教务长、各院长、秘书长及由教授会选出并有一定任期之若干位教授参加。最难能可贵者，评议会中尽可因公而争得面红耳赤，但绝不影响私交。此种民主作风，此种对事不对人之雅量，值得大书特书者。正因如此，清华园内，一切协和安定。当时一般学风动荡，华北局势紧张，清华之所以能宁静如恒，自非偶然。”

今天回望教育历史上的那一段辉煌，不禁让人心驰神往，对比今天的状况，不得不感慨万分。

3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教育行政化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高校行政部门对学生不近人情的非法控制。

2004年8月，教育部下发通知，大学生原则上不允许擅自在校外租房居住，对极少数确有特殊情况在校外租房居住的学生，要经本人和家长双方签字报学校备案，并要承诺加强人生和财产的自我保护，确保安全。接着就有一些省教育厅迅速做出反映，声称大学生校外租房，屡教不改者可以开除。这是这个奇异的社会中一项奇异的政策。这个政策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充满了让人啼笑皆非的悖论。从法律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居住、迁徙自由，现在的大学生，除了不到万分之一的跳级天才，大概都满了十八岁，已经是成年公民了，政府、学校有什么理由禁止他们在学校旁边租一个房子，以利于学习、娱乐，甚至谈恋爱呢？从管理的角度看，早在数年前就提倡高校“后勤社会化”了，直到今天，后勤社会化已经相当普遍，如果后勤社会化了，学生仍然没有任何选择的空间，那么这跟非法垄断有何区别？从一些政策来看，本科生就已经可以结婚了，高校的相当一部分研究生、博士生都已经有家有室，而有相当一部分高校，连博士生都没有单人房间。如果不出去租房子，难道叫两对合法夫妻晚上一起睡在二三十平方的宿舍里？再从学校管理投入的角度来看，一所高校要时时监控几千甚至几万学生不去校外租房，需要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从制定这个政策的逻辑来看，据说制定政策的原因，是连续发生校外租房的刑事案件——那么按照这种逻辑，校内宿舍的刑事案件似乎明显远高于校外租房，是不是应该干脆拆除学生宿舍？所以说，高校禁租令，赤裸裸地体现了官僚主义作风，此令一出，舆论大哗。在一种匪夷所思的政策下便出现各种离奇的应对方式，据报导，有报纸以《高校禁租令使“日租房”走俏，学生证成打折证》对学生“日租房”进行报导；有的学生既交学校住宿费，又在校外租房，令家长不堪重负；甚至有的学校准备建一支专门的辅导员队伍，与学生同吃同住；最可笑的是安徽的规定，“大学生校外租房不得申请助学贷款”，校外租房与助学贷款挂上钩了。袁伟时先生在《大学生校外租房与教育思想》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禁止大学生校外租房，是教育管理者没有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

教育行政化的事件的另一个表现，是高校的角色，从教育者到风化警察的转变。前不久，成都某高校发生了把学生在无人的教室接吻定性为“非法性行为”并且开除学生学籍的事件。或许在不到十年之后我们翻开今天的报纸，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会比我们现在放开大跃进时期的报纸，看到一个最卓越的科学家在论证水稻亩产万斤更加让人觉得荒诞。《重庆商报》2004年9月4日报导，5月9日晚8时许，一对重庆某高校大学生恋人在自己学校没有他人在场的教室里接吻，十几分钟后，三个保安闯进教室，记下两人的班级、姓名后，又把男同学带到学校的监控室“聊天”， 5月24日，学院领导口头通知学生家长，该校《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发生非法性行为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女学生受害者到医院检查，处女膜完好无缺。陈笔至此，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保安会知道两个学生接吻呢？原来，学校的每一个教室都安装了据说是防盗的摄像头，于是每一个学生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头的监控范围之内。我想起了奥威尔的《1984》中的情节：每一个房间里都有一个大屏幕，你见不到屏幕背后是什么东西，但是那里永远都有一双明晃晃的眼睛。最经典的话，是那句无处不在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试想一下，两个青年恋人，在一个没有旁人的教室里接吻，一切都被摄像头拍摄储存起来，接着便是一个“非法性行为”的定罪，把他们开除出校。如果按照这种逻辑，那么这个时代的大学生，保守的估计，也有超过一半发生过“非法性行为”，都该开除出校。

在任何社会，任何城市，任何机构中，只要摄像头普遍化，便同时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权利、自由、人格被普遍侵犯。

4

弊病丛生的教育状况，带来了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青年学生人文精神的普遍阙失。肖老师在《天鹅绝唱之后》一文中说：“说到教育的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不是流失，原本就缺，说不上流失。学校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不仅指人文学科一再遭到削弱，文、理、工比例严重失调，更主要的是，现行教育体制、教育目标对人文精神有一种本能的和有意识的排斥。即使所剩不多的传统的人文课程，如哲学、历史、文学，由于强势意识形态灌注在制定的教材和教学大纲中，也使它们有人文学科之名，而无人文精神之实。”

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造成的问题正在不断地凸显出来。近年来，清华大学学生硫酸泼熊事件，云南大学马加爵事件，还有各个高校时有发生的刑事案件，都显示出在人文精神普遍缺失状态下大学生的心理疾病。而大学生嫖娼，一夜情等等，则表现出在价值的真空中人们的生存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向度，滑落到放任动物欲望的水准。

从思想上来看，九十年代末至今，大学生在一个领域始终扮演最突出的角色，那就是大学生群体已经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主要承载者。近几年来，中美两个大国的一系列冲突，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生长与爆发，而走在表演前台的始终是在校青年大学生。从北约炸大使馆事件之后中国人的反美大游行，到王伟事件中网民对美国的强烈谴责，再到美国911事件中中国人的幸灾乐祸，直至美国对伊战争中中国人对美国的愤怒，每一个事件都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滋长的土壤。而网络这一虚拟空间的兴起，则让键盘与网线成为青年大学生刺杀这些假想敌人的道德长矛。最恶劣的例子是美国911事件之后大学生的表现。2001年9月11号，当国际恐怖组织炸毁了美国世贸中心与五角大楼“双塔”之后，互联网几乎被各种为大灾难而喝彩叫好、幸灾乐祸的声音淹没。“美国人该死”、“我们有理由幸灾乐祸”等声音随处可见，歌颂恐怖分子的“圣战”、向恐怖分子顶礼膜拜的声音随处可闻。当国际社会已经正式把恐怖主义视为对国际和平与稳定最大的威胁的时候，中国的普通民众对恐怖主义并没有一种理性的认识，人们延续着冷战时期那种“敌人赞同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同”的思维，这种思维在911事件中便演变成“赞同美国的我们就要反对，打击美国的我们全部赞同”的畸形观念。在狂热的民族主义眼里，民族为本位，“民族”大于“生命”，“民族性”高于“人性”。因此，他们如果仇视某一个民族，便仇视这个民族的一切人，甚至仇视其文明。这种狂热的民族情感彻底遮蔽了人们的理性，只要矛头针对的是美国，恐怖袭击也可以美化为“圣战”，殊不知这种完全罔顾国际秩序，彻底无视生命尊严的“圣战”，摧毁的目标不是某个强权集体，而是整个文明秩序，不是某国人民，而是全部人类尊严，不是敌对政权，而是无辜生命。

同时，大学生对美国的态度，又是暧昧的。在《天鹅绝唱之后》中，肖雪慧老师观察到：“5月8日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引发了大规模的反美抗议，大学生是抗议活动的主力。两个月后，许多曾经在校园中张贴反美标语、号召抵制美货并在游行队伍中义愤填膺高呼‘美帝——纳粹’、‘美帝——法西斯’的大学生又头顶烈日，冒着酷暑站进了考托福、申请留美资格的长长队列之中。变化如此神速，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人会相信他们此时以如此高的热情争取赴美是为了深入‘敌后’，颠覆‘法西斯’。”这种极端媚美与极端仇美的矛盾，就那样完美的结合在现在一大批大学生的思想之中。说到底，大学生所谓极端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在“爱国”的道德旗帜下面的一种虚假的宣泄，只不过是荷尔蒙激素过量分泌导致的精神亢奋。而在这些情绪表演中体现出来的反人道甚至反人性思想，则是人文教育缺失造成的恶果。

5

在《独钓寒江雪》、《公民社会的诞生》中，肖雪慧老师不管是谈教育，还是谈权利，还是谈告密，谈伦理，不管是批判民族主义，还是批判权力者，执法部门，其文字背后，都体现了一个学者对这个时代的一种真挚、热切的现实关怀与启蒙情怀。

八十年代以后，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成为热门话题，这种现象之出现，缘于中国知识分子经过了三十年的思想禁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出奴性与工具欲的反思。而其实质，则是中国知识分子从“皮”上之“毛”的角色定位中解放出来，重新对自身的社会角色与历史角色进行定位。思想启蒙成为八十年代活跃于思想界的一批思想者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关于思想启蒙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康德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康德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把启蒙与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联系在一起：“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康德以牧师的责任为例，说：“一个牧师也有义务按照他所服务的那个教会的教义向他的教义问答班上的学生们和他的公众们作报告，因为他是根据这一条件才被批准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却有充分的自由，甚至于有责任，把他经过深思熟虑有关那种教义的缺点的全部善意的意见以及关于更好地组织宗教团体和教会团体的建议传达给公众。”康德点出了学者的责任与使命的合一：作为学者，他有责任专业范围内把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同时，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他的专业知识为他观察这个社会提供了一个别的职业所不具备的专业角度，学者的使命就在于从他的角度考察社会，发出真实的声音，体现社会的良心。身在学院之中的肖雪慧老师对教育问题的特别关注，正如康德笔下的牧师对“那种教义的缺点的全部善意的意见以及关于更好地组织宗教团体和教会团体的建议”的关注一样，其特征就在于，立足扎实的专业基础，以专业训练为发言的根据，对与自己专业方面相关的领域发生的问题，自由、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肖雪慧老师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之一。

2004.9.24

作者：广东农民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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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 让我扫荡一下民运 -- 加人 - (98 Byte) 2006-3-20 周一, 上午8:30 (24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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