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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南明史》中有关史可法错误的一些史实和分析-------

安魂曲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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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 《南明史》中有关史可法错误的一些史实和分析------- (272 reads) 时间: 2006-3-11 周六, 上午11:22

作者：安魂曲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二章弘光朝廷的建立

第一节继统问题上的纷争和史可法的严重失策

大顺军的攻克北京和崇祯帝的自尽，标志着明王朝的覆亡。但是，淮河以南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明政府管辖之下。当大顺军向北京进军时，南方部分官员知道京师难保，已经作了从海路迎接太子朱慈烺来南京监国的准备。三月二十九日，即在北京失守十天之后，消息就传到了江苏淮安。四月初八日，淮安巡抚路振飞根据塘报向当地官绅宣布了京师失守的重大变故。①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淮安距留都南京不远，南京六部等高级官员虽然很快得到了北京陷落的消息，却由于对崇祯帝和他三个儿子的下落不明，不敢轻举妄动，他们严密封锁消息，“禁讹言”，内心里却焦急不安。“诸大老每集议事堂，惟相向攒眉，竟日无一语。或仰视屋之罘罳，咄嗟而已。间曰：‘事如不可知，将奈何？’竟以靴尖蹴地作叹息声，各各散走，以为常。”①另一点是北京失陷的消息传到淮安时，福王朱由崧②、潞王朱常淓③以及周王、恒王都因逃难泊居于淮安城西湖咀。④朱由崧和朱常淓也必然想到这一事件对自己的前途可能发生的影响。

南京在明朝初年是帝国的首都，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以后，南京作为留都一直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一整套与北京相对应的中央机构。这种两京制度的特点是：皇帝和内阁大学士等决策人物都在北京，北京的六部等衙门是名副其实的中央权力机构；南京各衙门多为虚衔，公务清闲，任职官员被称为“吏隐”，但地位一般不低于北京相对应的衙门官员。在留都握有实权的是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太监和提督南京军务勋臣。

自从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之日起，朝廷的一切政令无法发出，南京的高级官员大概在接到崇祯皇帝“命天下兵勤王”的诏书以后就再收不到邸报了。召兵紧急勤王和随之而来的音信不通，使南京各衙门大臣、守备太监、勋臣们越来越感到不安。四月初一日，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领衔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檄文中提到“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险尽失”之类的“宗社危情”①，表明他们已经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预感之中。四月初七日，史可法率兵渡江准备北上“勤王”；几天之后，他误信了一个不可靠的消息，写信给南京詹事府詹事姜曰广说，崇祯帝已乘舟由海道南下，太子也从间道得以逃出，南京的官员们信以为真，一个个喜形于色，奔走相告。②谁知第二天就传来了朱由检在三月十九日自尽于煤山的消息，这消息在四月十七日被从北京逃出来的原大学士魏炤乘证实。朝廷既已全部覆亡，作为留都的南京很自然地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这里当政和在籍的大臣如雷轰顶，顿时乱成一团。对于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立君。由于崇祯帝的三个儿子都被大顺军俘获，未能逃出北京，在没有直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勋贵、太监和拥兵自重的将帅就在拥立哪一位藩王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执。以血统亲近而言，崇祯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钧的子、孙还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瑞王朱常浩原封汉中，李自成军入陕他逃至四川重庆，甲申六月被大西军处死）；神宗兄弟的儿子则有潞王朱常淓。按照封建伦序观念，自然应该首先考虑福王、桂王、惠王。而在福、桂、惠三王中朱由崧又处于优先地位，这是因为：第一，三亲藩中福藩（即老福王朱常洵）居长；第二，桂、惠二藩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朱由崧援引“兄终弟及”（实际是弟终兄及）继统更为适宜；第三，桂、惠二王在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部进入湖南时逃往广西，距南京较远，福王却近在淮安。福王朱由崧在伦序和地理上占了明显的有利地位。在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东林—复社中一些骨干人士在继统问题上所起的恶劣作用，他们的一些偏见深入人心，一直沿袭到现在。事实上，当时的有识之士都主张由福王朱由崧继统，如淮抚路振飞“遗书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谓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①。刘城《上阁部史公书》中说：“自都门失守，大行皇帝凶问频传，虽所传不一，大略颇同，公率先诸臣奉迎福藩殿下，临莅南京，此中外臣民之愿也。”下文说他见到的诏旨仍用监国名义，“未有御极之意”，他极力主张应该“早上尊号”，理由是“伦序应在福藩，大宝之御无可迟滞之端”②。给事中李清、章正宸，进士郑元勋等人也持相同态度。李清记载：“北都变闻，在籍钱宗伯谦益有迎潞王议。扬州郑进士元勋密语予：‘予语里人解少司马学龙曰：福从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孙立侄？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挟楚，郑芝龙挟益，各挟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不可。”接着又说章都谏正宸力主应“以福藩为国本”，“时草野闻立潞，皆不平；及（福）王监国，人心乃定”①。然而，江南士绅中的一部分东林党人却从狭隘私利出发，强烈反对由福藩继统，原因是朱由崧的祖母是备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从万历到天启朝廷上围绕着储君问题展开的“妖书”、“梃击”、“移宫”等轰动一时的案件都同郑贵妃有关，何况正是由于东林党人的力争，神宗和郑贵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即朱由崧的父亲）为太子的图谋才化为泡影。因此，他们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自己在政治上将会失势。在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当时被视为东林党魁，他两次从原籍常熟赶往南京，以“立贤”为名，到处游说，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支持钱谦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人。一度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首席大臣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倾向于东林党的人物，他内心里对拥立福王有所顾忌，但又认为应该按伦序迎立神宗的子孙。

各种南明史籍在迎立问题上记载非常混乱，原因是弘光既立，先前持异议者不免改口，局外人士又难免轻信风闻和自我揣测，弄出种种误解。比较而言，最可靠的记载是直接参与其事的姜曰广所著《过江七事》①。按姜氏记载，当时“江南北诸绅”（指钱谦益等热衷于东林门户之见的官绅）“群起拥潞王”。作为实权人物的史可法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自然对拥戴福藩继统心存疑虑，但又担心舍亲立疏将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经过反复考虑，他暗自决定前往浦口同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在桂王与福王之中选定一人。史、马密商的结果是“以亲以贤，惟桂乃可”②。至于惠王朱常润不在议立之列是因为他迷信佛教，不懂世事。（朱常润次年降清后给清廷的奏疏中说：“臣自髫年皈依释教，性甘淡薄，只知焚祝，毫无外求。”①）第二天，史可法亲自写信给南京高级官员说明定策意见：“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②南京的官绅对于这个折中方案比较满意，由南京礼部准备乘舆法物前往广西迎接桂王。就在这一关键时刻，马士英由浦口回到凤阳，突然得到报告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卢九德在万历末年曾在宫中为老福王朱常洵服役，由他出面联络三镇当出自朱由崧的幕后策划。李清记载：“时王闻，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刘泽清素狡，先附立潞议，至是以兵不敌，改计从杰等。”③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的积极参与拥立显然是为了攘取“定策之功”增强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三、史可法之所以要亲赴浦口同马士英会商，正是因为士英身为凤阳总督，直接节制着高、黄、刘等总兵，借以取得军队支持。不料变生意外，马士英眼看手下大将全部自行投向福藩，如果再遵守同史可法达成的协议，自己只会被驾空、被淘汰，权力的欲望使他顾不上什么信义，抓住时机向福王朱由崧表示效忠。史可法还蒙在鼓里，继续写信给马士英申说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①马士英既已改变初衷，参加拥立福王的行列，史可法的来信等于直接指斥行将即位的皇帝，把权力的剑柄交到了马士英手里。马士英立即以凤阳总督和三镇名义正式致书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宣布拥立福王朱由崧。当南京各大臣被韩赞周邀请到家中传阅马士英的书信时，虽然不少人感到震惊，但是他们既无兵权，立桂、立潞的方案又已胎死腹中，失去了凭借，只好违心地表示同意。拥立潞王朱常淓的主要策划人物钱谦益的表现就颇为典型：“钱谦益侍郎触暑步至膠东（指高弘图）第中，汗渴，解衣，连沃豆汤（指解暑之绿豆汤）三四瓯。问所立？膠东曰：‘福藩。’色不怿，即告别。膠东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钱悟，仍坐定，遽令仆市乌帽，谓：‘我虽削籍，尝经赦矣，候驾龙江关。’”②东林党魁的态度如此，其他原先追随拥潞的人也可想而知了。①山东总兵刘泽清一度支持东林骨干拥立潞王，当他得知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的动向后，自知兵力不敌，立即随风转舵加入了拥立福王的行列。四月末，福王继统已成定局。

由于拥立定策问题对弘光一朝政局的影响极大，有必要作一点分析。前面说过，当时江南东林党人在朝、在野的势力很大，他们中间的骨干分子以“立贤”为名主张舍弃神宗嫡系子孙而拥立穆宗之孙潞王朱常淓，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常淓并不“贤”，他们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福王以确保崇祯时期东林—复社党人在政治上的操纵权，特别是如果潞王以较远的宗支而被迎立，钱谦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飞黄腾达。一度处于权力中心的史可法优柔寡断，设想出拥立桂王的折中方案，以为桂、福二藩都是神宗嫡支，以桂抗福可以满足东林党人反对立福藩的愿望，又带着这个方案亲赴浦口同掌握实际兵权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自以为事出万全。结果风云突变，无论他主张拥立的仍是神宗嫡系，在朱由崧眼中他始终是反对自己黄袍加身的重要人物。就当时情况来说，帝位候选人桂、惠二亲藩离南京较远，福、潞二藩近在淮安，史可法既然主张按照伦序迎立，就应该当机立断，把颠沛潦倒之中的福王朱由崧接来南京继统。这样，朱由崧必将对他刮目相看，马士英和四镇也没有可乘之机。当初私下酝酿立君人选时，史可法曾经对姜曰广说：“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①这表明史可法知道落魄之中的福王只要爬上皇帝的宝座，享尽人间富贵就心满意足，在这样一个同“察察为明”的崇祯帝截然相反的庸主下，朝廷大政必然落在自己这帮“君子”手里，事情可以办得很顺当。可是，史可法的这句话一传出去，“拥潞者闻之大哗。以询诸绅，又颇于福推恶。可法于是引避不言矣”②。

古语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史可法多少有点门户之见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他的致命弱点是缺乏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八方妥贴，最后落得个事与愿违。张怡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弘光皇帝以播迁之余，丁大乱之后，九庙之焰未息，万姓之席未贴，虽卧薪枕鼓，不足示其殷忧；布衣帛冠，不足表其恭俭，而圣质等于肉糜，皇衷习于市肆，卧深宫而枕宦者，爱比顽童；开后庭以待丽华，惟湛旨酒。李煜、孟昶合为一人；归命、东昏将与同传矣。然而治乱不关其意，故上每任人而不疑；贤才各极其材，故下亦任事而不忌。向使李纲、寇准之流为之相，韩、岳、宗泽之俦为之将。将相同心，不忧中制，中外一德，可弥外忧，即发兵诛不道，远逊萧王（指东汉光武帝刘秀），岂敷天同左袒，至出赵构下哉！”③这话是颇有见地的。

在随机应变上，史可法显然不是马士英的对手。当史可法在南京被拥潞、拥嫡各派人士弄得左右为难时，特约马士英会商于浦口，推心置腹地谈了各方面的纷争和自己的折中意见，马士英认为这是自己参与定策的重要机会，正如他后来所说：“立桂，史意也。予曰：亦佳，但须速耳。”①他甚至在同史可法达成协议后曾经邀请南京各衙门官员赴浦口当面宣布这一决定，借以显示自己是参与定策迎立桂王的第二号人物。谁知南京六部等大臣认为凤阳总督不过是地方高级官僚，无权召集朝廷大臣开会。自感扫兴的马士英回到凤阳，得知太监卢九德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已决定拥立福王，开始是大吃一惊，然而他毕竟屡经宦海浮沉，老于世故，看准了朱由崧要当皇帝已难阻止，有将帅统兵为后盾，有太监在旁翊赞，不足之处正是缺少一员大臣。马士英立即转向，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卢九德等人在凤阳皇陵前立誓拥戴福王，成了定策第一文臣。为了取得在即将建立的南明朝廷首席大学士职位，他抓住史可法为拥立桂王而列举福王七不可立的来信作为把柄，又针对南京等地东林党人拥潞之声甚嚣尘上，带领兵马护送朱由崧直抵浦口，并且在立福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发出表文声称：“闻南中有臣尚持异议，臣谨勒兵五万，驻扎江干，以备非常，志危险也。”②这一着棋实在厉害，南京最高文臣史可法知道自己上了大当，攻击福王的书信落在马士英手里，白纸黑字，有口难言，他除了满腹悔恨地默默跟随福王朱由崧由浦口乘船前往南京就任监国以外，别无其他选择了。弘光一朝党争的激化、武将的跋扈，最后导致覆亡，关键都是从这里引伸出来的。李清写道：“使诸臣果以序迎，则上何至书召四镇，士英与杰又何得居功？非钱谦益、吕大器误之而何？”①钱谦益、吕大器固然是拥立潞王的主谋人物，但是真正一度拥有决策大权的是史可法②，他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态度游移，没有断然决定拥立福王，致使朱由崧求助于镇将，从此大权旁落，应当负主要责任。③

第二节朱由崧的监国和称帝

四月二十九日，福王朱由崧在史可法陪同下，乘舟抵达南京城外燕子矶，南京官绅均往朝见。五月初一日，朱由崧登岸，先拜谒孝陵然后从朝阳门进城，驻于内守备府。谈迁记载了他亲眼目睹朱由崧进入南京的情况：“初，迁闻王谒陵，出朝阳门外，万众伏候。见王乘辇，角巾半污旧，手摇白竹扇，有陇亩风。窃心幸之。不料淫佚败度，为怀愍之续也。”①文武百官朝见后商议立福王为主究竟应当立即登极为帝还是暂用监国名义，这里的区别是登极后就没有改变的余地，监国则尚有退步。有的大臣考虑到崇祯三子下落不明，而他们之中任何一人都是较各藩王更符合继承帝位的人选，因此主张再等待一段时间。初三日，朱由崧在南京就任监国，用黄金铸造监国宝，颁谕天下说：

……孤避乱江淮，惊闻凶讣，既痛社稷之墟，益激父母之仇。矢不俱生，志图必报。然度德量力，徘徊未堪。乃兹臣庶，敬尔来迎，谓倡义不可无主，神器不可久虚，因序谬推，连章劝进，固辞未获，勉循舆情，于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三日暂受监国之号，朝见臣民于南都，孤夙夜竞竞，惟思迅扫妖氛，廓清大难。德凉任重，如坠谷渊，同仇是助，犹赖尔臣民。其与天下更始，可大赦天下。②

就任监国之后，朱由崧依照廷臣会推，任命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入阁办事；马士英加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衔，仍任凤阳总督。不久又以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为礼部左侍郎，与原礼部尚书王铎，二人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以张慎言为吏部尚书，召刘宗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其他衙门官员也先后作了安排。按照史可法、高弘图、张慎言等人的意向是尽量让“正人”占据要津，使朝廷建立之始有一番新气象。开初在安排朝廷重臣上，他们得以如愿以偿。然而，这种局面很快就改变了。争夺朝廷权力的较量先从首辅开始。按明代制度，南京兵部尚书位居留都百官之首，弘光朝廷初立，史可法就成为当然的首席大学士。在定策问题上史可法既被马士英出卖，得不到朱由崧的信任，包括勋臣在内的一些小人立即随风转舵。姜曰广记载，魏国公徐弘基等原先顶奉史可法不啻天人，“权寄稍移，下石随起”，竟然倡言可法“勤王无功”“可杀”①。马士英拥立福王本意就在攫取权力，他决不会满足于加几个空衔而官居原职。于是，他先利用诚意伯刘孔昭争入内阁，遭到其他官员以“我朝从无勋臣入阁之例”为理由坚决反对时，刘孔昭立即回答说：“即我不可，马瑶草（士英字）何不可？”朱由崧与马士英早有默契，当即决定召士英入阁辅政。史可法明知自己指斥福王的把柄落在马士英手里，现在马士英既以“定策”首功备受朱由崧青睐，被召入阁辅政，江北不能没有重臣督师，因此，他“自请督师淮扬”。五月十二日朱由崧批准史可法出任督师②。

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为皇帝，改明年为弘光元年。第二天，马士英入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史可法于十八日陛辞①。二十日渡江往淮阳督师②。尽管在整个弘光时期，史可法的加衔都略高于马士英，但在朱由崧监国仅半个月之后即被排挤出外，足以说明他的失势。黄宗羲有以下一段议论：“士英之所以挟可法，与可法之所以受挟于士英者，皆为定策之异议也。当是时，可法不妨明言：始之所以异议者，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委质已定，君臣分明，何嫌何疑而交搆其间乎？城府洞开，小人亦失其所秘，奈何有讳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发之矢乎？”他接着写道：“臣尝与刘宗周言之，宗周以为然。语之可法，不能用也。”③这未免是书生之见。因为关键在于史可法在议迎立时列举了福王“七不可”的理由，对朱由崧的人品作了全面的攻击；弘光既立，作为人臣的史可法不可能无“讳言之心”，何况以“社稷为重”作解释等于说朱由崧不适合肩任宗社之重担。李清记马士英曾密疏言：“上之得位，由臣及四镇力，其余诸臣皆意戴潞藩；今日弹臣去，明日且拥立潞藩矣。上信其言，为雨泣久之。以后一切朝事，俱委士英。”④史出马入，在许多史籍中认为是弘光朝廷夭折的一个重大关键。诚然，史可法远较马士英清廉正直，但如果认为他留在朝廷秉政，就可以保障江左，进而恢复中原，那就未免对史可法的政治眼光和魄力估计太高了，也不了解南明酝酿立国之时史可法受东林党骨干分子的牵制业已铸下大错。他本人不可能得到新天子的信任还在其次，真正的关键在于按伦序应继承帝位的朱由崧眼看将被东林诸公排斥，为了登上大宝不得不求助于武将，这样才造成了本来无功可录的武将一个个以定策元勋自居。马士英的政治投机虽然保证了他个人地位的上升，但是导致弘光一朝武将跋扈局面的并不是他，而是史可法。一度掌握着拥立大权的史可法未能抓住这个稍纵即逝决定社稷安危大计的机会，定策之功落入军阀之手，弘光既立，无论他在朝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改变不了武将胁制朝廷、无意进取的局面。史可法自食苦果，被迫让出首辅之位过江督师，只是证明他决策错误，事机已失，无可挽回。一批倾向东林党的士大夫大喊大嚷“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国将不国，其实为时已晚。后来的史学家没有弄清事情的因果关系，重复旧说，无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历史上，当权人物可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一步错则步步错，史可法的悲剧正是从这里展开，弘光一朝的毫无作为以至于土崩瓦解主要原因也在这里。有关南明的大量史籍众说纷纭，大抵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本书特三致意焉。

第三节四镇的形成和跋扈自雄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保持内部稳定。内部稳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威望和文武官员的齐心合力。纵观明代史事，文臣、武将势力虽有消长，朝廷的威信却是至高无上的。大致来说，明初重武轻文，公侯多为开国、靖难元勋。然而，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都是雄才大略的御将之材，勋臣地位虽高，不足对朝廷构成威胁。明中期以后，承平既久，重文轻武之风积重难返，即以用兵而言，出任统帅者均为文臣，直至崇祯年间沿袭未改，武将拥兵自重虽已显露端倪，但迄于明朝北廷覆亡，除了崇祯帝有意包庇的左良玉以外，将领们还不敢违抗朝廷的调遣和朝廷所派重臣的节制，更谈不上操纵朝廷军国重务了。南明几个朝廷最大的特点和致命的弱点正在于依附武将。武将既视皇帝为傀儡，朝廷徒拥虚名，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既烈，无暇他顾，根本谈不上恢复进取。南明之不振种因于此，这种局面的始作俑者正是史可法。

史可法在定策问题上犹豫不决，导致朱由崧乞援于武将。弘光既立，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以败军之将坐收“定策”之功，军阀操纵朝廷的局面业已形成。史可法自知铸下大错，还想竭力挽回。五月初八日他呈上“敬陈第一紧急枢务事”的启本中说：

从来守江南者，必于江北。即六朝之弱，犹争雄于徐、泗、颍、寿之间，其不宜画江而守明矣。但此时贼锋正锐，我兵气靡，备分则力单，顾远则遗近，不得不择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后鼓锐而前，再图进取。臣以为当酌地利，急设四藩。四藩者：其一淮、徐；其一扬、滁；其一凤、泗；其一庐、六。以淮、扬、泗、庐自守，而以徐、滁、凤、六为进取之基。凡各属之兵马钱粮，皆听其自行征取。如恢一城、夺一邑，即属其分界之内。……而四藩即用靖南伯黄得功、总镇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优以礼数，为我藩屏，听督臣（指马士英）察酌，应驻地方，相机固守。江北之兵声既振，则江南之人情自安。黄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左良玉恢复楚疆，应照黄得功进侯。马士英合诸镇之功，爵赏似难异同。卢九德事同一体，听司礼监察叙。①

姜曰广记：“弘光御极，群臣上言：‘皇上龙飞应运，实惟总兵官，至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早决大计，拥立圣躬，功在社稷，宜锡五等爵，剖符延世。’诏曰：‘可。’”②这说明史可法、姜曰广等人急于弥补自己在拥立问题上的失误，尽量笼络四镇换取朱由崧和支持他上台的人的好感，实际上是步马士英的后尘。然而，马士英已占先著，五月初九日到达南京。次日，朱由崧召见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马士英四人，让他们迅速议定用人、守江、设兵、理饷的事宜。十一日，史可法再次上启本除了重申设立四镇外还谈到了督师问题，他说：“有四镇，不可无督师，应驻扬州，适中调遣。”③弘光朝廷决定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刘泽清封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①史可法提出的四镇驻地和所谓进取之基都在南直隶境内，督师驻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扬州。当时的一些人士都看出了史可法的毫无远图，意在保住江南。李清在采录了这两篇启本后感慨地写道：“然于青、兖、开、汝（指河南、山东一带），似置之不讲矣。”②张岱说：“以史阁部之设四镇，不设于山东、河南，乃设于南畿数百里之内，此则阁部之第一失著。”③曾任商邱知县的梁以樟上书史可法说：“守江非策也。公今以河南、山东为江南屏蔽，仿唐、宋节度、招讨使之制，于山东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图北直；于河南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固山、陕，择大臣才兼文武者任之，厚集兵饷，假以便宜。于济宁、归德设行在，以备巡幸，示天下不忘中原，如此克服可期。若弃二省而守江北，则形势已屈，即欲偏安，不可得矣！又四镇咸跋扈，宜使分不宜使合，务别其忠顺强梗之情以懋劝之，而阁部大树兵以自强，乃可制也。”“可法心然其言，然卒不能用。”④

从表面看，这些议论都很正确。但考察一下当时的各种因素，史可法有不得已的苦衷。甲申五、六月间，南方诸臣只知道大顺军已占领整个黄河流域，前锋直逼淮上，高杰、刘泽清率部南逃，在这种形势下史可法为防止大顺军饮马长江，作出守淮、守江的部署有其特定的背景。六月中旬以后，大顺军兵败西撤，畿南、山东、河南等地官绅反叛大顺政权，陷于一片混乱当中。就弘光朝廷而言，趁清军尚未南下之时，出军北上，会合这些地方的官绅武装，扩大自己的管辖区，自然不失为一着高棋。史可法未必看不到这一点。问题是，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已因“定策”有功，备受弘光帝和马士英的宠信，志骄气盈，一心追求的是在江北争夺繁华之地，既可过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挟朝廷。史可法出任督师时已是“失势悯墨”之人，他根本指挥不了“四镇”，只好奔走调停于四镇之间，如奉骄子，一筹莫展。

第二节睢州之变和史可法南窜

弘光朝廷的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是“联虏平寇”方针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者。1644年十二月，赴北京“酬虏通好”的如意算盘遭到清方断然拒绝，正使左懋第、副使马绍愉被拘留，陈洪范回到南京，除了掩盖自己暗中降清的种种无耻行径以外，也报告了北使的失败。史可法在奏疏中说：“向所望者，和议获成，我因合敌之力以图贼，而遂其复仇雪耻之举。今使旋而兵踵至，和议已断断无成矣。向以全力图寇而不足者，今复分以御敌矣。”“今和议不成，惟有言战。”①似乎他在考虑同清军作战了。然而，史可法的真实意图仍然是尽量避免同清方兵戎相见，继续一厢情愿地谋求与清军配合镇压大顺农民军。

1645年（弘光元年、顺治二年）初，史可法亲自安排了高杰率军北上，这是弘光朝廷惟一一次向黄河流域推进的军事行动。只是进军的目的不是针对清廷，而是想在扑灭“流寇”中充当清军的盟友。正月初九日他奏称：“陈潜夫（河南巡按）所报，清豫王自孟县渡河，约五六千骑，步卒尚在覃怀，欲往潼关，皆李际遇接引，长驱而来，刻日可至。据此，李际遇降附确然矣。况攻邳之日，未返济宁，岂一刻忘江北哉！请命高杰提兵二万，与张缙彦直抵开、雒，据虎牢；刘良佐贴防邳、宿。”②可见，史可法的部署是明军北上至开封地区后即向西面荥阳、洛阳一带推进。高杰出师时，也曾给驻守黄河北岸的清肃亲王豪格写信，信中说：“关东大兵，能复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谨赍金币，稍抒微

忱。独念区区一介，未足答高厚万一，兹逆成跳梁西晋，未及授首，凡系臣子及一时豪杰忠义之士，无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寝其皮，昼夜卧薪尝胆，惟以杀闯逆、报国仇为亟。贵国原有莫大之恩，铭佩不暇，岂敢苟萌异念，自干负义之愆。杰猥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绵力，急欲会合劲旅，分道入秦，歼逆成之首，哭奠先帝。……若杰本念，千言万语，总欲会师剿闯，以成贵国恤邻之名。且逆成凶悖，贵国所恶也；本朝抵死欲报大仇，贵国念其忠义，所必许也。本朝列圣相承，原无失德，正朔承统，天意有在。三百年豢养士民，沦肌浃髓，忠君报国，未尽泯灭，亦祈贵国之垂鉴也。”①高杰信中一再表达的“会师剿闯”显然体现了史可法的意图，以“分道入秦”夹攻大顺军向清廷表明弘光朝廷并非如清方指责的那样“不出一兵一卒”，以便在幻想中的和谈里给自己增添一点筹码。可是，清廷征服全国的方针已经确定，根本不愿考虑联合南明的问题了。豪格在回信中乘机再次招降，而对“合兵剿闯”则不予理会，全信如下：“肃王致书高大将军，钦差官远来，知有投诚之意，正首建功之日也。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来，过河面会，将军功名不在寻常中矣。若第欲合兵剿闯，其事不与予言，或差官北来，予令人引奏我皇上。予不自主。此复。”②

1645年（弘光元年）正月初十日，高杰同河南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带领军队来到睢州。镇守该地的明河南总兵许定国已经秘密同清方勾结，并且按照豪格的要求把儿子许尔安、许尔吉送往黄河北岸清军营中充当人质。①高杰大军进抵睢州使许定国惶恐不安，进退失据。他深知自己的兵力敌不过高杰，请求豪格出兵支援又遭到拒绝，只有横下心来铤而走险。他一面出城拜见高杰，谬为恭敬；一面暗中策划对付办法。高杰已经知道了许定国把儿子送入清营的消息，为防止他率领部下把睢州地区献给清朝，想凭借自己的优势兵力胁迫许定国及其部众随军西征。十二日，许定国在睢州城里大摆筵席，名义上是为高杰、越其杰、陈潜夫接风洗尘。越其杰劝告高杰不要轻易进入睢州城，以防变生意外。高杰一介武夫，自以为兵多势重，许定国决不敢轻举妄动，只带了三百名亲兵进城赴宴，越其杰、陈潜夫陪同前往。许定国事先埋伏下军队，用妓女劝酒，把高杰等人灌得酩酊大醉。半夜，伏兵猝发，把高杰和随行兵卒全部杀害，越其杰、陈潜夫惊惶失措，逃出睢州。②第二天，高杰部众得知主将遇害，愤恨不已，立即攻入睢州对军民大肆屠杀，进行报复；许定国率部过河投降清朝。③

高杰死后，军中无主，部下兵马乱成一团。黄得功等又想乘机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双方剑拔弩张。“时人为之语曰：谁唤番山鹞子来（高杰在农民军中绰号翻山鹞），闯仔不和谐（黄得功号黄闯子）。平地起刀兵，夫人来压寨（原注：邢夫人也），亏杀老媒婆（原注：史公也），走江又走淮，俺皇爷醉烧酒全不睬。”①史可法出兵配合清军“讨贼”的计划全盘落空了，他伤心备至，亲自赶往高军营中做善后工作，立高杰子为兴平世子，外甥李本深为提督，胡茂祯为阁标大厅（即中军），李成栋为徐州总兵。高杰妻邢氏耽心儿子幼小，不能压众，她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这本来是史可法增进同高部将士感情的一个机会，然而史可法却因为高部是“流贼”出身，坚决拒绝，命高杰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②由此可见史可法政治偏见之深和不通权变。

二月间，史可法从徐州回到白洋口（今江苏省宿迁县境洋河）。当时正是清军主力在阿济格、多铎带领下追击大顺军聚集于陕西，河北、山东、河南一带的清军并不多。例如，1645年正月奉命驻守山东的肃亲王豪格在奏疏中报告许定国送儿子为人质后请他派兵渡河“卫其眷属，臣因未奉上命，不敢渡河”。高杰统兵进抵睢州城外，许定国耽心脱不了身，派人请求豪格火速来援；豪格仍以“未经奉旨，不敢擅往”为由，拒不发兵。③清廷和豪格在这段时间里表现出罕有的持重，证明阿济格、多铎两军西进后，清方在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东部兵力非常单薄。何况，清政府在畿辅、山西、河南、山东的统治尚未稳固，不仅曹州满家洞等地的农民抗清活动如火如荼，士大夫中心向明朝的也大有人在。睢州之变，高杰作为一军主帅遭暗算，他的部下实力并没有多大损失。史可法本来应该趁高杰部将因许定国诱杀主帅投降清朝的敌忾之心，改弦易辙，作出针对清方的战略部署，至少也应利用许定国逃往黄河以北，清军无力南下的时机，稳定河南局势。可是，他在高杰遇害后却失魂丧魄，仓皇南逃。沛县著名文人阎尔梅当时正在史可法幕中，劝他“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①，“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即所谓：“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②这就是被许多人盛誉为“抗清英雄”的史可法的本来面目。

第四节扬州失守

清军击败大顺军，占领陕西以后，摄政王多尔衮不失时机地着手部署主力南下。他任命了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②等西北地方军政官员从事善后事宜，把主要兵力集中于收取江南，统一全国的大业。弘光朝廷“借虏平寇”的如意算盘终于实现了，然而，朱由崧、马士英、史可法既然怕引火烧身，在清军主力西进时幸灾乐祸，不敢派重兵北上山东、河南，这时，他们就只能自食苦果了。

摧毁南明弘光朝廷的清军实际上是三路齐头并进。多铎部由陕西出潼关，经洛阳东进至商丘，然后向南直趋泗州、扬州，进攻南京，得手后分兵攻取太平府（今当涂）、芜湖，其主要对手是高杰部、刘良佐部、黄得功部明军，是为中路。英亲王阿济格部尾随李自成部大顺军由陕西商洛、河南邓州，入湖北襄阳、荆州、武昌，直到江西九江一带，除击溃李自成带领的大顺军外，乘势解决左良玉部明军，同多铎部在今安徽省境内会师，是为西路。另一部清军由原驻山东的固山额真准塔率领，南下徐州，沿运河水陆并进，收取宿迁、淮安、兴化、通州（今南通）、如皋以及长江以北滨海地区，这支清军攻击的目标主要是刘泽清部明军，是为东路。应当说，清廷动用的兵力是相当雄厚的。三月间，多铎奏报：二月十四日已派遣部分兵马抵达河南，“招降流贼镇守河南伪平南伯刘忠，旋得平定江南之谕，即于三月初五日率师南征”①。同月二十五日又报：“三月初七日，臣统兵出虎牢关口，固山额真拜尹图等出龙门关口，兵部尚书韩岱、梅勒章京伊尔德、侍郎尼堪等统外藩蒙古兵由南阳路，三路兵同趋归德。”②四月初五日，多铎统大军从归德府（今商丘）南下，沿途州县望风归附。十三日清军至泗州（今安徽泗县），明守泗总兵率部南逃，清军遂在这天晚上渡过淮河。

在左良玉部东下、清军南侵的紧急情况下，史可法惊惶失措，胸中漫无主见。应廷吉记载，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应廷吉对诸将说：“阁部方寸乱矣，岂有千里之程，如许之饷，而一日三调者乎！”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赶赴天长，檄调诸军援盱眙，忽然得到报告盱眙守军已经投降清朝，他对部队几乎完全失去控制，“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扬州”①。十七日，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②。史可法“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③。实际上史可法节制的刘良佐和原高杰两藩的将领就在这几天里不战而降。四月十九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清豫亲王多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一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投降，随即奉多铎之命于二十四日参加攻取扬州④。扬州城里只有总兵刘肇基部和何刚为首的忠贯营，兵力相当薄弱。由于城墙高峻，清军的攻城大炮还没有运到，多铎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扬总督卫胤文，遭到严词拒绝。二十一日，甘肃镇总兵李棲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入城，两人的意思却是劫持史可法，以扬州城投降清朝。史可法毅然说道：“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李棲凤、高歧凤见无机可乘，于二十二日率领所部并勾结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们出城投降恐生内变为理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

当清军初抵城下时，总兵刘肇基建议乘敌大众未到，立脚未稳，出城一战。史可法却说：“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在城守方面，“旧城西门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势若建瓴，且为兴化李宦祖塋，树木阴■，由外达内，绝无阻隔，枝干回互，势少得出。诸将屡以为言。公以李氏荫木，不忍伐也。且言，诸将以此地为险，吾自守之”①。二十四日夜间，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②，“城上鼎沸，势遂不支”。二十五日，扬州陷落，刘肇基战死，扬州知府任民育、何刚等壮烈牺牲，史可法被俘后遇难。③

对于史可法的誓死不降，应当充分肯定他的民族气节。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门户之见的影响，对史可法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不顾史实作了过分的渲染。综观史可法的一生，在整个崇祯年间并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业绩；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时期。作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分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即以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也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说他坚守扬州达十天之久①，给清军重大杀伤，也不符合事实。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的遗书中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②。多铎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③。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其见识和才具实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阴县区区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顺治十年（1653）谈迁路过扬州，曾经专程到梅花岭寻谒史可法衣冠冡，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写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西门摧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④于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无能。总之，史可法的一生只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洁勤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至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明清易代之际激于义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孰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者：安魂曲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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