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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影楼回忆录》之十五：“青州风物”等四节

六者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950

经验值: 816

标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五：“青州风物”等四节 (785 reads) 时间: 2006-3-05 周日, 上午11:34

作者：六者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五：“青州风物”等四节

作者：包天笑

◆青州风物

我在山东青州府计两年多，第一年，未带家眷去；第二年，方携我妻震苏及新生的一女可芬偕往。幸而有几位南方教员，已携有家眷在此，即以本学堂而言，有杜安伯的夫人，她是苏州人；有胡菊如的夫人，她是上海人，也是最近从上海来了。此外，府尊曹耕翁的见媳，也是苏州人，他便是彭诵田的女儿。此间首县益都县知县李搢臣（祖年），一家又都是常州人，他的衙门里师爷，大半是常州人，而携眷来此者亦甚多。

青州府的房屋，也尽是北方式，庭院却很大。我们家中，雇用一个老妈子，和一个僮儿。老妈子名张嫂，年约四十左右，做事很勤恳。僮儿年十四、五，名唤犬儿，也很活泼诚实，及至我们回南时，他坚欲跟我同去，我以其母在青，未允携归。本地人多睡坑，我们不惯，然此地无藤垫粽垫之类，只有高梁杆子所做的牀垫，睡了倒也觉得很为安适。此间无楼房，全都是平屋，较讲究的方为砖地，否则都是泥地而已。

自胶济铁路通车後，青州府适在铁路的中心点，亦渐成为山东一大城市。故此间居然也有洋货小现，洋货来自上海的，也有来自天津的。日用必需之物，如洋皂，洋火之类，市上亦均有售处，不过本地人却难得用。各方来此的人也不少，便带了那些舶来品来了。市上购买杂物，数目少的用钱票，从一千到十千（一千即名一吊），那种钱票，都是破烂不堪。数目大的用银块，几两几钱，临时用天秤称之，傍置一夹剪，分量如太重，则夹去一块。

青州府仅有一条热闹的大街，店肆林立，我们如果买过一两次东西，他们便认得你了，叫得出你的姓，知道你住的地方。

大概他们对於南方人，是一望而知的。假使你买了东西，身边的钱不够，你尽管拿走好了，他们信得过你。掌柜和夥计，都是很客气，买了东西出来，常常送你到门口，口中不绝地道谢。最妙者，这里有一个邮政局，局长也是青州府本地人，此外有一两位邮差兼助手。我们和他熟极了，寄信可以坐到他办公桌上，自已打邮戳。因为来信有一定时间，胶济路的上行车与下行车，都在青州府交车，而我们有信没信，只要等火车站上的邮差回来，便知道了。

在青州府的第二年，上海的时报已出版了，我便去定了一份时报。本来学堂里也有一份新闻报，要等府衙门里看过後，然後送来，已隔了好多天了。我在南京蒯公馆的时候，中外日报新出，我就自己定了一份中外日报。人家说，这是我体己的报，实在说：报纸总在日求进步，中外日报出版後，报纸有一进步，时报出版後，报纸又有一进步，我是不喜欢墨守而喜欢创新的。

我从学堂里回到家里去时，邮局是必经之路，我最注意的，今天有没有报纸寄来呢？还有我所购的新书、所定的杂志，有没有寄来呢？那时并没有信箱之类，那位邮局长给我安放在一处，我喜欢自己去领取。最可笑的，是在第一年，我要寄家用到苏州去，而青州和苏州的邮汇不通，并且币制不同，因为苏州是用洋钱的，青州是用银子的。但是小包邮件是可通的。邮局长说：「你可以把整只的元宝，当小包的邮件挂号寄去，已经有人试过了。」恰好我的每月薪水是五十两元宝一只，於是由麻布包扎缝好，到了苏州，由公估局估定，到钱庄兑换，倒极为便当了。

我喜欢吃闲食，也是我们苏人的习惯吧？青州也有乾果店，糕饼店，其食品也为可口，我有时也常去光顾。中秋时节，也有月饼，但这种月饼，不同於苏州月饼、广东月饼。我乃知全中国各处，都有月饼，除了一例是圆型以外，便有种种的不同。我也曾吃过七八种不同的月饼了，倘然开一个全国月饼展览会，倒也很有兴趣呀。此间宴客，以海参席为最阔绰的了，不有什么鱼翅之类，可见山东是个简朴守俭之乡。家常菜则猪肉鸡鸭之外，鱼类较少，虾蟹更少见。

还有，此间的菜蔬颇佳，胶州白菜，尤所驰名，味极腴美。本地人吃面食，山东面粉，在美国面粉未来倾销以前，亦为国中首屈一指。他们不大吃油，南方人助非油不可，此间本地人是吃得很苦的，但我们都有得吃，一切不受什么影响。这时香烟还不曾流行，我们南方人，都是吸旱烟与水烟的。我在四十岁以前，什么烟都不吸的，但是青州人却喜欢吸一种黄烟，短短的一根烟管，藏在袖子里。我初到这中学堂里，有许多学生，都是吸那种黄烟的。有一天，那位国文先生正在上课，我到课堂里去看看，却见烟云缭乱，原来那些年长的学生们，一面听讲，一面偷偷地在吸烟。我便下了一个谕帖：「学生们不许吸烟」，但也只能办到上课时不吸烟，他们的斋舍中不能免了。

这种黄烟，是山东本地出产制造的，气味很不好闻，我在学生们走近身时，就闻到这种味儿，因此知道他们还在偷吸的。（还有他们喜欢吃大蒜，这气味亦难闻，但是不能禁止的）又有时，在路上遇见了他们，总见他们手中携着一枝短烟管，下垂一个烟荷包，见了我，连忙把烟管藏在背後，但我早已看见，也只好佯作不见了。

益都县是青州府的首县，县令李搢臣先生，（名祖年，江苏武进人，年约四十许），他也是一个进士，所谓榜下知县。这人很开通，我们常常到他的县衙门里游玩，走得比府衙门还勤，因此他们有几位幕友，我们也都熟识了。倘到府衙门里去，必定要有什么事，或是谒见太尊，而县衙门却由我们随便到处跑，加以李搢臣又是好客健谈，对我们一点不搭官架子。在前清，无论那一个县衙门，都脱不了绍兴师爷。惟有益都县衙门里，竟找不到一位绍兴师爷，所有刑名、钱谷，都是常州人。初意，我以为这位李大令引用同乡之故，後来知道当幕友的常州人，在山东却有一大部份势力，在绍兴师爷的势力范围内，可以分一杯羹。

那时候，中国司法尚未独立，审官司乃是知县的职务，我在家乡，从来不踏进县衙门里去，也有朋友，约我去观审，这时刑讯尚未废除，当用刑时那种惨呼哀号之声，我不忍闻。现在到了青州，在益都县衙门里，我倒看过几次审强盗，审奸情的案子。

审强盗，用夹棍，用天平架，说起来，「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但这还不算非刑。但是山东民情强悍，盗案最多，有些在刑求之下，死去活来，他们咬紧了牙关，死不肯招。我问搢臣：「何必要用严刑呢？」他说：「这些都是证据确实，一些没有寃枉的，不过刑事重口供，如果没有口供，是不能结案定罪的。」

至於有些奸情案，他都在花厅上审问，这些都不是上等人家的事，女的本来不是什么天姿国色，到这时候，做了监犯，也都是面黄肌瘦，憔悴不堪了。男的更是丑陋，断不是戏剧中所描写的苏三起解，三堂会审了。重大的案子，女犯也要用刑，用几枝小木棍，夹在指缝内的，名为拶子，把它收紧了，据说是痛澈心肺的。我笑向李搢臣道：「你这样焚琴煮鹤，不太煞风景了吗？」他说：「这是国家法度。不过那种奸情案子，到了你们小说家的笔下，总是帮着女人的，可以装点成一篇恋爱传奇小说，而我们总是酷吏呀！」

青州府也有土娼，我们学堂里教英算的胡菊如，在他太太未到青州来的时候，为了解决性欲，曾去领教过。县衙门里有两位师爷，也做过入幕之宾，他们很熟习这种门径。有一位姑娘，大概是十八九岁，说是此中翘楚，胡菊如和她发生了关系，留髡之夕，嫌她的被褥不乾净，把自已的铺盖，先派人送了去，明天再送回来，一时传为笑柄。我笑说：「你真是诗经上的『抱衾与裯』了，古来只有女人如此，今乃出於男子。」

我以好奇心，每到一个地方，要看看那边的娼妓风俗，除家乡以外，在上海，在南京，也都曾跟了朋友，到过妓院。但此刻到底是一个学堂监督，不敢问津。有一次，在我学堂里的办事处，从纸窗里，塞进一张匿名信来，上面写着：「英文教员胡老师，在某一夜，到某土娼家里，品行有亏……」云云。我给胡菊如看了，他承认不讳，确有此事，那就可以知道学生们也恰巧光顾到这位土娼家里，被他们撞见了。我经此一吓，愈不敢去观光了。

然而到我卸了青州府中学堂监督之任，在离青州前几天，终究观光了一次。那位姑娘穿了一套红棉袄、绿裤子，扎了裤管的，不大不小的脚，睑上粉白脂红，额上留了一圈刘海发，背後拖了一条大辫子，这是她们的时髦装束。她体健躯高，似一匹高头大马。她的装饰是土气极了，但是活泼憨跳，不作遮掩羞态，倒也有天真可取处。青州府无论男女，都比较全省为俊秀。我想：就像这位姑娘，改换了装束，衣以锦绣，教之歌舞，到了通都大邑去，不就成为一位名伎了吗？

青州地方，气候可以养蚕。土壤可以种桑，因此在那里，开办了一所蚕桑学堂，那是一个省立学堂，而由益都县县令为之监督。里面所讲的教员，大学是浙江省的杭州与嘉兴人（记得有一位郑辟疆君，还有朱君，已忘其名，他们都是史量才的同学）。因为杭州先有一个蚕桑学堂，而他们都是在此中毕业的。山东本来出生一种野蚕，名曰柞蚕，织成了一种丝织物，光洁坚实，销行各省，称之曰府绸（因由济南府销行，故名），又号茧绸，（我曾有此质料之一袍），现在既是考察下来，山东宜於桑蚕，气候与土壤都适合，於是就在青州开了一个学堂，这也是开风气的意思，而这笔经费，也是益都县所开支的呢。

这个学堂，在养蚕的时期，概不上课，完全实习，那时的学堂，便成为养蚕场了。过此以後，便依然上课，大约与普通学堂相同。照中国古时说法，养蚕以女子为宜，亦应招致女子的。但山东的女界，尚未开通，而且还都是缠了小脚的，所以这学堂全是男生。学堂中除了学生以外，教员中是清一色的南方人，所以我们也常去游玩。我曾询李搢臣：「养蚕是妇女天职，何不设立一女子蚕业学堂？」他说：「一个男学堂也维持不易，还设立什么女学堂。」至於男女同学，当时还未敢作此想。

青州府蚕桑学堂，也是我们常去游玩之地，因为那些教员，都是南方人。有一次，我们到那里去游玩，他们刚购置得两架显微镜，那也是蚕桑学堂的必需品，所以为检验蚕子之用。他们告诉我：「可以看一切微生物，并可以看人类的精虫，你要试试吧？」我以为开玩笑，但他们说：「不开玩笑，我们的朱先生已经试过，就是用佛家所谓『非法出精』的手术，在玻璃片上验过。」我说：「到底精虫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赏鉴吗？」他们说：「形似小蝌蚪，有条尾巴的，很为活泼，我们不能制标本，看过只好放弃了。」

那个蚕桑学堂，我也曾去教过半年书，那是李搢臣一定要我去的，这学堂监督是专任的，不能兼职，我怎能担任别一个学堂的教课呢？」可是後来李搢臣竟直接与曹耕翁说了，我只得去担任了。我便把严复的「赫胥黎天演论」，给他们讲解，学生倒也爱听。原来这个学堂里的学生，不仅是青州府一属，别一府县的学生也有。有了这个学堂，便开了青州府养蚕的风气，现在相隔了四十余年，久未通讯，不知怎样了。

我在家眷未到青州去的时候，一年回南两次，便是暑候与年假。家眷去了以後，便又住了一年有余，我的身体不大健全，航海时常要晕船，也因青岛与上海往来，航线沿岸而行，每多风浪，但也有时风平浪静，比了坐长江轮船，还要稳定。

第一年的年假回苏州去後，交新年我已三十岁了，本预备过了新年，即携眷至青州，但我的生日在二月初二日，许多亲友，欲为我小做生日（苏州有句迷信俗语，叫做「三十弗做，四十弗发。」），且因此为我饯行，故我的行期，便须延迟数天，预备到二月初四、五日动身。谁知到了正月底，青州府却来了一封电报，要我速即来青。因为「学生不受约束，夜间逾墙出游，太尊晋省未归，拟派一营兵，驻扎学堂周围，以阻学生跳墙。」

我得电大骇，因想这可要闹出事来了，什么派营兵驻扎学堂周围，是什么人的主张，而太尊又晋省拜年去了，必是那些幕友们的轻举妄动。我立刻打了一个电报去：「请将学堂门夜间勿锁，尽让学生们自由出入，营兵未驻者勿驻，已驻者即撤，请待我来处理。」原来学堂规定在正月二十日开学，学生在未开学前，已纷纷住堂，以斋舍为旅舍，而正月下旬，青州府尚有些新年景象，学生夜出游玩，亦属常情。

学堂向来规例，夜间到九点钟，大门上锁，无论何人，不得出入。监学先生，自然守此成规。但虽然算是开学，监学及一部份教员未来。新年里，学生颇好嬉游，见学堂大门已锁，无法出入，可是斋舍周围，一带墙垣，并不崇高，墙垣以外，便是菜圃麦田，他们只要填几块石头，便可一跃而出了。如果你派了营兵在那里，他们知道什么，见学生逾垣而出，便去禁阻他们，追捕他们，可不要闹出事来吗？

因此我打了一个急电去，过了我的生日，便急急忙忙的携带家眷，到青州府去了。心中却捏了一把汗，万一闹出事来，我虽不在学堂里，总是我的责任，为什么不在开学以前即行赶到呢？吾妻即宽慰我道：「要是闹出乱子，早就有电报来了，既没有电报，当然平静无事，就可以放心了。」到了青州府，果然平静无事，依照我的去电，营兵没有驻扎，大门不锁开放，学生自由出入，也就不必有跳墙的事了。其实也有几个学生，夜来要出去游玩，新年一过，也不想出去了。因此我想到古人有两句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真的有此种道理呢。

我到了青州府，曹耕翁也已从济南回来了，对於学生夜来跳墙出游的事，我也不去查究，自今起始，照旧规定下午九点钟锁门，十点钟息灯睡眠。学生们也循规蹈矩，再没有什么爬墙头的事了。青州府的学生，可算循良了。

◆青州归来

在我到青州府中学的第二年深秋，从府衙门里得到一个消息：山东巡抚周馥，将升任两江总督，山东巡抚却调了一位杨士骧来了（号莲府，安徽泗县人，光绪十二年翰林），那时政府对於督抚，时常调动，原不足异，可是这一调动，与曹耕翁却大有关系，并且连带了与我亦有关系。因为这位新抚台杨公，与曹耕翁是儿女亲家，曹耕翁的第二位女公子，便是嫁给杨抚台儿子杨琪山为妻。

照清代的官制，上司与下属如果是儿女亲家，那个当下属的照例要呈请廻避。那末这一回杨士骧到山东当巡抚，青州府知府的曹耕翁，自然要呈请廻避了。曹耕翁一调动，我这中学堂监督，恐怕也不能继续下去，因为我这个职位，虽由彭诵老所推荐，实仗曹耕翁所支持。我是不惯与官场中人相处的，很带有书呆子脾气，但曹耕翁是同乡，他对我一点不搭什么官架子，虽不过两竿宾主，也还和洽，换了一个别人来，我恐怕难能与他周旋呢。

不久，周馥走了，杨士骧来了，曹耕翁呈请廻避的摺子也上去了。他为了廻避人家而调动，是不会提空的，又有了他亲家的帮忙，便调任了湖北襄阳府知府。（後来听说来到任，又调了湖北汉阳府知府，兼八卦洲厘金总办，这是他的老同年陈夔龙任两湖总督，特别照应他的，此是後话。）

我在这里办学堂，不是他的幕友，不能跟他走的，我便先向他辞职。曹耕翁极力劝我不要辞，他说：「学堂办得方有成绩，学生们以及地方上，对於你的感情也不坏，你又何必辞呢？」那时李搢臣兄也来劝我，他说：「等新任来了，你觉得不能相处，请到我们蚕桑学堂来，不过有屈你一点就是了，至於待遇也与中学堂监督一样。」

不久，新任的青州府知府发表了，是一位姓段的，记得是河南人，他的大名，我现在已想不起来了。起初，我惴惴然怕是放了一位满洲人来，我和他有点叙不下去，这时我们的胸中，还充满了排满的思想，实在满洲人中，也有较开通的。据曹耕翁说：这位新任的段太尊，也是进士出身，年纪较轻，不过四十多岁，我心中为之一慰，既然是读书人，还有什么说不通的呢。

谁知这位段先生上任以後，在两三个月内，我一连碰上了他好几个钉子。这是在曹耕翁时代从来没有过的。他接印後，我以宾师的地位，不曾先去拜谒他，只写了一封信去，我想他心中先已不高兴了。但他也不曾到学堂里来过，接印後三天，忽然传下一个命令来：「明天上午，太尊到学堂里来拜孔，吩咐监督，牵领全体教员，一同在礼堂行礼，学生亦一体参加。拜孔以後，太尊要对学生，加以一番训话。」这个命令下来後，就很使我为难了，我且申说一下：

第一、学堂里就没有礼堂，也没有设孔子的什么神位。因为学堂是云门书院改建的，房屋无多，除了添造学生斋舍以外，其它并没有造什么房子。只有两个课堂，还是勉强的，此外都是散屋，万不能做礼堂。现在他要率领全体教员学生行三跪九叩之礼，这如何可行呢？不得已与监学商量，把一个大课堂，改作为临时礼堂。而且还要备许多拜垫，除了太尊自己的拜垫，是自己带来的（前清官场是如此，都是自己带拜垫，如拈香、祭神等），此外只得向别处去借了。

第二、除太尊外，要监督及全体教员学生一同跪拜行礼。监督不生问题，从小上学时，就拜孔子的了。学生也不生问题，可以强制执行，说起来，你们山东人而不拜孔子，也似乎说不过去。但是这位英文教员胡菊如，他们全家是天主教徒。更有物理、化学两教员，也是本地教会中人，他们只信上帝，岂能拜孔，不得已只好由他们临时请假了。此外教员中，也有不大愿意拜孔子的，只好请他们看我薄面，委屈一下了。

第三，这位段太尊，明天是翎顶辉煌，衣冠整肃的来了，他穿了官服，我们陪拜的也应穿官服了。学堂里有几人有官服呢？如监学李先生，本地国文教员，至少有红纬帽一顶，但我就没有官服，而且我带祖母的孝，尚未满服（本来祖父母之丧，是期年，因我是承重孙，须服两年又三个月），素衣冠，做既来不及，借又无处借。并且我在这个时期中，对於衣服，一点也不注意，一件黑布马褂，袖子已经破了，夷然不以为意。山东的天气，比较江南冷，而我只是棉袍子、棉马褂，并不穿皮衣服过冬，好像自己要锻炼一下耐寒的身体。那时不但我没有官服，南方来的教员，谁也都没有带官服来，既没有官服，只得穿便服了。

这一天拜孔之礼，总算拉扯过去了，但是说要对学生训话，却并未实行。据云，另有要公，必须打道回衙去了，那倒使我轻松一下，不然，他训话一番之後，至少我也要说几句恭维他话吧。不过他留下一句话，说是以後每逢朔望都要来拜孔。其实青州府也有学宫，也有大成殿，你一定要拜孔，也可以尽管正式到那里去。而且地方官各府各县，也从没有规定每逢朔望，必要拜孔谒圣的，那岂不是故意给学堂捣蛋吗？但他是青州府知府，又是学堂的督办，办学堂的经费，要从府里发放的，俗话说：「不怕官，只怕管。」他要怎样，只得依他怎样了。所以每逢朔望，行拜孔典礼，好似串一出戏，那倒不来管它了，而这一天的上午，为了把课堂权作礼堂，并且为了谒圣，便不能上课了。上午谒圣，下午学生便藉词休息了。起初还像样一点，後来教员溜之大吉，学生则「如不欲战」，我劝他们帮帮场子，好在一个月只有两次，後来连太尊也不能如期来了，但是我们倒要预备呀。

有一次，为了学堂某一件事，必定要与府里商量请示，我便写了一封信去。那是曹耕翁在任时，一向是如此的，有例可援。可是这次那里的号房（收发处）拒绝不收，把原信退了回来。问他们是什么原因呢？说是：「送来的信，没有红签条，不合程式，况且我们大人，老太太在堂，避免那些没有红签条的信封，送到上头去，碰过了钉子，所以不收。」原来有这么多的忌讳，那真是出於孝心吗？他们官场中最怕丁艰，丁艰就要弃官守制，是做官人最犯忌的事。

我说：「这容易办，换一个信封就得了。」（原来苏州那些笺扇店，古色古香，制了这种有瓦当文、钟鼎文的信笺信封，有朋友送了我两盒，我便带到青州，不经意的用了。）那时我便换了一个红签条的大信封，里面的信笺也换过，开头写了几句恭颂他的四六句子，然後方说到正事，想没有话再说了。至於说不合程式，一个学堂监督，对於他们地方官，应用如何程式，当时也没有规定，只好我行我素了。我觉得曹耕翁在任时，我太脱略了，什么程式不程式，我完全不知道，但官场中最讲究程式，直到辛亥革命以後还不能改。

又有一次，段太尊到了学堂里来，学堂里有一间会客室，上面有坑，坑上铺以红昵的垫子，有铜痰盂，有瓷帽架，富丽堂皇。十足是个官样文章。以前曹太尊来，也是先到这会客室坐地，如今段太尊来，也在那里坐地。那个监学兼庶务的李先生，为了会客室四壁空虚，挂了一些从上海购来的植物、动物彩色图画。这都是日本印刷品，那动物图中属於水族一类中，有许多鱼类龟类的标本。段太尊看了，觉得很不须眼，便叱问道：「谁主张把这忘八也挂在这儿喇？」立命撤去。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他那样思想不开明，实在我已没有法子再和他周旋了。这时他又觉得学堂里的课程表，不合他的意旨，要加以重新修改。我不等他的提出，便把辞职书送进去了。他在面子上，也加以挽留，但我知道不过虚与委蛇而已。总之我总算客气的离开这青州府中学堂监督之职了。

这在两年以前，学风起初很不好，学生们到学堂里来，好像是住不要钱的旅馆。因为膳食、住宿、杂费，全是学堂供给的，上课无一定时间，吃饱了饭，出去游玩，晚来回到斋舍里住宿，再自由也没有了。这两年来，不敢说如何进步，总算是上了轨道。以曹耕翁的努力，学生也增加到八十人。

学生的思想也渐改正，很有几个人肯用功的，可惜他们年龄太大了。有几个和我比较亲近的学生，当我离开青州府的那一天，还到车站上送我，这使我不禁有些惭愧感想呢。

在我离开青州府的时候，南方来的几位教员也联袂走了，并非和我同进退，实在也觉这位段太尊有些叙不下。胡菊如後来有朋友介绍到上海申报馆当会计，一直到他故世。杜安伯回到苏州当英文教员，好像在草桥中学也教过书。徐粹庵回到常熟，忽然留了一部大胡子，但过了几年，胡子又剃去了。此君乡誉不大好，他的哥哥徐念慈，却是不寿，中年即逝世了。

做官人往往相信运气，曹耕翁是光绪丙戌进士，他这一科，有徐世昌、陈夔龙、杨士骧等，都是同年，偏他与杨士骧结成了儿女亲家。他最初简放直隶（今河北）宣化府知府，那时杨莲府不过是直隶通永兵备道，道府非直属，不用廻避。乃杨累擢至藩司那便例应廻避了，於是调任青州府知府，不意杨又追踪而至，升为山东巡抚，又要廻避，再调湖北襄阳府知府。其时，陈夔龙已是湖广总督了，未到任以前，谒见陈筱石，陈筱石说：「老同年仕途蹭蹬，我既在此，应得帮忙，请不必到襄阳府本任，我以鄂督名义，奏调署汉阳府，兼八卦洲厘金总办，或可稍充宦囊，便即归营菟裘吧。」但他一直老书生本色，不善经营，恐亦未有所得。

辛亥革命以後，他回到苏州故乡来了，苏州人因他是乡前辈，推他为省图书馆馆长，即在沧浪亭对面的可园中。其时我已移居上海，那一年回苏之後，便去访问他。他送了我一部是他自己的诗文集，是木刻大本线装的。还约我请吃便饭，我以来去匆匆辞谢之。他的长公子恭翊，即彭诵老的女婿，在外交部当差，曾做某处的领事（似为纽丝纶，已忘却了），次公子恭植，後为李搢臣的女婿，早故。李搢臣，後升山西大同府知府，旋擢巡警道，革命以後，曾任山西财政厅长。有一天，我在上海法国公园遇到了他，已自山西告病回来，观其走路蹒跚，语言塞涩，恐是真病，未几亦谢世了。後又认识了他的弟弟李祖虞大律师，又认识他的一位公子李宗瀛兄，这都是後话。写到此，归结了在青州府的登场人物，可以闭幕了。

◆移居上海之始

我在青州府中学堂的时候，和上海的诸友好，频通音问，我所交游的，当然是一班文人。那时上海的文化，愈益进展。商务印书馆自被火烧後，加股增资，延请了张菊生（元济）设立了编译所，编译了许多新书，大事扩张，其它，新的出版家，一家一家的开出来了。出版的书，自然各种都有，关於政治、经济为大宗，其次也涉及各科学，而最特出的，乃是小说，曾孟朴在上海办了一个出版所，名字就唤做「小说林」，顾名思义，这个出版所，不必问，完全是出版小说的了。

他们不但这出版所称唤做小说林，还出了一个月刊，也叫「小说林」。孟朴自己写「孽海花」长篇小说，连载在这月刊，颇足哄动一时。原来「孽海花」本来是吴江金松岑发起的，借一个名妓赛金花，以贯通前清同光之间的轶闻史事。那时我国日本留学生，在日本办了各种杂志，江苏留学生办的，就唤做「江苏」。孽海花本在「江苏」上发表，「江苏」停办了，金松岑只写了三四回，无心再写下去，因为孟朴高兴写，他在北京，知道这班名公钜卿的轶事甚多，便让给他写了。

我在青州时，孟朴也曾写信给我，徵求小说稿。我在那时候，自己还不敢创作什么长篇，只偶然写几篇短篇而已。短篇大都是文言，长篇应为是白话，但译作虽是长篇，亦用文言，这个风气，自然要说是林琴南先生开的了。我从上海到青州府去时，也到虹口去选择了几部日本小说，不论是什么名家非名家的，记得有一部唤做「银山女王」，还有几种名字也已经忘了，随时译寄给他们，他们倒也欢迎。

自从时报出版了，我在青州即定了一份，虽然要隔了三四天，方可以寄到，但青州没有出版物，几等於空谷足音。中国的报纸，我觉得自中外日报出版後，革一次命。以前报纸自己每日没有专电，从时报起始，方每日有专电了。以前报纸上没有小说，从时报起始，方登载小说了。我很赞成时报的编辑新颖，别出一格，没有陈腐气，除社论外，所写短评，简辟精悍，仅仅数语，能以少许胜人多许。亦有笔记、诗话，狄平子所写；小说大都陈冷血执笔；皆我所爱读。

我此时益技痒，偶亦投以笔记、短篇，立见登载，并寄来稿费。既而狄楚青、陈景韩均以书来，询问近状，并暗示与其在山东那种地方办官学堂，何不到上海来帮帮我们的忙呢？同时曾孟朴也有信来，意思说：高兴到小说林里来吧？我们正虚左以待呢。这时曹耕翁走後，正感到这位段太尊的难於伺候。我想即使放弃了这只新式冷板櫈，也不愁没有啖饭地，於是我便浩然有归志了。我是到了明年（一九○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夏历二月中旬，才到了上海来的。因为辞职以後，便觉得「无职一身轻」，在青州的朋友们，都劝我过了新年去，我与吾妻商量，也觉得回苏州过年，未免太局促了，在异乡过一个新年，也别有风趣。我虽然到了青州府两年来，竟没有到过省城济南，在正月下旬，又同几位友朋，到济南去一游，揽赏大明湖，历下亭风景。回来後，又遇这个时候，天气不好，航海有风，又躭搁了好多天，但我觉得归心如箭，不能久待了。

谁知这一回，到了船上，遇着一次极大风浪，为生平所未经过的。因为我几次航海，都不晕船，而且有两次真是风平浪静，好似在长江船上一般，这次却吃不消了。自上船以後，便不敢进食，呕吐频作，雳苏已病不能兴，连三岁的可芬也呕吐了。那个浪头，高过於船楼，只听得甲板上唿朗朗一片水声。他们把上下舱门全都钉起来了。船是德国船，德国人是有勇气的，船上的职员与水手们，大家穿了雨衣雨靴，一致在风浪中工作与搏斗，只听得呼唤声、水声，闹成一片。

船行至半途，忽然抛了锚，船上有开炮的声音，我觉得奇怪了。问起了船上人，原来是前面发现了一个水雷，他们要开炮打沉了水雷，船方开行。那时中国的海面，怎么有水雷呢？原来还是上一年日俄战争时候，留下了遗物。那水雷是不生眼睛的，而且他们的战争，就在中国的近海，水雷没有扫净，它便到处飘流了。这个讨厌的战争遗物，总是危险的东西，所以即使航行时不碰着它，或者以为时间长了，不能起什么作用，可是看见了它，总要把它毁灭，自己不受害，也怕别人受害，这也是他们航海家的一种公德心呀！

到了上海以後，我们就住居在汉口路一家新开的旅馆里，那时候的旅馆，已进步得多了，我们便包了一间房，饭食另计。我想在上海游玩几天，然後回到苏州去。即使我在上海就事，家眷住在苏州，亦无不便。苏沪铁路造成，早已通车，往来不过两三小时，可云迅速。可是到了上海以後，天天下雨，这一次，下了二十几天的雨，我们在旅馆里阻住了，因为带了很多的行李，还有小孩子，下雨天不便回苏，因此一天天的拖了下来。

可是有许多朋友，都劝我，家眷何必要回到苏州去，就居住在上海，岂不甚好？从前你有祖老太太在堂，不能离开苏州，现在仅有夫妇两人，和一个女孩子，只是一个小家庭，你既在上海就事，便没有回苏州的必要。那一天，我去访问杨紫驎谱弟，适遇他的哥哥杨绶卿在家（他是一位孝廉公），也劝我住在上海，因为他最近从苏州来，知道近来苏州的近况及生活问题。他说：「有许多人以为住在上海费用大，住在苏州费用省，我最近调查一下，衣、食，住、行四个字；衣物原料，倘是洋货，还是上海便宜，不过裁缝工钱略大，但难得做衣服，或自己能裁缝的，没有关系；米是苏州便宜，青菜与上海相同，鱼肉丰富；所差者房租上海要此苏州贵两倍多，但只是一个小家庭，也不过上下数元之间；在行的方面，上海有人力车，车钱支出较多，但倘使家眷住居苏州，免不了一个月要回去几趟，一去一回，这笔火车费，计算起来，倒也不小咧。

被他这样一分析，觉得从经济上着想，住上海与住苏州，也相差无几。更有一件事；现在上海风气，往往对於职员，不招待膳宿，即使有可以膳宿的，也总觉不大舒服。如果借住在亲戚朋友之间呢？上海寸金地，挤人家也不好，而且可以白吃白住在人家吗？一样要贴费给人家，倒成了苏沪两面开销了。若是住旅馆，那是费用太大，更不合算了。

因此与震苏一商量，便决定住在上海了。既然决定住在上海，便要立刻去寻房子，虽然天常常的下雨，也要冒雨进行了。到那里去寻房子呢？我却有一个目的地的，便是向新马路一带进行。所谓新马路者，後来的派克路、白克路一带地方，从前都呼之为新马路，因为那地方的马路，都是新开辟的呢。

为什么我要那地方进行呢？这有几个原因：一则、那地方是著名的住宅区，我有好多朋友和同乡，都住在那个区域里，彼此可以访问和招呼。二则、从前金粟斋译书处，就在白克路登贤里，我在那里住过，路径比较熟悉。三则，曾孟朴小说林编辑所，也在新马路梅福里，此刻虽没有说定，将来恐成为事实，而到时报馆去，也不甚相远。为了这几个理由，我所以向新马路一带进行。

但是说容易却也不容易，我一连去跑了三天，有种种关系，都觉得不合适。而且近几年来上海日趋繁盛，因此空屋子也就不多。直到了第三天，已经跑到了爱文义路一条河浜边（这条浜，原名陈家浜），有条衙堂，唤做胜业里，是个新造房子，里口贴了召租，说是一间厢房楼要出租，实在那地方已经出了我目的地的范围了。我便不管什么，便跑进去看那房子。

我叩门进去，有一十八九岁的姑娘，静悄悄的在客堂里做鞋子，客貌甚为美丽（就心理学家说：这个印象就好了），我便说明要看房子，便有一位老太太出迎，领我到楼上看房子，本来是两楼两底，现在只把楼上一个厢房间出租，因为房子是新造不久，墙壁很乾净，厢房朝东，後轩有窗，在夏天也很风凉，一切印象都好，我觉得很为满意。

我问她租金若干，那位二房东老太太先不说价，详询我家中多少人？是何职业？何处地方人氏？我一一告诉她，她似乎很为合意。她自己告诉我：他们家里一共是五人，老夫妇两人外，一个女儿，便是刚才所见的，还有一子一媳。他们是南京人，但是说得一口苏州话，因为她的儿媳是苏州人。她说：「我们是喜欢清清爽爽的，如果人多嘈杂，我们便谢绝了。你先生是读书人，又是苏州人，我们不讨虚价，房租每月是七元。」我立刻便答应了，付了两元定金，请她们把所贴召租，即行扯去。

回到旅馆，就与吾妻商量，请她去看过一遍，以为决定。她说：「我不必去看了，你以为合适就是了，我在上海，一切不熟悉。」她又说：「既已看定了房子，最好能早些搬进去，住在旅馆里，花钱太多，而且实在不便。」上海借房子，就是那样便利，今天说定了，明天便可以搬进去。

於是不到两天，我们便从旅馆里迁移到爱文义路胜业里蔡家的房子里去住了。

但这是一个草创的家庭，一切器具都没有，虽然我们在苏州的家具甚多，也可以运到上海来，却是缓不济急，且有许多烦杂，不如简单的在此置备一些。那时上海初流行的铁牀，还是舶来品，我就买一张双人床，其它的木器家具，也算是应有尽有，总共也不过百元左右，最要紧的是炊具，厨房可以合用，炉灶必须安排，草草布置一下，居然一个很安适的小家庭了。

◆新闻记者开场

我到了上海的几天内，即到时报馆去访问狄楚青、陈景韩两君。那时候的时报，是在福州路巡捕房对面广智书局的楼上。走上去是一条黑暗的楼梯，到了楼上，始见光明。时报是在一九○四年，清光绪三十年间开办的，到这时候，大概有一年多了吧？虽然销数不及申、新两报之多，一时舆论，均称为後起之秀，是一种推陈出新的报纸。

我知道上午是报舘里没有什么编辑人的，所以到了下午方去。到了报馆里，先见的陈景韩，他见了我，开口便说：「楚青想请你到报馆里来，可以不可以呢？」正在谈话时，楚青已来了，他总是满高兴的样子，穿了一作黑昵的马甲，胸前一连串的钮扣，向来是一个也不扣的。匆匆忙忙，好像是坐不定，立不定似的，我和他初次见面，好像我已答应他到报馆里来了，便和我当面讲条件了。

他的条件，是每月要我写论说六篇，其余还是写小说，每月送我薪水八十元。以上海当时的报界文章的价值而言：大概论说每篇是五元，小说每千字两元。以此分配，论说方面占三十元，小说方面占五十元。不过并没有这样明白分配，只举其成数而已。这个薪水的数目，不算菲薄，因为我知道我的一位同乡孙东吴君，此我早两年，进入申报馆当编辑时，薪水只有二十八元。孙君说：「就是每月二十八元，也比在苏州坐舘地、考书院，好得多呀。」（他是南菁书院高才生，素有文名的。）何况八十元的薪水，还比青州府中学堂监督的一只元宝还多咧，因此我也很满意。写论说，自然是针对时事发言，那是有时间性质的。我中做八股出身的，写论文只不过偶然为之。

也曾看到报纸上的论说尽是那种滥凋，人称之为报舘八股，但我这个科举八股，怕对於报馆八股不中绳墨。写小说，已觉得轻而易举了，并不硬性规定每日要登多少字，但至少也得像个样儿，可以引人入胜。因为时报很注重小说，狄楚青在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上，便写了长长的一篇提倡小说的论文，说是小说感人的力量最深，胜於那种庄严的文章多多。

陈景韩（笔名冷血）也在时报上写小说的，他写的小说，简洁隽冷，令人意远。虽然也有许多译自日文的，但译笔非常明畅，为读者所欢迎。那时候，正是上海渐渐盛行小说的当儿，读者颇能知所选择，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往往一种情节曲折，文笔优美的小说，可以抓住了报纸的读者。楚青的意思，要我与冷血的小说，轮流登载（那时的报纸，每日只登一种小说），以餍读者之望。

单是写论说与小说，我不必天天到馆，这个工作，在家里也可以做呀。但楚青的意思，要我天天到馆，在主笔房里，另设了一张写字枱，安排了笔砚之类。他说：在报馆里天天见面，大家亲切有味，有什么问题，可以互相讨论。便是写论说，也可以对於新闻上，有所讨论商酌，每一个报馆常有论调与人不同之处，论说上或还有必须修改之处，仅仅是闭门造车，我以为是不大相宜的。

这时候，上海的报馆，没有一定的制度。不像现在那样，有社长、有总编辑，以及许多名衔。一个报舘里的两大权威，便是总经理与总主笔。名义上自然总经理管报馆里一切事务，总主笔担任编辑上一切事宜，但是总经理有时也可以干涉到编辑部，而且用人行政之权，就属於总经理（私人出资办理者，便称为报馆主人），所以当时的总经理，就等於现在的社长地位了。

时报馆，狄楚青是总经理，罗孝高当时是总主笔。罗孝高是广东人，他是康南海的学生，梁卓如的同学，因为时报馆的成立，是有康粱一部份资本在内的，所以他们推举罗孝高为总主笔。此外主笔中，也另外有两位广东人，一位是冯挺之。另一位的姓名，我已忘却了。但罗孝高除审查论说外（有时也写论文），其余两位广东先生撰写论说外，他们都不管编辑上的事。

罗孝高有家眷在沪，不住馆内，两位广东先生合居一室，因为言语不相通，很少与我们接洽。

时报的编辑新闻人员不多，除罗孝高总主笔，及专写论说的两位广东先生外，专编新闻的人，只有两位，便是陈景韩与雷继兴，他们都是松江人（那个时期，上海报馆里松江人最多，上海县亦属於松江府也），而且两人是郎舅，继兴的夫人，便是景韩令姊，雷继兴学名一个「奋」字，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毕业生，思想明捷，笔下很好，我觉他是一个绝顶聪明人，可惜他是有病的，还是一种很深的肺病咧。

此外还有一位翻译西文的程先生，那时上海中文报，对於外国新闻，不大注重，英国的路透电，不送中文报，要从西文报上转译得来，读者也不注意，除非世界有大事发生，始登一二。其它外国通讯社，也很多尚未出版的，所以这位翻译西文的程先生，每天不过从「字林西报」译载二三条关於中国新闻的，至於编者不用，他也就不管了。还有一位专译电报的张先生，也是广东人，年纪五十多，他的译电报，可真熟极而流，看了号码，便知什么字，用不着翻电码书。时报上的专电，都是深夜方来，幸亏他翻得快，不致效误时刻。以外便是校对先生了，只有两人，都是熟手，因此报上的错字还不多。

报纸上，除了论说，时评（时评两字，也是时报首创，一是时事的评论，一是时报评论，有双关之意义）以外，便是新闻。新闻可以分三部，一是要闻，质言之便是北京新闻；二是外埠新闻；三是本埠新闻。要闻当然是最主要的，这时候，中国并没有通讯社，可以当天发电报，要消息灵通，便靠报馆里自己的私家专电。那些专电，大概都是北京打来的，因为前清的政府在北京，所以政治的重心，也在北京了。其次是北京通信，这北京通信，也是时报所创始，延请文学好而熟悉政情的人，观察时局，分析世事，那种通信，大为读者所欢迎。其时为时报写北京通信的是黄远庸君，江西人，前清进士，曾留学日本，後亦为申报北京通信，袁世凯帝制时代，在美国为华侨所暗杀。後来又有邵飘萍、徐凌霄诸君，也为时报写过北京通信，此二人为我所推荐。

外埠新闻，就是除了北京以外的全国各地新闻。但是就各地而言，也只有东南几个省城，或是几个通商口岸，才有访员（咱称访事），这些访事的薪水，极为微薄，每月不过通若干信，他们也访不到什么新闻的。只是邻近上海的各处，如苏州、杭州、南京，以及江浙两省的各繁盛府县市镇，时报设有分销处地方，新闻也便多一点了。但是某一地方，倘然发生了特别重要事件，那也有发专电，写通信之可能。

本埠新闻，在最初是极不重要的，报馆开在租界里，所载都是租界内的事。主要是公堂访案，专管人家吃官司的事。公堂访案就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分别，那些访员的薪水也少得可怜，每月仅在十元以内，但是他们不嫌菲薄。因为他们是有一个团体组织的，担承上海各家报馆的本埠访员，送出来的稿子是一律的。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北浙江路会审公廨（又叫新衙门）对面，有一家茶馆，便是那班公堂访员的茶会。倘有一件官司，当事人不愿登报的，知道这个门径，或者进行了贿赂，他们就可以把这件案子，不送报馆。但是後来不行了，上海的事业，日渐繁复，本地的新闻愈趋重要，各报馆都有了外勤记者，这一班旧式的本埠访员逐渐淘汰了。

在申报、新闻报的当初，编辑方面，更为简单了，他们是所谓混合编辑。用一种只可以一面印的油光纸印的，统共只有一大张，徜然加半张的话，名之曰附张，附张上专载各省督抚的奏摺之类。正张上，开首是一篇论说，以下便是上谕，宫门抄（不是最近的），以下便是各地新闻，本埠新闻，也从不分栏的，此外便是洋行广告了，总之是广告多於新闻的。直至「中外日报」出版，方用了两面印的白报纸，可是申报，新闻报，老不改良，在我进时报的那年，还是由一面印的纸张咧。

时报上的要闻与各埠新闻，都是陈景韩编的，本埠新闻是雷继兴编的。那个时候，各地正在闹地方自治，上海本地的一班有志之士，兴教育，办实业，也正在奋发有为，在租界以外的南市、西门、闸北、浦东，也都兴盛起来，继兴是精明法政的人，所以他编上海的地方新闻，是最为适宜的。

我进了时报三个月後，楚青与陈雷两君商量以後，把编新闻的事，再一调整，是景韩编要闻，我编外埠新闻，继兴仍编本埠新闻。但是仍旧通力合作，如果有一人因事告假，其余两个人中，可以代为发稿，我们三人又商量定了，各人在他所编的一栏里，就当天所发的新闻中，择要写一个极短的时评。那时评一，属於要闻；时评二，属於外埠新闻；时评三，属於本埠新闻。

我後来这论说就不写了，起初写了几篇，交给总主笔，有的马上登出来了，有的没有登出，有的略加修改後登出。初进报界，我不知道如何立论，方合舆论，方切时局，方符体裁，自然还是学习态度。那是白纸黑字，印出来要给人家看的，当然要句斟字酌了。我向来写什么文字，既不起稿，又不修改，我妻常笑我，说我的写文章，「出门不认货」，这次较仔细一点，但没有登出，不死有些懊丧。再有写文覃的人，往往有一种偏见，见人家改窜了，心中便有些不舒服，便要根寻以何理由而改窜？倒是不登，来得爽快。

後来我问起景韩、继兴他们也不写论说，我觉得他们的文字，都比我写得好。景韩的文章，简洁老辣，即写时评、小说亦然。继兴，是日本早稻田高材生，他在新出的法政杂志上也写文章，理解鲜明，文词畅达，为什么都不在时报上写论说呢？我问了他们时，他们说：「反正有广东先生在写了，我们乐得藏拙躲懒。」於是我学了他们的样，我也不写论说，我也藏拙躲懒了。并且以後编外埠新闻稿，每月要写三十则时评，难道还抵不上六篇论说吗？

实在，当时报纸上那种长篇累牍的论文，倒不如短小精悍的短评，易於使人动目。大概普通读报的人，一份报纸到手，翻开来最主要的是要闻与专电，其次是本埠新闻与外埠新闻，就在那时候便有一二百字短文，也连带一起读下去了。到了最後，或者读读论文，事忙的人，对於政治不感兴趣的人，简直乾脆不看论文。况且那时又都是文言，没有圈点，像近日的新式符号。写论文的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成了一种滥调与老套，因此人称为「报馆八股」。

就这样，俗语说的，我就吃了报馆饭，做起新闻记者来了。当我就职时报馆的时候，我的家乡许多长亲，都不大赞成。

他们说当报馆主笔的人，最伤阴鸷，你笔下一不留神，人家的名誉，甚至生命，也许便被你断送。我的妇翁陈挹之先生，便以此告诫我，他是一位好善的长者。我想：如果我的祖母在世，也许不许我就此职业。那时的清政府，也痛恨着新闻记者，称之为「斯文败类」，见之於上谕奏摺，然而我素喜弄笔，兼之好闻时事，不免便走上这条路了。

作者：六者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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