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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影楼回忆录》之十四：“到青州府去”等三节

六者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950

经验值: 816

标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四：“到青州府去”等三节 (925 reads) 时间: 2006-3-01 周三, 下午5:46

作者：六者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四：“到青州府去”等三节

作者：包天笑

◆到青州府去

当我正在侘傺无聊的当儿，忽然有到山东青州府去办学堂的一事。

先是那一天，我妇翁陈挹之丈，来视其女，并对我说道：「昨天遇到彭诵田先生，详问你的地址，说是要来访你。」我觉得很为惊异，苏州彭氏，是吴门第一家大乡绅，状元宰相，簪缨不绝，其发甲还在潘氏之前。他们世居葑门，俗称旗竿里彭宅。所以称为旗竿里者，因他们住宅门前，有八根旗竿（清制，凡状元、大学士，门前都得竖有旗竿，可以悬旗），因是得名。不过到了清末，也没有人做大官了，但诵田先生，还是一位两榜，当了京官好多年，至今解组归田，在地方上当一名绅士。

那个时候，好像端方在当江苏巡抚吧，自命为开通人物，也想厉行新政。为了地方自治张本，请省内绅士担任公益事务。其中有一个节目，叫做「讲乡约」，在清代的皇帝的谕旨中，也常有此一条。几位绅士主其事，他们自己不讲，约了几位老学究来讲，每逢三六九，在玄妙观里寿星殿开讲。从前「讲乡约」，大概依照「圣谕广训」中词意，推阐一番，现在不免要变通一些了。我的岳丈，便是讲乡约老学究之一，而彭诵老则为轮值之绅士，他们所以相识。我这时急急问道：「为什么要访我？有什么事吗？」我岳丈道：「好像是关於办学堂的事，他未详言，我不大清楚。」

我想：办学堂的事，一定是彭氏小学堂的事了。彭氏小学，吾友汪棣卿等诸人在办，何须来问我？难道办女学的事，又有人发起了吗？胡思乱想了一阵，不过想到彭诵田先生到吾家来造访，我的房屋湫隘，他们是轿马出入的绅士，也许我不在家，有失迎迓，他是乡前辈、乡先生，既有所事，不如约了日子，我去拜访他。吾岳丈亦以为然，说：「你是晚辈，应当如此，明天我给你约定日子，你去见他就是了。」

两天以後，我去拜访彭诵老了。他是不住在葑门旗竿里老宅里，住居在他的丁香巷新宅里，招待在他的花厅会客室里。原来是他的一位亲家曹根荪先生（名允源），也是苏州人，丙戌进士，由部曹而外放山东青州府知府（当时中国府治尚未取消，故各省知县之上，有知府一级）。

满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谕令全国各省，每一府要设立一个中学堂，每一县要设立一个小学堂。青州府这个小学堂，已经设立了，但看看不像是一个学堂。曹耕翁是由京官而外任，已经很干练了，但是办学堂是个外行，他想请一位懂得办理学堂的南方人，整理此事。

那位曹耕翁便拜托了这位彭诵老了，要他在苏州物色人材，因为听说近来家乡风气开得很早，学堂也开得不少，最好聘请一位家乡中人，而於新旧文学都能贯通的人，来办理这个学堂，他可以放心了。彭诵老又说：「这个青州府中学堂监督的事，我想阁下一定能够担任，所以我前天同你令岳丈说了。」我那时不免有些受宠若惊，这是我的自卑感，试思我是一个读私塾出身的人，从未进过洋学堂，一向坐那些冷板凳的人，忽然要我去当一个官学堂的监督，如何吃得消呢？什么叫做监督，监督就是现在所称的校长，在前清初办那些官立的大中小学校的时候，不称学校，而称学堂；不称校长，而称监督；这也很奇怪的。

这个到山东办学堂的事，忽然飞到我头上来了，真是睡梦里也不曾想到，正不知彭诵老何以看中了我？我当时辞谢了，我说：「我一则年轻学浅；二则我也没有办过学堂。现在我们苏人中，到日本去学习过师范回来的人很多，何以不请教他们呢？」但是彭诵老却一定要我去，他说：「我已考虑过了，觉得你去是最适宜的，我已问过几个人，他们也一致推荐你。老实说：到山东去办学堂，要比苏州容易得多，曹耕翁又是我们的同乡，你不必推辞了。」

我还说容我思考，彭诵老竟好像已经决定似的打电报到青州府去了。後来知道他也询问过别人，一则，他们因为不要那班在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范生；二则，苏州人怕出远门，谁愿意老远到山东这个地方去，他们在苏州舒服惯了，起居饮食，都不方便，家乡有个职业，就安居乐业吧。还有，诵老有位公子，号彦颐，在日本留学多年，我和留日学生的苏同乡，常有接洽，也许是彦颐将我推荐，不过诵老并未说出来罢了。

回家与震苏商量：从前因为祖母老病，不能远离，现在祖母已逝世了，所谓男儿志在四方，正好向各处走走。恰巧有此机会，山东也好，山西也好，虽然没有办过学堂，粗枝大叶，约略也晓得一点。缩在苏州，觉得不大有出路，上海一时也没有机缘。不过现在去山东，不带家眷，往後再说。山东与江苏，虽为邻省，已是北方气候，起居饮食，一切都有些不同了。

决定以後，彭诵老去电，青州知府曹允源的关聘便来了。因为那个中学堂，是属於青州府的官立学堂，青州知府领有个督办名义，学堂里的一切经费，都是府里开支的。监督由府里聘请，这个学堂监督，好像与府主有宾主关系，似从前书院里的聘请山长一般。我的薪水，是每月白银五十两，因为青州地方，不用银圆，更无洋钱，还是以银两计算的（小数目即用钱票）。五十两银子，恰好是一只元宝，在南方可以兑换银圆七十元左右。我自从受薪以来，以每月束脩二元始，至此亦可算是最高阶级了，私心窃喜，学佛者也不能戒除这一个贪字呢。

随着关聘而来的，还致送了一笔川资，是五十元，那是彭诵老处代垫的了。以五十元的川资，从苏州起身到青州，大概是很敷用的了。那是从苏州乘小火轮至上海，在上海耽搁一二天後，便趁搭海轮到青岛，然後再由青岛坐胶济铁路的火车，便到青州，也可以算得跋涉的了。

那时候，我还有两位同行的人，却也不很寂寞。原来青州府中学堂，还聘睛了一位教英文的教员杜安伯君，那也是曹耕翁托彭诵老介绍的。那位杜君的父亲，也是一位老先生，我在朱静澜师读书的时侯，他与朱师为老友，常来访问，早已识他，却已忘其名。现在这位杜安伯君，是上海南洋公学毕业的，年不过二十四、五，新结了婚，这回去青州，带了他的新夫人同行，有此伴侣，也是有兴味的事。

我到了上海後，急来抱佛脚，买了一点近来新出的关於教育的书，以供研究。自己想想好笑，我还是做教书先生，旧教育改换新教育，换汤不换药罢了，终究跳不出这个框子。安伯夫人是第一次到上海，虽然无多耽搁，也不免要稍事游玩。我没有携眷同行，也只有访问访问几位老朋友。第一件事，我们便要去定好到青岛去轮船。

那个时候，差不多大半个山东，全是德国人的势力。为了在曹州杀害了德国两名教士，他们便占据了胶州湾，开辟了青岛租借地，筑一条铁路，由胶州湾直达山东省城济南，这便是所谓胶济铁路，一切统冶管理权，都属於他们的。就是从上海到青岛的轮船，也是德国的商船办理的，非但侵夺吾国的航海权，连别国也不许问津。我们当时便托旅馆里的帐房，先去定好了船，那家船公司，唤作亨堡公司，有好几条船，在中国沿海驶行。上海和青岛的船，每星期对放一次，行走只有三十六小时，那船的名字，我已不记得了。船主当然是德国人，船上的买办，便是中国宁波人，本来德国的商业，在上海、天津，已经占很多数了。我在这时候，只乘过江轮，还不曾乘过海船，我的身体又很弱，惴惴然，怕的是要晕船。但想到反正只有三十六小时，无论如何有风浪，总还可以忍受吧？

我们定的是房舱，舱中共有四榻，两上两下。我和杜安伯夫妇共三人，空了一榻，也不招外来人了。我睡在上榻，让安伯夫妇对面睡下榻，这样的上下床，似乎很为适宜。安伯新夫人，不过二十一二岁，而且是缠了小脚，她从来未出过远门，上船下船，都要人扶持。一面要照顾行李，一面要扶持这位新夫人。不比我没有挈眷同行，行李较为简单，他们有了女眷，什么东西都要带了走。这也难怪，因为各处的习俗不同，不能不预为之备呀！

我们当时趁的那条船，是一个外国文名字。房舱每客十余元，连饭菜都在内，饭是到帐房里去吃的，全是宁波菜，好在我们都带了路菜。一出吴淞口，稍一颠荡，我已坐不起来了，不要说行动吧。我恐防要呕吐，把一只洋铁面盆，放在枕边，幸而还没有吐，但安伯夫人已掌不住了。那时只听东有呕吐之声，西也有呻吟之声，虽然茶房来招呼吃饭，只好敬谢不敏了。

好容易熬过了三十六个钟头，船到了青岛，我们都住在一家唤做悦来公司。这家悦来公司，也是宁波人所开设的，从前没有旅行社，而悦来公司却已有这个规模。他们从事转运事业，招待往来旅客也是一部份的业务，我们是在船上早接洽好的了，好在那几条船上，从买办以次，也全都是宁波人。近几年来，中国开辟商埠，第一个先到的便是宁波人，其次的方是广东人。

他们开疆辟土，勇往直前，这个功劳着实不小，商场里没有宁波人，就像军队裹没有湖南人一般，不能成事。并且他们乡谊极重，拔茅连茹，便自然而然的集合成市了。

德国人对於山东土著的人，太不客气了。名为青岛，其实是个胶州海湾，德国人没有来时，是一片荒寒的海滩。然而那个地方，冬暖夏凉，气候最佳，虽近北方，是个不冻海岸。为什么德国人一下子便挑了这个地方呢？可见他们觊觎已久，中国有此好地方，不加注意，别人家早已留意，一旦有事，乘隙便来攫夺了。德国人来了以後，斩荆除棘，便在这个区域以内，把居住在这里的土著，尽行驱逐出去，要建造西式房子，不许造中国式的房子，原来住在这胶州海湾的山东人，都移到一个唤做大包岛的地方去，真是喧宾夺主了。

山东人本来也是以强悍著称的，登、莱、青一带，绿林中人也很多，他们也不怕洋鬼子。据说：德国人待之尤酷烈，初来的时候，也曾吃过山东佬的苦头，後来他们定打了一把极大的剪刀，捉了强盗来，就把他齐颈一剪刀。有人说：「这太惨酷了。」他们说：「你们中国人捉了强盗来，也不是杀头吗？那里去找道地的刽子手，这不比更爽快，更筒捷吗？」这是悦来公司的帐房先生讲的。

他又说：「在青岛可分别出四等人来。」我问：「怎样的四等人？」他说：「第一等人，不必说了，自然是他们的白种人，尤其是德国的官商，志高气扬，不可一世。第二等人，中国的官员，或是济南省城来的，或是别省大官，经过此间的。第三等人，便是我们南方来的商人，和他们有生意上往来，他们好像客气一点。第四等人，对於山东的土著乡民，十分虐待，简直奴仆不如了。」听了这样的分成阶级，真令人痛叹不置的。

我们在青岛只躭搁了一天，明天便搭了胶济铁路的火车，到青州府去了。胶济铁路的火车，也分三个阶级，便是头等、二等、三等。购买火车票，我们早就托了悦来公司去办理，我们初来此间。搞不清楚的。原来购买胶济铁路的火车票，分用三种币制；如买头等车票，用银两；买二等车票，用银圆；买三等车票，则用铜圆（这种铜圆，是青岛特制的，他处不可通用）。

起初，我问悦来公司：「中国人也可以坐头等车吗？」因为我坐到青岛来的德国轮船，中国人就不能购最高级的舱位，如一般人们说的大餐间之类，故有此问。他们说：「很少，总是外国人居多，不过他们也没有规定不许中国人乘坐。」我想：既然没有规定中国人不可以坐，我们何妨坐一次，即使价钱贵些，究属有限（因为胶济路直达济南，在青州府只不过全路之半），但杜安伯不赞成，他的不赞成是合理的，因为我只是单身，而他带了夫人，却要出双份呢。

我们到了车上，我看了看头等车，颇为华丽，每间可坐六人，另有玻璃窗可以关住。二等车也还好，是长条的皮椅，亦甚清洁。但三等车便不堪了，三等车并无坐位，所有旅客，都坐在地上，行李杂遝。有的便坐在行李上，乡下人的鱼肉菜蔬，也杂乱地放在那里，腥臭难闻，那是别处铁路的火车上，从未有的。

头等车里果然都是外国人，可是二等车里也有不少外国人，在我们的车厢里，便来了一个德国兵，正坐安伯夫人的对面。这些德国小夥子。对於中国的妇女，不大有尊重的态度，目灼灼看着安伯夫人。但是你不去理他，他也不敢怎样无礼。安伯却是懂得英文的，他有些看不惯，便操着一句英语说道：「她是我的太太」。不想那德国兵，也戏谑地操着英语，指指自己的胸脯道：「不，她是我的太太！」这时安伯夫人已面涨通红，而安伯也弄得很窘。我忙说：不要理他，他们不过开开玩笑而已。果然後来那个德国兵，见我们不理，他也没有什么无礼态度，过一站，便下车去了。

不过德国人，在胶济铁路上，已是骄横成习了。数年以後，有一位黄中慧君，在胶济铁路头等车里，被德国人拖了出来，因为黄中慧是个名人，上海各报都登载了这则新闻。不知为了何事，也似我的要硬坐头等车吗？黄君愤恚，要与胶济路办交涉，小事一桩，有何交涉可办。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积弱之余，被外国人欺负的，岂仅黄中慧一人呢。

◆记青州府中学堂（一）

火车到青州府车站，约在下午两三点钟，因为在青岛已经打了一个电报去，府衙门里已经派人到车站来接了。

安伯夫妇和一位先在青州府中学堂教算学的胡菊如同居，他们早先已约定了，我没有带家眷来，就住在学堂里。

我到学堂还没有坐定，正想去拜谒这位青州府知府曹耕翁，堂役忽报：「太尊来了！」太尊者，知府的尊称，（清制：知县称大老爷，知府以上，方称大人，不过太尊是知府专有名称。）原来在青州府的文官，以知府为最尊，他每次出衙门，必定要放炮吹打，所以合城皆知，他要到那里去，也先有人快马通报，因此学堂里，也先已得到了消息，堂役们即赶紧来通报。

果然不一刻儿工夫鸣锣喝道，府大人已来了。他是翎顶辉煌，朝珠补服的坐在会客厅里，这就使我很窘了。因为那时穿了祖母的孝服（我母亲的孝服未满，又接穿了祖母的服，因为我是承重孙），虽然有一套素衣冠，却不曾带来。这时他衣冠整肃的先来拜客，面我却便衣出迎，未免失礼不恭。但这也无可如何了，不过我当时曾经和彭诵老曾轻说过：我是不懂官场规矩的，诵老说：曹耕翁最和易可亲，熟不拘礼的，到此也没有办法，只得穿上了一件布马褂，便去迎接他。我以乡长者之礼，依苏俗唤他为老伯，并请一切指教。又说：「在守制中，未具衣冠，殊为不恭。」他说：「我们概不拘礼。」又说：「我们做了官，只能衣冠桎梏的了。」

这个青州府中学堂监督，是青州府里聘请的，好像人家请了一位西席先生，而他们以尊师之礼，一定要先来拜见。他去了以後，我立刻便去回拜。他请我在花厅相见，什么升坑咧、献茶，完全是一套官场仪式，使我真有些吃不消。幸亏我在南京蒯礼卿先生处，稍为懂得一些，不然，真的要闹出笑话来咧。譬如官场的会客送茶，那茶是不能轻喝的。徜然主人招呼用茶，或是客人自己端茶，傍边的仆从人等，立刻高声喊「送客！」客人便立刻起身了。但是我呢？当主人端茶时，他便招呼一声道：「随便喝！」只这「随便喝」三个宇，仆从们有了暗示，便不喊送客了。

为了学堂的事，我初来时，茫无头绪，自然要和他详谈一下，他也谈得非常坦白而诚恳。他说：「我们是科举出身的人，当京官磨蹬了好几年，放了外任，对於现在办学堂的事，完全外行。至今政府要厉行新政，通令外省各府要办中学堂，各县要办小学堂。这里本来有个云门书院，我把它改办了一个中学堂。起初以为也照从前的书院制度，选取几个高材生，在此肄业就是了。那知现在的新法必须要英文、算学、理化等等，要成为一个新式学堂规模，那就要请一位专家来办理了。彭诵翁推荐阁下到此，一切都要借重了。山东虽是圣人之邦，风气却还闭塞得很，据说：青州一府，还算是较优秀之区咧。」

原来青州府城内有三座学堂，一座是青州府中学堂，那是青州府办的官立学堂；一座是益都县小学堂，这是益都县办的官立小学（益都县是青州府的首县），还有一座是青州蚕业学堂，是省里办的，而由益都县兼管的，因为这地方宜於养蚕呢。这三座学堂以外，便只有私塾了。晚清自拳变以後，上下内外，都想变法厉行新政，办学堂对於外任府县，上司有个考绩，不能马马虎虎，於是他们遂有不得不办的趋势了。

青州府这个中学堂，对於学生真是优待极了。不但是不收学费，而且供给膳宿，所有膳宿费一概不收，并且还有膏火，真是极尽招徕之道。因为当时此地风气未开，父兄都不愿子弟到这种他们目为洋学堂里去读书。青州一府所辖有十余县，十余县里的青年子弟，都可以到青州府中学堂来肄业，然而来者却很寥寥。在我初来的时候，学生还不到六十人，但到後来渐渐扩充，到我两年以後走的时侯，也仍不过八十余人。因为学生全都住在学堂里（他们是各县来的），斋舍有限，再添学生，便要再建斋舍，并且府里的办学经费，也有一定限度，不能随意扩充呀。

学生是由各县保送而来的，并不是像科举时代的县考府考的考取的。据说：当时徵求学生，也和徵兵一样难。贫家子弟，不是没有读书的，他们大都务农为生，要在农隙时，方才读书，谁能舍农业而出门读书呢，富家也持保守主义，不相信那种用夏变夷之法，他们还是相信科举不能废，考试有出路。所以这个中学堂，虽是极力徵求，百般提倡，来者究竟不多。

我在这个中学堂里，却有几位学生，年龄比我大的。我那年是二十九岁（旧历虚岁），他们有年龄过三十岁的。

这时候大家拖着一条辫子（我也拖着一条辫子），我见那些学生，有的是红辩线的，有的是黑辩线的，不解何故？因之请问於那位监学李先生（他是监学而兼庶务的），他是安徽人，年约五十左右，是一位老山东了。他告诉我道：「这里面有分别，凡是红辫线的，是没有结婚的人；黑辫线的，是已经结婚的人。」我一看，学生中黑辫线的人很多，那都是已结婚的人了。已结过婚的人，要他们来当学生，住在宿舍里，半年不得回去，无怪他们视学堂为畏途了。

这些学生中，有已进过学的秀才四五人，而且还有一位举人先生，这使我很为惭愧，因为我只是一名诸生，而我的学生，却是一位孝廉公，这如何说得过去呢？我便去请教曹耕翁，他说：「他虽是个举人，学问也浅薄得很，他是本地益都县人，其人颇想知道一点新学，他要进中学堂来，我们也不好拒绝他呀。或者，请你特别给他谈谈，他是只领膏火而不住斋舍的。」我便约了他谈谈，此公姓李，年不满三十，果然，除了八股之外，一无所长，但其人甚为谦抑，常对我「老师」「老师」，叫不绝口。我想：在我们江浙两省中，一个举人，往往有目空一切，而自命有绅士资格了。

这个中学堂，是此地的云门书院改造的，云门书院不知何时建造，我未考据，大约甚古。因为距离非远，就有一座云门山，在青州是著名的。自从改了中学堂後，只不过把房子修饰了一下，无多改建。据说：本来是没有斋舍的，後来添建了斋舍。这些斋舍，土墙泥屋，与青州那种普通民房一样，作为学生修习之地。学堂中空地甚多，如果经费充裕，再添造数十斋舍，也绰有余裕。进大门後，一条很长的甬道，直通到大厅，这个厅现在已改为课堂了，东西两侧为会客室及学监室。後面一大院落，还有厅事、房舍，我与有两位住在学堂里的教员们，便住在那里。傍侧又有一园子，园虽荒废，但是里面古木参天，都是百余年前大可合抱的柏树。进门以後的甬道两傍，也排列着很多的柏树，还竖立着几块碑碣，是一种学院威严的气象。

我到了第二天，便和学监李先生，同到各处巡视一下。第一件事是改正课堂。原来的课堂，朝南正中，设一师位，桌上围一大红桌围，上设笔架及朱墨笔砚。学生的桌子，坐南面北，正对着师位。我命他们立即撤去，这不像是课堂，而像衙门里审官司的法堂了。乃改为师位向东，什么大红桌围，及朱墨笔砚等，一概除去。并命制了高一尺的讲坛，又备了一黑板及粉笔之类，学生的坐位，也改为坐东向西。这个课堂，已改为嵌玻璃的纸窗了，倒也很明亮。但是中间进门处，却又装了一个大红黑镶边的棉门帘，这是北方规矩。不必去改它。

原来这学堂最初设立时，只有国文，教师有总教习，副教习等名目。至於英文、算学、理化等课程，都是没有的。国文先生上课，没有一定时刻，他要上课了，使令堂役向斋舍去摇铃召集。上课时，教师并不点名，亦不讲解，命学生们圈点什么书（从前书本，都无圈点的），由教师指定，师生们均默坐无哗。不过有些学生，看书有看到疑难的地方，可以请教老师。老师坐在课堂上，觉的有些倦了，随时可以下课。此外便是学生们到斋舍的自修时期。那些学生肯自修吗？看闲书，着象棋，还算是安份守己的，否则便溜出去胡闹了。

学生上的什么课呢？曹耕翁已告诉过我了，他曾经托人在上海买了十部资治通鉴（某书局石印的），分给学生们圈点，供给他们研究史事之用，这便算是历史课了，至於地理课却是没有。处在这时候，中国也没有什么合乎中学生的教科书，只不过选读几篇古人的文章，如「古文观止」一类的东西。不过我们此番来时，在上海，杜安伯为了选取英文教课书，我也选取了几种合於中学程度教材与参考书，以资应用。自然这一回，要定出一个课程表来了。每一天，上课几小时，逢星期日休假，不能再像从前那样马马虎虎了。

学生的斋舍里，我也看过，脏得不成样子。我写了几张条子，请学监李先生，贴在斋舍里，要他们保持清洁，自己扫除。所有被褥衣服，要自己整理。学堂里所用工役有限，不能来服务，要养成学生自治之风。学堂里虽然也有几个茅厕，然而学生们都喜欢在草地上大便，粪秽狼藉，臭气薰人，因请李先生招人把这几个厕所修治整洁，以後再不许他们在草地上大便。饭厅里也去看过，学生们是吃馍馍的。（南方人呼为「包手馒头」，又称「高脚馒头」，作椭圆形。）

此外有小米子粥，煮得非常稀薄，也有几样蔬菜，大蒜是家常必需品了，肉类就很少。我们南方去的先生们，是吃大米饭的，鸡肉荤腥，鱼类比较少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与他们学生同餐。学生们的饭食是包给厨房的，每一学生，每天若干钱，学生告假，却要扣算的。但是厨子却来诉苦，说是：「先生们（他呼学生为先生，呼我们为老爷）在饭厅上尽管吃，我们没有话说，但是他们吃完以後，还要带几个到斋舍里去，常常闹馍馍不够吃，我可亏负不起呀。」

我问李先生：「果有此事吗？」他说：「确有此事。因为这个缘故，厨子不肯包饭，便换了几个厨子。而且每次开饭，学生总嫌厨子馍馍太少，不够吃，甚至要打厨子，饱以老拳。他们每一餐，要吃四个馍馍，像我们南方人，吃两个已经够饱了，可是他们吃了四个，还要带着几个走，厨子就吃不消了。」我说：「现在只有理喻他们一番，如果在饭厅里，不要说四个，就是五个、六个，也尽他们吃，要带出去，可是不能。」李先生去劝说了一番之後，学生们不承认把馍馍带出去。我说：「不承认最好！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要以後不带出去，那就解决了。」

但是过了两月，厨子又不肯做了，说是先生们依旧带馍馍出去，并且敲破了他的盘子。那个时期，苏沪之间，学生闹饭堂，风行一时。记得我友叶楚伧，在苏州高等学堂肄业，也是为了闹饭堂而被开除。（说来可笑，饭厅里每桌坐学生八人，有一样菜，唤做「虾滚水豆腐」，是苏州家常菜。端上来时，楚伧用筷子一掏，说我们有八个人，而里面的虾只有七只，怎么吃呀？於是附和他的同学，便把台面一翻，卷堂而去。）其实这是当时学生不满於高等学堂监督蒋君，闹饭堂是借端发挥，楚伧被开除，就此走广东闹革命去也。

不过我当时想到学生果然喜闹事，厨子也多刁顽。就是说砸破了一只盘子，这种粗劣的盘子，能值几文钱，他便大惊小怪的把破盘子，送给我看，好像是我打破了的，我心中很是生气。我就说：「厨子不肯做，另换一个。」李先生虽是唯唯答应了，但是他说：「府里限定学生饭食费若干，厨子若是亏本，谁也不肯做的。」

那时学生又举代表来说：「厨子供给馍馍，不够吃饱。」那我真担当不起呀！传到曹耕翁处，他要说：我是请你来办学堂，却教学生饿肚皮。我发狠道：「我也上饭厅，与学生同吃馍馍。」几位南方来的同事，劝我道：「何苦呢？你的身体不大好，吃一星期，就得生胃病。况且他们仍旧拿馍馍，你近视眼，看也看不见。」

我试了半个月，实在吃不消，因为我从小娇养惯，父母宠爱，对於饮食的营养，向来是好的。後来做了教书先生，适馆授餐，都是富家，待先生馔肴，又都是最丰的。从来也没有吃过这样的饭食，但是在我饭厅里同食的时候，却还安静，以後厨子又向学监先生噜苏不已了。他们的斋舍，我是通常不大去的，因为这是李先生的责任。有一天，我偶然进去观察一下，却见斋舍里剩余的馍馍，丢在墙阴屋角，任它霉烂，如此暴殄天物，实难隐忍，明明拿了，而又矢口说不拿，而且拿了以後，又尽量糟塌，这我可生气了。於是我请李先生，站在从饭厅到斋舍的通道中，一全一个的搜检，搜出了一大堆。因为他们所穿出的大褂子，袖口有一尺多宽，藏几个大包子在内，还绰有余地呢。

因说：这一次不记名，搜出的还给厨子，以後可不能再拿，要记出他的名字来了。这位李先生，初时还不敢搜检学生，恐怕得罪了他们。他是一位好好先生，越是不敢得罪他们，他们也就不大客气。我说：「你不要怕，由我负责，越怕越不成功，你若一再让步，那就闹饭堂，打厨子的风潮来了。」但是我後来想想，也不免自悔孟浪，青州府的学生还是驯顺的，要是在上海等处学潮正盛的时候，敢於搜检学生，我这中学堂监督，怕不被他们拳而逐之吗？

◆记青州府中学堂（二）

到青州府中学堂後，有一事，觉得很难忍受。便是学生见了老师，必定要「请安」。所谓请安者，就是屈一膝以施敬礼，那个风气，是满洲入关带进来的，在北方是盛行的，而且他们已习惯成自然，见了尊长，必须如此。即使一天见几回，便请几回的安，在路上遇见，亦当街请安。可是我们南方人，实在觉得不惯。我一到学堂，便想改革此风。

一则，像那种屈膝请安，不免带有奴性（在南方仆役对主人带点官气的，也行此礼），二则，他向你请安，你也要还礼吧？不回礼似乎有点倨傲（本地尊长对於下辈是不回礼的），如果要回礼请安，我们很不习惯。

於是我们南来的教员们提议，把请安改为打拱、作揖，然而学生们对於打拱、作揖都不习惯，他们的打拱作揖，自下而上，好似在地上捧起一件东西来。见了这种打拱作揖，各教师均掩口胡卢而笑。於是我出了一个主意：以後学生见师长，既不要请安，也不要打拱作揖，只要垂手立正就是了。这个礼节，起初学生们还不大习惯，忍不住还有请安，後来渐渐地矫正了。

谈起请安，在北方，子弟见尊长，仆役见主人，下属见上司，都要请安。他们做官的人，很讲究此道，请安请得好，算是风芒、漂亮、边式。做大官的人要学会一种旋转式的请安，假如你外官初到任，或是到一处地方，有许多比你低级的，环绕着向你请安，你要环绕着回礼，这种请安，名之曰「环安」。你耍弄得不好，踏着自已的袍子，一个失错，向前跌冲，那就要失态了。还有所谓请双安的，屈两膝，身体一俯，也要讲究姿势，满洲妇女优为之，从前的官宦人家都要讲求那种礼节。

我的话又说野了，言归正传的说，初到青州府中学堂时，也颇有种种趣事：譬如课堂里的红桌帷，以及种种红的色彩，我都教他们除去了，但是这个会客厅的红椅靠，红坑枕等等，他们都不肯换。原来在中国一向以红色为吉，以白色为凶，尤其是在官场，做官的人，更为迷信，一定要触目见着一些红颜色的。他们因为客厅里是太尊时常要光临的，他来了，如果见一白无际，没有一点红颜色，是官场所禁忌的。他们既如此说，这本是官学堂，不脱官派，只好听之。其它可改者改之，不可改而无伤大雅者，也只好听之。

关於商量课程的事，首先是国文。国文教员本来有两人，都是本地青州府人，有一位已辞职去了，他们就是上课不规定时间，而上堂只是圈点通鉴的，曹耕翁告诉我：他已经在济南请了一位教员来了，这位教员，是一位四川先生，姓张的。

英文与算学，是杜安伯与胡菊如两人分担，这两人都是南方来的（胡菊如是宁波人），但又新添了理化教员两人，这理化教员那里去请呢？就是在上海，当时能教理化的人也难觅呢。可不知青州府有一个天主教堂，据说教堂里也办有一个小学堂，却介绍了两位理化教员来，一位姓白，一位姓黄，每星期来上两次课，那都是府里请他们的，我可全不管。说老实话，我也不懂什么理化，这黄、白两位先生，自已带了一本书来，口中念念有词，我也不知他们讲些什么东西。

写到此，我又有一些插曲了。有一天，府里先来通知了，说是今天下午，有两个外国人来参观学堂了。什么外国人，我起初以为又是什么德国人来乱搞吧？便请李先生来一问，原来就是本地天主教堂里的两位神甫，要来看青州府的新学堂了。我说：「我们要怎样招待他们吗？」李先生道：「不必！随便领他看看好了。」果然，到了下午，这两位种甫来了。我以为既是外国人（说是美国人），必然是西服笔挺，或者穿的是教徒的制服。一见之下，却是长长的蓝布袍子，大大的黑呢马褂，脚上双梁缎鞋，雪白土布的袜，头上一顶瓜皮帽子，顶上还有一个大红帽结。除了高高的鼻粱，深深的眼睛以外，完全是一个山东佬打扮，而且乃是道地的山东口话。李先生引领他们到课堂各处去看看，口中不绝地说：「好！好！也是！」一副谦恭下土的态度。我想：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来传教，也穿了中国内地的衣服，按照中国的礼仪风俗，这真可谓「深入民间」呀。

我来当这个中学堂的监督，本来可以不但任教课的，我的关聘上，也没有要我担任教课。但曹耕翁的意思，想要教我担任一点课，属於训育之类，随便你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上了课以後，可以认识了这班学生，不在於太隔阂，也可以亲近起来，这话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我也觉得太空闲了，好像有点无功食禄，於心不安。但是我可以讲点什么课呢？要我可以担任，而学生们可以听得进的才对。後来我想出一法，我说：我试讲讲：「论语」如何？曹耕翁大为赞成。我和曹耕翁，都是从八股出身的人，对於论语当然很熟，到了明天，立刻送了官书局精印的一部大版四书来。

於是排出课程，我每一星期上三次课，规定在星期一、三、五。我们这个中学，仅有一间课堂，并无班级，真是简单之至。我的讲论语怎样讲法呢？说来也甚可笑，就是用做八股文的老法子，选了一个题日，写成一篇讲义。不过八股是有排北，有规制，这所谓讲义者，算是一篇散文而已。我这个讲义，却并不是高头讲章式的，有时把时事、新政，都穿插在里面，学生们倒也觉得新鲜可喜，如果宋儒理学大家朱、程二先生当今之世，那是一定要呵斥我这小子离经叛道的了。

这个中学堂，虽然也有暑假与年假（那时中国还奉行夏历），但是学生们每逢春秋两季，必定要告假回去十余天。春天是春耕时朋，秋天是秋收时期。因为他们在学堂里，固然是长袍短褂，是一个学生，回到家里，脱去鞋袜，自己可以下田，而且他们都是自耕农，没有租佃的，他们名正言顺的来告假，我可以拒绝吗？我忽发奇想，和曹耕翁商量：我们这学堂，不放暑假与年假，或缩短暑假与年假，而改放春假与秋假，使学生得以便於农事，岂不甚佳。曹耕翁道：「您的意思甚善，但每年各学堂要放暑假与年假，是政府的通令，我们是个官学堂，不能违背政府的法令呀。」

我办这个中学堂，总算是很为顺手。第一、曹耕翁的言听计从，从不掣我的肘，自然我提出的计划，提出的要求，也是在他范围里做得到的，并不强人所难。还有，那学堂的经济权，握在府署里的，学堂里有所需要，如与经济有关系的，当然要与府里商量，经过批准。一年以後，风气也渐渐开了，又因为当时那种官办学堂，优待学生，各县的学生，也很多愿意到这个府中学堂来就学。似乎这六十位的学额太少，我常与曹耕翁讨论增额。

曹耕翁也愿意增额，伹是增额先得筹经费，而且要向省里去请示，不是贸贸就可以的。因为学生都是住堂的，就得添建斋舍，假使我们增额到八十人，那得再添造斋舍十间（以两人住一间，原有学额是六十名），并且一切饭食杂费，都是由学堂供给，培养一个学生，一年要经费若干，那是要通盘筹算一下的，而且要经省里核准。可是到了第二年，曹耕翁居然筹出一笔经费来，添建斋舍，学额增到八十名。

我在青州府中学堂时，只有两件事，与曹耕翁有些不愉快，但过去以後，也就谅解，并无一点芥蒂了。

在第二年开始，省里有命令，各中学堂要添设体操课，青州府中学堂本来没有体操课的，乘年假我回到南边来时，曹耕翁便托我请一位体操教员。我道经上海，和朋友谈及此事，那时有位徐念慈君，他是常熟人，正帮着曾孟朴在上海办「小说林书社。」他说：他有一个弟弟号粹庵，可以担任此事，粹庵是学过体操的，年纪很轻，不过二十多岁。我以既是老朋友的弟弟，当时也便即行约定了。

我们同到了青州，山东学生对於体操一课，甚为高兴。我於此道，实在外行，据说也都是日本学来的，名之曰兵式体操。曹耕翁还托我在上海定了六十套操衣操帽，我便转托同回上海的胡菊如兄，操衣操帽是灰色呢的，有些仿德国兵的制服。（这一项冠服，上海制就後，运到青岛後，为德国人扣留查询，多方解释，始得放行。）学生大概出於好奇心，也很高兴穿这种制服。虽然把辫子塞在操帽里，棉袄裹在操衣里，也显出一种尚武精神来。至於操场，学堂里有的是旷地，不过那里都有树木，徐粹庵还讨厌这些树木，说：「地小不足以回旋」。我笑说：「这不过几十个人罢了，难道是一师一旅，要什么大操场吗？」

过了几月，粹庵说是经学生们请求，要什么盘杠子，踏秋千架的玩意儿。他说：「这是属於柔软体操的。」我想：山东学生，懂得什么柔软体操呢？是你这个体育教师的新贡献吧。当时什么网球、篮球之类，内地尚未梦见，每天喊着「开步走！」「立正！」太无意思。姑徇所请，在操场上置一架秋千架。但学堂里每有所修建，都是要由府里派人来的，於是写信到府里去，请置一秋千架，府里也答应了，但迟迟不来装，以为此乃不急之务，几及一月了，粹庵又来催我。我说：「再等几天，待我面见曹耕翁时，提起一声吧。」

这时，我家眷已到了青州，我便不住在学堂里了。那一天，到学堂时，粹庵很高兴的告诉我道：「秋千架已经做好了，请你去看看吧」。我说：「那就很好，府里派人来做的吗？」他说：「不！是学生们自己做的」。

我想怎么是学生自己做，急往看时，原来是截去了一棵柏树，把它横钉在另外两棵柏树中间，下面系了两条粗绳，悬住一块板，据说是学生合力动手，而粹庵自然是总指挥了。

伹是无端截去了一棵柏树，被钉的两倮柏树，也受了损伤，那是一个问题来了。因为本地人对於这些柏树，很为宝贵，他们是不肯加以戕伐的，青州府中学堂的前身是云门书院，地方上的公产，算是借给府中学堂的，当时的点交清单上，还列明柏树多少株的，怎么可以随便砍伐呢，虽然这事不是我做的，可是我要负责的。当时我埋怨徐粹庵，为什么不通知我，让学生们擅作主张，但树木已经砍下来了，枝叶已经丢掉了，所谓既成事实，又有什么办法呢？

果然，曹耕翁知道了，对於这事，大不高兴。他虽然谴责徐粹庵，但我觉得就是谴责我。他是一个爱惜名誉的人，以为学堂里做一个小小秋千架，而砍去一棵可贵的柏树，地方上人一定啧有烦言。我不得已只好写了一封谢罪的信去，自承己过。截下来的一棵柏树是无法想了，幸而是较细的一棵；被钉的两棵，把它解放了，也还不致有大损伤。此外便请府里，立刻来做秋千架。我笑语同事各教员道：「为了老柏，却使老伯不大高兴（因为我呼曹耕翁为老伯），以後我们要谨慎些呀。」

另有一事，却较严重了。原来那时的山东巡抚为周馥，（号玉山，安徽人。）他不知有什么事要到青岛去，与德国人有什么交涉。从济南乘着胶济铁路火车到青岛，要经过青州府的。省里先有一个通知，给青州府知府，意思是说抚宪路过青州府，要令本府全体学生，到火车站列队迎送，以示本省兴学有效。

那时府里就派了一位幕友，到学堂里来通知一声，说是明天抚台大人过境，应请监督率领了全班学生，到火车站排队迎送。谁知这位幕友，碰了我一个钉子回去。我说：「不但是我不到车站上去迎接，连学生我也不教他们到车站上去迎送。」我说：「办学堂是为的造就人才，不是为官场中送往迎来用的，今天接一个抚台，明天送一个藩台，一天到晚，都是跑火车站，不必再读书了。」

那位幕友，碰了我一鼻子的灰回去，府里觉得这事弄僵了，又怪那位幕友不善措辞，又推了一位高级幕友王鸿年先生来。此人也是一位知县班子，他很能宛转陈词，他说：「朗兄的意思，太尊很以为然，学生岂是要他们送往迎来的。不过据兄弟们的意思，省里既然要我们去接，我们也不能不服从。也许他们要看看我们的学堂办得怎么样了，学生们整齐不整齐，倘然我们太倔强了，别的没有什么，怕的与太尊的考程有碍。我想如果朗兄不高兴去，请派了监学李先生去，也无不可。」

我听了王鸿年的话，只得转意了，便说：「既然如此，就请监学先生带了学生们去吧」。於是传谕学生，明日到火车站迎候抚军，恭听训诲。可是学生们消息很灵，已知道了这事，便来问我，要去不要去？我只得推说：「我穿了素服，没有衣冠，有所不便；再则我头痛发烧，火车站上风大得很，所以李先生陪了你们去。」结果，学生去了十分之七，十分之三没有去。

这件事，在第一次的这位幕友（安徽人，忘其姓名）来过以後，我就有一点悔心，觉得言语也说得太激烈。试思中国官场，那一个不奉承上司，惟上司之言是听。曹耕翁是位长者，又是一位好好先生，这事怕要损了他。不过前次那位幕友，神气得很，好像命令我率领学生去接官，我是有点傲气而吃不消呀！如果我对学生一番申说，学生都是青年，他们一闹别扭，那大家都不愿意去，那真是弄僵了。

到晚上，监学先生陪了学生回来了，我问怎么样？他说：「不但学生们没有见到抚台，连太尊以及益都县也没有见到，说是一概挡驾道乏。据说：抚台大人在专车里睡中觉，概不见客。」我问：「那末他也不知道学生们在车站上接他吗？」他说：「他那里知道？学生们在车站上站了班，只见一个武巡捕，手里抓了一大叠手本，喊道：『那一位学堂里的头脑？』『那一位青州府中学堂的？」他望着那班学生发怔，後来我迎上前去，他说：『着学生一概退去！』我们听了，也就退出来了。」

这件事，那位幕友初回到府里去时，不无媒蘖其词，说我怎样不近人情，而曹耕翁听後当然也就不大乐意了。到了王鸿年来过，我并不坚持学生不去车站，也赞成监学可以陪了他们去，他也渐渐释然了。及至火车站的情形，他也自己亲眼看到时，也觉得甚没意思。其实周馥并不注意什么学堂与学生，他也并不要学生去车站迎送他，都是那班下属讨好上司罢了。那时周馥已是七十多岁了，是一个聋子。有人说：「他其实并不聋，关於遇到尴尬的事，他便装着聋子，没有听见。」他在他的专车里闭目养神，但并没有睡着，深得前清做大官的技术，语云：「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

作者：六者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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