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高强度” 的疲劳轰炸策略由中方负责人乔冠华亲自布置。更高一层的决策者应该是李克农或者周恩来。1954年2月,乔冠华、杜平的朝语翻译李春邦(Lee Chun Bong)越过板门店分界线向联军投诚。他向世人公开了中朝共方的一些幕后活动的情况。据他揭露,当10月15日第一次解释结果比预期还要糟糕时,乔冠华立即召集会议向各解释组施加压力。乔要代表们在解释中加强政治攻势。特别要求在解释中使用“台湾很快要解放”、“蒋帮就要完蛋”等一类带有威胁性的用语去打击战俘的信心。他同时要求各组把解释时间拉长,可以拉长到四小时(!)以上。这些恶性的措施甚至激起参与密谋的波兰和捷克代表的反对。他们指出“解放台湾、消灭蒋匪”一类用语违反了解释规则,会造成解释代表被驱逐出场的后果。而部分志愿军解释代表也想不通,尤其不赞成数小时解释这种对他们说来非常吃力还招人指责的做法。毕竟长时间折磨战俘会引发战俘激烈对抗、以及联军代表和中立国代表抗议等等反应,这些对解释代表来说并非美好享受。但乔冠华一意孤行坚定推行。那些感到想不通的解释代表则遭到乔的严厉批评,被责令作检讨。在乔的压力之下,各解释组只好加大力度,不择手段地威胁、哄骗和折磨战俘。于是出现了上述连问一百多遍“你到底要去那里?”这种神经病式的“解释”。有个解释代表越说越狠,刹不住车竟说出“台湾已经解放”的傻话来。被志愿军战俘们及媒体界传为笑谈。隔了几十年后,贺明对此出洋相的难堪感觉依然鲜明。他专门在他的书中专门提起此事,并企图以“翻译捣鬼”来解嘲。真是越抹越黑。“翻译捣鬼”只能影响洋人。现场听解释的志愿军战俘也听到了这句话,而他只懂得中国话,与翻译何干?
极度的挫折使得解释代表产生了一种可笑的心态。他们有时会盼望战俘在离开帐篷时走错门。每当解释完毕时,印度主席手指着相应的门用英语宣布:“愿意接受遣返的,请从这个门离开,不愿意接受遣返的,请从那个门离开”(If you wish to be repatriated, leave the tent by this door; if you do not wish to be repatriated, leave the tent by that door.)。此话有时被中方翻译说成“愿意回去的,请走这个门,不愿意回去的,请走那个门” 。战俘当然想“回去”,问题是“回哪里去”。走错门乃生死之别,反共战俘不得不问 :“我要回台湾。该走哪个门?”但印度主席与翻译只重复原话。战俘不得要领,急得大叫“要回台湾!”并请求在场的人告知。每到此时,志愿军解释代表就高度紧张起来,怒目紧盯各方,生怕有谁把真情告诉战俘。此时如果谁把该走的门指给战俘看,那就捅了中方的马蜂窝。解释代表拍桌跳脚大发作,非要主席把该方人员逐出现场。解释代表之一的贺明,直到几十年后仍然为此事恨犹未尽。在其书中指控瑞士代表以及联合国军观察代表“狼狈为奸”,“逾越职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