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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苏沪往来”等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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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苏沪往来”等四节   
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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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950

经验值: 816
文章标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苏沪往来”等四节 (1157 reads)      时间: 2006-1-19 周四, 下午6:03
作者：六者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苏沪往来”等四节

作者：包天笑

⊙苏沪往来

自从东来书庄开设，他们举我为经理以後，我常常到上海去，因为许多日本的图书，不必从苏州向日本邮寄，上海虹口，已有日本书店，我们可以自去选择。我认识了两家，要什么图书，可以托他们到东京去定，邮寄也很方便。还有日本出品的文具、纸品，虹口也有批发出售。再有的，上海近来新出的书籍杂志也不少，出版、发行的地方，各各不同，他们也有的委托东来书庄为苏州代销处，大概以七折或八折归帐，都是卖出还钱，不须垫本的，那种生意，大可做得，所以也须到上海招揽与接洽。

那时苏州与上海，火车还未通，但小轮已经有了。小轮船苏沪往来，也不过十五六个小时，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开船，到明天早晨七八点钟，便可到了。小轮後面有拖船，小轮不载客，後面的拖船载客。有散舱，有烟篷，还有叫做「大菜间」的，房舱比散舱宽舒，一个房舱，可睡四人，所谓大菜间者，并无大菜可吃，只不过比较更宽敞一点而已。烟篷只是在拖船的顶上，头也抬不起来的，得一席之地。当然，价钱也分等级，你要舒服，便不能不多出一些钱。不过在船上只有一夜天，吃完夜饭，即行睡觉，一到天明，便到码头，比了从前苏沪往来，坐船要三天两夜，那就便利得多了。

可是从前旅行，比了现在，还是麻烦得多。第一、就是行李的累赘，像我们出门旅行，至少要有四件行李：一是铺盖；二是皮箱；三是网篮；四是便桶。现代的青年人，恐怕都不知道了，不嫌词费我且琐述如下：

先说铺盖：铺盖就是卧具，从前的听谓客栈、旅馆，都是不备卧具的，客人要自带铺盖。不要说住客店了，在一家商店做店员，也要自带铺盖，所以停歇生意，名之曰「卷铺盖」，南方人称之曰「炒鱿鱼」，即由此而来。比风由来已古，文词中所云「襥被而行」亦即此意。这个铺盖可大可小，要是在严冬，或是年老怕冷的人，还非有重衾厚褥不可呢。

次言皮箱：皮箱即衣箱，以前没有人穿西服，这长袍马褂，皮的棉的，就是一大箱。你如果不带了，天气忽寒忽暖，怎么办呢？而且这衣箱，都是笨重非凡，不似近来的新式的皮箱，可以举重若轻的。直到如今，凡是旅行者，无论到什么文明的地方，一只旅行的皮箱，总不可少的呀。

再讲网篮：这是一种竹制的篮，篮面上张了一个网，旅行家称之为「百宝箱」。所有面盆、手巾、雨鞋、纸伞，一切杂用之物，都安置其中。有些先生们，凡家常用惯的东西，一切都要带了走，茶壶、饭碗，亦在其列。至於读书人，则书籍，文具，也是不可须臾离的。到上海来，总要买些东西，没有网篮，就不可能安放。

最後谈到那个便桶了，便桶就是马桶。庄子所云：「道在屎溺」，苏州人不能似北方人那样上厕所、登野坑，而必须要一个马桶。但旅馆里不备此物，务须贵客自理（那时抽水马桶，尚未出世），於是行李中不能不有此一物了。不但有马桶，有些常常出门旅行的老先生，还要带夜壶箱。苏州出品的夜壶箱，做得很为考究，方方的像一只小书箱，中置青花瓷的夜壶，上有一抽斗，可放笔墨信笺之类。箱门上还刻了字，有一位老先生的夜壶箱上，刻了一句古人诗曰：「诗清都为饮茶多。」我问：「何解？」老先生笑道：「诗字不与『尿』字同音吗？」

这四件行李，刚成一担。苏州那时没有人力车，只有雇一个脚夫挑出去。那时苏州的小火轮，还是日本人创办的，唤作「大东公司」，轮船码头，在盘门外的青旸地日本租界，从城里出去多么远啊。後来中国人自己也办了一家小轮公司了，唤作「戴生昌」，旋在阊门外分设了一个码头，那就便利得多了。至於上海的小轮码头，全在苏州河一带，这些小轮船，都开往苏州、杭州各处。

到了上海，便住旅馆，那时还没有旅馆的名称，只唤做客栈。船抵码头，便有客栈里派出招揽的人，此种人名曰「接客」。对於接客，有一种好处，便是可以把行李交给了他，自己雇了人力车，到住所旅馆里去，不然，你与这些码头小工，搞不清楚，正添不少麻烦呢。我到上海，常常住在宝善街（即五马路）一家客栈，叫做鼎升栈，这家客栈，也未必有什么特别，只不过此较熟一点，茶房与接客熟了，那就方便得多了。

那时的上海，还没有新式旅馆，普通的客栈，每天每人只要二百八十文，食宿在内（二百八十文：等於银圆二角八分）。不过那是以榻位计的，大的房间有四五榻，最少的房间亦有二榻，尽管不相识的人，可以住在一房。否则你除非包房间，以榻位计值也是可以的。每日昼夜两餐，也是照榻位开的，房间若干人，取共食制度，不能分餐。另有一种客寓，专招待官员来住居的，气魄大一点，价钱不免也贵一点。

上海有一种家庭旅馆，那是最舒服的最安适的了。我本来也不认识这家旅馆，那一天，我要到上海去，有一位祝心渊先生也要到上海去（祝亦曾随着江建霞到湖南做学幕看文章，现在苏州开一个私家小学校，是最早的，有名的「唐家巷小学」）。旅行有伴，那是最好的事了。在船中对榻而眠，他家中有不少书，尤其有许多明末清初的禁书，收藏不少，现在渐渐出笼了，此番到上海，大概与书贾有所接洽。

我问他到了上海，住在那一家旅馆里？他说：「住在雅仙居」。我觉得雅仙居这个名字很别致，上海客寓，总是什么平安、高升等名字，因问：「雅仙居是何型式，有何特别之处？」他笑道：「一个小客寓耳，不过是苏州人开的，於我们苏州人很相宜，店主还是一个女老板，我到上海，住在那里，贪其可以吃苏州菜，价钱也和别的旅馆一样，不过小账我们多给一些。你倘然没有一定的旅馆，也住到雅仙居来，我们可以谈淡。」我闻言欣然，因为心渊先生比我年长一倍，也是个才识开明之士，可以随时请教。并且雅仙居是苏州人开的，也可以一尝家乡风味。

原来这个雅仙居的女主人，是一位年近四十的苏州女人，她嫁了一位湖州丝商（从前经营生丝出口的，很多湖州人）。他们本来住居在上海的（有人说是黑市太太，那也不去管它了），後来那位丝商故世了，遗下了她，还有一个女儿，这女儿名字唤作「金铃」，现在也十八九岁了，生得很为美丽，也在私塾里读过几年书。丝商故世後，无以为生，母女二人，便开设了这家雅仙居。

雅仙居开在近福州路的市区，是上海所谓弄堂房子、石库门三楼三底，他们把这房子隔成不少间数，便做成一家客寓。这是一家小客寓，但特别是家庭式的，不用什么男茶房，男的只有一个打杂的，女佣人倒有两人。关於客人的饭食，女主人亲自下厨房；女儿略知文墨，便做了简单的账房。最使人赏识的，就是开饭开在客堂里，店主东的母女和客人共同进食，而苏州菜的合乎旅客口味，尤其是女主人的拿手。

住在雅仙居的都是熟客，陌生的难於问津。它那里有两帮客人，一帮就是做丝生意的，也许是与女店主已逝世的丈夫是同业，他们住很久，常是包月的。一帮便是苏州客人，也是老客人，深知底细，爱吃苏州菜的。那不过到上海来有点业务上的关系，或者游玩一次，至多不过一星期，那是短期的客人。

生长在上海的女孩儿，当然比在内地的要活泼伶俐一点，何况她是一位俏丽的女郎。吃了苏州菜，还想一餐秀色，但她的母亲管束甚严。我友吴和士，从日本留学回来，和我同住在雅仙居，他是一位翩翩佳公子，对於金铃颇为倾慕，捉空儿便与金铃作絮语。可是其母从不许金铃踏进客人的房间。和士乃与金铃隔着窗子谈话，一在窗外，一在窗内，但一闻母唤，如惊鸿之一瞥去矣。我调以诗曰：「茜窗玉立自亭亭，絮果兰因话不停。安得护花年少客，敢将十万系金铃。」和士叹曰：「在日本，房东家女儿，虽共相调笑，了不足怪，中国妇女，总是那样闭关自守呀。」

但我难得住雅仙居，因为它码头上没有接客，许多不便，除非在苏州有伴，同来上海，他们是住惯雅仙居的。我最初来上海，好像是为了到南洋公学（到现今交通大学的前身）来考师范生的，虽然在七八岁的时候，为了父亲的病，来过上海一次，以後一直没有来过，隔离了十余年，当然大不相同了。这个时期很早，似还在戊戌政变之前，中国正提倡兴学。兴学应当是小学、中学、大学，层层向上，但中国兴学，却自上而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开学校必先有师资，而中国师资没有，教那班从事八股八韵先生们去当教师是不行的，只有这一班高材生，到国外去学习师范，然後可以回来当教师呢。

我到南洋公学去考师范，是和马仰禹一同去的，那时主持南洋公学的是胡二梅，也是一位两榜先生。他出了一个题目，总之是轻史上的，很古奥的，现在我已完全不记得了，我胡乱做了一篇，自己也不满意，明知是不能取中的。及至揭晓，我与马仰禹俱名落孙山。因为这个师范生，考取以後，不但不要学费，而且还有津贴，并且有资送出洋希望，因此大家趋之若骛。但在未考之前，便有一种谣言，说所取的名额少，而报考的人数多，非有关节嘱托不可，这也是一个无从证实的谣言。这次录取的记得有刘厚生（垣）诸君，後在上海，亦为老友。

我最初到上海去，住旅馆是「满天飞」，总想找一家洁净些，安静些的，可是住来住去，都是一样。而且我又不惯与那些陌生人同房，倘然自己包一个房间，又未免费用太大。那时我在上海朋友很少，只有杨紫驎，我到上海，必定去访他，他还在中西书院读书，难得同他吃一次番菜。这时上海戏馆已经很多（都是老式的），我一个人也没有这个兴致去看戏。至於什么女书塲、夜茶馆，更不敢踏进去了。那个时候，苏州人家，不让青年子弟到上海去的，他们说，上海不是一个地方，好似一只黑色大染缸，堕落进去便洗不清了。

⊙烟篷的故事

公元一九○○年（光绪廿六年）岁次庚子，那一次我也到了上海。前章所述，我到上海，不是常住在实善街鼎升栈吗？到了那里，恰巧楼上有个小亭子间，是占两榻地位的，我便把它包了。所谓包者，就是一个人出两个人的钱，本来每客二百八十文一天的，现在出到五百六十文一天。如此则不容有个陌生人来同居，而饭菜也可以丰富些。有一盏电灯，夜里不出门，也可以看书写字，没有人来打扰，好在住居的时候不多，所费也还有限。

本来预备住四五天，至多一星期，因为那时候，北方正在闹义和团，风声鹤唳，时常有种种谣言。正想把所办的事，料理清楚了，即行回去，有一位老友庞栋材（别号病红，常熟人）来访我，他办一个诗钟社，出了题目，教人做两句对联，然後评定甲乙，予以赠奖，这也是文人无聊之事，而当时洋场才子所乐为。可是其中有广告性质的，有似後来的填字游戏一股。庞栋材所办的诗钟社，便是那种性质，而诗钟的评定与发表，每日却附录於「苏报」的後尾，当时的报纸，亦没有副刊之类。

庞君的意思，要我为他代理一星期，因为他急欲回常熟一次，当然不是白当差，也自有报酬的。我那时也喜欢弄笔，什么做诗钟、撰对联。很有兴趣，正是投我所好。尤其每天必要到苏报馆一次，我还不知道报馆是如何排场，说如何权威，正要瞻仰，趁此我且把苏报馆说一说。

「苏报馆」最初是由胡铁梅创办的，其时为一八九六年（清光绪廿二年），用他的日本籍老婆驹悦名义，向上海的日本领事馆登记（上海那时的报馆，挂外商牌子的很多，以此为护符也）。但这个报馆不发达，便移转给陈梦坡（号蜕庵）接办。陈梦坡是湖南人，曾做过知县的，因案罣误革职，便携眷住到上海来，大概宦囊有几个钱，便出资盘受了这家苏报。

那时的苏报是怎样的呢？说来真是寒伧得很，开设在英租界棋盘街一家楼下，统共只有一大间，用玻璃窗分隔成前後两间。前半间有两张大写字枱，陈梦坡与他的公子对面而坐，他自己写写论说，他的公子则发新闻，有时他的女公子也来报馆，在这写字枱打横而坐。她是一位女诗家，在报上编些诗词小品之类，听以他们是合家欢，不另请什么编辑记者的。再说那後半间呢，一边是排字房，排列几架乌黑的字架；一边是一部手摇的平板印报机（什么卷简轮转机，上海最大的申、新两报也没有呢）。这排字房与机器房，同在一房，真有点挤了。前半间沿街是两扇玻璃门，玻璃门每扇上有苏报馆三个红字。推门进去，有一小柜，柜上有一块小牌，写着「广告处」，这位专管广告的先生，和气极了，见了人总是含笑拱手，惜我已忘其名，後数年苏报案发，这位先生也陪着吃官司呢。

我每晚到苏报馆一次，便在这个广告柜上一具纸制的信箱内，收取诗钟投稿。对於陈梦坡，我见他老气横秋的坐在那里，不敢与他招呼。那个地方，也没有一只可以安坐写字的桌子，只得回到栈房里去了。可是这个鼎升栈的小亭子间，白天倒还清静，一到夜里，便喧闹起来。原来推出窗去，有一个小月台，月台对面，正是一家妓院（上海称为长三堂子），因为楼下恰是一条堂子弄堂，每到了上灯时候，酒绿灯红，哀丝豪竹，全是他们的世界。

那条弄堂很狭，我房间外面的月台，和对面那家妓院里的月台，不但可以互相讲话，伸出手去，竟可以授受东西。我为了避嚣，时常把窗门关了，但是房间既小，关了窗很闷，开了窗的时候，对面房间里的人，时来窥探，年轻的少女，从十四五岁到十七八岁有三四人之多。我这时虽然已经二十岁出头的人了，还是非常面嫩，见了年轻的女人，便要脸红。她们见我如此，便故作挪揄，尤其那班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吵得厉害，有时呼我「书踱头」（吴语，即书呆子之意）。有时装出我近视眼看书的状态，这种顽皮的女孩子怎么办呢？我只好不去理睬她们。

有一天，卢栋材到鼎升栈来访我，他走到我窗外的月台上，向对面一望，他说：「嗳呀！这是金湘娥的房间，我曾经到那里吃过花酒的呀。」他又指着对面一位年纪较长，约有十八九岁，斜倚在月台栏干上的说道：「这个噢作阿金的，也算上海北里中的名叶（当时上海妓院中，称姑娘们为花，称侍女们为叶），你住在这里，真可以称得『流莺比邻』了，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那时我想阻止他，却已经来不及了。

「阿金姐！」庞栋材踏出月台，便唤着她。又给我介绍道：「这位你们朝夕相见的二少，也是苏州人，是你们的同乡呀。」又向我道：「这位是鼎鼎大名的金湘蛾家的阿金姐。」那个阿金也打着苏白道：「庞大少，奈同子二少，一淘过来白相呀！」我怪栋材，闹什么玩意儿，又是硬派我做二少。栋材道：「不是你有一位令姐吗，你在上海，不要做一个迂夫子呀。」原来庞栋材算是一个「老上海」了，他和小报馆里的李伯元等，长在一起，於花丛中人，颇多驯熟，听以认识了她们。李伯元便是别号南亭亭长，写「官场现形记」的这个人。

从此以後，那班女孩子们，不再对我揶揄了。有时在对面月台上见到阿金，也对我点点头，报以微笑，我觉得阿金很美而且很大方，但我那时从未涉足青楼，也觉得十分矜持。这时候，正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的当儿，而上海酣嬉如旧，为了有三督联保东南之约（三督者，粤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也），不过北方闹得厉害，难免不扰及南方。有一天，不知从那里来了一个谣言，说是洋兵要占领上海，军舰已开进吴淞口了。中国人那时是最容易相信谣言的，这个谣言不翼而飞，便到处宣传，人心纷乱了。

不但是上海，这个谣言便立刻飞到苏州，还加添了许多枝叶，说上海如何如何。我祖母因我在上海，老不放心，竟打了一个电报来，教我即日回苏。那时候，苏沪间还没有铁路，只有小轮船可通。我接到了电报，立刻到苏州河一带内河轮船码头去一问，各小轮船公司的船票，尽已卖光了。那种往来於苏沪之间的小轮船，本来拖了好几条船的，这次拖得更多，竟拖了六七条之多。

每一条拖船上，都是拥挤非凡，而且船价没有一定，随便讨价。多带行李，还要加价，一只箱子，就要加两块钱，以前是没有这个规矩的。我想：今天不走了吧？但祖母急想我回去，母亲亦在悬盼，说不定明天还要拥挤，还要涨价。有一家戴生昌小轮公司，我有一个熟人，和他情商，他说：「除非在烟篷上，或者可以想法，但是你先生怎可以趁烟篷呢？」我说：「不管了！只要能搭上去，就可以了。」

一张烟篷票，卖了我四块钱，在平时只要两角五分，那也不去管它了。不过他还关照我，买了票就到船上去，烟篷上也是挤得很的。我回到客栈里，拿了铺盖便到船上去，果然，烟篷上已经挤满了不少人了。所谓烟篷者，在拖船顶上布篷之下，身体也不能站直，只好蛇行而入。向来所谓上等人，从没有趁烟篷的。

我钻进了烟篷後，便打开了铺盖，因为打开铺盖，就可以占据了一个地盘。当我正在满头大汗摊开铺盖的当儿，忽听人堆里有人唤道：「二少！你怎么也来了呀？」我回头看时，却正是我寓楼对面金湘娥家的阿金。我那时也顾不得羞惭了，便道：「买不到票子，没有办法，只好趁烟篷了」。她笑道：「人家说：『太少爷拉东洋车』（按，此为上海一句俗语，指少年落魄之意），现在时世，大少爷趁起烟篷来了。」她便爬过来，帮我摊被头。又低低的说道：「和你掉一个位置好吗？」原来她的贴邻，是一个不三不四，像马车夫一样的人，她有些怕他。我明白她的意思，便给她掉下一个挡，做了他们之间一个缓冲。

船一开行，就吃夜饭了。饭是船上供给的，但只有白饭，没有菜肴，仅有一碗公共的咸菜汤。我临行匆促，没有买得路菜，谁知阿金倒带得不少，她说都是小妹妹送的，酱鸭、熏鱼，硬把顶好的塞在我饭碗里，说道：「吃呀！吃呀！吃完数算！」我很觉难为情，但又不能不吃。吃完夜饭，船就渐渐开得快了，天也渐渐黑了，烟篷上只挂着一盏朦胧略有微光的煤油灯，渐渐的鼾声四起了。我是睡不着，但睡在我隔邻的阿金，微阖双目，我不知道她是睡着了没有。

到了十二点钟以後，我还是睡不着，而且还有些刺促不宁，原来我的小便急了。和阿金调换位置以後，我睡在里挡，而阿金睡在外挡，如果我要到船边，拉开布篷去小解，必然要爬过阿金身上，我只得且忍耐住了。但越是忍耐，越是忍耐不住，更是睡不着，已经忍耐过一个钟头多了。阿金也已有所觉察，张开眼睛来，微笑道：「二少！阿是睡不着？」我没有法子，只得告诉她要小解，她道：怎么不早说呢？好！我让你爬过去。」

於是她就蜷缩了身体，让我从她的被头面上爬过去，可是一揭开布篷，外面的一阵寒风吹进来，令人发抖。原来那时候，已是旧历九月的天气了，我连忙退缩进来。这时江深月黑，船因开得快，重载以後，颠荡倾侧，站在船舷上，又无栏杆，危险殊甚。阿金见我缩进来了，便问：「怎么样？」我说：「站立不住，危险得很。」她说：「那末不小便，这是要熬出『尿梗病』来的呀！」

那时她便想出一个办法来，解下了她的一条白湖绉纱的裤带来，把我拦腰一缚，教我站在船舷上去，她在後面紧紧拉住。果然，这方法很灵，而我也胆大了不少。小解过後，我也就此舒服了，得以安眠。她嘲笑我说：「吃这样的苦头，真正作孽。」她这时又问：「讨了少奶奶没有？」我摇摇头，表示没有。她笑说：「快点讨少奶奶吧！可以服侍你。」她又问我道：「为什么急急要回去，真怕洋鬼子打到上海来吗？」我告诉她：「祖老太太打电报来，一定要教我回去。」我回问她道：「你呢？你为什么急急要回去呢？」她说：「乡下有信来，要教我回去。」我问：「为什么要回去呢？」她有点含糊其词了。

天微明的时候，大家都起身了，因为那船很快，七点钟就可以到苏州。起来时，一阵忙乱，大家都是打铺盖，把卧具卷去，这时，她帮我打铺盖，我亦帮她打铺盖，但我於此道是外行，有点尖手尖脚，一样的帮忙，还是她帮我的忙帮得多。虽然我当时已经二十以外的人了，她还不过十八九岁，身躯比我小，气力好像此我大。她这时便对镜梳掠，我坐在她傍边，她问我：「还要到上海吧？」我说：「是的。」「还住那客栈吗？」我说：「是的。」我回问道：「你也仍在金湘蛾那里吗？」她笑了一笑，也说：「是的。」

回家去了两个月，时局平静，北方虽是联军进城，两宫出走，而上海酣嬉如旧。不知如何，我虽与那个青楼侍儿，仅有同舟一夕之缘，却是不能去怀，我觉她是一个又温柔，又豪爽的女孩子。我这次到上海，竟然坐大菜间了，价值仅及上次烟篷的四分之一，船过金鸡湖，口占一绝曰：「短篷俯瞰碧波春，一梦温馨岂是真？两岸青山看不尽，眉痕一路想斯人。」痴态可掬如此。

到了上海，当然仍住在鼎升栈，幸喜这个小亭子间仍空着。第一、要看看对面金湘娥家的阿金来了没有？可是推窗走到月台上一望，不免大失所望。原来金湘娥已经调到别处去，而换了一家陌生人家。问旅馆里的茶房，他们也不知道。当夜我到一家春番菜馆进西餐，我知道番荣馆的侍者（上海呼为西崽），他们都熟悉各妓院的近状，向他们查询。他们说：「现有三个名叫金湘娥的，不知先生要那一位？」我对此茫然，不得已，把三个金湘蛾都叫了来，没有一个家里有阿金的。有位小姑娘说道：「上海堂子里名叫阿金姐的，少说也有十几位，你真是沙里淘『金』了。」这有什么办法呢？怅然而已。

过了两天，我又遇到庞栋材了，告诉他与阿金同船回苏州的事，并且托他访问阿金。他道：「嗳呀！我在中秋节前，好像听得说阿金过了节，就要回到乡下去嫁人了。因为她从小就配了亲，男家已经催过好几次了。阿金虽在堂子里，人极规矩，有许多客人要转她的念头，却转不到，嫁了人，也不会再出来了。」说到那里，他又笑道：「老兄还自命为道学派，只同船了一次，已经把你风麻了，无怪崔护当年，有人面桃花之感了。」

我为什么琐琐写此一节，这是我未成熟的初恋，也是可嗤笑的单恋，此种事往往到老未能忘怀的。後来我曾经写过一个短篇，题名为「烟篷」，在小说月报上列出的，便是这个故事。

⊙名与号

中国所谓上中阶级的人，一向都是有名有号的，除了名号之外，还有许多别号以及小名等等，如果一个文人，更有许多的笔名。我的最初的名字，唤作清柱，这个名字，是姻伯姚凤生先生给题的。原来我父亲的名字是应埙，号韵竹；我祖父的名字是瑞瑛，号朗甫；而我曾祖的这一辈，是「大」字辈。大概是我父亲请凤生先生为我题名时，说出了辈行，凤生先生便拟定了二十个字，成了四句五言诗道：「大瑞应清时，嵩生岳有期，………」当我小时候，还能很清楚的背出这四句诗，现在却只记得上面十个字了。

为了这个排行，在我一代，应得是用「清」字辈份了。至於那个「柱」字，大概我的八字里缺木的缘故，因此在名字中要选一个木字偏傍字了。但是这个「清」字，是当时的国号（大清国），底下不可乱加什么字，於是题了「清柱」两字。我们这位姻伯，是不是祝颂我将来成为皇家栋梁的意思，总之是出於他的好意是无可疑的。所以我自从上学起一直到进学止，一直用了这个名字，从来没有更易。

到了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我看看新书，渐渐有了一点新思想，又发生了一种民族意议，感觉得现在统治我们的一个异族，而种族革命的呼声，又在呼唤我们的青年。我那时就感到我这「清柱」两字的名字不妥当，朋友们问起这两字有何意义，是否真要做皇家栋梁？令我惭愧，於是我便毅然决然的自己改名了。

在从前，已入学的人，要改换他的学名，也有点小麻烦，而在学署里也要花些手续费，这是为乡试会试起见。我可不管这一套，便自行主张改了。我读「论语」，有两句道：「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我觉得这「毅」字可用。因为我自己觉得对於求学处事，都缺少毅力，用这个毅字为自己警惕之意。起初我想改单名，大家说不好，因为我上有一姊，排行第二，而苏州人的土音，二与毅声相同，例同张三李四之类。於是又想改为「君毅」两字，但君字用於号者多，用於名者少，觉得君字不及公字大方，而且我们祖先有位包孝肃，是妇孺皆知，大家都称之为包公的，因此也就用了这个「公」字，定名为公毅。

当时的名片，并不流行那种外国式的、雪白的、像云片糕似的小名片，而是大红纸的大名片。因为那时，红是吉祥的颜色，白色是忌讳的。那种名片上的字，常常请名人名书家写的。我改名以後，就请我的谱弟戴梦鹤，写了一个是魏碑的，到後来，也曾经由几位名人写过，记得请张季直写过一个，请章太炎写过一个，木刻都精工。最後还请狄平子写了一个，他做了锌版送我，那时已经不大流行老式名片了。後来老式名片渐行废弃，我这些名片木戳，都不知丢往那里去了。

谈起名片，颇有许多趣事可述：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曾有集藏名人名片之癖。先集状元的名片，现代人如洪钧、陆润庠、翁同和等，我都有了，先代的也觅得两三张（张謇那时尚未中状元），至於榜眼、探花，苏州就可抓一把（我还有张之洞的名片），翰林更不必说了，总共也收集到近百张呢。这个东西，後来我迁居上海，一古脑儿送给一位朋友了。

再说：当时的风气，凡是一位新进士、新翰林，初中式时，出来拜客的名片特别大，本来七寸的名片，放大至近尺。而名片上的名字，则亦顶天立地，费念慈这个「费」字，足有两寸多。到後来，慢慢缩小，到授职编检，已缩小许多，至出任疆吏，就和寻常一样了。但有一可笑的事，苏州的妓女，也用大名片，竟与此辈太史公看齐。我们坐花船，吃花酒，召妓侑觞，她们照例送来名片一张，请爷们到她那里坐地。这个风气，最先也曾传到上海，我曾得到林黛玉的大名片一张，简直与那班新翰林者无二。

最坏者藉名片为招摇、需求、欺骗、威胁之用。就小事而言，苏州有各处私家花园，虽然开放，亦收门票，但只要某绅士一张名片，可以通行无阻。或介绍一个佣仆，或为亲友说情等等，这名片亦有用。大之则所谓不肖子弟，仗其父兄势力，用彼父兄的名片。招摇撞骗，向人欺诈。那些结交官场的恶地主，动不动说：「拿我片子，送官究办。」以威吓乡下人，这名片的为害烈矣。

我的话不免又支蔓了，我将叙入正文：有名必有号，自古以来，中国上、中阶级的通例。至於下也者，不但无号，抑且无名，就以阿大阿二、阿三阿四叫下去了。我在十五岁以前，是并没有号的，还有，一个人题他的号时，总与他的名有关联，古今人都是如此。但我若题号时，必与原来的柱字上着想，又是什魔栋臣、梁臣之类。可是我的号，并未与名有联关，这个号，倒是我祖母提出的。其时中国有一种风气，往往在他号中，有他祖父号中的一字，而加以一「孙」字。譬如他的祖父的号是云伯，云甫之类，他的孙子，便可以取号为云孙。为了我的题号，祖母笑着说：「他的祖父号朗甫，就取号为朗孙吧。」祖母不过因为怀念祖父，随便说说，并不是要决定如此。但後来没有另取一个号，我就把祖母所说的朗孙二字，随便用用，不知不觉，便成为我固定的号了。

中国人的命名，於他们的宗族，是大有关系的，如用名字排辈行，不容紊乱。兄弟间则以伯仲叔季为次序，古来就是如此，传至於今，仍复如此。除以承继其祖取号者，亦有承继其父取号，譬如父号云伯、云甫者，其子号少云，幼云者，不计其数。这是宗法社会，不独中国，外国亦有此风，不过他们的姓名，很多鲁苏，不及我们的简捷耳。

我的小名叫德宝，现在已经无人知道了，这也是，祖母所题的名字。当时我祖母及父亲、母亲并其他尊长，都呼我以此名。平辈中长於我的呼德弟、宝弟，幼於我者呼德哥、宝哥，佣人们呼我为德宝官（苏俗：对儿童的尊称，不论男女，都呼曰官），稍长，即呼为德少爷、宝少爷，但宝少爷三字较顺口，在我十二三岁时，凡我的女性的长辈，都以此宝少爷三字呼我。我记得读「易经」时，有两句道：「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我便写下来，做了我小名的嵌字联。

这年「天笑」两字的成为笔名，也是出於随意的，到了後来，竟有许多朋友，不知我的原来名号，只知道是天笑了。最先用这个名字时，还是在译「迦因小传」时，用了这个笔名叫做「吴门天笑生」，在那时的观念，以为写小说是不宜用正名的，以前中国人写小说，也是用笔名的多，甚而大家不知道他的真姓名是谁，要探索好久，方才知道的（其时同译的杨紫驎，他的笔名是蟠溪子）。

有人问我：这「天笑」两字，有何意义？实在说：并没有什么意义，不过随便取了这个字罢了。我当时还有许多笔名，不过这只是许多笔名中之一而已。只记得子书上有一句「电为天笑」，那是好像一句非科学的哲人的话，而诗人又常常引用它。要是从前人的诗句上，我也可以找得出这两字可以联合的，最先如杜工部的诗中，有两句道：「每蒙天一笑，复似物皆春。」近人如龚定庵诗句中，有「屋瓦自惊天自笑」的句子，谭嗣同也有「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句子。我只是腹俭，徜真要检寻，古人诗中，关於此两字的，恐怕还多。但这也不过牵连附会而已，实在说来，都与我这笔名无何关系。

我最初用的是「吴门天笑生」，共有五个字，後来筒笔一些了，只用「天笑生」署名，仅有三个字。再到了後来，便只署「天笑」二字，及至後来到了上海的时报馆，常常与陈冷血两人写极短的时评，他署一个「冷」字，我署一个「笑」字，这是从「吴门天笑生」的五个字，缩而成为只署「笑」的一个字了。

当时我有不少的笔名，後来都放弃，这也是文人积习，自古已然。我还记得我有一个别号，唤做「包山」，我自己姓包，而又叫做包山，这不成为包包山了吗？但古人早有其例，如大家所知道的文文山等，我也算是仿古。以包山为号的，古人中有位陆包山，他是著名的画家，但不姓包。包山并不是没有这个山的，属於苏州的太湖中洞庭东西两山，那个西山，就是名为包山的，因为它是包於太湖中间的意思。我用包山两字作别号，在结婚那年为最多。因为我这位新婚夫人，她虽然原籍是溧阳，但是生长的地址则在洞庭山。有一位画家任君，还为画了一幅「包山双隐图」，而我的谱弟，为我写了一个木刻封面「包山书简」，是北魏体的。

我的笔名之多，连自己也记不起来了，什么轩馆缕阁之名，恐怕也都用到。只有两个，到老还是用着，一个叫做「秋星阁」，一个叫做「钏影楼」。有时写点笔记之类，常是写着「秋星阁笔记」，或是「钏影楼笔记」，有时我高兴写日记起来，也是写着「钏影楼日记」的。

⊙钏影楼

秋星阁与钏影楼，两个笔名，我是常用的。秋星阁这个名儿，我曾经用了在上海开过小书店，现在且不必去说它。至於钏影楼这个名儿。我用得最多，有好几方图章，都是刻着钏影楼的。人家觉得这钏影楼三字，未免有点脂粉气，好像是个应该属於女性所使用的。又怀疑着这钏影楼三字，好像是个香艳的名词，有没有我的什么罗曼史在里面？其实这钏影楼的名词，我不过纪念我母亲的一段盛德的事实罢了。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那一天，是旧历的大除夕了，那时我父亲从事商业，境况比较地还好。我们是习惯地在大除夕夜里吃年夜饭的。那时的吃年夜饭，并不像现时所流行的邀集亲朋，来往酬酢，因为各人自己也要回到家里吃年夜饭，只是家人团聚，成了一个合家欢。像苏州那些大家庭、大家族，到那一天，妇女孩子聚在一起，常常有数十人、百余人，不为奇。但我家吃年夜饭，只有六个人，便是祖母、父亲、母亲、我们姊弟二人，以及长住在我家里的那位顾氏表姊。

吃年夜饭已经在夜里十点多钟了，为的是在吃年夜饭之前，先要祀先，这便是陆放翁所谓家祭。苏州人家，对於家祭极隆重，一年有六次，如清明、端午、中元、下元、冬至、除夕，而除夕更为隆重。

而且也要必须等父亲从店里回来以後，然後设祭。大除夕这一天，无论那一家商号，都是最忙的一天。及至我父亲结好了账，从店里回来，已经要九十点钟了。吃年夜饭，照例要暖锅，装得满满的，还有许多冷盆，喝着一点儿酒，大家说说笑笑，吃完的时候，已经将近十二点钟了。虽然大除夕的夜里，人家有通宵不睡的，但是我们小孩子是要瞌睡了。

母亲在大除夕的夜里，每年常是不睡的，到深夜以後，还有什么封井（苏州人家每个宅子里都有井，除夕要封井，至初五方开）、接灶（送了灶君上天後，要於除夕夜里接他回来）、挂喜神（祖先的遗容，新年里要悬挂起来，有人来拜年，还要拜喜容）、装果盘（自己房里点守岁烛，供果盘，还用以待客）等等的事。除此以外，还要端正我们两个小孩明天元旦穿新衣服。父亲也还没有睡，他在算算家庭和个人的私账，一年到底用多少钱。

其时已经元旦的凌晨两点钟了，忽听得叩门声甚急，是什么人来呀？本来大除夕的一夜，讨账的人在路上络绎不绝，甚至於天已大明了，只要讨账的人手提一只灯笼，依旧可以向你追讨，一到认明是元旦，只可说恭喜了。但是我们家里的账，早数天都已清还，并不欠人家的账呀！

开门看时，原来是我父亲的一位旧友孙宝楚先生，形色仓黄，精神惨沮，奸像很急的样子。问其所以，他摇头太息，说是活不下去了。因为他亏空了店里一笔款子，大约四五百元。这四五百元，在从前是一笔不小的款子呢，这位孙先生，又不是一个高级职员，他一年的薪水，至多也不过百余元而已。这种钱庄上的规矩，夥友们支空了款子，到了年底，都要清还，如果不能清还，明年就停歇生意了。

但是大除夕，是一年最後的一天，孙君还不能归还这笔款子。即使借贷典质，也仅能筹到百余元。假如明年停歇了生意，一家老小，靠什么生活，况且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呢。而且苏州的钱庄是通帮的，你为了用空了钱而停歇出来的，还有那一家再肯用你呢？那末到此地步，只有死路一条了。

他这一次来，当然是求助於我父亲了。不过，他怎样的会拉下这许多亏空的呢？全部是「做露水」（钱业中的卖空买空投机事业）蚀去了的。因为他是个中等职员，薪水微薄，不够瞻家，於是想弄点外快。不想这「做露水」的事，就像赌博一样，赢了想再赢，输了想翻本，就不免愈陷愈深了。

本来那种迹近赌博而输去了钱的人，有人目为那是自作自受，不大肯加以援助。但父亲和他是老友，且一向知道他为人诚实，可是到此也爱莫能助呢。父亲当时向他说道：「你若早两天来，还有法子可想，怎样直到这个时候才来呢？」原来父亲已经结束好了账，也没有宽裕，只不过留着几十块钱，以供新年之用。在新年里，所有金融机关都停滞，一直要过元宵节（俗名灯节）方可调动款子呢。

那末，即使我家中所留存的数十块钱，都给了他，也无济於事，而我们新年里没有钱用，倒也不去管它。如果立即拒绝了孙君吧？人家正在危难之中，不加援手，也觉得於心不忍。父亲正在为难之间，母亲却招了父亲到房里来，说道：「我看这位孙先生的面容不对，如果今夜这个年关不能过去，恐有性命之忧，他不是说过只有死路一条吗？」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父亲鼓着眉头道：「我现在手头没有四五百元，可以接济他呀！假如他早两天来，甚而至於在大除夕的白天来，我还可以给他在朋友中想办法，现在已是大年夜的半夜里了，教我到那里去给他借钱呢？」母亲踌躇道：「你问问孙先生，如果不是现款，也可以的吗？」父亲道：「不是现款是什么呢？难道半夜三更，还可以拿房契田单，寻人去抵押吗？」母亲道：「何必要房契田单呢？况且我们也没有这种东西呢。」父亲道：「那末你说是什么呢？」母亲道：「难道金饰也不可以吗？」

父亲熟视母亲道：「你的意思，愿意把你的金饰，救助孙某吗？」母亲道：「救人之急，我很愿意的，你快去问孙君吧！」父亲道：「明天是个元旦呀，大家都要穿戴，而你却没有，这如何使得？」母亲笑道：「这有什么关系？即使我有了，不戴出来，也由得我呀！况且那副绞丝镯头沉甸甸的，我真懒的戴它呢。至於老太太问起来，我会告诉她，她也是慈善而明白的人，她决不会责备我的。」

父亲很高兴，拥着母亲道：「你真是好人！你真是好人！」他便奔出去，告诉了孙宝楚，孙感激得眼泪只管流下。及至我母亲走出去时，孙君便要向母亲磕头，母亲急急避去。母亲所有的金饰，份量最重者，便是那一对金绞丝手镯，每只差不多有二两重，此外还有一只名为「一根葱」较小的，此外还有金戒指，此外还有我们孩子们金锁片、小手镯等。母亲向父亲道：「救人须救彻，请孙君尽量取去就是了。」

据估计当时的金价，除了最重的一对绞丝镯之外，再加几件零件，还有孙君自己借贷典质的钱，也可以张罗过去了。那时中国还没有钞票，要是拿三、四百块现洋钱，却是非常笨重的。此刻虽是金饰，丢出去就是钱，这时黄金是非常吃香的，最硬的东西，总而言之，孙君明年的饭碗是保牢了。

孙君临行时，向我母亲说道：「大嫂！你是救了我一条性命。」他说时，在衣袋里取出了一只圆型牛角盒子来。里面是什么呢，却是满贮了生鸦片烟膏。他说：「我到此地来，是最後一个希望了，如果这里没有希望，我觉得无颜见人，借此三钱生鸦片烟毕命了。」因为孙君平素是不吸鸦片烟的人，他藏了这生鸦片烟在身边，真是企图自杀的意思呀。

到了年初三，孙君到我们家里来拜年，他神气很高兴，因为生意到底连下去了。趁着拜年，他真的向我母亲叩一个头，母亲便忙不迭的还礼。我们还请他吃饭，父亲陪他喝一点酒，在席间，母亲便劝他：「孙先生，这些近於赌博的露水做不得了。」孙君说：「吃了这一次苦头，几乎把性命丢掉，幸而有大嫂相救，假如再要做那种卖空买空的勾当，不要说对不起大嫂，也对不起自己呀。」

关於这金钏的事，孙君後来渐渐把这笔款子拔还，也需要一年多光景。母亲除了兑还孩子们的金饰外，从新去兑了一对比较轻的手镯。到了後来，我们的家况日落，父亲没有职业的时候，她还是把它兑去了，以济家用，以供我读书之需。我想起了这个故事，我并不痛心，我只赞礼我母亲慷慨好义，慈善救人，是一个寻常女人所不肯。她是不曾读过书的，识字也有限，而却有这仁厚博大的心肠，我们如何不纪念她。

这便是我题这钏影楼的典故。

作者：六者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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