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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人民日报》通讯: 触目惊心发人深省——大贪污犯王守信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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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人民日报》通讯: 触目惊心发人深省——大贪污犯王守信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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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人民日报》通讯: 触目惊心发人深省——大贪污犯王守信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神通？ (241 reads)      时间: 2005-12-24 周六, 下午10:29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用《人民日报》通讯反驳马悲鸣对刘宾雁“刀笔杀人”的诬蔑

请注意，该文于1979年8月1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文中对王的犯罪事实的揭露、对王的定性，都要早于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发表于1979年9月《人民文学》），任何对当时中国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被《人民日报》定性为贪污了50余万人民币（当时普通职员月薪数十元）的大贪污犯，必死无疑。刘到下一个月才发表的《人妖之间》，对王被判死刑，没有什么影响。另外，从文中也可以看出，王的罪状也不是私设小金库本身，因为金库藏币九十三万，王集团的贪污金额仅五十余万，是她们占为己有的部分。所以王案根本不是什么冤案。从文中可以看出，王的赚钱手段，主要是煤“加价”，即将国家调拨平价煤以高价卖出，但是开两张发票，平价部分入帐，加价部分不入帐，这和后来愈演愈烈的利用价格双轨牟利的腐败行为别无二致，和市场经济情况下的正常盈利毫无相同点。

刘先生的《人妖之间》，对王的犯罪事实和定性，并没有超出这篇《人民日报》通讯所记述的范围。说王案是冤案，说刘先生刀笔导致王被判死刑，都是别有用心的谰言。而马先生为何如此不顾事实给刚去世的刘先生罗织这样的罪名，原因难道竟如马先生的自供所述：

“我之所以掉转枪头反攻民运，是且仅是一个原因∶就在我扫荡土八路的同时，背后遭到郑义射来的冷箭。”

难道刘宾雁先生不幸身属民运，更不幸的是郑义夫妇与刘先生过从甚密，并且在刘先生的治丧活动中出力甚多，在辞世之后，就该遭此污蔑？希望这些都是我胡乱揣测，希望马先生不至于堕落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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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通讯
触目惊心发人深省——大贪污犯王守信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神通？
姜照远;艾丰;品端
(1979.08.16)

四月二十三日，本报曾刊登黑龙江省破获一起重大贪污集团案件的消息。人们对吞噬社会主义财富的蛀虫充满了愤恨，同时也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象王守信这样的坏人，是怎样混进共产党的？王守信一伙为什么能够贪污多达五十三万多元的巨款？为什么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内，他们可以在省、地、县一些机关通行无阻，还被评为“先进单位”、“先进人物”？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到案件发生地宾县以及省、地有关部门采访。

“造反”起家的政治暴发户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王守信这个人称“小白鞋”的旧社会的放荡女人、宾县煤建公司（后改名燃料公司）常泡病号的收款员，一反常态，跳将出来，组织了一个只有两个人的“捣黑窝战斗队”，积极“造反”。她得到当时握有实权的县革委第一副主任的赏识和支持，压垮了“对立面”，夺了权。她煽动一些人揪斗煤建公司领导干部，把他们赶到农村劳动；她捏造罪名，制造假案，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关押了七十九天。于是，这个善于钻营的家伙，一跃成为全县“响当当”的“造反派”。“造反”就要当官！“造反”就要入党！这是王守信的目的。她揪斗煤建公司党支部书记时说得明白：“你是个什么东西？我要求入党十年了，你不发展，我早够条件了！”

果然，没过多久，经那位赏识王守信的县领导干部提名，王守信被任命为县商业系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紧接着，这位领导干部又对商业革委会党的核心组组长说：“王守信的组织问题，你们要帮助她。”授意发展她入党。但是，王守信不光彩的“老底儿”，使她在党员大会上没有得到通过。于是，这位领导干部又在县直机关干部大会上批评：现在有的支部不纳新“响当当”的“造反派”，纳新“老好人”！施加压力的结果，使得人们今天在王守信的档案里发现了这样的奇怪现象：县革命委员会宣布，从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九日起，撤销商业革委会。但是九月二十日，这个已被撤销的单位，居然召开党支部大会，通过了王守信入党。十月四日，由这位领导干部主持的会议上，居然根据已撤销的支部做出的决议和盖着已作废的公章的材料，批准了王守信入党！

王守信拿到了“党票”，很快成为县燃料公司的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集党政权力于一身，一下子成了政治上的“暴发户”。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她用同样的办法把她所需要的人拉进党内。几年来，经她一手把持，发展了十二名党员，其中已批准的十名，占燃料公司现有十七名党员的将近百分之六十。这十名中间，七人根本没有经过党支部大会讨论就入了党，支部决议是伪造的；三人是带着严重问题混入党内的。

王守信贪污集团的主犯——白石营业部主任马占清，是个吃、喝、嫖、赌、贪“五毒俱全”的坏家伙，自称“白石山寨主”。一九七二年九月，王守信召开支部会，让大家“讨论”马占清入党的问题。有个党员刚刚提出一点不同意见，王守信便把脸一沉，大声训斥说：“咱们的党员都象马占清，我还知足了呢！”于是不经表决，强行通过。材料上报时，马占清的家庭、社会关系都还没有调查。等到一年半后马占清被批准入党的时候，他早已是个罪行累累的贪污犯了！

再看看王守信亲属入党的情况吧：大儿子原是小学教师，文化大革命中借帮派势力提为公社副主任，入了党。入党不久，就因强奸女青年未遂受撤职处分。二儿子在县五七干校临时学习了三个月，他乘机伪装积极，通过“走后门”，入了党。王守信的一个妹妹入党，更令人啼笑皆非。白石粮库党支部讨论她入党时，本人还没写过申请书！在上报材料时，为了表明此人早就“要求进步”，特意叫她爱人伪造了三份入党申请书，分别注明的时间是：“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今天，人们发现了他们“巧妙”手法中的一个小小的“疏忽”：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五年的申请，竟然写在一九七六年印刷的稿纸上！

文化大革命中，王守信一家六口，除她的丈夫原是党员外，就有她本人、大儿子、大儿媳、二儿子四人入党，若加上她的弟弟妹妹，就是六人入党。群众说她是“全家造反，全家当官，全家入党”。

帮派统治的“独立王国”
群众气愤地把宾县燃料公司叫做“王记公司”。的确，王守信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按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王法”，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

王守信控制的燃料公司党支部，什么党内民主、党内正常生活，什么集体领导、党员作用，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在王守信当支部书记期间，只开过一次党内“民主生活会”，发动大家批评一个党员。因为这个党员在布置环境时贴了几条标语，王守信怀疑其中一条是针对她的。

六十多岁的车库保管员只对王守信分派的额外“任务”分辩了几句，就遭到她一通大骂，接着从光荣榜上把这位县商业系统先进生产者的名字撤下来。她气还未出，竟追到另一间办公室，动手打了这位老职工！

王守信布置工作，别人不能批评，甚至建议也不行。“长个屁股就要当家？领导派的是我，不是你们！”这是她的口头禅。她坐车出去送礼，职工不许问、不许看。不然，就是一顿臭骂：“扒着狗眼，专门盯着领导！”

对专横跋扈的王守信，群众早就进行了斗争。一九七五年春天，正是王守信大肆贪污的时候，有人给领导部门写信检举她贪污万元巨款。有人违反党纪国法，把这个消息泄露给她，她立即用两瓶酒把那封检举信“换”到手里，打着冠冕堂皇的招牌，组织全体职工参加学习班，规定每人必须写出心得，以便她暗中核对字体。在长达几个月的追查中，有的职工被罚站，有的职工被“隔离”，有的职工被批斗、搜家。有的职工连爱人也被拉来陪斗！因此事而被排挤出去的职工达十人之多！此后，王守信下令：所有职工星期日一律不许休息，“免得搞阴谋诡计！”任何人不许在办公室交头接耳。

王守信知道，光“硬”的不行，必须软硬兼施。她经常用小恩小惠拉拢腐蚀干部和工人：给困难补助，给盖新房，发给皮大衣，婚丧嫁娶送礼、送钱；她还常常把她准备拉拢的职工叫到一边，悄悄塞给几十块钱：“这是我给你的补助，拿去吧，可别对别人说呀！”就是被她排挤走的人，临走也要给点“好处”。这样，就使一些觉悟不高的干部和工人对她感恩戴德，服服帖帖按她的旨意办事。几年来，她把对自己有“威胁”的人调开，把同伙、亲信安插在公司的各个关键岗位。这个五十多人的单位，先后被她排挤出去十五人，调进二十二人。调进的这些人中，有十四人是她的亲属和省、地、县“关系单位”领导干部的子女。一个以她为“奴隶主”的帮派控制了整个公司。王守信到白石营业部，只消伸出四
个手指头，她的同伙立即从黑金库中取出四万元现款，装进她的提包而不问用场！

王守信的“独立王国”所以能够存在，因为它并非“孤立王国”。在林彪、“四人帮”以帮代党、以帮乱党的路线影响下，宾县地区帮派势力也曾相当不小。同王守信一样造反起家的一些人，控制了县里一些重要部门的实权。他们得了王守信的好处，就同她彼此串通、互相利用。县财政科一位副科长不顾财经纪律，在财政科的帐上，给王守信立了个黑户头。王守信请客送礼需要细粮和饲料，县粮食局一位副局长就违反党的政策给她“批”，自己也从中捞一把。王守信需要安插私人、扩大势力，县劳动科就有人给她搞空转空调。王守信成车成车地拉一、二类物资送礼，县工商科就有人给她开运输证明。县农办一位负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挨过王守信一伙的“整”，后来看到王守信的势头硬，在经济上有油水，也“贴”将过来。

“人情”为饵的新剥削分子

宾县人说王守信“神通广大”：别人搞不来那么多的煤，她能搞；别人要不来汽车，她能要；她能够让别人的儿媳妇更名改姓冒充女儿“顶班”；她可以通过“活动”随意给人长工资……。

她的“神通”何来？主要是利用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而泛滥起来的请客、送礼、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王守信象苍蝇逐臭一样敏感，知道“现在时兴这个”。她的算盘是：你以权谋私吗？好，我就投你所好，为我所用。松花江的鲤鱼是送礼佳品，她叫公司添置了两张大网，派人捕鱼，以便以鱼“钓鱼”。猪肉、蔬菜、瓜果等农副产品，是送礼请客的好东西，她以改善职工生活的名义，非法占用二百二十亩农田作为“生产基地”，把相当一部分产品拿去“喂”那些她要用的人。一些干部的子女上山下乡往上调的问题不好解决，她就搞了一个“知识青年点”，做招工、招生、参军的“跳板”，在这些人还没有“跳”走之前，不上工也可以照拿数目不小的“工资”。她就用这种办法“抓住儿子，牵住老子”。

请看送礼的规模吧：王守信的二儿子说：“每逢过节，光我骑车送礼的名单就有七十人。”王守信说：“每逢大节，光送礼的酒，没有几十箱（每箱二十四瓶）下不来！”据不完全统计，自一九七二年以来，王守信一伙请客送礼的金额达六万多元。各种物资有：酒八千四百多瓶，烟三千八百多盒，肉八千七百多斤，生猪五十九头，鱼八千九百多斤，鸡蛋一千多斤，粮食六万多斤，饲料九万多斤……。如此大量“物资”从小小的宾县燃料公司源源发出，就象一张一张捕鱼的网、一个一个钓鱼的钩，向着被她选中的那些部门和干部撒出去，而得意地坐在松花江畔总揽纲绳、手执渔杆的，正是那个犯罪分子王守信。

再看看几个落“网”上“钩”者的情况吧：

一九七三年下半年的一天，王守信找省燃料公司副经理高玉斌，打算“蘑菇”两辆汽车。高玉斌毫不掩饰地说：“你以为要车那么容易？得托人、挖门子、请客、送礼！我这次出去调车花了不少钱，公家又不给报销。”（实际是开白条报销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王守信立即看透这是个“吃主”，赶忙说：“没关系，弄车花的钱，你们报不了，我们报。”王守信回县以后，很快让她的“副手”把一千元装在信封内，带进城，送给高玉斌。于是，经高批准，将省公司的两辆汽车批给王守信。就这样，前后七次，光高玉斌自己承认的受贿款就有一千八百多元。几年来，经高玉斌批准，共拨给宾县燃料公司六辆汽车，一台加油器；还挤掉别县的指标，多批给宾县二千六百吨煤。

一九七四年底，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当时是县纪律检查员）杨振清正缺钱用。王守信主动找上门，借给他一百元。他平时买煤、拉柴需用汽车，王守信“慷慨”地给了不少方便。就凭这份“人情”，当一九七五年春天，有人写信检举王守信贪污问题时，这封信落到了杨振清的手里，他不仅没有按信追查，反而把信交给王守信，并向她交底：“信到我这儿也就算完了。”结果，一封对贪污犯的检举信，招来了坏人的一场镇压。

松花江地委有一名政工科长和一名政工干事，同王守信的大儿子刘志民是“酒肉朋友”。刘为了调到省里工作，以“借”和“给”的名义，给他俩一人三百八十元，一人五百元，他们竟然把刘志民受处分的材料从档案里偷出来！

“人情大于王法”的歪风所以能够被王守信用来兴妖作怪，除了林彪、“四人帮”的煽动以外，出同某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个人主义思想分不开的。他们“一想自己二想家，三想孩子干点啥”，如果谁为此送来人情，那当然是被看得很重的。省经委有位副秘书长同王守信关系密切，互相利用。他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在王守信的“知青点”，王守信把在哈市买的房屋腾出一间，借给他的女儿婚后居住。逢年过节，他常常和爱人一起坐着汽车到宾县去看“王老太太”。一九七八年春天，王守信借口“看病”，公费“飞”往广州、上海游山玩水，这位副秘书长又给张罗买飞机票，又给联系高级宾馆，还让儿子陪同前往。王守信上飞机那天，居然有以这位副秘书长为首的好几位省、地部门领导干部携同家属
到机场送行。这位副秘书长对王守信所需的木料、玻璃、化肥、汽车、煤炭等物资，总是大笔一挥，有求必应。直到工作队进入宾县燃料公司以后，这位省里的“大干部”还去看望王守信。

善于伪装的大贪污犯

据查证，王守信一伙从一九七二年以来，仅用煤“加价”这种办法就非法骗取了一百二十九万元的巨款，除上缴一小部分掩人耳目外，扣留了九十三万元，藏在黑金库，供自己支配。她们从这笔款项中，共贪污五十三万六千余元。其中首犯王守信贪污五十万零三千九百七十元。王贪污大量钱财，购置了多种高级消费品。破案后，除收缴了四十一万多元赃款外，还从她家清查出价值四万余元的赃物。计有：电视机三台，电唱机、电风扇、录音机各一台，收音机十一台，照相机两台，缝纫机六台，自行车五辆，手表十八块，鸭绒被二十三床，毛毯四十六床，各种皮大衣二十二件，狐狸皮筒三十八张，各种皮鞋六十多双，各种名酒六百零九瓶，高级香烟一千五百五十盒，等等。

王守信这个大贪污犯，平时装出一副“艰苦朴素”的模样：身穿大襟旧棉袄，围着褪了色的围巾，脚穿打补钉的棉胶鞋，用纸卷旱烟吸，她把燃料公司的经营管理搞得混乱不堪，却又大修门面，大搞基建，给人一个“确实在搞一番事业”的印象。她借本公司职工参加装卸煤的由头，从中提取“装卸费”，或用以收买职工，或请客送礼，或从中贪污，但向上级却宣扬这是“革命化”措施。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兢兢业业”、“辛辛苦苦”的管家人形象，她上下班经常早来晚走，还亲自同职工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甚至在节假日替看门人顶班。正是由于这些假象，加上我们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致使王守信一伙打着“先进”的招牌，长期逍遥法外。县主管部门和县革委会某些领导同志，过去认为“王老太太”很泼辣，很能干，全县烧煤全靠她，知道她送礼拉关系，也没制止。县里缺化肥，还派她出去跑。听到群众对他们一伙有反映，也只当作一般的“不正之风”，没有认真追查。

狐狸尾巴要永远藏起来是不可能的。随着“四人帮”的垮台，群众解除了精神枷锁，他们敢于揪住狐狸尾巴，寻根究底，终于使王守信一伙落入了党和人民的法网！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的生活》记者姜照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生艾丰
本报记者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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