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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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5/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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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广东农民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灾难的小小序幕
按： 1959年7月26日，庐山会议上印发毛泽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中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7月31日，毛泽东在辽宁省委的报告上批语：“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会议结束之前毛泽东又写道：“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
8月10日，毛泽东在关于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之事的报告上作了极为严厉的批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步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
庐山会议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全国有三百几十万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9年11月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整风整党工作计划》:
在党和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觉悟不高，对当前形势缺乏正确认识，对人民公社、大跃进存在模糊认识。特别是在部分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大办钢铁，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挑拨工农关系，恶毒诬蔑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千方百计地把人民公社搞垮，把公共食堂搞垮，阻挠和破坏大跃进。很显然，他们所坚持的是一条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1959.11.5）
1959年
[中共凤阳县委《赵从华的反党罪恶材料》（赵从华，1942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1954年任凤阳县委书记处书记，1958年兼任县长）摘录：]
一、反对人民公社:
1、他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办快了，中央未搞试点。他说:“办人民公社，中央应当先办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这样就不会出这么多问题”。
2、反对集体所有制，主张包产到户宣扬单干的优越性。主张把小队的地分给社员自由耕种，并进行试验。
3、勒令解散食堂，他打电话批评殷涧乡党委书记:“你们乡食堂为什么散得这么慢?就是你们干部思想有问题”，又说:“不想退食堂，一是想多吃，二是想贪污，三是想搞鬼”，表扬食堂散得快的。
4、到处搜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点滴缺点加以扩大宣扬，并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冲击人民公社。
二、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大办钢铁…… （1959.10.30）
1959年3月
［县委四级干部扩大会议］肯定了大丰收，这就充分显示了去年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充分显示了总路线的伟大胜利。使怀疑派、算帐派找不到借口，使阶级敌人无空子可钻。（1959.3.8）
1960年
去年春节时，福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潘康同志，回到家乡小溪河公社新华大队，看到人口大量死亡，他家里也死掉多人，到公社又见以缪坚为首的公社干部大吃大喝，极为不满，与缪坚进行了一次争吵。潘回部队后，缪坚等发动大队、小队干部连去三封检举信，说潘康“思想右倾”“立场不稳”，回家“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使潘康同志在部队遭受斗争。当部队第一次派人来凤阳了解情况时，小溪河公社党委还以欺骗手段，供给假材料，继续掩盖真象，使潘康又遭受第二次斗争。在潘再次要求领导到凤阳调查时，虽弄清了真相，但县里还多方寻找死人原因。（1961.2.1，⑴ * ）
1959-1960年
整风运动自1959年10月开始，于今年3月全面胜利结束。
反右整风运动首先在县直机关、中等以上学校、县管以上厂矿进行。然后，逐步推广到公社、社直机关、财贸基层单位、小学、城镇居民、工商界、中等以上的学生中。
整风运动的收获:
1、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保卫了三面红旗，保卫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使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阶级教育，分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
2、反透了右倾，鼓足了干劲，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大跃进。
3、反透了右倾，树立了敢想、敢做、敢为的社会主义风格。
4、克服了右倾思想，转变了工作作风。 （1960.3.20）
金辉曰： 我们的记忆往往并不准确。对于那个年代，人们大都记住了忘我投入的献身狂热，而忘记了创造和维系这种狂热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一系列的政治高压和思想强制。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任何独立思考都成了大逆不道。被全面剥夺之后的中国人，于是没有了思想，只剩下“党性”；没有了良知，只剩下欲望。人于是形同行尸走肉。而行尸走肉的行为，也就不是用人的理性所能理解的了。记住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下面材料中所叙述的一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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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文末注⑴者，均出自：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后兼任凤阳县委第一书记）《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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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风 ── 一平二调，扒房并庄，砸锅砍树，
鸡犬不宁，社员“无家可归，痛哭流涕”
按：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各省参加会议的人，回去还传达了毛泽东在非正式场合讲的一些话：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全国就是一个大公社；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东西调不出来，要点强迫命令，等等。
1958年10月28日，山东范县召开万人大会，县委书记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亩产两万斤粮食，“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1月6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紧嘛，三年不成，顺延也可以嘛。”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
1958-1960年
地委并报省委:
11月19日我们组成一个59人的工作队，由陈振亚同志率领，到小溪河公社进行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的试点工作。20日召开了公社、大队、小队、小组四级干部和社员代表大会。从会议揭发的情况来看，这个公社自1958年冬季以来，由于没有认真执行和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因而发生了一些十分严重的问题，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
一、“共产风”刮的特别大，始终没有平息。1958年冬季，初办人民公社时就刮起了一阵共产风。去年春季以来，共产风更是层层挪刮，一级大一级，一阵紧一阵，到今年春季，形成第二次高潮，由上到下，层层共产，相互共产，集体共个人的产，有些人昏头转向，说什么:“人民公社化，不分你我他”。
共产风的范围无所不包，大的有劳力、耕畜、土地、机器，小的有锅、碗、瓢、勺。在高潮时期，少数严重的地区，竟发展到拉牛拖耙、扛犁子、调粮、集中家禽家畜、扣款扒房、并庄，你揩我，我揩你，乱来一通。据九个大队不完全统计，一平二调的财务有:
土地9224亩，机器9台， 农具711件， 劳力2022个，耕畜400头，
烤烟2321担，粮食756 825斤， 资金201 770元，马车 6辆， 木船 1只，
家禽805只， 猪羊991头， 木料5130根， 房屋1054间， 柴草4766担，
果树334棵， 瓜菜419 950斤， 其他车辆49台。
公社为了发展社有经济，就不择手段，大量集中下面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办农场，就占长塘大队最好的地3200亩，社员说:“我们这块肥肉让公社吃掉了”；办畜牧场，就抽调大小牲畜227头；办猪场，不仅赶来大队、小队的种猪、母猪、小猪、肥猪339头，并打了一个电话把长塘大队的先进猪场划规公社；办砂场搞运输，就抽劳力398个，拉来平车33部，马车6辆，船1只，骡马11匹；成立农具厂，就抬大队机器9部。生活困难就乱调粮食336 800斤。需要用钱，就揩大队卖粮卖烟钱182 500元。房子不够住就撵人搬家，侵占民房197间。去年秋季，国家修铁路补偿小溪河大队河路改道费10 398元，被公社全部扣去，造成河未挖，水路不通，每逢中雨，不仅淹没庄稼，还淹得几十户群众搬家。铁路赔偿山河大队社员房屋拆迁费2633元，公社只付给群众105元，其余都被挪用了。以上共折款672 404元，每人平均17.93元。仅长塘一个大队被公社侵占的就有土地3200亩，劳力74个，牛52头，马车1辆，骡马三匹，手车五部，平车四部，木船1只，大小猪336头，烤烟900担，粮食14万斤，民房145间；山河大队三关庙生产队共有12头耕牛，被公社砂场一夜拉走11头。
大队也借口个人服从集体，小集体服从大集体，大揩生产队和群众之油。燃灯大队强行收购社员的洋葱，只给30％的价钱。小溪河、山河、燃灯的社员到信用部提取存款，也要经大队批准，有的社员就气的把存折撕掉。
社员的自留地多次被没收，没收又还，还了又收，收了不种，大部分荒芜。石马大队还把社员私人的南瓜秧拔到队的地里栽，一棵未活。山药、毛芋、生姜是小溪河地区有名的价值高、产量大的土产品，去年今年两年没叫种，拔掉苗不准社员生产。李武大队总支书记郭金山居然规定:“三年内见苗都是犯法”。以至造成全社108个小队429个小组中，就有46个小队、218个小组没有山药，70个小队240个小组没有毛芋，62个小队214个小组没有生姜。…… （1960.11.24，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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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文末注⑵者，均出自《中共凤阳县委向省、地委的报告》，1960年11月24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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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60年
地委:
根据地委指示，我们派一个8人组成的工作组，对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五风”情况进行了调查，现将情况报告于后:
山河大队是由原山林、山河两个高级社合并而成的，现有11个生产小队，土地25 692.7亩，2970人，耕畜341头。解放以来，由于党的领导，产量连年提高，树木成林，牛羊成群，因此有“小江南”之称。
自1958年冬季起，这个大队的共产风就开始刮了起来，不仅始终没有得到纠正，还越刮越大，到去年春天和今年春天达到了最高峰，直到今年秋初，还在陆续地刮着。公社刮，大队刮，小队刮，小组刮，食堂也刮，其中以大队刮得风最大最凶。刮的范围无所不包，大自土地、耕畜、粮食、房屋、农具，小到桌椅板凳、锅碗瓢勺、鸡鸭猪鹅。据统计，公社侵占去的土地有3512亩，耕畜58头，粮食2548斤，房屋120间，大型家具5件。大队刮生产队和社员的耕畜28头，木料119根，劳动日11 471个，资金208元，房屋114间，猪羊93头，家具7件，家具48件，大队调个人的粮食5316斤，大队所在地的任庄子的房子20余间，全被大队占去。
三关庙生产队先后被大队调走了耕牛14头，母猪12头，木料27根，现金60元，劳动力48个，占全队整半劳力总数的30％。由于耕畜少，劳力弱，105亩秧苗只栽了45亩，其余40亩秧老掉了，少栽水稻600亩。今年春种的作物，除20亩谷子收了83斤外，100亩高梁、53亩玉米、23亩棉花，因一次未锄，颗粒无收。
前庙生产队共有土地3296亩，被公社调走320亩，公社各单位占去360亩，修铁路占去240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7％。牛被调走21头，每头牛由原来负担40亩增加到100亩。
生产队、生产小组和食堂的共产风更是一阵紧一阵，需要房子就要社员搬家，没有办公用具和炊具，就刮社员家里的东西，没有草烧，就扒社员的房子，没有菜吃，就没收社员的小园地和提社员家的咸菜坛子，就端社员家的酱豆缸。全大队33个食堂，光是今年春天扒拆社员的房子就有526间，没收了社员的小种粮5316斤。
这个大队刮共产风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五花八门，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在“小集体服从大集体”的借口下，大量集中小队和社员的家畜家禽和生活资料。大队实行了五个“集中”:1、猪集中。去年大队为了办“万头猪场”，集中了小队和社员的猪125头，由于管理不善死掉一大部分，剩下的被大队几个干部分掉了。2、鸡集中。他们规定，每户社员或每个劳力，必须交2只鸡，办“万鸡山”，并规定每户只准养鸡3只，鸡翅膀上标上名字，“无名充公”，违者没收或者斗争。3、鸭子集中。去年秋天，大队在一天早上趁人不备，统一行动，突然出击，从各村各户抓去群众的鸭子350只，搞到山上集中喂养，由于天热缺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死、跑、偷、吃349只，只剩下一只鸭子还被干部偷吃掉。4、厕所集中。他们把社员的私人小厕所全部扒掉，集中起来一个庄子盖一个大厕所，有的离村较近的还能积到一些粪便，有的离庄子远的，半年都没有人去拉屎。5、山芋母子集中。今年春天，各个生产队已经开始育山芋苗了，大队下追命令，把小队已育出的山芋种全部集中到大队育苗，结果很大一部分烂掉，因苗少只栽了919亩，代圩生产队200多人，只栽山芋60亩，其中50亩栽迟了，每亩只收几十斤。
二、强调一切归公，限制社员发展正当的副业和小生产。这个大队的干部，张嘴这样也是资本主义道路，闭嘴那样也是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规定:每户只能喂一头猪、三只鸡，多了就要没收。1958年，全大队共养猪995头，今年仅有138头。大赵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到现在鸡子绝了种；代圩生产队在1958年100多户社员家家有猪，而今年全队只喂了3头糙子猪。
生姜和毛芋是山河大队的特产，群众依靠这两项收入来调济自己的生活，可是今年这里连种也绝掉了。干部的理论是:因为生姜赚钱，社员的钱多了，会发展资本主义。为了防止生姜“长出资本主义”，他们在1958年和1959年两年的秋天大灭生姜，一方面搜社员家里的生姜种，一方面去挖人家的生姜地。全大队仅漏掉了两棵生姜秧，被他们看见后，今年春天也给拔掉了。
社员自留地1959年春天收了一次，今年春天又收了一次。这样收了又还，还了又收，把社员搞得心神不定，无心安种，种后不管，收后不种，大部荒芜，草长半人深，社员讽刺说:“烧锅可方便了，出门就是草。” （1960.11.24，⑹ * ）
金辉曰： 仅剩的两棵生姜秧也要斩草除根，剩下的最后一只鸭子也被他们偷吃掉，这个大队的干部们可谓认真彻底。不仅如此，他们在执行上级指示中还非常富于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把“小江南”搞得地里不长粮，村里无家禽。稍后，这种创造性还有更惊人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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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文末注⑹者，均出自《关于山河大队“五风”情况的调查报告》，1960年11月24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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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59年
全县统计了一笔大账，在小队与小队、小队与大队、大队或小队与公社之间无偿调拨的有现金2 157 365元，粮食3 038 188斤，烟叶3 732 647斤，棉花32 584斤，劳力348 200个，耕畜2391头，农具2486件，肥料1 958 049担，种籽2 858 682斤，禾苗917 704亩，生猪2889头，山芋4 499 648斤，胡萝卜8 727 089斤，草308 000斤。 （1959.3.30）
1958-1960年
县委党群、政法、财贸、工交、农业、文教六个口及所属的基层单位共刮各公社土地8220亩，房子364间，木料39根，耕畜29头，拖拉机1台，车辆1部，苇子500捆，资金2500元。初步统计，全县一平二调的财务就有土地63 399亩，房子111 450间，粮食2 414 000斤，木材32 129根，耕畜1537头，猪羊2767头，家禽5431只，农具6368件，机器8台，木船46只，车辆428部，柴草92万担,瓜菜15万担,资金18.8万元,以上共折款732万元，平均每人27.1元。有的情况相当严重。强占民房，撵人搬家，不搬就把人家的东西往外扔。有的人家被逼得东逃西窜，有的一家大小十几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县委要求，几天之内实现车子化，下边没有木料，只好扒社员的房子，用社员私人的木料，搞房前屋后的树木。共产风把人家的小锅子都刮走了，老年人要求留下一口锅烧开水都不准留，有的干部当社员的面就把锅给砸烂了。
主要归纳为有六不分：1、刮调粮食穷富队不分；2、报酬一样，劳力强弱不分；3、积极劳动与不积极劳动同样吃饭拿工资，生产好坏不分；4、不问大人小孩，吃饭粮标准不分；5、集中社员生产资料不给钱，公私不分；6、包产拉平，土质水利条件不分。
两不高：社员生产情绪不高；干部工作责任心不高。
四不清：收的不清；打的不清；扬的不清；扫的不清。
七不干：人不到齐不干；报酬不一样不干；吃的不一样不干；牲畜农具不一样不干；干部不到不干；轻重活不平均不干；土地远近不一样不干。
十多：粮食糟蹋浪费多；晒饭干、芋头干的多；仓库损耗多；不干活的多；投机取巧的多；私分瞒产的多；农具随便丢失的多；牲畜不注意爱护的多；穷富队闹意见的多；窝工浪费时间的多。（1961.1，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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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文末注⑶者，均出自《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1961年1月。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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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60年
门台公社宏光大队共产风刮得也较普遍。上自公社下至小队，层层都调，大有房层、土地、耕畜、树木，小到锹、镰、锄、杈，还有桌、椅、板凳等，计有百余种，共调金额31 000多元，一直刮到去年秋后还在没收社员的园地上收的菜种和蒜头。甚至规定三四户人家只留一口水缸合用，其余的水缸统统调出作粪缸，全队共调出200多口。（1961.3.14）
1959年
1959年，县委书记赵玉书亲自到府城公社红旗大队布置，把社员的口粮、菜、柴草集中到食堂，掀起了新的共产风。结果有些队不准社员家冒烟，把社员的小铁锅也集中了， “三集中”变成了“四集中”。 （1961）
1960年
小溪河公社扒房并庄的现象也是严重至极，因此曾有7个大队的25个村庄无人居住。石马大队大郢生产队将5个村庄并成1个，男、女、老、少分四处居住。乔山大队31个村庄，今年6月份，总支书记梅树华强迫群众在半天之内并成6个庄子，扒掉房子300多间，党员不干开除党籍，团员不干开除团籍，社员不干不给饭吃。社员无家可归，外流100多人集中以后，有14户40人住在3间通连的房子里，晚上大门上锁，民兵持棍把门，尿尿拉屎都在一起。（1960.11.24，⑵.）
金辉曰：一个大队总支书记以党籍团籍相威胁，半天强行扒掉民房300多间，人们从中看到了他那坚强无比的“党性”，可是他老人家的人性呢?许多参与制造灾难的人过后都以“奉命行事”的借口为自己开脱，就算如此吧，假如人们的“党性”少一点而人性多一点的话，灾难的程度也许会多少减轻一点吧。
1959年
小庄并大庄像跑鬼子反一样，造成田地荒芜，草苗丛生，群众流离失所，大伯子和弟媳妇同住一室，连撒尿都听得到。有的妇女只要一提并庄子的事就哭。（1959.10）
1959年
大通桥大队为了办农场，采取硬性的办法，乘社员下地生产之机，将大通桥东头一个小庄子的社员家的东西全部抛了出来，房屋大队占领。社员无家可归，痛哭流涕。…… （1961.3.3）
金辉曰：短短几行字，包含了多少个家庭的悲惨故事。家里的东西被全部扔出来，转眼之间，他们就成了无家可归者。在祖祖辈辈居住的家的门前，他们却不敢进去，而只能在门外“痛哭流涕”。这些同胞的凄惨境遇，几十年之下仍令人垂泪。
如果说反右倾是对中国人的一次思想剥夺的话，那么共产风则是对中国农民的一次彻底的物质剥夺。通过强制入社，土地、牲畜、大农具等都充了公，农民的生产资料已经被剥夺了；而这一次，农民的生活资料也被剥夺了：从房子到个人财产，从家禽到水缸、饭锅……。“老年人要求留下一口锅烧开水都不准留，有的干部当社员的面就把锅给砸烂了。”这是一个严酷的象征：理论上“当家做主”的人民群众，到这时真正是“一无所有”了。
作者: 光知君 发布日期: 2004-12-06
民以食为天之一 ──大办食堂。控制食物
来源是控制百姓的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
按： 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时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10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提出“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据报道，广东从11月起，已在全省普遍实行“吃饭不要钱”和“一天三餐大米干饭”的制度，广州市实行了“粮食无限量供应”。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三分之一人口对5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
1958-1959年
在生活上实行了集体化。全县已办公共食堂2641个，参加吃饭的86 360户，393 481人，占总人口的97.8％，达到了队队有食堂。其中8个小队，12个食堂，1946户，4313人，实行了吃饭不要钱。（1959.9.25）
1958年
少部分食堂仍然过大，社员吃饭不方便。有的食堂吃一顿饭要花费一个多小时。如黄湾梨园的食堂400户，1600人，有的大半里路吃一顿饭，吃饭时拥挤现象严重。 （1958.）
1958年
食堂规定:凡社员来直系亲属的，事先报告，领取饭证；并且青壮年在第二天、老年在第三天要参加劳动，否则无饭。（1958.11.13）
1959年
思想紧张混乱，许多人对食堂到底有多少粮表示担心，怕不够吃，思想恐慌。食堂会计贾庭立说:“人看没多少粮食了，指望挖潜力，连熬汤也不够!”有的社员说:“我们生产的粮食都被调去，多收了也不够吃，反正是吃大锅饭。”
食堂无制度，秩序混乱，年轻的有力气，吃的快，吃的稠，年老体弱的吃的慢，吃的少，吃的稀，年逾50的徐怀英说：“年轻人吃得快，人家两碗下肚了，我还没摸着碗呢！”（1959）
1958年
门台乡宏光第七生产队，由于队长吕怀璧贪污挪用600多元，还睡懒觉，影响社员积极性，去秋有500多亩花生未收上来，社员说：收上来也是被干部贪污了，收它管什么用!
梨园大队去年按收入每个劳动日可分0.9元，由于53个干部贪污挪用11 000元，只按一个劳动日0.6元分配。社员说:“冬天吃芋头，夏天吃南瓜，省几个钱给干部花。”(1959.5)
1959年3月
这次会议是在省委、地委明确指示粮食问题就是思想问题之后，……同时也是在我县粮食问题上可是暴露出很多问题的时候召开的。在下面出现了一股西北风，较为普遍地叫喊缺粮，许多地方、许多同志把粮食隐藏起来，不安排生活，因而有些食堂发生了问题。（1959.3.8）
1960年3月
全县30个有灾的大队共有799个食堂，103 221人。安排较好的有421个食堂，55 874人，占54.1％，其中口粮标准1斤以上的45 378人，1.2斤以上的10 496人；一般的325个食堂，39 906人，占38.6％，其中口粮标准1.2斤以上的3041人，半斤以上的8975人，半斤以下的701人；安排较差的53个食堂，7441人，占7.3％，标准均在6两左右。（1960.3.17.）
金辉曰：请注意这个时间 ──1960年3月，这正是灾难最严重，凤阳人因饥饿而大量死亡的悲惨时期，而在县政府的材料中连对“有灾”的农民生活的“安排”都竟然是如此之“好”。
1961年1月
武店公社1961年1月16日统计：共有食堂214个，供应10 736户，35 677人，从1961年1-6月，共需粮食3 211 708斤，而1960年底库存粮食627 914斤，仅为需要量的19.55％，计缺粮627 914斤，平均每月需供粮43万多斤。 （1961.1.16）
1960年12月
从1960年12月份，城镇居民每月在24.5斤的口粮标准中，搭配6斤代食品，其余18.5斤供应主粮。可是府城镇粮站在上半个月全部供应主粮（全部是豆饼），下半个月才开始供应代食品（山芋秸粉和山芋秸）。这样，群众上半月主粮吃的多，下半月主粮就很少了。有的到20日以后，就光吃代食品。如安东居委会所属的4个食堂1016人，从12月22日开始，就先后断了主粮，群众只好吃代食品。另外，县委虽然规定群众6斤代食品和18.5斤主粮，但群众吃不到18.5斤。据我们的检查，有不少干部和食堂管理员、炊事员不吃或很少吃代食品，而多吃主粮。这样，群众吃的主粮就相应少了。群众郭金山，光吃了一些天山芋秸粉，由于年龄大消化力弱，七天解不下大便，便死了。（1961.2.23）
金辉曰： 人类驯服动物的最基本的手段，就是通过控制食物使它们学乖听话。对要驯化的动物，人们用食物做奖惩，经过反复刺激，最后形成条件反射，终于能够按人的旨意行动。人于是满意道：这厮“通人性”了。看来，这种办法用于人本身，也同样见效。几亿中国人进了大食堂，果然就被高度驯化……
“吃饭不要钱”，是那个时代的又一个神话。自从货币出现以后，吃饭掏钱便是一种天经地义。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竟然实现了开天辟地从未有过的“吃饭不要钱”。人们进了食堂就吃，吃完了就走，真可谓“天堂不如新乐园”。不仅如此，“吃饭不要钱”这种说法，还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这是政府对民众的无偿恩赐，仿佛中国农民占了天大的便宜。既然是这样，那么政府后来有所失误，老百姓后来吃了一些苦头，似乎也就无可非议。但是，“吃饭不要钱”这种说法，却掩盖和歪曲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生产和分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农民仍然要参加劳动，而且这种劳动必须要有所收获，农民才可能有饭吃。这一点和以前并无区别。粮食仍然是农民自己种出来的，收不到粮食就仍然没有饭吃。这一点和以前也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粮食收获后，不再分配给个人，而是集中到食堂；各家各户不再起伙做饭，而是到食堂吃饭。农民付出了劳动，也就不存在“不要钱”即“白吃”的问题。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第一，这仅仅是改变了一下消费形式而已，但同时又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如可以敞开肚皮、不负责任地吃，进而引起对劳动的热情、责任感的严重降低；第二、吃食堂使农民的自主权进一步受到限制，是对农民个人人身自由、正当生活权利的一种剥夺；第三、公共食堂加速了大饥荒的到来，也加重了那场大饥荒的程度。
作者：广东农民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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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凤阳县1958 —1962年灾难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