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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帖一篇关于鲁讯的文章(转自书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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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帖一篇关于鲁讯的文章(转自书屋杂志)
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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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481
经验值: 3840
标题:
再帖一篇关于鲁讯的文章(转自书屋杂志)
(772 reads)
时间:
2003-10-22 周三, 上午7:13
作者:
萧峰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这个月是鲁迅的去世的纪念月,转一篇也算是纪念吧。
鲁迅与蛇(靳新来)
鲁迅是蛇。
鲁迅曾自比为猫头鹰。早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就喜欢猫头鹰了。回国后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教书,他在自己笔记本的右上角就画有猫头鹰。1927年,他的第一本杂文集《坟》出版,又以猫头鹰形象作为封面的装饰图案〔1〕。
瞿秋白将鲁迅称为莱谟斯,是狼的乳儿〔2〕。日本学者增田涉说鲁迅给他的印象就是像一匹“受伤的狼”〔3〕。这一说法得到广泛认同。著名学者钱理群更直接作出论断:“鲁迅就是一只受伤的狼。”〔4〕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还有一本关于鲁迅的论著,书名即为《荒原野狼》〔5〕。
以咒鲁迅名世的苏雪林曾将鲁迅斥为“老毒蛇”〔6〕,但这更多地流于一种谩骂。似乎还没有人在学理基础和肯定意义上将鲁迅称为蛇。钱理群在其富有创见的《心灵的探寻》中专辟一章《人与兽》,其中对鲁迅与各种动物的关系多有论述,但有关蛇,却只字未提。
其实鲁迅与蛇实在有不解之缘,他喜欢蛇也许超过了猫头鹰,只不过表达得更隐晦和含蓄罢了。鲁迅在文章、书信当中,多次将蛇与枭(猫头鹰)并称,且引以为“朋友”。例如,《写在〈坟〉后面》中是这样说的:“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7〕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又写道:“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对于这样的,我就叫作‘朋友’。”〔8〕将鬼与怪并称而合成一词,为惯用,而枭与蛇则不然。鲁迅既然那么喜欢枭,而又这样一再刻意地将蛇与之连用,说明了什么呢?
鲁迅的《野草》中有一首拟古打油诗《我的失恋》。诗中“爱人”的四样赠品皆是精美的爱情信物:百蝶巾、双燕图、金表索、玫瑰花,而“我”的回赠却粗俗不堪:猫头鹰、冰糖葫芦、发汗药、赤练蛇。二者对比强烈,构成讽刺效果。一般人认为鲁迅是随意选择四种俗物,搞恶作剧,但鲁迅的老友、学生孙伏园说过,鲁迅“他实在喜欢这四样东西”。这是鲁迅私下亲口告诉他的〔9〕。可见鲁迅不单喜欢猫头鹰,还喜欢蛇。
还是在《野草》中,著名的《墓碣文》中又出现了蛇。这是墓碣前面的第二段文字:“……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对此有人这样解释:“这个因自啮而‘殒颠’的‘游魂’,也就是鲁迅的‘第二自我’的化身。”〔10〕日本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先生也说:“这显然是被创作出来的‘超人’的遗骸,而且夸张点儿说,便是鲁迅的自画像。”〔11〕由此可见,鲁迅不仅喜欢蛇,而且还自比为蛇。
与《野草》写于同一时期的小说集《彷徨》,其“彷徨”便是一种蛇的名称。而“彷徨”一语出自《庄子·达生》:“野有彷徨,泽有委蛇。”成玄英对“彷徨”注疏说:“其状如蛇,两头,五采。”〔12〕以鲁迅对《庄子》的谙熟及小学造诣的深厚,对“彷徨”此意,不可能不知。以“彷徨”命名自己的小说集,既取其“犹疑不决”之义表示自己的心态,又以暗含的蛇的形象为一己作品烙上自我标记。这与当年用猫头鹰图案充当杂文集《坟》的装饰,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我们有所不知,鲁迅在他自制的笔记本封面上,不单画过猫头鹰,还画过由蛇与鹰组合而成的图案〔13〕。这说明蛇与猫头鹰一样,都是鲁迅心目中自我形象的标记。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以蛇自比,表达得比较含蓄隐晦,而且多见于私秘性比较强的篇什——《野草》、书信——之中。个中缘由不外有二:一是鲁迅怕人不理解,容易授人以柄,因为蛇在国人心目中形象可一直不佳〔14〕;二是鲁迅也不屑于他人理解,他自爱蛇,独自享用此份快乐,就好像一位收藏家深爱自己的秘籍珍宝,轻易不会公开示人一样,表达之曲折隐晦,正说明鲁迅爱蛇之深。
还有,《彷徨》扉页题有屈原《离骚》中的诗句,其中两句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字面上看,书名与这两句诗意思相悖,以往我们通常的解释是,鲁迅虽然苦闷彷徨,但借用屈原诗句又表明了他战胜自我、执着探索的坚强意志。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换一角度,我们还会有另外的解释。蛇,鲁迅不仅以之自喻,还曾以之喻路。《伤逝》中有这样的句子:“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出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是我不知道怎样跨出那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着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这条“灰白的长蛇”凶险莫测,子君便是被它吞噬的:“然而子君的葬式却在我的眼前,是独自负着空虚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严武和冷眼了。”这样看来,《彷徨》扉页的屈原句,在鲁迅心目中分明是一条长蛇的形象:一方面鲁迅是在引诗明志,一方面又是在借诗画蛇。也许这在鲁迅那里并不是自觉的,但不管怎么说,从字面意思上看,扉页题词与封面书名内容相悖;而从形象上看,二者却是高度一致和协调的。
说到路,我们自然会想到《故乡》中的名句:“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就像涓生、子君脚下的“灰白的长蛇”,似有却无,似无却有。鲁迅否定了希望,但也否定了绝望:“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行走。所以《野草》中的“过客”一再反复说“我只有走”,有人说得好:“既然走成了过客的惟一的选择,路便从此缠绕他的终身,一如缠绕拉奥孔的大毒蛇。”〔15〕鲁迅以蛇自喻,又以蛇喻路,将路与自我紧紧联在一起,其中蕴涵着他独特的生命哲学:人生的希望、自我的价值就是——在路上。
二
鲁迅故乡浙江绍兴,古人以蛇为祖先,奉蛇为图腾。汉人许慎《说文解字·虫部》中就说:“南蛮,蛇种。”春秋时期,此地是越国的中心,仍以蛇为族徽,而且按《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说:“越在巳地,其位蛇也”,就是说按古代地支划分区域,鲁迅的故乡处于蛇位。另外,鲁迅生于1881年,这一年是蛇年,鲁迅属蛇。按民间说法,一个人属什么便像什么,这样说来鲁迅先天就具有蛇的秉性。鲁迅本为“蛇种”,又在蛇年出生在蛇地,与蛇的缘分可谓深矣。当然无论是图腾文化还是生肖文化,都不是科学理论,鲁迅也绝不会当作科学去相信,但鲁迅熟知有关故乡的文化典籍,曾一度倾力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而生肖文化在中国又源远流长,这些都势必会影响到他对蛇的看法,使他天生对蛇抱有好感,对蛇多几分关注。谁能说少年鲁迅爱读《山海经》,其中没有羼杂着他对蛇的关注的因素呢?因为此书描绘了形形色色的蛇达二十多种,有大蛇、长蛇、巨蛇、白蛇、玄蛇、黑蛇,青蛇、赤蛇、黄蛇、育蛇、虎色蛇、化蛇、鸣蛇、飞蛇、肥遗、反鼻蛇、蠕蛇、琴虫、雄虺等等,还有不少人面蛇身的神。可以想见,这么多神奇的蛇,再配以大量的插图,会给一个孩子留下怎样深刻、难忘的印象。难怪鲁迅回忆起儿时的生活,没有忘记给蛇留下一笔。他专门写有一篇《阿长与〈山海经〉》,记叙了家中仆人长妈妈为他买来一本《山海经》,给他带来的那份惊喜,还两次特别提到“九头的蛇”。而他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记蛇,实在占了很大篇幅。文中详细转述了小时候长妈妈所讲的“美女蛇”的故事,当时鲁迅听后颇觉得做人之险,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但是写到这里,文章笔锋一转,是这样来结束这个故事的:“走到百草园的草丛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是不能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字里行间分明包含着对故事中老和尚无是生非、多管闲事的怨怼。结合鲁迅的另一篇名作《论雷峰塔的倒掉》,更能确证我们的这种理解。文中,鲁迅首先记叙了小时候祖母讲的“白蛇娘娘”的故事。接着写道:“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长大了,到了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作保俶塔,其实应该写作“保俶塔”,是钱王的儿子造的。那么,里面当然没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希望它倒掉。”因爱蛇而烦塔,希望它倒掉,这固然是小孩子的想法,但成年以后明晓就里,仍块垒难释,初衷不改。鲁迅从小到大,如此这般一直对雷峰塔耿耿于怀,不能不说他爱蛇之深。难怪他听说塔倒掉之后难以掩饰自己的欣喜之情,不禁推想普天之下的人民都像他一样欢欣鼓舞。这次他对法海和尚的不满鲜明而强烈地表现出来了,他竟然说:法海作为一个和尚,放下经卷来招是搬非,是因为嫉妒许仙。这样写已经够刻薄的了,但鲁迅似乎还不解恨,文章结尾对法海自作自受、躲在蟹壳里永无出头之日这种结局,大表快意,咒之为“活该”,简直就是幸灾乐祸了。对法海和尚的怨恨,正说明他对白蛇娘娘的同情。鲁迅爱蛇之深,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甚至可以说,鲁迅从小就有一种“恋蛇情结”,以致影响到他一生的生活和创作。众所周知,《社戏》是鲁迅小说中自传性很强的篇什。作品的小主人公迅哥“最愿意看的是一个人蒙了白布,两手在头上捧着一支棒似的蛇头的蛇精”,这其中不能不说沉淀了鲁迅童年的记忆。说起来,鲁迅对什么风光名胜向来不感兴趣。提起雷峰塔来,他的印象是“破破烂烂”。至于“雷峰夕照”,什么“西湖十景之一”,他也说“并不见佳”,明显表示不屑。为什么雷峰塔一倒,他竟然那么关注?写了一篇《论雷峰塔的倒掉》犹嫌不足,又写一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这固然是由于鲁迅赋予了“白蛇娘娘”这一神话故事反封建的现代意义,但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承认鲁迅从小就有的“恋蛇情结”在潜意识层面影响了他。另外,鲁迅写的第一篇历史小说是《不周山》(后收入《故事新编》时改名为《补天》),为什么作者一开始创作就想到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谁能否认其中“恋蛇情结”的潜在作用?〔16〕因为女娲,就是一条“女蛇”,郭璞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17〕而且有研究者已令人信服地指出,鲁迅在塑造女娲形象时,也把自己写了进去〔18〕。这看似鲁迅任意为之,信笔点染,但如果了解到鲁迅与蛇的关系,我们就会知道,这实在是其来有自。
1923年8月,在北京生活的鲁迅离开八道湾借住进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同院的俞家两姊妹,一个生肖为猪,一个生肖为牛,鲁迅就分别叫她们“野猪”、“野牛”。而孩子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回敬他为“野蛇”,鲁迅欣然接受了〔19〕。这固然是鲁迅与孩子们开玩笑,但在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出:将一个人的性格与他所属的生肖联系和对应起来看待,确实是鲁迅的一种思维方式。这样看来,鲁迅既然那么爱蛇,他本为“蛇种”,又在蛇年生于蛇地,生肖为蛇,那么将自己比作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三
无论称鲁迅是猫头鹰,是狼,还是蛇,当然都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着眼于鲁迅与它们各自的种种相关性、相似性。
猫头鹰惯常出没于夜间,它还有一对敏锐的眼睛,能洞察黑暗中的一切风吹草动,而一旦发现目标,便迅速出击,用那一双凌厉的利爪将其捕获。猫头鹰,可称得上是黑夜中的精灵和英雄。鲁迅曾作《夜颂》一篇,称赞“爱夜的人”,“领受了夜所给予的光明”,“自在暗中,看一切暗”。鲁迅正像猫头鹰一样,是善于在黑暗中战斗的智者和勇士。另外,在过去的传说中,猫头鹰是报丧的鸟,它的鸣叫是不祥的。而鲁迅却说:“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20〕明确与猫头鹰认同。
瞿秋白说鲁迅是莱谟斯,主要着眼于鲁迅与劳苦大众的血肉联系,着眼于他作为“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所具有的“群众的野兽性”〔21〕。至于后人称鲁迅为“受伤的狼”或“荒原野狼”,大抵是在此基础上的引申,更多地强调鲁迅作为一名思想先行者的孤独感及其所具有的现代主义意味。
比起猫头鹰和狼来,蛇不仅具有自己的个性,而且在中外文学史上更富文化含量和价值。鲁迅与蛇的关系是丰富的、多重的。
同猫头鹰、狼一样,蛇也有一种野性(当年有孩子们与鲁迅开玩笑,称他为“野蛇”,鲁迅就笑着反问道:“蛇也有不是野的吗?”〔22〕)。不过,野蛇更多的像鲁迅笔下的野草,意味着被放逐、被遗弃、被边缘化,也意味着一种主动、自觉的叛逆。蛇出没于荒郊野外,与野草倒真有天然的亲和力,俗语就有“草中饿不死蛇”的说法(我们可否这样推论:鲁迅将用以书写自我的篇什结集命名为《野草》,存在着一暗含的前提,那就是鲁迅完全把自己视为蛇。如若此说成立,那么《野草》的本真含义应该是:鲁迅自我灵魂的栖息地)。蛇从来耻于被豢养,与猫、狗、猪之类的家畜、爱物根本不是一路。《史记·晋世家》载:“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23〕鲁迅正属于那条“独怨”而遁的蛇。在古代,这条蛇的出路只有一条:隐逸山林,乐得逍遥。而鲁迅虽有出将入相之才,胸藏啸虎,手握灵蛇,但抽身于庙堂之外,又不屑于山林之中,既耻于“帮忙”,又厌恶“帮闲”。他独行于荒原旷野,跋涉于荆棘草莽,为现代独立知识分子辟出了一条新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野外,蛇在行,鲁迅在行。
按中国传统的说法,蛇为龙类而属阴,阴不明正,气为妖孽〔24〕。而龙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阳”的象征。《周易》开篇《乾》卦六爻即取“龙”为“阳”之象,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马融曰:“物莫大于龙,故借龙以喻天之阳气也。”〔25〕龙与蛇,一阳一阴,一正一邪,多牴牾对立。中国人苦心制造了一个本不存在的龙,又赋予它呼风唤雨的超凡的力量,对之顶礼膜拜,而后又自命为“龙的传人”,仿佛也就有了龙的神奇和荣耀,几千年来一直陶陶然、欣欣然。然而叛逆的蛇蛰伏已久而横空出世,挟裹了汹涌的阴风妖气,一扫龙的历史的美丽光环,搅醒了龙的子孙的虚幻美梦。鲁迅说过:“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了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26〕当年,阳春三月,蛇冬眠后出洞,在书屋蛰居多年的鲁迅度过了他生命的冬季,终于走出来向世界发言了: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27〕
这是“真的愤怒”、“真的声音”,惊世骇俗,一针见血,在崇尚中庸平和的中国,非大智大勇者不能口出此言!让人仿佛嗅到一股股长蛇的毒厉之气。有人说鲁迅这人有“鳄鱼的气味”〔28〕,其实再没有比用“毒蛇的气味”来形容而更恰切了。鲁迅曾这样说过:“从三皇五帝时代的眼光看来,讲科学和发议论都是蛇,无非前者是青梢蛇,后者是蝮蛇罢了;一朝有了棍子,就都要打死的。既然如此,自然还是毒重的好。”〔29〕而且他还曾批评女性的论辩文章“只有小毒而无剧毒”〔30〕,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毒蛇的气味”正是崇尚以暴抗暴、以毒攻毒的鲁迅所认同和追求的:“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世间原本真实的一切,一入这条蛇的阴骘的法眼,无不变得可疑起来。对中国古老文明来说,鲁迅不啻是一个妖孽,是一个百年不遇、千年成精的蛇妖,他使龙的历史遭到前所未有的覆顶之灾。鲁迅笔锋所至,无不似毒蛇吐信,带有制敌于死命的杀伤力。按郁达夫的话说,就是“寸铁杀人,一刀见血”〔31〕,具有“一种喝了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32〕。而且字里行间常常扑散着一团团阴气、邪气、毒气、鬼气,让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人疑惧、惶恐、惊悚、震颤。而他无论生前身后,都被无休止的攻讦、谩骂、误解、歪曲所缠绕和包围。他的文章屡遭“开天窗”、“抽肋骨”的厄运,他的笔名也是一换再换。有生之年,他还一度被视为“文妖”而“通电全国文艺界一致攻击”〔33〕。翻一翻那些“骂”他的文章,满篇充斥着的多是“绍兴师爷借刀杀人”、“毒笔的文人”、“阴贼”、“刻薄”、“恶毒”、“险恶”、“睚眦必报”、“含血喷人”之类的字眼。有人说:“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34〕还有人说:“他的笔尖只涂抹灰色的‘幻灭的悲哀’”,他的《野草》一展开“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35〕苏雪林更是直接将鲁迅咒为“老毒蛇”,说他“腔子里充满毒液,不向人发泄,则奇毒攻心,势将自毙”〔36〕。她不仅惊恐于鲁迅的存在,而且念及鲁迅身后“所遗留的恶影响”,竟然也感到“毛骨悚然”〔37〕。自古及今,还没有谁能像鲁迅这样,让这些君子、绅士、革命家、社会贤良、国家支柱们感到浑身不自在,甚至于惶惶然不可终日。中国人,所谓“龙的传人”,对蛇这一异类从来都是既敬又怕,就是谈不上喜欢和亲近,他们也很难真正地理解和接受鲁迅。
这的确是一条奇异的毒蛇。在一个有着悠久的龙的传统的国度,身陷于龙的子孙的包围之中,对叛逆的蛇来说,“四面都是敌意”,他的反抗注定是孤独的“韧的战斗”。鲁迅“看透了造化的把戏”,痛恨“卑怯”,决不“中庸”,反对“费厄泼赖”,在“无物之阵”里,面对他所遇到的,举起了投枪。直到逝世前一个月,提及他的“怨敌”,他还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38〕。他明确表示自己做事的一贯态度是“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39〕。鲁迅敢恨敢爱。爱,爱到底;恨,恨到死。一如当年纠缠着他的寂寞灵魂的大毒蛇,他也死死地纠缠着他认定的目标。大如“国民性”问题探讨,小至对某个人的厌恶,鲁迅一生都耿耿于怀,从未懈怠。在龙的国度里,这是蛇特有的品格。然而鲁迅对自己却表示了真诚的憎恶:“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40〕那条“口有毒牙”的长蛇,“不以啮人,自啮其身”。鲁迅自白道:“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41〕首先他发现:在中国,自古龙蛇一家,难分难舍,“龙或时似蛇,蛇或时似龙”〔42〕,因了年代的久远,二者的关系实在有些暧昧: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虽然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更可怕的是,鲁迅意识到蛇以毒攻毒,在保全自我的同时,似乎又是在传播毒素,树起了毒的大纛。这实在有悖于自己的初衷。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该怎么做?一向坚决的鲁迅从未这样困惑过。“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然而,“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蛇“终以殒颠”,勇敢如鲁迅者也不敢正视自己,几乎是出于本能地仓皇退却了,“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这条似乎痴于自啮的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么真实的鲁迅,让我们看到了一颗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
《圣经·旧约》上说,由于蛇的引诱,伊甸园里的夏娃、亚当吃了禁果,眼睛明亮起来,认识了自我。对这个故事,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专门作了记述:“伊甸有树,一曰生命,一曰知识。神禁人勿食其实;魔乃托蛇以诱夏娃,使食之,爰得生命知识。”晚年在他的二楼卧室,镜台上置有三幅木刻,其中就有一幅《夏娃与蛇》〔43〕,可见鲁迅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在这个故事中,蛇成了魔鬼的化身,成了人类觉醒的先导。而鲁迅之于华夏民族,正如蛇之于亚当、夏娃。蛇敢于拂逆全能上帝的意志,而鲁迅向千年不变的各种信条提出了大胆的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是他,这位现代中国摩罗战士,引领一个古老民族开始从蒙昧走向觉醒,从死亡走向新生。然而蛇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它受到上帝严酷的惩罚,终生“腹行而土食”。蛇的这种命运,得到鲁迅深深的认同。他对人生之苦本来就有太多的深刻的体认,一再感叹“人生苦”、“无量悲苦”、“绝望”等等。然而他又明确表示要“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44〕。鲁迅是一位自觉的受难者,在缺少罪感文化传统的中国,鲁迅却怀有深深的罪恶感,这使他比任何人都具有牺牲精神。终生“腹行而土食”的蛇,让我们想到鲁迅笔下一直都在不停息行走的“过客”,让我们想到一生都在“与绝望抗争”的鲁迅。
注释:
〔1〕〔9〕参见姜德明:《鲁迅与猫头鹰》,《活的鲁迅》,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167页。
〔2〕〔21〕参见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6、526页。
〔3〕〔18〕参见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27页。
〔4〕参见钱理群:《心灵的探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页。
〔5〕参见杨兹举:《荒原野狼》,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版。
〔6〕〔34〕〔35〕〔36〕〔37〕苏雪林:《鲁迅传论》,转引自孙郁编《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3、51、271、273页。
〔7〕〔41〕〔44〕《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140页。
〔8〕〔30〕〔40〕《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4、40、431页。
〔10〕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92页。
〔11〕(日)竹内好:《鲁迅》,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页。
〔12〕《汉语大词典》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年版,第928页。
〔13〕参见《鲁迅与书籍装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14〕苏雪林就《野草·墓碣文》借题发挥,将鲁迅与蛇联系起来而“恶骂”一通。参见孙郁编:《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15〕林贤治:《娜拉:出走或归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16〕值得注意的是,《故事新编》中的各篇,并不是完全按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来写作的,例如关于墨子的《非攻》(1934)就写在《理水》、《采薇》(1935)之前。也就是说,《补天》写在第一篇,单纯解释为作品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最早,这是不够的。
〔17〕转引自《古本山海经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575页。
〔19〕〔22〕参见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专著),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页。
〔20〕〔38〕《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612页。
〔23〕司马迁:《史记·晋世家》,《史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62页。
〔24〕参见《中华神秘文化辞典》,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440页。
〔25〕参见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页。
〔26〕〔39〕《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0页。
〔27〕鲁迅:《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正值农历三月,而吴越间有“三月三,蛇出洞”的说法。
〔28〕参见曹聚仁《鲁迅评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60页。
〔29〕《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页。
〔31〕〔32〕郁达夫:《郁达夫忆鲁迅》,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9、21页。
〔33〕转引自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页。
〔42〕王充:《论衡·讲瑞》,参见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30页。
〔43〕参见李欧梵:《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铁屋中的呐喊》,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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